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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3-0040-04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它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由旅美经济学家兰格首次系统提出。在50年代到7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经济学家所发展，并成为这些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80年代以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东欧各国和原苏联所属的中亚诸国，均大张旗鼓宣传和实行市场社会主义。西方一些左翼学者通过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的反思，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方案。
一、传统社会主义对市场的评价
20世纪社会主义者大多反对以市场组织经济生活。最初的社会主义者赞成全面的中央计划，认为计划比市场优越得多，他们的追随者为一些视为是计划成就的事物所鼓舞，如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中国早期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制度。过去传统社会主义对市场的评价是：(1)效率低；(2)无政府状态；(3)结果不公平；(4)其动机形成前提是自私。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央计划是一种糟糕的方法，因而趋向非计划的，或最少计划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
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市场效率低是因为它无计划，社会主义有效率是因为它有计划。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市场在组织有关选择和生产的可能性的信息方面是很出色的，尽管这些信息仍然是在市场的参与中传播，并从来不在某一单独地方收集。而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认为一个成功的计划者需要在一个地方得到有关选择和生产的可能性的全部信息，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既使计划者的计算机在处理信息方面可以做得非常好，但仍存在有人有意识地阻碍信息收集问题。
传统社会主义认为市场会产生大量的无计划的后果，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市场无计划意味着社会没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计划不仅因为他们认为计划会带来特别有利的经济效益，而且因为计划是人类中出现的对自身的自觉意识和自身掌握，“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然王国”，“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P441-443)
传统社会主义批判市场在个人收入分配中不公正、不平等，因此均推崇按劳分配，以防止两极分化。实践证明，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崇尚的计划经济的按劳分配原则，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原则弊病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P12)马克思对商品经济的内在本质的认识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经济所内含的权利平等“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P12)因为它使用同一尺度来对待完全不同的个人，所以这种权利的平等必然是形式上的，或者说是程序上的，它只发生在起点上，而肯定不会在最后的结果上实现。在马克思眼中，这种形式平等掩盖事实不平等的平等权利，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然的，永恒的关系，也不是人类应始终维持或追求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存在这种关系的人类社会，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强调指出，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关系，是人类社会无法超越的，人类社会只有经过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才能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P12)在商品经济社会，只有通过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并且真心实意地遵循贯彻这一原则，才能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为进入事实上平等的更高发展阶段创造条件。尽管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不能超越，商品经济内含的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关系也不能避免，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我们对此并不是无能为力，也不应该无所作为。面对社会自然发展阶段，我们所能或只能做的就是“减轻分娩的痛苦。”如市场竞争带来的破产、倒闭、落伍、分化，痛苦而残酷，但我们应该和只能做的是减轻痛苦，使之能为人们忍受。我们现在的“抓大放小”、“下岗再就业”就是“减轻分娩痛苦”的举措。如果我们给自己规定超越历史的任务，结果只能是除了痛苦和教训以外，一无所有。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传统社会主义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动机形成的前提是自私。在一个存在着市场的社会，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直接动机，是一种由贪婪和恐惧构成的混合物。在贪婪的动机中，其他人被看作是发财致富的可能的来源。在恐惧的动机中，其他人则被视为威胁。每个人身上既存在自私自利的一面，也存在慷慨大方的一面。实践证明我们知道如何基于自私自利使一种经济制度运行，如市场观中资本稀缺性原则决定资本的所有者具有排他性和可以自由让渡的权力，资产阶级可凭借资本所有权支配劳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此得以运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基于慷慨大方使一种经济制度运行。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分配观点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忘记慷慨大方，我们应尽可能限制自私自利横行。例如，当我们对市场活动的不公平结果进行再分配意义上的征税时，目的就是为了医治计划调配失当的痼疾和市场结果不公正以及市场动机的道德上的卑鄙等。同时，这也保留了市场调配的功能，以求继续得益于它对信息的收集和加工，消除通常的动机上的道德卑鄙和分配上的后果不公。
已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表明我们已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不可选择的必然性，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超越的一个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就会犯东欧、苏联等国企图绕过市场经济、现在又不得不痛苦转型的相同错误，必然会妨碍我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刻性，妨碍我们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性和持久性，并带来随意性，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二、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正如上述所言，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不仅效率、公正，因为社会主义者相信一个人从市场所得到的东西反映他对生产的贡献，而且公平，具有必然性，市场选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修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有兰格、布鲁斯、罗默等，其理论可分别称之为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和“证券社会主义”。
奥斯卡·兰格生于1904年，波兰经济学家，他1936-1937年提出的“兰格模式”使其在经济学领域中名垂青史。在兰格模式中，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社会化，但保留消费者主权、劳动者择业自由和货币，因此消费品和劳动力的定价方式与在竞争市场条件下是一样的。在兰格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决策层次有三：中央计划局、企业和家庭。中央计划局按两条规定行事，一是以平均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进行生产，二是使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以此决定生产规模。中央计划局根据生产资料的供求来调整物价，供大于求就降价，求大于供就提价，直到均衡价格实现为止。中央计划局决策范围限于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积累率和红利的分配；企业决策生产规模、结构，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家庭则决定对消费品和职业的选择。形成其“以消费者偏好为向导、以市场为基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并存的分散型的社会主义模式”。[2](P48)
弗·布鲁斯，也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他196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一书首次阐述其“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他认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宏观经济活动的决策，第二层次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第三层次是有关消费和就业的决策。在他看来，较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决策权应该这样分配：第一层次的决策权归国家，第二层次的决策权归企业；第三层次的决策权归个人。布鲁斯的“分权模式”有两套决策机制，一套是支配个人与企业决策的市场机制，即个人和企业按效用或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消费、择业和生产经营，另一套是国家实施的计划机制，它在实现国家在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发展速度、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投资布局和价值调控等宏观经济决策方面的目标，主要采取税收、利率等经济手段间接影响企业行为，尽量避免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干预企业，由国家左右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
另外，约翰·罗默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是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他强调要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体制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3](P2)他认为市场体制只与效率相关,而社会主义只与公平相关。这就是说，市场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无关，它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结合，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所有市场社会主义立论的基础。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由于产生竞争的市场机制。罗默说：“我们现在对私有财产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只有一个模糊概念，因为迄今两者实际上总是一块出现的。但我们确实有例子——现代企业以及或许还有中国的乡镇企业——使我们开始理解，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以前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归因于私有财产无限积聚的权利，事实上可能归因于竞争和市场。”[3](P114)说明市场的作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作用是两回事。市场的存在并不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连，它既可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市场只是一种能产生竞争的经济机制，它本身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其次，前苏联的失败不应归于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而应归因取消了市场。战后20年以及前苏联在30年代期间，共产主义经济增长是相当可观的，但在60年代到80年代，由于经济福利的增长更多地依赖经济革新，即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苏联型经济令人沮丧地失灵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市场提供的竞争——国内的和国际的——企业就没有进行革新的压力，而没有竞争的动力，革新就不会发生，至少达不到市场经济引发的那种程度”。[3](P39)所以，前苏联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没有实行市场经济。
三、市场社会主义的启示
国外有许多学者在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时间跨度已长达半个多世纪，其理论成果对我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特别是对我们如何建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借鉴价值。
市场社会主义关于市场、计划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突破性的理论价值。这个理论的提出者们探讨了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反市场态度的历史原因，进而指出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优点和弊病，肯定了市场作为一种“中性机制”在不同所有制中都能在许多方面，尤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混合制度，只要是工业制度，就必须运用这种或那种市场。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些理论贡献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本身不分姓“社”、姓“资”，但它总是同一定所有制结合在一起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市场观的资本稀缺性原则告诉我们，资本所有者具有绝对排他性和可以自由让渡的权利，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决定了资本所有权是企业剩余价值占有权、支配权和一切权利的基础，社会主义要废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并不是要废除资本，不是要剥夺资本所有权，而是要斩断资本所有权和企业剩余价值分配权和与此有关的生产和分配的决策权之间的联系。此理论理顺了我国国有企业出资者与作为法人的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即国有企业的财产归国家所有，国家享有所有者权益，股民根据企业经营业绩受益或亏损，企业则拥有出资者投资所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有权支配和使用作为法人的企业，即享有民事权利，又要承担民事责任。
兰格模式强调国家实行宏观管理，微观放开，企业以平均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进行生产，使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由此独立决定生产规模，并根据供求关系，不断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以消费者偏好为向导，以市场为基础，计划调节与市场相并存……”来不断组织、改善生产，以保证所有者权益和企业全部法人财产权。这对我国建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布鲁斯模式对我们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他的决策层次理论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必须政企分开，强调国家主要采取税收、利率等经济手段间接影响企业行为和尽量避免下达指令性计划。企业按效用或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原则生产经营，进行微观经济活动，总之“由国家左右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该产权理论阐明了资本权和企业控制权之间的分离关系，即随着产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所有权的诸种权能职能化，所有权和控制权必然出现分离，而这种分离的真空，因为我们公有制承认劳动者是企业的人，将由包括经理在内的全部劳动者来填补。由此我们得到了启发，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职能必须得到明确划分，即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让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才能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罗默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具有公平性，而市场体制具有效率性，他的理论对于我国企业进行科学管理很有启示。我国企业的决策必须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考虑市场因素，真正建立起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需要的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正确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原苏联经济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没有足够重视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没有利用市场作为现代经济中大量局部的、微观的决策手段。
四、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构想与我们中国近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在形式上有许多相似、相近之处，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论断和设想，作为思想资源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确实可以为我所用。国外有学者仅从形式上考察，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断定为市场社会主义，如罗斯·吉达斯就撰文称“中国独自进行市场社会主义试验。”而深入本质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两者不能划上等号。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首先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国家现实提出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改良主义理论，因此它的构想与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其次，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时代背景与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诸多质的差异，因此这部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施经验都不能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提并论。最后，苏东市场社会主义提出时，其政治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与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我们不能把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构想照搬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参考、借鉴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国外社会主义思潮的新学说、新观点。
收稿日期：2001-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