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伦伯格理论在网络时代的生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络时代论文,生命力论文,伯格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保管电子文件管理新模式
支持者们提出“后保管”的概念，称集中型档案馆为“保护档案的最后屏障”，劝戒档案工作者不再继续充当档案保管员，因为保管并非其本职工作，具有保管功能的档案馆无异于毫无防御能力的堡垒，处于不利地位；而文件形成者及其他单位，皆可代替档案馆保管文件。
谢伦伯格以及欧洲传统档案学者从未否定过档案馆的保管功能。谢伦伯格常常提到“预先保管”，他与同事们十分了解不保管档案的后果。1934年国家档案馆成立之前，美国政府曾在长达150多年的时间里错误地执行不保管档案的政策，致使大量文件丢失、损毁、杂乱无章。他们感到责无旁贷，不能寄希望于下一代的情况会有所改观。当代档案学者中也有一些人的意见正好与新模式支持者们相反，他们建议对电子文件宜采用更为严格的保管策略。这些学者认为文件形成者可能面对众多利益方，如果由他们负责保管文件，那么很难维护档案的全面、完整与公正；而且，将历史档案保存在现行机关和部门中容易导致损毁、失密、破坏历史原貌等现象的发生。接收、保管档案是档案馆的法定义务，而形成者则根本没有义务去发挥文件的第二价值。一般而言，一个机构并不愿意耗费资源去完成一项职责范围外的社会工作。“不履行保管职能的档案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档案馆。如果不保管档案实体，档案馆及其为世界提供公正、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工作人员将很快为庞大的官僚体制所吞噬。”在澳大利亚，虽然有一部分档案工作者接受“不保管档案”的论调，“但令人鼓舞的是，尽管有大量极具说服力的文章认为传统档案馆在电子文件管理问题上应采用‘不保管’的方法，迄今为止，在欧洲却没有一家国家所有的档案馆真正予以采纳，不管它是否开展电子文件管理实践。”
五、“全新”的档案工作者
传统档案理论认为；档案工作者的任务是鉴定、整理、著录、保护、提供利用及宣传档案。新模式支持者们则认为档案工作者未能胜任传统职责，在他们所勾勒的新的工作模式中，档案工作者承担着新的角色，其管理对象的范围将大为缩小，职能鉴定法也将帮助他们缓解日常工作的压力。在充满理想色彩的文件连续管理理论的指导下，立档单位形成的文件正好皆为档案工作者所需，档案工作者不再承担实体保管或查询利用等工作，而是作为规划制定者、审计员以及“决定文件保管战略战术的内部协调员”，“管理机构行为”，并最终成为组织协调人员的培训者。
但是若事实果真如戴维·比尔曼和玛格丽特·海兹乔姆所言，那么档案工作者面对的将是无所事事的未来。两位学者号召档案工作者说服机构工作人员制定档案工作目标，合理利用资源；并促成由代表公共利益的人员来挑选文件，或利用元数据技术自动鉴别文件。令人玩味的是，两位学者并没有沿用希拉里·詹金逊爵士的观点——由形成者鉴定文件，但主张由形成者甚至利用者著录文件，或者利用自描述技术著录文件。就提供利用而言，两位学者认为“图书馆在提供服务方面成效卓著，何不由图书馆担此重任？”；就保管而言，可由其他机构或部门代替档案馆存贮档案。如果上述转变未能实现，他们建议档案工作者将文件：(1)借给利用者；(2)转让他人；(3)卖给最需要的人。有人认为如果档案工作者不采纳戴维·比尔曼的建议，将逐渐丧失专业职能，但事实是如果采纳了戴维·比尔曼的建议，反而会丧失专业职能。而谢伦伯格从未表示解决档案工作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削减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
六、档案历史与实践
将谢伦伯格与电子文件管理新模式支持者们的文章作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两者对档案历史与实践的了解与应用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别。在谢伦伯格所处的时代，美国已有150年没有档案机构集中保管档案的历史，同时联邦政府文件的数量持续增长，当时的许多专业文献对美国档案实践并无太多可资借鉴之处；而谢伦伯格还是尽可能地参考和借用了已有资料。奥拉·科斯鲁德这样评价：“谢伦伯格综合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鉴定理论，是一位集大成者”。所以，谢伦伯格可谓扎根于档案历史与实践的土壤，并创立了自己的理论。相比而言，新模式支持者们则很少有传统档案理论的积淀，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文章中也试图对已有档案文献加以分析和理解，历史在他们笔下却似乎发生了扭曲。比如，一位学者为了论证文件著录引用了谢伦伯格的情报价值理论，但他并不承认电子文件也存在情报价值；另一位作者广泛地评述了100多年以来的档案著作，但其引文全都来自电子文件管理新模式支持者们，未能包含“第一代”研究电子文件的论著，他在“研究了档案文献史”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后保管主义，似乎只是新模式支持者们观点的自然延伸，而不曾吸收借鉴前90年间的文献。
新模式支持者们者们在其论著中通常不引用传统档案研究成果，大部分人只是在自我引用和互相引用。比如，戴维·比尔曼的《文件著录》一文中，62%的脚注都是他自己的文章。另一位作者在其文章的36个尾注中，引用了包括本人在内的新模式支持者们的观点达41处。这种标注方法的结果便是引导读者只去查看观点相似的文献，由此扩大了影响力，赢得越来越多的附和声。
除了借鉴历史素材之外，谢伦伯格以及其他国家档案馆的先锋们从自身的实际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综合了其他实际工作人员的档案管理经验，可以说他们的理论都来自实践经验及其真正面临的问题。相比之下，戴维·比尔曼“不是档案工作者，从未从事过档案工作，也未接受过专业培训，他却为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倍感骄傲”，因此，他未能采用一种基于经验的视角。奇怪的是，电子文件管理新模式倡导者中也有人富有实践经验，但却未予归纳吸收作为事实依据；非但如此，他们也不考察保管电子文件的档案馆的实践经验，而仅根据有限的信息轻率地下结论，故而某些言论有失偏颇。比如，“必须考虑由档案机构保管电子文件带来的后果”，“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一家档案馆有能力保管电子文件”。电子文件新模式支持者们坚持认为业经鉴定的电子文件未见得必须加以保管和利用。一位学者仅从一家档案馆的实际情况出发，推导出一个一般性结论：“从现行或非现行信息系统中挑选出文件的方法是徒劳无效的”。目前，仅有少数档案馆开展了电子文件管理工作，而国家档案馆保管电子文件的历史已有30年，但遗憾的是，电子文件管理新模式支持者们从未认真研究过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的管理实践，也未借鉴该署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与方法。比尔曼甚至在文章中发布有关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的错误信息，旨在说明该署制定的电子文件规划是“危险的、虚幻的、有害的”。新模式支持者们并不从文件管理实践（无论是自身的和他人的）中归纳、提炼理论，而是更多地参考了计算机专业文献，他们主张档案工作者紧跟技术的最新潮流（实际无此必要），难怪他们会认为传统档案理论与实践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
有鉴于电子文件管理新模式拥护者们的研究方法，档案界开始反思实践与理论、实践工作人员与理论研究人员的关系问题。一位反对档案教育的学者担心档案教育的发展会导致理论研究人员与实践工作者的脱离，惟恐理论家们在不考虑必要性的情况下就构想新的工作模式；并不顾可行性如何强行向实际工作者推广。但档案工作者显然拒绝了这种强人所难，连一位新模式支持者阵营中的学者也承认只有某些档案馆试行或采用了新方法，也许是档案工作者并未发现新模式有何可行之处吧。尽管并非所有的档案教育课程都是由这样的新派理论家们来承担，开展档案教育也不完全是培养新派理论研究人员，新理论的出现的确引发了很多问题：从研究生培训课程中学生们学到了电子文件的什么知识？他们是否只研读新模式支持者们予人强烈冲击、充满思辩色彩但论据明显不足的论著？倘若确实如此，档案专业研究生如何去管理现实世界中的电子文件呢？谢伦伯格对教育者的忠告至今仍振聋发聩：“在传教之前务必要学习”。
在电子文件管理过程中，档案工作者不需要也不应该抛弃所有纸质文件管理经验。比如，一位新模式支持者为下列问题不能解决而苦恼不已：业已达成的意向书有三个版本，包括草稿版本、接收方收到的第二版及接收方修改后的第三版，究竟哪个版本用作正式协议书的基本素材呢？实际上，只要参照纸质文件管理相应的做法，这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多年来，档案工作者鉴定的一直是草稿；这位作者似乎也忘记了“来源”问题。再如，美国档案与文件管理署借鉴了电子文件实际管理经验，在电子文件鉴定报告中首次讨论了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的适用范围，初步探讨了与电子格式有关的问题；而且该署基本上沿用了其他载体材料的著录方法来描述电子文件，仅作了很小的改动。文件丢失现象固然令人痛惜，但并非电子文件所独有；同样，由于技术问题无法接收电子文件归档，这个问题类似于由于天灾人祸的发生不能接收纸质文件归档。
七、表达方式／风格
谢伦伯格很清楚他本人无法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但还是尽其所能去理解档案工作者面对的问题，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指导。他努力去“激发档案工作者的自豪感，鼓励他们树立自信，树立对档案工作的信心”。新模式支持者们似乎并没有对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工作抱有同样的热忱，反而一味地诋毁档案工作，不负责任地就档案工作者面临的种种问题发出悲观论调，如“鉴定工作存在致命的漏洞”，如果档案工作者拒绝采纳新模式，将很快失业，被淘汰出局。他们认为档案工作者自欺欺人、白白牺牲，将要承受拒绝新理论的苦果，他们称档案工作者管理电子文件的努力是“徒劳无效的，不啻专业自杀”。所有这些宿命的论断是对档案工作者的威吓和侮辱，而没有象谢伦伯格的理论一样，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
此外，电子文件新模式支持者们的文章中充斥着令人迷惑不解的所谓行话和模糊难懂的技术术语，当然也无益于启迪思维。其典型的行话包括：“业务活动可接受的通讯”、“企业系统分析方法论”、“文件形成的结构化背景”，档案工作者应成为“著录风险的管理者”、“技术评估人员”及“元数据审计人员”；其常用的技术术语包括“元数据记录性需求”，“元数据封装对象”和“二进制大对象”。毫无疑问，档案工作者需要弄清业务用语的含义，同时也须熟知有关技术术语。但档案工作者无不期望其同行能以自己熟悉的语言写作，而不是不加改造地直接套用业务管理用语和技术术语，那样他们将很难从中汲取有益成分。由于太多的新理论倡导者以这种风格写作，而且作品中充满玄虚晦涩的象征和比喻，导致大多数档案工作者无法就电子文件管理问题与之对话。安妮·彼得森在一篇评述戴维·比尔曼及其支持者们的文章中分析了这个团体的排外性特征，她用了这样一些词汇、短语和句子：“亲密的同行”、“合作圈”、“谨慎地挑选新思想的影响者和传播者作为合作伙伴”、“该团体内成员的主要思想早已达成一致”。电子文件管理新模式支持者们的字里行间散发出一种“世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气息，与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体现出来的中肯谦逊的作风大相径庭，谢伦伯格始终强调“我不认为美国管理现代公共文件的方法比其他国家先进，仅仅是彼此不同罢了。”
结束语
电子文件管理新模式支持者们促使档案工作者去审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而对于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所付出的代价未免有些昂贵。无论是新模式倡导者的言论还是其表达方式，均无益于档案工作者学习电子文件知识和制定电子文件管理规划；其著作未立足于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上，而且充满玄虚的语言、无谓的行话、技术术语以及模糊难辨的思想；唯一能使人会意的建议便是电子文件不应由档案机构保管，而将转由其形成者保管，令人颇为沮丧和不解。这也就难怪没有多少档案工作者着手制定电子文件规划了。当然，并不能说是新模式支持者们导致了目前这一切，但他们确实未对情况的改进付出任何积极的行动。更令人遗憾的是，新模式支持者们抛弃了一半（甚至更多）的档案传统——维护和利用档案的文化、历史价值，从而推动了档案界的分裂。他们给文件所下的定义过于狭隘，并极力反对保管电子文件。这些言论至多适用于机构档案的管理，而丝毫未涉及不是由机构形成的档案、手稿汇集，可以说，新的管理模式完全将其置之度外。
毫无疑问，电子文件向档案工作者发出了种种新的挑战。即使是制定了电子文件管理规划的工作人员也不能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正如其他新型载体档案的管理一样，电子文件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首先源于对已有知识的反思和利用，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档案工作者只有“汲取传统原则与理论的合理之处，并重构电子世界的概念，才可能掌握在未来工作环境中迅速崛起的密钥”。尽管这位作者构造出来的新概念是后保管主义，但是传统理论与实践确实有助于电子文件管理新问题的解决。
档案工作者应继承已有的档案原则与方法来处理电子文件问题，正如特鲁迪·彼得逊十年前所指出的：“管理机读文件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创造全新的档案理论，传统档案原则——凭证价值与情报价值、来源、整理与著录——仍将指导档案实践，实践会不断变化，但原则将长存”。新模式支持者们必须明确指出不适合沿用传统方法的范围，而且应在档案历史、传统档案理论、档案工作者管理电子文件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据。
40多年前，谢伦伯格的研究重点是“如何迎接基于当前实践与资源条件下的挑战，而不是白手起家，创建全新的理论与方法”。1992年，奥拉·科斯鲁德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的责任就是归纳档案领域的特征……为使理论研究走上正轨，我们首先应了解其他地区以及以前的档案工作者的做法。可惜即使是业内人士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奇怪的倾向，即每当感到需要深入思考其所作所为时，便试图从头再来，简直就象外行一样。”（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