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昂妤[1]2001年在《王韬：中国在“地球合一之天下”中的地位与作用》文中认为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回顾十九世纪中国知识界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及对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的思考是很有意义的。 十九世纪初，中国已经开始从传统思想内部经历了西方的冲击，着手重构“天下”观。一批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从今往后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十九世纪中期，中国有一位思想家以空前广阔的视野和深沉的智慧，自信地预言：“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这就是王韬，近代中国一位具有崭新世界观念的思想家。 王韬世界观念所表现的一大主导倾向：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动，从世界大势中审视中国。在东西方世界的广泛联系中寻求中国振兴的出路。王韬不是一般地关心如何使中国强大，而是更深刻地人识到中国只有与世界一体化才能强大。相对来说，他的世界观念要比李鸿章等人清晰得多，且富动态感。因此，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始终有一种内在的扩张力，不断表现出一种由军事向经济和政治逐渐渗透的全方位纵深化扩展趋势、它不仅标志着王韬个人思想的进步，而且成为时代浪潮推动和发展的标记的地位。 本文将着重探讨王韬的“天下合一”及谋求中华复兴的思想。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和思想的进程。
阚萌萌[2]2016年在《王韬与中国近代的东学西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是中国社会和学术发生剧变的时代。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古老的国门被打开,“天朝上国”的地位迅速丧失,中国传统的学术遭到西学强烈的冲击,西学东渐成为晚清学术交流的主潮。但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危机的严重,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努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的同时,也思考着如何向西方宣传中国的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寻求一席之地。王韬就是当时一位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人。从王韬的东学西渐的思想和实践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学术变迁的挣扎与努力。本文以王韬的东学西渐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考查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东学西渐的情况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以及为中国文化寻求世界发展的情况。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对晚清社会学术变迁进行概述,分析王韬东学西渐的时代和学术背景;第二部分,梳理王韬东学西渐的形成历程,探讨王韬对待中西文化学术态度的变迁,折射出其态度的转变;第叁部分,探讨王韬以中摄西的东学西渐的思想与行为,总结出其具有以新“华夷观”为前提,以新“道器观”为指导,以“地球合一之天下”的“大同”思想为旨归和以创办和利用外文报刊为对外传播手段的思想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四部分,从《中国经典》的主要助力者、中国学术和文化的直接宣传者以及近代中国东学西渐的先驱者叁个方面,对王韬的东学西渐的影响和地位进行了分析。
侯昂妤, 杨波, 陈全明[3]2004年在《试论王韬的世界观念及中华复兴思想》文中提出王韬——近代中国一位具有崭新世界观念的思想家,他对世界发展趋向的认识及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地位的思考尤具历史价值。王韬思想所表现的一大主导倾向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他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动,从世界犬势中审视中国,在东西方世界的广泛联系中寻求中国振兴的出路。
阮娟[4]2015年在《世界与现代：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为关注对象,考察世界观念形成的内在理路,探讨中国语境下,主体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关系、世界观念参与及影响文学现代性的方式与可能。全文的思路与重点是将世界观念的形成放置到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新的观念形态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以及与现代性启动之间的前提关系。关注主体接受与理解新世界观念的渐进层次与内涵侧重,探讨不同时期世界观念参与塑造新文学现代性的不同面向,以及带给现代性发展的多向可能。全文共分五个章节,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缘起、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论文的主要思路和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世界观念的形成以及它与现代启动之间的关系。以传统天下观为参照系,结合世界观念形成过程考察,确定世界观念的表达层次,以及它去中心化、等级化、思维上的横向性、状态上的流变性以及价值上的矛盾性等特征。以此结合对“世界”概念源流的相关考察,了解以“世界”指称新时空的内在性,也从侧面展现了世界与现代的关联。同时,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结构上的封闭到开放,思维上的单向辐射到横向平等交流,内在决定了新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第二章主要展开世界观念与现代性体验发生关系的探讨。现代性的发生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器物、制度的更新上,更在于主体感知现代的不同方式上,现代性体验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部分。世界观念直接参与了体验的现代转化,新的地理时空带来的一系列感受体验,从新奇赞叹到迷茫、失落,是最早的现代性体验。黄遵宪诗歌中大量关于世界及相关感受的描写,细致描摹了世界观念与诗歌现代性体验的互动。第叁章对世界观念催生文学现代身份的觉醒做了简单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对这两重身份的觉醒和认同本身就是文学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世界”的语境是“中国文学”身份觉醒的重要背景,“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与世界观念密不可分；同时,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以整个社会世界意识和观念深化为背景。只有真正接受了现代世界观念,承认其他民族文学的同等地位,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才成为可能。对于世界的认识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和期待、理解及表达。下面两章是对世界观念参与影响现代文学观念的探讨。首先对不同时间段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与侧重做了简单辨析。第四章主要关注“世界”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世界意识是语言变革发生的动力和目标之一。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发展的比较以及对世界语言发展趋势的判断,是语言要求变革的驱动力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语言变革的方向；其二对于世界的追求和判断引发了世界语的推广与宣传,使得现代语言变革呈现出激进色彩。第五章对世界观念与“人的文学”观确立与建构的关注。从个人成为关注重心,“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方面来说,世界意识的强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国家为代表的强势话语,使得个人得以摆脱束缚、得到成长。世界主义的氛围也有助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人的文学”理论基础;从代表性的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具体建构来看,其“人的文学”坚持个人本位,却一直有世界人类的立场与追求。正是这种世界和人类色彩使得“人的文学”具有了新理想主义特征,同时暗含着社会改造的诉求,从而内在影响着现代文学的面貌呈现和发展走向。最后余论部分承接着正文内容,简单论述了周作人对文学民间性、地方性的现代整合中世界视野的过滤作用,表明世界观念对现代性的发展、进一步整合的继续参与,以及相关研究的未完待续性。
彭国运[5]2005年在《宋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儒法之辨是宋恕思想的主线。宋恕提出儒法之辨,含有解除人民疾苦、以儒学沟通西学为维新变法服务和继承孔子道统的目的。他不单纯把儒法作为历史上的两个学派,进而把它们作为两种对立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以批评汉后中国的封建政治,评论古今中外的政治宗教和哲学学说。他的阳儒阴法论以批评汉后“抑民”学说和阳儒阴法政治为主,在学术上既有价值,也有缺陷。在“判神州长夜之狱”问题上,他把专制政治归于法家学说比夏曾佑归于儒家学说更为得本,而夏曾佑之说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先河。章太炎质疑宋恕的儒法之辨,有其合理性,但未能针锋相对。《六字课斋卑议》是宋恕变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此书的特色是以改变阳儒阴法之学的遗毒、解除人民疾苦为目的,关注的不是国家的富强,与大多数变法论者异趣。由于对民主理解不够,虽然主张人民权利,但不重视其政治主体性。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十分激烈,但他的出发点仅仅是同情心。宋恕误解民主为民本,并以此为基点而评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他提出以民本思想为指导、以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为标准的会通中西的文化观。他的调和粹化论主张先振古学,含有通过振兴国粹以回到所谓叁代(在他心目中相似于日本明治维新前状态),再从叁代进入西方的思路。宋恕以解除人民的疾苦为教育最重要的作用,并激烈批判封建教育制度、规划近代学制、倡行社会教育,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他的粹化教育论表现了以教带政、以精英教育带动开民智的思路。
张晓川[6]2011年在《从新知到常识》文中研究说明种族和人种的话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希望从知识层面考察晚清人种分类说进入中文世界到成为人们认识中一般常识的历程。具有近代意义的人种分类知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传入中国,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关注,近来学界也往往忽视了这一情况,而是较多地研究分析知识普及后所引发观念上的变化和种族意识的生成。笔者以为人种分类知识从默默无闻到流布一时的整个演变过程,恰恰能更好地探究晚清国人面对西学新知的态度,展示近代中国知识结构总体变化的现象。因此本文使用知识层级的概念,结合各种承载知识的媒介,对人种分类知识逐步深入国人知识世界的全貌加以讨论,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对于西学东渐史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本文第一章首先勾勒出了人种分类知识如何通过西人着述进入中文世界,并对传播者在人种优劣分歧和全人类一体之间的矛盾以及知识传播所借助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以晚清出使、出游者的耳闻目见为主,概述了海外游记在人种知识接受和传播中的作用。第叁章考察了种族危机意识兴起和对西学态度发生变化之后,国人对人种分类知识的关注,重在讨论传统知识以及固有思维如何对人种分类知识的质疑、反驳和演绎产生影响的。第四章基于新型报刊媒介和时论形式的出现,揭示出人种分类知识成为论者们时事文章中理所当然的前提和依据这一情况,并就此得出结论：这一知识此时已经是读书人具有的一般常识。在余论中,笔者发现人种分类说渐被视为学童启蒙所必备的知识,展示了其向民间传播的几种途径,并通过对日本情况的参照比较,进一步讨论了晚清接引西学新知的一些特点。
陈世华, 胡启南[7]2011年在《王韬对外传播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中西合璧的知识结构、译书西馆的工作经历、捷足先登的西游阅历,使王韬形成了"地球合一"的世界观念,衍生出了内外互通的对外传播思想,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外传播策略。他主张通过创办西文报刊、遣使西国等对外传播活动使中国在中外交涉中占据主动地位,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树立中国形象。王韬对外传播思想无疑超前于他所在的时代,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秦小琪[8]2017年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走向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研究》文中认为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此时的中国在经受了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后,开始逐渐突破传统走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近代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也随之出现。洋务运动时期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在考察西方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的思想转变不仅体现了世界对中国的冲击,也体现了在社会学术剧变下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转型的应对,反映出他们在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尴尬和无奈。论文以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他们的考察活动以及思想转变来窥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情况。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背景,以及走向世界知识分子的类别。第二部分,梳理洋务运动时期走向世界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思想观念、民风民俗等方面的考察活动。第叁部分,从思想转变的内容和特点两方面,探讨洋务运动时期走向世界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第四部分,从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两方面,评析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意义。
王坚[9]2015年在《从华夷之辨到大一统》文中指出由于知识分子本身承受不同史观、清代专制主义实践及西力东渐的叁重形塑,依据“史观——时代主题及相关实践——史论”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清代史论经历叁个历程:清初,从清朝建立到康熙中叶,约1640年代——1700年代,由于明清鼎革刺激和清初民族压迫,清初诸老各树道统,以民族史观、制度史观为指导的史论处于主流;清代中期,从康熙末年到咸同之际,约1700年代——1860年代,通过清代皇权主义强力调控,以正统史观、大一统史观为指导的史论跃居桥头;清代晚期,从同治年间到宣统年间,约1860年代——1911年,国门大开、西力东渐,以进化论、民族史观为指导的史论后来居上。前期、后期变迁的动力主要由民间促动,中期则更多来源于官方调控,前期重民,中期尊君,晚期讲进化论。前后都重视华夷之辨,中间则大讲华夷一体的大一统。清代史论主流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环境导致的时代主题变迁。清初时代主题是惩前毖后,继往开来,即汲取晚明亡国教训、反抗清初满人民族压迫、以新制度重构社会,所以在兼容并包的清初“新理学”氛围中,主流思想界注重当下,深入历史内里,基于民族史观、制度史观的史论风起云涌,基于伦理史观的史论鼓吹重民思想,批判君主专制弊端。其中,黄宗羲以阳明学遗产为基础,上溯孟子,以仁政说、重民和天下为公思想解构君天下之思想,以叁代之制为蓝本改革晚明皇权体制,使得阳明学以改制史观为指导的史论,由内圣而外王,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顾炎武受天下观的指引,在视野上突破一家一姓之兴衰而以整个天下观察历史,按照“天下观-圣人-经典”的逻辑,认为天下观精髓在于仁义之沦亡且都体现在十叁经中,视野从天下观一转而为经典中心论,史论呈现出宏大和厚古薄今特色。与当时学界“厚古薄今”不同,王夫之则把张载气本论的理学思维模式运用于史论,把形而上之天理落实为儒学中心论、汉族中心论和汉族以皇权主义为核心的制度文明;拈出“势”之观念,理势合一,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在“理”笼罩下的历史决定论,从单维观察走向“理”“势”合一的多方审视,做出突破正统论的尝试和疏离一味纯道德评价,发现叁代理想本身漏洞,对于期间制度兴衰因革、大事因缘及利弊得失进行比较深入反思。清代中期从“打天下”到“坐天下”,时代主题则变为君臣大义,华夷一体。就官方来讲,随着局势日渐稳定,汉化不断推进,康乾盛世进入高潮,为更大程度上提高帝国凝集力,在清帝一手策划下,一方面,康熙帝从正面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纲领,雍正帝从反面提出“君臣大义高于华夷之辨”的命题,乾隆帝则通过由“史”入“经”的包装过程,重构正统史观,不但论证了清代正统,而且对历代正统反戈一击,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普范性政治共识的建构和如《四库全书》等大批文化工程的展开,从意识形态调控要求出发,在大一统史观视野下,有意识凝练出一些“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君臣大义高于华夷之辨”、“正史体尊,义与经同”等命题,宋金议和与明清议和利弊得失等话题,《贰臣传》与《逆臣传》等体例指导史论。正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命题、话题、体例,对清代中期史论产生重大影响,清初社会中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和基于“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被一扫而空,基于正统史观和新大一统史观的史论成为主导。就清代中期民间来讲,在时代思潮主导下,思想界各种势力重新站队,在新正统史观和新大一统史观下各取一端,史论各具特色却殊途同归。其中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共谋,乾嘉考据学派迎合官方批判宋明等汉族王朝以逆转华夷关系、反击清初对君主专制批判等诉求,不但把清代官方塑造的意识形态命题损益为学术命题,使之更加合理化和具有说服力,而且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为自身学派崛起造势。全祖望则与清代中期表彰忠节运动呼应,把伦理教化看作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对伦理价值普世性的发掘和以伦理史观对单一王朝史弊端的消解,在史论中呈现出严格的伦理化和忠奸分明的特色。正是在官民联手实践中,伦理史观重点从清初的重民、批判君主专制弊端转向清中叶对忠臣、孝子、烈妇的提倡,从批判的武器变成论证当权者合法性的知识资源。章学诚作为乾嘉考据学阵营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乾嘉新大一统时代史学地位大幅提升以致经史并驾齐驱的氛围下,以清初浙东“新理学”为资源,直达上古叁代,以史学家眼光,把六经及相关先秦典籍还原为上古史官对叁代圣王的施政记录,以终极复古求完全解放,以“叁代官师合一”、“叁代圣王未尝离事言理”、“史在儒先”、“六经皆史”、“史道合一”等命题重释叁代,力图以叁代君师合一为主旨,以《七略》分类方法为基础,以通史为视野,以校雠学为手段,以新方志学为载体,通过《史籍考》的终极实践,从史籍中清理出叁代以来的中国史以经世致用于社会。龚自珍、魏源以经世为理念为基础,融合公羊学、考据学及西北史地学派成果,在整个帝国而非单纯汉族的新大一统视野下,打通今古、华夷,并由历史评论走向引领社会变革,频频对由盛转衰的社会发出预警,以图挽救,使得以新大一统史观为指导的史论趋于成熟。晚清,由于西方入侵,中西交融、走向世界成为时代思潮,救亡图存的进化史观屹立桥头。
杨波[10]2010年在《晚清旅西记述研究（1840-19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晚清旅西记述,即以欧美等主要西方国家为记述对象的域外游记。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移动,且附带着一种不可替代的跨界经验。从出发到抵达,其实是一个旅行者观看、反省、体味和升华的思辩过程。晚清中国,山雨欲来,变局骤起。内忧外患的因缘际会,一个个西行者踏上了朝西的旅程,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记游文本。这些兼具文学文本和历史文献双重性质的宝贵资料,勾勒出国人观念更新和文化嬗变的轨迹,为我们还原百年以前中国借径西方、自强救国的艰难历程提供了可能。本文欲借鉴比较文学形象学与旅行理论的视角,用跨文化研究的眼光,审视行旅中的文学,还原文学中的社会,力争将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有机结合,使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得益彰。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回顾晚清旅西记述兴起的时代背景,指出这一文类正是在中国被迫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传统舆地之学的延伸以及近代传媒的推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时势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使得游记中的书写主题呈现了由“自然相”向“社会相”的递变,加之晚清政府的官方推动,以及西行者经世救国的自觉担当,山水风光已淡出核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连篇累牍的关于西方各国政教风俗、社会民生、交涉礼仪、工艺制造的记述。出现在游记中的异国风物,往往被西行者见文生意,与中国暗淡凋敝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这种“因小见大”的叙述策略,使旅西记述初具了“大叙述”的文学风范。旅西记述因作者身份、文学素养以及关注重点的差异,造成文本体例千差万别,叙述内容包罗万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第二章借旅西记述文本还原西游之旅对晚清国人传统世界观及文化观的冲击。在跨越中西的旅程中,西行者传统的中国中心论随之瓦解,全新的世界观念开始形成。在看与被看的视角转换中,西行者开始抛弃轻慢无知的心态,长期以来被妖魔化的西方形象开始逐渐变得温和客观,饮食男女种种日常生活方式的濡染,许多不经意间改变的生活小节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纽带和桥梁,使得原本看来不可调和的文化隔阂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冰释。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阐述西行者对科学和民主的认知与想象。科学的世界神妙不可方物,西方总统议会制度井然有序,因为没有对应的知识体系与认知范式,他们只能从儒家经典和圣人教诲中去揣测与联想。于是“西学中源”说、“泰西近古”说应运而生,成为解读与想象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工具。从毫无科学观念到初步的科学理念的萌生,从对华盛顿神话的追慕到西方民主的想象,其中不免臆想和谬误,但大洋彼岸“赛先生”和“德先生”的面目已渐趋清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传播做了有益的铺垫和准备。第五章考察海外行旅与近代文学变革的内在关联。梁启超在海外羁旅中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设想,黄遵宪“言文合一”的创见和“别创诗界”的孜孜以求,……为空间行旅与文学变革这一命题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桐城文人的域外游记创造性地糅合了传统文法与异域风物,将新思想、新名词化而用之,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拉开了古典游记散文新变的序幕。继之而起的梁启超,以天才的创造才能,汲取日本明治文体的质素,将欧西文思与报章文体融于一炉,别创酣放恣肆、横扫千军的“新文体”。晚清海外纪游诗的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令人惊诧。异彩纷呈的域外体验与诗歌这种中国最为正宗和传统的文学形式结合,出人意料地揭开了晚清诗歌变革的新篇章。西行者借助看似言之凿凿,其实暧昧含混的言论,刻意夸大小说移风易俗鼓荡民心的“域外经验”,小说救国神话就此兴起。西洋戏剧作为一种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娱乐形式,吸引了大多数西行者的目光。他们从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联想到了背后精妙的科技手段,进而呼吁改良中国戏曲,振兴民气,再造新国。同时,戏剧救国论的口号也成为其后晚清文学喧嚣一时的文学功利性言论的滥觞。旅西记述为国人呈现了一幅西方世界乍明还暗的暧昧图景,从这面异域文化之镜中,西行者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裂变的危机。我们不必苛责这些认知和体会的粗率与浅薄,毕竟就旅行的意义而言,移动的过程比抵达更值得思索和品味。这些文字承载了一代中国人了解西方,力图自强的痛苦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中也可窥见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近代转型的蛛丝马迹。尤为可贵的是,在艰难的思想探索和文化反思的汗漫之游中,西行者也自觉进行着文学变革的实践,开启了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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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韬与中国近代的东学西渐研究[D]. 阚萌萌. 渤海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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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新知到常识[D]. 张晓川. 复旦大学. 2011
[7]. 王韬对外传播思想探析[J]. 陈世华, 胡启南.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8].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走向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研究[D]. 秦小琪. 渤海大学. 2017
[9]. 从华夷之辨到大一统[D]. 王坚. 山东大学. 2015
[10]. 晚清旅西记述研究（1840-1911）[D]. 杨波. 河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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