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的沉浮——试论宫廷巴渝舞的传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宫廷论文,试论论文,古乐论文,巴渝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530(2008)01-0017-06
《巴渝舞》是巴族賨人善跳的一种“武舞”。舞者手拿盾牌、剑、弩等兵器而舞。这一名称，最早由汉高祖刘邦命名并引入宫廷。《华阳国志·巴志》载：“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①《旧唐书》、《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通典》、《艺文类聚》等古籍文献中均有相关的文字资料记载。这种歌舞虽然最早由汉高祖命名并带入宫廷，但实际上早在上古时期的巫山地区，就已经存在，并记载在周秦年间人所撰写的《山海经》一书中。
一、秦汉以前的巴人乐舞
《山海经》自汉以来被称之“天下第一奇书”。吕子方、范文澜、谭洛非、段渝、肖兵等众多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是研究南方古史系统不可多得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蒙文通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产生地域》一文中就指出《山海经·中山经》等是“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海内经》乃古蜀国作品，《大荒经》以下五篇为巴国的作品”②。上古时代的巫山(又叫灵山)地区，是十巫部落的所在之地，巫风、巫舞十分盛行。《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③，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中指出，巫罗就是后世巴郡板楯蛮“七姓”之首的罗姓的远祖。在《山海经·中次九经》中记载了包括今岷山山脉和巫山山脉地区的祭神舞蹈：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婴毛一璧，干舞，用兵以禳。祈，璆冕舞。④
《中次九经》中所提及的熊山，是古代巴人集中的地区，干舞和璆冕舞都是用于祭神的舞蹈。璆冕舞又叫文舞，即戴着有美玉的帽子跳的舞，这种舞蹈用于一般的祭祀祈祷；干舞，又叫武舞。主要用于征战、出兵前的祈祷仪式，舞蹈者挥舞着干、戈跳舞。具有军事巫舞和禳祀巫舞的双重属性。在我国历史上，巴人是最早将矛与盾、即进攻武器与防卫武器结合起来运用的民族。干为盾牌，与戈连称为“干戈”，与矛连称为“矛盾”，与戚连称为“干戚”。
这是《山海经·中次九经》中所记载的巴人干舞。非常巧合的是，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还记载有与巴人干舞十分相似的邢天干戚舞：“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⑤邢天，是炎帝的臣子。传说他在一次与黄帝的争斗中，被砍掉了脑袋，仍然坚持战斗，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晋代的大诗人陶潜《读山海经》里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赞誉之词。日本松冈正子《邢天》文中特辟“邢天与舞乐”的专节，强调其“执干戚以舞”与古代武舞的关系，提出把邢天的“干戚舞”看做这种祭祀性和巫术性“武舞”祖本⑥的观点。
邢天干戚舞和巴人干舞所体现的都是死而不屈、勇往直前、奋斗不懈的战斗精神。和邢天相仿，无独有偶，又有后来夏耕断首的故事。《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⑦在商汤灭夏桀的过程中，章山一战，中原夏朝余部逃至巫山，在祭祀神灵的过程中，溶进当地巴人乐舞风俗“操戈盾立”，含有不忘先王杀身之仇的意味。
公元前1122年，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陵，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⑧。写下了中国历代战争史上惟一以歌舞破敌的绚丽篇章。
武王伐纣前夕的歌舞，即谓《武宿夜》。《武宿夜》又名《武夙夜》，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中分析了“宿”“夙”二字之形义后认为：“‘宿’古‘夙’字。……《武宿夜》即《武夙夜》，其诗中当有‘夙夜’二字，因以名篇。”《礼记·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郑玄注：“《武宿夜》，《武》曲名也。”孔颖达疏引皇氏云‘师说，《书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鼓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乐亡。”’又引熊氏云：“此即《大武》之乐也。”孙希旦《礼记集解》云：“《大武》之第一成谓之《武宿夜》，象武王之师次孟津而宿也。”案：《礼记·祭统》云：“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考裸者献之始，升歌者乐之始，则《武宿夜》自当为舞之始，是《夙夜》当居第一之证也。”⑨今人高亨认为《周颂》中的《我将》即是《武宿夜》，为《大武》的第一乐章。⑩
周武王灭商以后，即命周公作《大武》。《吕氏春秋·古乐》：“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11)可见，周人的“大武”当取自巴人歌舞。战国时期，巴人的舞蹈亦以“大武”为名。1960年湖北荆门县车桥大壩地区一竖穴墓中出土一“大武”舞戚(12)。俞伟超先生认为此舞戚应是巴人舞“大武”时所用的舞具，当为战国晚期或接近战国晚期楚地的巴人遗物。春秋、战国时期的荆门地区临近巴人的东境，而当时的巴人占据川东之地，与楚、邓、庸、蜀等国交往频繁。战国时期“秦、巴关系密切，秦人伐蜀，即曾得巴人之助，有一部分巴人在秦人伐楚后跟随而到江陵附近是非常可能的。”(13)该铜戚现藏于江陵荆州专署博物馆。
当“巴渝舞”的音乐舞蹈写进《大武》以后，“巴渝舞”又有“武王伐纣之歌”的称呼。因此自周以来，宗庙祭祀所用之“武舞”，名称虽常有变化，但均以“巴渝舞”为原形而造作，内容与形式保持不变。
二、秦汉时期的宫廷巴渝舞
秦朝末年，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曾募发賨人(号板楯蛮)为汉前锋。定秦以后，在与项羽争夺王位的过程之中，巴人又站到了刘邦一边，并多次担任先头部队。楚汉相争的最后一役，项羽被汉军重重围困于垓下。为瓦解楚军，刘邦让汉军夜间大唱楚地歌谣。项羽闻而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14)刘邦用音乐瓦解敌军，从而起到不战而胜的效果。陈四海先生研究认为：“下里巴人”是一种流行在楚国的音乐，而项羽的军队大部分是楚国的巴族人，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如果说刘邦的军队唱的不是巴人歌曲，也不至于使项羽的军队有这样的反应。”(15)
由此可见，在刘邦建立汉王朝的过程中，巴人是功不可灭的。由于他们善歌尚舞，而其舞又勇锐激昂，故高祖在看过他们的表演之后，大生怀古之情，说：“此武王伐纣之歌也。”接着纳入乐府，命乐府乐人学习，并命名为“巴渝舞”，成为宫廷乐舞之一。
进入宫廷的《巴渝舞》经过乐师的整理，舞蹈结构、演唱歌词等都保留了古代《巴渝舞》的古风古韵。在作用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作为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隋书·音乐志》：“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16)。《汉书·礼乐志》：“《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17)。据上所述，周代的“大武”，秦名“五行”，两汉因之。《汉书·礼乐志》中还记载有《巴渝舞》与邯郸、江南、淮南等地方乐歌在宫庙郊祭等重大的祭祀活动中的使用情况：“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江南鼓员十人，淮南鼓员四人，巴渝鼓员三十六人”。(18)可见在汉朝的郊祭乐队中，巴渝鼓员的人数多达36人，位居第一，占乐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东汉时期，《巴渝舞》还用于汉天子的葬礼之中：东汉末年，公元243年(魏青龙二年)，汉献帝去世，魏以汉天子礼仪葬之于禅陵，在发丧仪仗中，是以御林军和巴渝歌舞乐队组成的队伍为先导：“使司马奉为行首，皆衔杖。羽林孤儿，巴渝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39)巴渝舞深沉肃穆、庄严悲壮的风格得以展现。
(2)用于燕享活动中。汉代《巴渝舞》又有《鞞舞》之称。《宋书·乐志》说：“《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20)《乐府古题要解》(卷上)及《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亦有《鞞舞》即汉《巴渝舞》的记载。《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卷五十三引)：“《鞞舞》，梁谓之《鞞扇舞》，即《巴渝》是也。鞞扇上作《巴渝弄》，至《鞞舞》竟。岂非《巴渝》一舞二名，何异《公莫》亦名《巾舞》也？汉曲五篇：一曰《关东有贤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乐长久》，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树》。并章帝造。……其辞并亡”(21)然而，对此说法，郭茂倩却持有异议。他在《乐府诗集》卷五十三辨明道：“今考汉魏二篇歌辞各异，本不相乱。盖因梁陈之世，于《鞞舞》前作《巴渝弄》，遂云一舞二名。殊不知二舞亦容合作，犹《巾舞》以《白纻》送，岂得便谓《白纻》为《巾舞》邪？失之远矣。”(22)
(3)用作日常交际、招待宾客、礼待各国使节的乐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皇帝游猎归来，在雄伟壮观的大殿上演出民族歌舞的盛况：“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叠起，铿锵铛埗，洞心骇耳。”(23)在众多的民族歌舞中，巴渝舞位居首位，可见汉王室对其的重视程度。《汉书·西域传》中还有朝廷为招待“四夷之客”而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渔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24)用以彰显汉王室的国力、兵威。西汉时期，由于国力强盛，豪门贵戚纵情声色犬马，歌舞之风极为盛行。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巴渝舞”归入百戏。《盐铁论·刺权篇》：“中山素女抚流徴于堂上，鸣鼓巴俞交作于堂下”(25)描绘出豪门贵族纵情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同时也折射出中山素女轻婉的琴声与巴渝武士刚勇猛锐的舞蹈相结合的乐舞表演形式已成为当时达官显贵们生活所追求的时尚。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汉时期是《巴渝舞》兴盛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驽渝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26)因土语方言，难晓其义。魏初经王粲考校后，将其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四篇。所作歌词见于《宋书·志·乐二》：“魏《俞儿舞歌》四篇，魏国初建所用，后于太祖庙并作之。王粲造”(27)的记载。使《巴渝舞》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重大的发展与变化。
三、魏晋、隋唐时期的宫廷巴渝舞
(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宋书·志·乐》作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以歌颂曹操的文功武德。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又制《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龠，与《昭武舞》配合使用。西晋时候，为宣扬司马氏的武德，由傅玄创作《巴渝舞》的更名曲《宣武舞歌》(28)又代替了《昭武舞》。其辞有《惟圣皇篇·矛俞第一》、《短剑篇·剑俞第二》、《军镇篇·弩俞第三》、《穷武篇·安台行乱第四》四篇。晋咸宁元年(公元275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识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29)由此可知，晋秦始九年，荀勖等做的“大豫”舞又代替了“大武”，巴渝舞作为宫廷祭祀乐舞的历史使命告之结束。然作为另一种具有娱乐性质的巴渝舞却还在宫中盛行。如这一时期著名文学家成公绥所造的《四厢乐歌·正旦大会行礼歌》：“建五旗，罗锺虡。列四县，奏韶武。铿金石，扬旌羽。纵八佾，巴渝舞。咏雅颂，和律吕。于胥乐，乐圣主。”(30)“巴渝舞”与传统的《韶》、《武》、《雅》、《颂》并举，在宫廷乐舞中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宋)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后舞》……至(元嘉)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呼《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隋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31)刘宋时期《大武舞》曰《后舞》。而至元嘉改定《大豫》舞后，当时并存的另一种《宣业舞》便代替了《大豫》舞的位置。而《宣业》舞，萧子显《南齐书·乐志》又称为“宣烈”舞：“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烈舞》为《武舞》。据《韶》为言，《宣烈》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今世谚呼为《武王伐纣》。其冠服，魏明帝世尚书所奏定《武始舞》服，晋、宋承用，齐初仍旧，不改宋舞名。其舞人冠服，见魏尚书奏，后代相承用之。”(32)可见刘宋以后的“武舞”仍然来源《巴渝舞》，因“巴渝舞”原为“武王伐纣之歌”，古乐内容仍保留其中。《宣业》舞到了萧梁时则又改名为《大壮》舞。
综上所述，魏晋是“巴渝舞”的发展变化时期，虽仍在宫中演出，名称、词曲则多有变化，但“巴渝舞”中所包含的古乐内容和古风古韵仍然保存。特别是在经过王粲、傅玄等文人改造后，巴渝舞从“其辞既古”的民族民间歌舞彻底升华为庄严、肃穆的最高统治者的祭祀乐舞，达到了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最高峰。虽一度停止使用，但在梁朝时又曾恢复其(《巴渝舞》)旧称，然此时《巴渝舞》的舞员、舞风、舞容都发生重要变化。萧纲笔下的《巴渝舞》，已从威武雄壮的巴渝武舞已转变成为“舞容闲婉，曲有姿态”、“从容缓雅”(33)的宫廷丽曲。
……既相看而绵视，亦含姿而俱立。于是徐鸣姣节，薄动轻金，奏巴渝之丽曲，唱碣石之清音，扇才移而动步，鞞轻宣而逐吟，尔乃优游容豫，顾眄徘徊，强纡颜而失笑，……(34)
这不能不说是巴渝舞在艺术风格上的一次巨大的转变。然而由于其“犹有古士君子之遗风，他乐则莫与为比。”(35)古代巴渝武士的遗风，又使其在众多的乐舞之中独领风骚。
隋文帝时期，曾一度以其“既非正典”(36)而罢之。然而《巴渝舞》并没有真正被废，复用后，将其归入清商乐。《隋书·音乐志》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飨，鞞舞，汉巴渝舞也”。“鞞、铎、巾、拂，古之遗风”，“其声音节奏及舞，悉宜依旧。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37)可见隋朝的《巴渝舞》只是名称有所改变而已，其声音、节奏及舞蹈形式仍旧保持不变。
唐高祖即位，承袭隋朝制设九部乐，第二部《清商伎》就是因袭隋《清乐》之旧：“清商伎者，隋清乐也。有编钟、编磬、独弦琴、……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并习《巴渝舞》。”(38)到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增《燕乐》，十六年(642年)增《高昌乐》，成为十部乐，《清乐》仍然位居第二部。到唐武则天时(648-704)，清乐仍“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39)“巴渝”仍位居第三。
可见隋唐时期的《巴渝舞》虽还见于清商伎中，但其在宫廷中的发展已日趋衰微。尽管如此，巴渝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却被保存了下来，唐太宗时的武舞《七德舞》(即《秦王破阵乐》)舞风、舞容就与《巴渝舞》颇有类似之处，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三《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一文中就有“按《唐书·乐志》，《秦王破阵乐》，《巴渝舞》之演变”的说法。”(40)到了宋代，《巴渝舞》则被认为是四夷之乐，“岂容淆杂大乐”“施于广庭，与大乐并奏哉！”于是“乃奏罢之”(41)。《巴渝舞》在宫廷的演奏就此消失，以后的史籍中也鲜有记载。
四、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宫廷巴渝舞在历史长河的演进过程中，传承与发展是持续的。从周武王伐纣后所作《大武》舞、汉高祖命名的“巴渝舞”，到宋朝时被认为是四夷之乐而停止了在宫中的演出，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直至消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名称虽常有改变，但其古乐的内容与形式保持不变。由于脱离了民族生存的土壤，而最终走向了衰亡。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民间巴渝，由于根植于民族的土壤，在历史的变迁中，却呈现其顽强的生命力。从武王伐纣时的巴人乐歌到“下里巴人”，再到唐宋时期的“竹枝词”、“踏蹄之歌”、明清时期的“摆手舞”，既保留有古“巴渝”的遗韵，在内容与形式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丰富与发展。三峡库区獠人铜鼓图案上的羽人舞、江南地区的盾牌舞、土家族的丧鼓舞、哭嫁歌、四川的花灯等都可看作是“巴渝舞”在民间的遗存。
注释：
①晋·常璩撰，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37页。
②《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45-52页。
③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第453页。
④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第195页。
⑤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第258页。
⑥叶舒宪、萧兵、[韩]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9页。
⑦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第470页。
⑧晋·常璩撰，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21页。
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⑩高亨：《周代〈大武〉乐的考释》，《山东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第50-68页。
(11)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第570-571页。
(12)俞伟超：《“大武閞兵”铜戚与巴人的“大武”舞》，《考古》，1963年第3期，第153-155页。
(13)俞伟超：《“大武”舞戚续记》，《考古》，1964年第1期，第54-57页。
(14)汉·司马迁，韩兆琦评注：《史记评注本》，岳麓书社，2004年第189页。
(15)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76页。
(16)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49页。
(17)汉·班固：《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90页。
(18)汉·班固：《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11页。
(19)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第1117页。
(20)梁·沈约：《宋书》(卷十九·志九·乐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550页。
(2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773页。
(2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773页。
(23)汉·司马迁，韩兆琦评注：《史记·评注本》，岳麓书社，2004年第1577页。
(24)汉·班固：《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23页。
(25)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盐铁论·刺权篇》，中华书局，1992年第121页。
(2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693页。
(27)梁·沈约：《宋书》(卷二十·志第十·乐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571页。
(28)梁·沈约撰：《宋书》(卷二十·志第十·乐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572页。
(2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乐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694页。
(3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乐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687页。
(31)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50-351页。
(32)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志第三·乐)，中华书局，1972年第190页。
(33)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中华书局，1984年第761页。
(34)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770页。
(35)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中华书局，1984年第761页。
(36)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59页。
(37)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77页。
(38)宋·欧阳修、宋祁：《唐书》(卷二十一·志第十一·礼乐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年第469-470页。
(39)后晋·刘咰等：《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2-1063页。
(40)晋·常璩、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5页。
(41)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志第九十五·乐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3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