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改革的回顾与思考_情报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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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名引发的议论

回顾近几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改革,不能不涉及“更名”问题。

“更名”的思潮出现在上世纪末。虽然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现代的图书馆学,可是在西方,一部分科学技术和专业图书馆的专家们,如拉封·丹、汉斯等已对公共图书馆的墨守成规、老气横秋不满,希望能创立一个新的学科与图书馆学分庭抗礼。他们在图书馆参考工作和目录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文献学”。随后,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广更快更深入地文献信息服务,在本世纪中期出现了情报学(又可译为信息学)。所以从60年代开始,国外的不少图书馆学系更名为图书馆和信息学系或信息学系。在我国,这种变革直到80年代中期才出现。那时,有不少业中人士无情地对“图书馆学”这一术语进行抨击,甚至质问:如果作为一种机构的图书馆可以名学,那么有“医院学,旅馆学吗?”他们极力主张改为文献信息学。

1992年北京大学经过长期、激烈、针锋相对的论争,最终获得批准,改原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为信息管理系。消息不胫而走,很快波及全国。不到三年时间,纷纷更名易帜,着实出现了一个“更名”热潮。

各院系所更之名也有不同。到目前为止,有“信息管理系”,有“信息管理学系”,有“信息资源管理系”,有“信息技术与管理系”,有“文献信息学系”,有“情报学系”。另外还有一些专业情报学(信息学)系,如医学情报学系,农业情报学系等。到1995年元月第三次系主任会议时,没有更名的只是极少数了。

未更名者的心态如何呢?哈尔滨系主任会议上,未更名者均有一种“落伍”的感觉,表示回去后也要改。至于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的创始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当时内部的思维动向又如何呢?

80年代初,在迅速兴起的科学技术革命,大量国内外科技资料涌到科技人员面前时,科技情报的有效检索和利用成为重要问题。鉴于我国十多年大学教育的不正常状态,科技情报人员的需求十分迫切,武汉大学抓住时机于1978年首先创办了科技情报学专业,接着又于1983年创办了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并恢复了档案学专业,于1984年经批准成立我国第一所,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所图书情报学院。这是一次重大改革,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尽管当时专业设置、课程结构和院的命名都有不同意见,甚至非议和责难,但它代表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之后不久,全国新老图书馆学系近55所,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名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或“图书情报学系”。

图书情报学院的历史证明它不是一个落后和守旧的堡垒。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

据笔者所知,在更名热潮之中的武大图书情报学院内部并不平静。力主更名、反对更名、折衷调和、冷静等待者均有之。但反复争论的结果,更名派还是占了上风,院务会议研究决定上报“更名”。

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是,叫什么“名”。“文献信息学院”的提法有较多的支持者,因为它必竟与图书馆学有一脉相承的“文献”二字。但情报学专业的教师坚决反对。认为今后信息处理的对象未必都是文献载体。后来按部分人的意见,简明扼要,称“信息学院”。但武大已决定成立“电子信息学院”,“信息学院”以覆盖太广而被否定。最后确定模仿欧美一些学校的做法定名为“信息管理与研究学院”。后大概是因为名字太长,含义不清未获通过。如此这般就拖了下来。一拖,把个更名热潮拖了过去,人们也就不再提及此事。

但是只要看一下武大图情学院的招生目录及其课表就会知道,他们改革的“力度”并不比“更名”单位差。在“图书馆学专业”下近年来的招生方向有“信息资源管理”、“信息产业管理”。“科技情报学专业”已改为“科技信息学专业”。至于课程,更是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二、“更名”,为什么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进入90年代纷纷更名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有办学单位的原因、社会环境的压力、社会的信息化以及图书情报事业与图书情报教育关系的变化等。

这次更名之风起于图书情报教育部门,而图书馆一般漠不关心(“情报”改为“信息”是从情报研究所开始的)。图书情报学系科为什么如此积极更名?第一,从办学环境现状看,有以下几点原因,这些原因又大都与市场经济有关。(1)价值观念的转变。 图书馆在一些人心目中已不是高雅殿堂,以书为伍也失去了门第风采,图书馆也不像80年代初说成“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样令人神往。在商潮滚荡,争着“先富起来”的背景下文化价值必然让位于经济价值、钱的价值。所以校内校外很有一些人瞧不起图书馆,瞧不起图书馆学专业。图系的师生直不起腰来,一种“更名”的欲念一直在心底涌动。(2)招生困难。 80年代初,图书情报学专业一度“报考第一志愿最多,录取分数最高”,令许多堂而皇之的大专业刮目相看。而今学子们都奔经贸、财政、计算机专业去了,而图书情报专业问津者廖廖。某校某年才招7—8人,两年招生不到30人,不得不合班上课。(3)经费紧张。 目前各校国家所发办学经费普遍紧张,其余数千万元全靠校系自筹,上学交费早已成为事实。生员不足自然经费不足。图书情报学系度日维艰,在全国很普遍,个别系日子好过一点,主要是靠成人教育。(4)分配问题。80 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政治、经济和图书馆定员定编等种种原因,使学生毕业分配遇到不少问题。(5)在校生思想不稳定。 图书馆学所招学生,第一志愿者越来越少,大多是从别学科被迫“改嫁”过来。专业思想不稳定,学习纪律差,有不少学生要求调换专业,工作难做。

第二,就办学的社会环境来看,社会信息化是促使“更名”的主要原因。

80年代初以来,在我们的专业文章中,提得最多的主题之一是“社会的信息化和信息的社会化。”社会信息化的主要标志是信息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当然也改变着作为文化设施之一的传统图书馆,改变着旧的信息传播格局。(1 )图书馆的功能将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图书情报学家兰开斯特根据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应用,新型信息产业的兴起,在《未来图书馆》一书中预测:“无纸交流系统中印刷品将消失,作为机构的图书馆将消失。”对于兰氏观点,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图书馆界曾给予尖锐的批评,以至于他1992年第二次来中国讲学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图书馆将继续存在,而功能和工作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兰氏对“图书馆消亡论”的修正是明智的,因这更符合广大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者们的心理需要,至少在一个多世纪内难以证实预测它的准确性。(2 )类图书馆的出现。本世纪中叶以来,以搜集文献、传递信息为主要业务的情报所、文献信息中心越来越多,省、市,甚至县、高校、大的企业都不仅有图书馆,又建立情报所,与图书馆并列。中科院系统的图书馆大都于80年代中期改名为“文献情报(信息)中心”。同时,在不少城市出现了一批被报刊吹得很响的读书社,以简便的手续,微薄的利润,赢得了大批读者,很使图书馆感到难堪。后来的发展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有的还在运行着。(3)信息产业的崛起。以信息服务为宗旨, 以赢利为目的信息服务公司于80年代初出现,90年代已形成气候。这些公司的规模悬殊、体制不同、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各异。有的开展剪报服务,有的开展编译服务,有的开展定题服务和联机检索服务,也有的开展人才信息交流服务,有的还给电视台制作信息节目。有国营的、有集体的,更多的是个体所有。某一年青图书馆员停薪留职,南下打工,后来办了一信息公司,几年下来,已有一笔可观的资金,手下工作人员多时达50余人,令人刮目相看。据悉某信息公司已在几个城市办了10多家企业。(4)许多大型公司企业、 集团和各大型国营企业的信息部风起云涌成为经理们关注的部门、领导层决策的参谋,其地位远比文化和教育系统的图书馆高。大量事实证明,图书馆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机构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信息世界给图书馆留下多少空间值得思考。

第三,图书馆学系与图书馆接口不存在唯一性,二者的不协调早已存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双方思考问题的方式更真切、现实、自我。

正如前面所说,这次“更名”风是从图书情报学教学部门刮起的,图书馆无动于衷,甚至反对。为什么呢?(1 )长期以来图书馆并不专一于图书馆学系的毕业生,除安插各色有来头的人员以外,大多是从别学科转来的干部,有的馆几年也不进一个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某馆长曾说:如果有一个图专毕业生,有一个物理、化学或文学、历史专业毕业生,我选择学物理、化学或文学、历史的学生。正是有不少这样的馆长、副馆长或人事处的干部,才使得不少图情专业学生求职困难。(2)当这些学生在图书馆求职困难的同时,却有不少信息产业、 企业的信息部门——那些有事可干、工薪较高的信息单位给图情专业毕业生敞开了大门。他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越来越多的图情毕业生走进了信息产业、公私企业的信息部门。这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在广东地区,据说中山大学的图情毕业生大多到企事业部门谋生了,而把图书馆里的位置让给北方愿意南下的同行。(3 )在计划分配体制下尽管图书馆并不一定想接受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但图专毕业生仍必须以计划为契约嫁到图书馆去。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选择的自由给了图书馆,而没有给图书馆学教育部门和学生。目前,随着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计划内和计划外招生并轨,毕业生分配在分配环节变被动为主动,得到了选择工作岗位的权力。既然如此,图书馆当然就不再是他们唯一的去处。

所以,图书馆学系的“更名”是水到渠成。

三、社会需要何种信息人才

从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毕业生分配调查结果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走进信息公司、企事业信息部门,甚至改行就业。

武大图书情报学院有4个专业:图书馆学、科技情报学、档案学、 出版发行学。其毕业生当然不可能都进图书馆。即使图书馆专业毕业生也有不少人进了企事业的信息部门,特别是公司、银行、证券等的信息部门或资料室。

北京大学图书情报系(现信息管理系)的毕业生,1986—1988年到各类图书馆工作的占90%;1990—1992年到图书馆工作的仅占10%,到情报所工作的仅占12%,而到1994年, 到图书馆和情报部门的分别为8%。其它学生分别进了“国家各系统的信息中心、统计中心、开发公司以及社会各类型高科技产业、公司、新闻机构等”,并且“成为接受图书馆学情报学毕业生的主要机构。”

图书馆学情报学毕业生大批走向企事业信息中心和信息产业部门,那么,他们能够适应工作吗?据了解,一部分毕业生由于在校期间注意于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中外文工具书应用和外语学习,适应工作较快;有些同学文史基础较好,知识面较宽,应变能力强,到岗后也能较快地适应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同学深感原来学的东西用不上,而需要的又没有学。特别是缺乏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的能力,所以有的干两年就再改行,也有人再调到图书馆工作。

即使图书馆除古籍管理外,对人的需求也不再是传统文化型的,而需要一种新的技术型人才。当前图书馆大部分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掌握新学科、新知识,更要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编程技术、网络技术等。总之,文献处理、计算机技术、语言文字是当代图书馆工作人员必备的科学知识。如果在其它信息部门工作,还需要非文献型信息的搜集处理技术,敏锐的头脑和广泛的交往能力,以及经济学和经济信息资源方面的知识。对具体的个别的经济信息部门来说,还需要更专门的经济学知识。

既然我们的毕业生已大量走向信息产业和企事业的信息部门,既然这些部门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我们的毕业生,我们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就应该随之变化。

四、改革必须继续深入

50年代图书馆学教育改革在加强教学内容的政治思想性和丰富方法技术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采取上山下乡以达到理论联系实际、与工农相结合的办法是不可取的。“文革”期间,先是停课,砍掉,后又创办“群众文化”专业,“走小靳庄道路”,未免离了谱。80年代初,适应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扩大图书馆学办学规模,由2所发展到50 多所是正确的,但后来越办越多,没有条件的也要办,并且电大、业大、自修大、证书班、函授班等等,越来越多,以致人数失控,质量下降,造成就业困难,是应吸取教训的。但这时与新技术革命的呼声相匹配,及时地将信息技术知识引进图书馆学教学内容,把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正确的。

90年代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来势更猛。但是不能停留在“更名”上,不能挂羊头卖狗肉。这不但毫无意义,学生通不过,社会也通不过。前几年有几个学校以信息管理学、经贸情报学招来的学生,仍按原教学方案上课,就出现过罢课、到教务处告状的事。这几年,多数学校都在改名后重新研究制定了教学方案,采取在信息管理系下设置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学(或情报学)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办法是可取的。

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在课程结构方面,大多数校系的做法是以传统的文献信息课程为基础,设计几个课程组,增加信息产业管理、信息技术、相关学科的内容,令不同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学生选课有所侧重。譬如说,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以文献信息课为核心课,但信息技术课同样列为必修课,信息学专业的学生以信息管理和信息技术课为核心,但文献信息的采集、分类、编目、目录学等课程仍是必不可少的。经贸、医学、农业信息管理系的学生除学专业信息管理与技术课外,文献信息处理的传统方法课程也还是不可缺少的。

从我国目前图书馆和信息产业工作的现状和人才需要的特点来看,完全摔脱文献信息处理课程(像有些情报学专业所做的那样)是不对的,而认为增强了信息产业管理和加强了信息技术课程就说是取消了文献信息处理课的提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有时双方争论相当激烈,而实际上分歧并不很大。综观各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专业的课表,除武大科技情报系外,不管各家有何不同,文献处理课、信息技术课、语言文字课都是三大支柱,概莫能外。

课程确定之后,教学内容就成为改革的核心。在当前,传统的文献处理课程还有一定的优势。正是有一定的优势才更需要下功夫改革教学内容。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所有信息服务业,传统的工作方式已基本让位于新的技术手段。大部分图书馆已实现全程电脑管理,卡片目录已取消,而代之以书目数据库建设。参考咨询也不仅仅是工具书刊的查找,而是采用国内国际联网检索和光盘检索。即使古籍和地方文献,现在也已部分数字化,进入多媒体阅览范围。所以除新设信息技术课程外,传统文献课也应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必然需要师资队伍结构的调整和中老年教师知识的更新。10多年来,各校系从事情报理论和信息技术教学的教师不断增多。许多原来从事图书馆学课程教学的教师也先后钻研新的知识领域,开设了新的课程,并学有所成,出了书,带了硕士生。当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学术功力的锤炼需要一个过程,只要我们既不求全责备,又不求之过苛,许多中老年教师是能够逐步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完成这一过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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