清代以来东北地区民族构成及地名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地名论文,清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民族地理环境，是影响地名产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一个地方的语言标志，地名通常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以本民族的语言命定的。我国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黑龙江境内，由于清代满族南下进关和关内汉族人民的踊跃流入，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使得整个区域的地名经历了从满语为主到汉语为主的转变过程。考察东北（本文以吉林、黑龙江为限）地名及其所处的民族地理环境尤其是区域民族构成的变迁，有助于我们认识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
一、清初东北地区的民族分布与地名特点
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先秦古籍中的肃慎人，就是满族的最早先人。汉代以后，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分别记载的挹娄（汉、三国）、勿吉（北朝）、靺鞨（隋、唐）、女真（辽、宋、元、明），是肃慎的后裔，也是满族的先人”。（注：《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第1页，中华书局1979年。）到明朝末年， 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1644年5月，满族贵族率兵入关， 东北地区在很长时间内受到了保护，阻止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进入。这样，清初吉林、黑龙江地区，就形成了以满族为主，蒙古族及少量的鄂伦春、赫哲等民族为辅的局面。
在这样的民族地理环境中，吉黑两省区的地名，自然主要由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满族人民，用满语来命名。《吉林外纪》载，吉林“以国语、骑射为先。”“珲春旧无丁民，亦无外来民户，皆熟国语”。（注：萨英额：《吉林外纪》卷八《风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宁古塔纪略》称，“凡各村庄，满州人居者多，汉人居者少。”（注：吴桭臣：《宁古塔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龙江三纪》本。）这种状况确立了满语的主导地位。“吉林地皆满洲、蒙古，山川地名、人民风土又多系国语，以汉文字音求之，鲜不讹谬。”（注：《吉林外纪·叙》。）现代语言学认为，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以汉字记录的满语地名语音，显然不可能同时从字面上体现该地名的语词含义，这反过来又证明了它的语源不可能是汉语。以《大清一统舆图》北四卷、北五卷所显示的一个局部为例。图上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后直至乌苏里江口这一段，称作混同江。所标注的地名基本上是满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地名的音译汉字。自三姓（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以下的混同江沿岸，以及乌苏里江自尼满河口以北河段的两岸，分布着71处居民点，其中有67处是以“噶珊”为通名的（有两处作“噶山”，属同词异译）。《大清一统舆图后跋》说明了地名注记的情形：“其四裔自汉语外，杂用国语、蒙古语、托忒语、唐古特语、俄罗斯语，春秋公羊家所谓名从主人也。……噶珊、拜商，堡也。”图上注记符号也表明它们属于“城守尉以下所驻堡镇。”这些规模较小的戍守据点成为日后形成小聚落的基础。《吉林外纪》称“噶珊，乡村也”（注：《吉林外纪》卷九《古迹》。）。这些地名，经过汉字音译之后，削弱了它们在满语等少数民族语中的音准，我们更不能从现有的汉字形式上按照汉语的习惯去揣度地名的含义。其中有些专名的语源，通过历史文献至今还能知其大略。例如：巴兰噶珊“巴兰，国语，形势也。”（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六十七《吉林一·翻译语解》。）此处的“国语”即满语。类似的满语地名如乌苏里江：乌苏里，下游；安巴河：安巴，大；殷达穆河：殷达穆亦作音达木，旺盛；诺罗河：诺罗，禽鸟众多之地；佛思亨山：佛思亨，甑子；……这些表明，在上述地名形成的年代，满族是这个区域内的主体。
在清代前期，赫哲族也是活动在黑龙江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赫哲族历史上曾有黑斤、赫斤、黑真等异译名称，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在地名中也留下了记录。前述“噶珊”地名群中，“佳穆斯噶珊”就是两种语言混合的地名，通名“噶珊”是满语音译，专名“佳穆斯”则源于赫哲语，意为“骨头”。今同江市旧名“拉哈苏苏”，赫哲语即“老屋”之意。图上有一注记作“奇勒尔赫哲人等所居。”这些文化遗迹，正反映了赫哲族的奇勒尔等部族活动的范围。祁俊藻（1793—1866）著《富克锦舆地略》，记载了富克锦（治今黑龙江省富锦市）的屯镇与卡伦，例如：“富克锦城起，顺江南岸，西南至富替新，赫哲兵住址，六里。由彼向西南五里，有古迹土城一座，至喀尔库玛，赫哲兵住址，一百二十里。……”。在这篇不足800字的文献中，记载了赫哲兵住址 12处。祁俊藻的记载表明，赫哲族曾是黑龙江地区除满族以外的又一主要民族。
吉林、黑龙江地区以满族为主体的社会环境，对区域山岳、河流名称的影响同样明显。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嘉庆重修一统志》刚刚修纂完成，这时距满族入关已近二百年，而卷六十七《吉林—》所载主要山名，满语仍占绝对多数。我们统计，该卷以一级词目列出的山名共153个，以通名分类，包括山95个，峰22个，岭11个，冈4个，崖2个，峪1个，窝集18个。经与卷后所附《翻译语解》及《盛京通志》、 《吉林通志》等文献对照，可以判定语源为汉语的有28个，占总数不足1／5，其中又有9个同时注有满语名称。在清朝前期， 以满语为主体的非汉语山名，比例应当更高些。这一切表明，在清朝初期，满族人民、满语以及源于满语的地名，构成了吉林、黑龙江一带民族地理环境和地名特点的主要方面。
二、区域民族构成的变化
清初满族入关和其后关内汉族人民的陆续迁入，是改变东北地区民族构成的关键，而后者的影响尤其巨大。这是清朝以来东北垦荒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清代以来东北垦荒政策的发展：
清朝定都北京后，致力于保存东北这块根据地，对关内汉族的流入采取了限制政策。但是，东北大片适宜农耕的土地人口稀少，而关内山东、直隶等地人口相对稠密，人均可耕地有限。他们为生存所迫离别故土出关垦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顺治时期为救济关内灾民，曾公布辽东招垦令，适度开放了部分地区，以示对被统治的汉族人民的怀柔之意。但到康熙七年（1668）又将招垦令废除，并在交通要隘设卡伦戍守，“吉林通省恩特赫谟特布赫卡伦四十四，雅克什谟特布赫卡伦六十一，共卡伦一百零五处。各驻隘要，以杜飞揚人参，并查偷打牲畜、私占禁山、流民等事”（注：《吉林外纪》卷三《驿站》。）。“卡伦”为满语译名，意为“防守处”或“哨所”；“恩特赫谟特布赫”、“雅克什谟特布赫”，分别为满语“常设”、“关设”之意。常设卡伦一年不撤，关设卡伦三月初一日出派，十月初一日撤回，其职责之一是防止流民挖参、开垦禁地。但是，乾隆时期流民出关开垦者仍不可阻止。例如，宁古塔（在今黑龙江海林市）“乾隆四十六、七年，续增流民垦地一千三百二十一亩。”（注：《吉林外纪》卷七《田赋》。）伯都讷（在今吉林松原市宁江区）“乾隆四十二年以后，续增陈民、流民及娄王氏、孙悦明各控地案内，并查出黑林子、拉林河西岸等处民人垦地二十四万五千六百八十三亩。”（注：《吉林外纪》卷七《田赋》。）三姓“乾隆四十六、七年，续增流民垦地六十六亩”（注：《吉林外纪》卷七《田赋》。）。又如，长春厅“郭尔罗斯公恭额拉布坦，私召内地民人张立绪等开地，嘉庆四年奉旨，派将军秀林会同盟长拉旺前往查办。将军秀林等以事阅多年，已开地二十六万余亩，居民二千余户，未便驱逐，奏请设立通判、巡检弹压，归吉林将军管辖。”（注：《吉林外纪》卷二《疆域形胜》。）嘉庆八年（1803）公布移民章程，规定“凡农民出山海关，必须严查登记”（注：长顺等修：《吉林通志》卷三。）。在这之后，移民涌入关外已不可逆转。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光绪年间日俄对东北的侵略等重大事件，加剧了清朝的政治、经济危机，朝廷被迫改变了从前的封禁政策。咸丰十年（1860）之后，陆续开放吉林荒地。据《吉林通志》载，自道光四年（1824）至光绪十八年（1892），吉林开垦及放出荒地1,061,627垧271亩（注：据《吉林通志》卷三十一上《食货志四·屯垦》统计。）。清初浙江山阴人杨宾（1650—1702）在《柳边纪略》中说：“宁古塔地，不计亩而计晌。晌者尽一日所种之谓也，约当浙江田二亩零。”“晌”与“垧”通。以此计算，则合2,123,525亩余，约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 ）吉林田地155,984亩（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六十七《吉林一》。） 的13.6倍。这期间各府厅州县人口649,948人（注： 据《吉林通志》卷二十八《食货志一·户口》统计。），比嘉庆二十五年的566,574 人（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六十七《吉林一》。）增加了83,374人。
民国时期，东北垦荒规模更大。1928年《东方杂志》载文统计，“近年以来直隶、山东、河南各省，兵连祸结，战争频年不已。加以天灾流行，盗贼蜂起，去年直鲁灾区之大，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兵匪、旱灾与蝗虫相互为因，酿成极严重之饥馑。……灾区中之居民，有田不得耕，有房不得住，于是颠沛流离于道路，辗转而赴东三省者，不下百余万人。”（注：朱楔：《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二十五卷十二号，1928年。）当然，其中包括暂时移民和永久移民。据统计，1927年移入938,472人，移出394,247人，余留544,225人；1928年移入1,021,942人，移出341,599人，余留680,343人（注：李长傅：《满洲地理研究》，《新亚细亚》二卷二期，1931年。）。永久性的移民成为当地人民中稳定的组成部分，改变着区域民族的构成和人口分布，也使吉林、黑龙江等地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民族地理景观。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阻滞了关内移民的进入，但此前形成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并未产生根本的变化。
（二）汉族移民激增，改变了区域民族构成：
东北地区民族构成的改变，除了满族自身的发展问题之外，关内汉族移民的增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前者而论，清初作为主力军的八旗士兵在战争中的损伤，消弱了本民族人口发展的基础。清人记述道：“国初自定中原后，复遭三逆之乱，故八旗士卒，多争先用命，效死疆场，丁口稀少。”（注：昭可梿：《啸亭杂录》卷一《爱惜满洲士卒》，中华书局1980年。）满人不谙农事而东北大片土地又适合耕种，朝廷对这里的保护，在无法抵御政治经济危机时被迫开放，汉族的涌入并占据人口的优势，只是迟早的事情。就后者而论，清初东北封禁甚严，宁古塔成为犯罪的汉族人士流戍之地，但他们的到来，使这里出现了中原文化的影子。道光初年，关内汉族农民的到来，则改变了东北人烟稀少的景况和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而光绪末年的放垦，对黑龙江的民族构成影响尤其明显。1929年，汤尔和在翻译中东铁路局商业部编《黑龙江》（一名《江省民物志》）时说：“今之黑龙江省，在二三十年以前，尚委诸少数旗兵及游牧人种之手。苟有汉人，亦刑人流窜编管兵籍者也。当是时，黑龙江全省，实为榛莽之区，山深林密，人迹不至，达呼尔索伦诸族，驱其驼马，逐水草所至，朝暮迁流而已，乌有所谓农业哉。呼兰河流域、松花江沿岸，今所称为谷仓者也，在当时，唯有灌木丛生，狐兔出没，荒凉寥穴，长与终古而已。汉人一至，乃披荆斩棘，以血肉筋力与鸟兽争，与气候争，与洪水争，与土人争，乃至与饥饿疾病争，遂有一九○六年以后之天地。迄于今日，凡人踪所至，无不有吾人足迹。任观人口表，无论荒陬僻壤，汉人之数必在一切人群以上。”（注：汤尔和译：《黑龙江·译者弁言》，商务印书馆1932年。）1931年有人估计，“今日三千余万之东北人民，汉族实居百分之八十以上。”（注：胡伯玄：《东北四省之建置历史与民族源流》，《新亚细亚》三卷五期，1932年。）这就为汉族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吉林、黑龙江民族构成的变化，在晚近一些地方志中也有所反映。伪满吉林省公署民生厅1928年编《吉林省乡土志》，列专节记载“地方民族变迁之原因”（注： 伪满吉林省公署民生厅编：《吉林省乡土志》，1928年。本文采用吉林文史出版社1936年《吉林乡土志》本。）：
蛟河县：“本县民族，土著人民綦少。所居人民，多系来自河北、山东各省而移居斯土者。”
敦化县：“在五十年前，人烟稀少，森林稠密，当时仅有少数汉人由山东及关内各处自由移入。……嗣于光绪十二年，经官方出放荒田，渐而前来领荒者陆续增多，散居于各山水临近之处，于是始以开垦为正业。继因京图铁路之开通，则民族更加增多矣。”
磐石县：“各地之民族，汉族居多，满族极少。”
伊通县：“本县汉族，有自清康熙末年，历乾隆各朝代，由直、鲁、豫各省陆续至各处，自行占荒垦地。初，……仅三四家，继则呼亲唤友，而成聚落。”
双阳县：“清道光年间，尚为荒野，并无居民。以后汉族渐来居此，斯时即为开荒斩草者。”
九台县：“于清初时，首先不许汉满杂居。后至末叶，渐次始有汉民移入。本地汉民族，十之八九均系由关内各省自由移入者。”
扶余县：“汉族之肇端于清康雍之世，潜滋于乾嘉之朝。至许其有土地权，则始于道光年间。……至光绪十四年，勘名升科，亦俱陆续开放，汉族乃趋此若归市。查此间汉族，原鲁籍为多，燕籍次之，晋籍又次之，余则只少数（鲁籍占十分之六，燕籍占十分之二·五，晋籍占十分之一·五）”。
德惠县：“本县居民概为汉族。饮马河东部，多由山东、河北、山西等省移入者。饮马河西部，则多系于奉天盛京以西及热河等处移入者。此地从前归蒙古直辖，嗣经招户开垦，约距今百年前（即清道光年间）放荒令下，即有以上各地之汉族源源而来，开垦耕种，从事农桑。”
榆树县：“秀水原无人烟，至康熙年间，始有私垦之汉人来此。至乾隆六年，居民渐集。”
除汉族之外，还有一些回族迁入。伊通县：“本县回族，多在乾隆年间，随同汉族自直鲁各省陆续来至界内。”扶余县：“本县之回族，来自鲁省者为多。其初至斯土也，肇于清乾隆之元年。”
至于满族的分布，出于多种情况。蛟河县“自满清始祖招集满洲民族来兹屯垦，以至现在”，不少村镇“尚有当时之遗族也”。伊通县“满族之移入，由于驻防，始于清雍正六年”。扶余县之满族，“自康熙五十二年，就吉林余丁，编成满洲兵四百名，驻防伯都讷，此为其始也。嗣后，来自宁古塔、黑龙江、北京者亦多。……此外，间有原土著迁余之瓜尔察氏族，及自京来之佛蒙古同化其间”。舒兰县法特门等处，“多系于满清定鼎后，被拨在京之旗族”。九台县的满族，“当清初时，系随龙过来而成部落者”，即随着满洲贵族南下入关而迁移至此的。而德惠县“满族虽有，已与汉族同化莫辨矣”。
三、人口迁移影响下的区域语言环境及地名的变迁
汉族人口的大量流入，促成吉林、黑龙江地区，由满族满语为主，向汉族汉语为主的转变。区域语言环境的巨大变迁，随之引起了地名的新发展，越到后来这个进程越迅速。
（一）区域语言环境的渐变与突变：
清代以满族入主中原，满文满语自然受到朝廷的特别推重。康熙二十八年（1689）赴宁古塔省亲的杨宾，在《出关》诗中写道：“谁道车书是一家，关门依旧隔中华。已看文字经重译，更裂军繻过五花。”（注：《柳边纪略》卷五。）这正是清初山海关外地区语言文字与中原迥异以及朝廷限制汉人出关的反映。到乾隆时，尽管满族官员已接受了汉文化的深刻熏陶，但统治者主观上仍在强调满文和满语的教育。《啸亭杂录》说：“本朝初入关时，一时王公诸大臣无不弯强善射，国语纯熟。居之既久，渐染汉习，多以骄逸自安，罔有学勚弓马者。纯皇习知其弊，力为矫革。……再满洲旧族，其命名如汉人者，上深厌之，曾谆谆降旨，不许盗袭汉人恶习。”（注：《啸亭杂录》卷一《不忘本》。）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四十三年（1778），二十年间不以满文翻译作为科举考试科目，表明皇帝对满语可能失去原有地位的担心。
但是，汉语影响的不断扩大，是不可阻止的趋势。在满族人关之前，已用满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定鼎中原后，满汉两族在文化生活中的差异明显减少，移居北京和关内各地的满人逐渐通用汉语。而随着大量汉族的移入，关外使用的语言也在发生着变化。成书于道光七年（1827）的《吉林外纪》载：“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然满洲聚族而处者，尤能无忘旧俗。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惟赖读书仕宦之家，防闲子弟，无使入庄岳之间。娶妇，择屯中女不解汉语者，以此传家，庶能返淳还朴，不改乡音耳。”（注：《吉林外纪》卷三《满洲》。）但是，人为限制满汉语言文字和经济生活的交流，并不能达到满族统治者的初衷。例如：宁古塔风俗“尚淳实，耕作之余，尤好射猎。近年汉字事件日增，兢谈文墨”（注：萨英额：《吉林外纪》卷八《风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可见，社会的发展使得语言环境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嘉庆以后，尤其是光绪与民国时期，这个变化相当剧烈。1931年，据在东北经营垦殖合作社的雷殷估算，“开辟东三省农业者，可谓全为山东人之力，现在三千万人中，十之九皆为移来之山东人及其子孙。三十年前，全东三省不过三百万人，现在已达三千万，可见移民入境之多，其进步之速。民国十六、七年之间，每年移来百万人，留住者则在五六十万也”（注：雷殷：《答询问移垦东北》，《东方杂志》二十八卷十三号，1931年。）。如此大规模的关内汉族（其中包括少量使用汉语的回族）人口在东北频繁流动，加速了汉语的推广和满语的衰微。雷殷告诉有意前来垦荒的人们：“东三省普遍通行之语言，为国语。学习注音字母，并买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国语留声机片学习之，半年则言语可通”（注：雷殷：《答询问移垦东北》，《东方杂志》二十八卷十三号，1931年。）。这里的“国语”已不是清朝定为国语的满语，而是政府倡导的标准汉语了。这些表明，吉林、黑龙江地区随着汉族人口迁入而产生的语言环境的变化，已完成了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形成了全新的语言地理格局。
（二）民族、语言影响下的区域地名变迁：
随着民族构成和语言环境的变化，吉林、黑龙江的地名演变，主要表现为下列四种情形：
1、在满语地名的基础上，取其音译汉字的一部分， 或据音译汉字的谐音和音转，构成貌似汉语成分的新名称。这类地名变迁，在吉林、黑龙江比较普遍。人们往往为求简捷而省略满语地名的部分音译汉字，或者根据满语名称的语音，在汉语环境中一转再转，据此写出的汉字，显然和原语相差很远。例如，“吉林乌拉，……国语吉林，沿也；乌拉，江也。以军民住居沿江之一带也。康熙二十四、五年间，谕旨内谓几林乌喇，旧志又谓吉临乌喇。曰几与吉，临与林，汉字音同也。今通称吉林，从汉语之讹，省文也。然于国语不相属焉。”（注：《吉林外纪》卷二《疆域形胜》。）这是截取汉字译名的一半而为名。清光绪以后吉林增设府厅州县，“其各属命名，类多沿袭满洲旧名，但以音讹音转之异，动失其据。复以文义附会，惟求其雅，不知满语俱有所谓。如苏瓦延，本浊流之谓。今一转再转而为双阳是。”（注：魏声和：《吉林地志》卷首《凡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这就属于音转的典型。又如，“饶河县，土名挠力河。……满洲语，禽鸟众多地曰诺罗。汉音转为挠力，设治时又因谐音生义名之。”“虎林县，土名呢玛河。……呢玛，满语山羊也。七虎林河，满洲语本音作希忽林河。县治在河之左岸。”（注：见《吉林地志》各县条下。）明确了这些地名的诞生过程，就可以减少一些望文生义的解释。
2、同一地方的汉语和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并存， 但汉语地名更具官方地位。这反映了由于民族和语言环境变迁而使汉语地名后来居上的情形。“临江县，土名拉哈苏苏。……拉哈苏苏，黑斤语，老屋之谓。设治顷以地当松、黑两江之汇口，故名临江。”“绥远县，土名伊力嘎，……县治在伊力嘎山东北。”“长寿县，土名蚂蜒河，……蚂蜒，满语，肘也。谓河湾抱如人肘也。长寿之名，因县治东有大小长寿二小河，设治时遂以名县。”（注：见《吉林地志》各县条下。）这种情况，在州县设立初期尤其普遍。魏声和在1913年时说：“各属设治未久，今凡舟车所经，仆夫告语，犹俱举土名。顾其名称，出自满语者亦居半，且多与地理关合。”（注：魏声和：《吉林地志》卷首《凡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随着时代的更替，不少土名被后来者淡忘了，但也有一些成为官方名称。比如，“滨江县，土名哈尔滨。……蒙人以此地草甸平坦，遥望如哈喇，蒙语因称为哈喇宾。汉语讹转，又易喇为尔。土音喇、讷、尔、勒等字，俱无大区别。设治顷以此地临江，且就土人之惯称，故名。”（注：《吉林地志》滨江县条下。）哈尔滨一名的发展，显然是始料不到的。
3、晚近大量增加的汉语地名。山东、直隶等地的汉族涌入后， 原本人烟稀少的东北旷野，人口密度迅速增加，大大小小的聚落相应增多，区域地名的数量也空前丰富起来。这些使用汉语的人们当然要用汉语来命名自己居住的新地方。这些地方，有许多是在垦殖合作社基础上形成的，这些社名往往表现出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例如，清末比较重要的垦殖合作社，吉林府有博文、笃行、诚忠、允信、耕读、勤俭、敦原、崇礼等社。宁古塔有威远、居仁、由义、讲礼、兴让等社。珲春有春和、春芳、春华、春明、春融、春阳、志仁、尚义、崇礼、勇智、守信、明新等社（注：《吉林通志》卷三十一上《食货志四·屯垦》。）。清末直隶人到东北经营日用商品，设立大商店和钱庄票号。“此等大商店，实后日都市发达之基础也。现呼兰平野之新开垦地方，有长盛、永和、祥盛等地名，于以知直隶人经营商业之状况矣。……经营酿酒业，……现满洲地方，尚有酒坊、伏隆泉、永盛泉之地名存焉，实于殖民史上留一永久纪念也。”（注：吾生：《汉族开拓满洲史》，《东方杂志》十四卷十一号，1917年。）当然更多的是以大众化的口语命名，如清末吉林垦荒之地的名称，有板子房、东四牌、西四牌、桦皮甸子、荒沟河、北坎下、八里荒、凉水泉、二道河子、晒网处……。前者属于一种应急措施，而后者与清末民国垦殖合作社的命名有共同之处，都是以抽象概念为名。它们的出现，极大地加重了东北地名的汉语比例，从而使之成为区域地名的主体部分。
4、满语地名的悄悄隐退。这种情况， 在山岳名称中表现尤为明显。地名具有相对稳定性，它的变化往往滞后于时代的变化，山岳名称的变化理应更慢些。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说：“如果异族入侵并占领，驱逐或征服了原有的居民，它往往要使原有的名称适应征服者语言的精神，或者完全废除旧的名称，代之以新的名称。一般说来，给地点起个新的名称比较容易，而对于山峰和河流的名称则只是作出改变，也可以说是加以肢解。”（注：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41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我国东北地区，由于关内汉族移民的涌入而改变了区域民族构成和语言环境，与上述所谓“适应征服者语言的精神”，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民族融合与民族征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吉林、黑龙江地名的改变却丝毫没有减弱，即使最应当保持稳定的山名也是如此。《嘉庆重修一统志》吉林卷山川部分，以一级词目出现的153个山名，显然属于这里比较重要的那些。 以国家测绘局1984、1985年印刷出版1∶100万地形图与《大清一统志》山名对照，二者一致的相当少见。清代吉林包括的范围，除了现在的吉林省外，还有今黑龙江省东部地区以及鄂霍茨克海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俄罗斯所属广大地区。《大清一统志》吉林卷所载山岳，在今吉黑两省内者，初步判断约有130余个，其中绝大部分是以满语命名的。 在它们分布的范围内，现代的1∶100万地形图上，标有山、岭、峰名64个（绵长山岭分幅多次注记的只统计一次），其中只有9 处带有满语（或蒙古语）音译汉字的特征，它们是额图山、吉林哈达岭、完达山、那丹哈达岭、肯特阿岭、富尔岭、牡丹岭、哈尔巴岭、英额岭。其余山名则是典型的汉语东北方言构成，如老鸦顶子、红石砬子、大锅盔山、老爷岭、龙岗山之类。即使考虑到由于制图综合而减少了山名注记，但除了长白山之外，《大清一统志》与现代地形图山名无一相同，这也足以表明区域地名的语种及山名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
满语地名的少量遗存，显示以往曾经有过的民族和语言环境，这是满语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之一。它们的音译汉字，原本从书面上不能看出连贯的语词含义，这也因此成为判定其民族语言属性的参考依据。以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为例，这里是康熙五年（1666）至十年（1671）宁古塔将军的驻所，保留的满语地名较多（注：宁安县人民政府编：《黑龙江省宁安县地名录》，1984年。）。有些汉字译名，如嘎斯沟、敖东村，其专名的非汉语特征一望而知。由于汉语大环境的影响，有些译名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如碱场沟、双羊沟、土门子、热闹街等，实际上它们的专名都不是汉语。而经过多次音转记录下来的译名，或取其部分，或添加通名与修饰词，在译名用字上有意无意地增强汉语色彩，译名的音准被忽略。如果不是专门人员用心体察，一般不易发现其满语语源。例如：“花拉木呼锡哈”这一满语译名（意为“山核桃树”），现在称作“花脸木”；“兴额里温车狠”（意为“耗子尾巴”），现在称作“温春”；既有音转又有简化。“玛勒胡里”（意为“路途遥远”），现在称作“马莲河”；“沃楞恩”（意为“麻”），现在称为“卧龙屯”；“奥佛罗”（意为“鼻子”），现在称作“五峰楼”；“寒恩出混恩”（意为“小锅”），现在称作“寒葱沟”；“拉延粘力”（意为“蔫巴”），现在称作“老爷岭”……，这些几经音转后形成的汉字译名，自身已另有可供人们揣度的语词意义，满语译名的味道越来越深远了。从使用方面看，人们显然不会象地名研究者那样重视语源，只要含义健康、公众认可就是适宜的名称，这样，满语地名（现在主要是其汉字译名）的被忽略、被改造就很自然了，这也是民族和语言环境变迁所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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