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市论文,为例论文,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资本被认为有助于劳动者的社会流动与社会融入，中国社会中强关系的作用在多数实证研究中得到了支持。这些研究验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嵌入在复杂系统中的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从系统主义的分析模式出发，布朗把社会资本分为“嵌入自我”的微观社会资本、“结构”性质的中观社会资本以及“嵌入结构”的宏观社会资本，分别从个人、群体以及社会维度讨论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影响。①从这一视角出发，多数关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研究都是从微观个人视角入手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求职与融入的影响。多数研究结论支持了强关系对劳动者职业获取的影响，并进而把社会资本的影响拓展至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现代性以及迁移意愿的研究中，认为社会资本(尤其是进城后建构的弱关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合。② 尽管微观个人层面的弱关系社会资本被认为对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实践场域中的农民工却并没有像研究者预期的那样理性地、能动地重建自己的关系网络，许多关于城市农民工社会网络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正在出现“内卷化”倾向③，其社会网络不仅规模小而且同质性高④。调查显示，那种拥有规模大、网顶高、网络全距大、异质性强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农民工只占少数，这些农民工可能就是统计结果中“显著性”的代表。而对于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来说，仅是重建关系网都会由于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而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利用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了。因此，符平从实践社会学出发对定量研究把农民工作为“一组组统计数据”、“统计学意义上的抽象的农民工”进行了批判。⑤他认为“实践世界”的青年农民工交往范围狭小，少量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城市适应。⑥ 通过对问题的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统计意义上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与实地观察中社会资本的匮乏已经构成了一个矛盾，我们必须把研究引向一个更具前提性的问题——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如果农民工不能在流入地有效地再生产出新的社会网络，其原有社会资本的影响就无从谈起，因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一样，需要不断更新，否则将丧失价值”⑦。笔者认为，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研究应当始于实践层面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然后再探究其作用与影响，才能使研究具备更强的解释力与操作性意义。因此，或许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农民工的社会资本问题，即探究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运作场域与功能变迁，并重点探索其在流入地之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 再生产：社会资本研究的应有之义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研究传统似乎被定量分析的浪潮淹没了。长期以来，研究者们过于注重静态地分析微观层面的关系资本，反而忽略了动态的研究路径。笔者认为，再生产(即社会资本的建构与维持机制)应当是社会学理论关注的重要维度。传统社会理论家对关系或者社会资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经验支持。 在中国社会理论家的眼中，“关系”无疑是分析社会事实的核心概念。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相互负有的责任或义务为纽带将社会成员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资本并作用于不同的领域，如家庭、经济、政治、宗教等。如梁漱溟所言：“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⑧如此看来，“伦理本位”的传统熟人社会亦可理解为“关系社会”，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即是关系再生产。熟人社会结构稳定且成员的社会流动性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邻里之间、亲朋之间频繁地互动造就了人际关系的“超稳定”形态——以“家”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就是对社会关系及分工作出的经典论述，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在这些权利与义务中还附带着社会对个人思想与行动的期望和制约⑨，二者共同构成了关系再生产的目标亦即形成了费孝通所言的“同心圆波纹性质”的差序格局⑩。熟人社会的关系再生产，依托的是被行动者内化和自觉遵守的交往行动准则——关系文化与行动的“自觉”，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完成这一过程。一些互动仪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阎云翔在礼物交换中提出的“关系网络的形构”(11)、王雨磊和王宁在农村宴席研究中提出的“人情债与人情味”(12)，在作为生活常态的送礼随礼、请客吃饭、让座敬酒、叙旧引荐中巩固了已有的关系且再生产了新的关系。稳定的关系再生产机制不仅实现了信息交流、资源交换的稳定，还发挥着社会支持(物质与情感支持)的功能，同时也建构了普遍的人际信任与社会规范。因此，熟人社会的稳定结构与低流动性是传统社会中关系再生产或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根源，频繁而稳定的社会日常交往是关系再生产或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机制。 在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中，“再生产”同样是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等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有专门论述。布迪厄在对资本的四种划分中阐述了资本的再生产逻辑，他认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都可转换为经济资本。(13)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论述了作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之社会资本的创造、保持和消亡，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再生产涉及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网络的封闭性等条件，他认为“社会关系必须通过固定的交流予以尽力维持”(14)。普特南将社会资本视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通过促进合作以提升社会效率”，他认为社会资本“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它往往是其他公共社会活动(如互惠组织、文化社团的活动)的副产品。(15)上述社会资本理论家都从动态视角关注了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再生产，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社会结构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具有重要影响，结构变迁会改变社会资本的功能；其次，社会资本再生产有一系列必要机制——需要依托既有的、稳定的“平台”(如社会组织)和“渠道”(如公共活动与人际交流)。 从理论上看，对社会资本的探索不应局限于微观层面，而应该着眼于更为宏观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研究。这并不是说微观层面的个人关系资本不重要，而是因为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难以解释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建构、维持、再生产与消亡)，从而限制了社会资本的解释力。社会资本是具有理论潜力的概念，它不仅能够解释社会网中的信息与资源流动，还应当着眼于社会资本如何能够促进社会有序。作为嵌入在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或纽带，社会资本不仅是个人实现行动目标的资源，还具有团结社会成员、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功能，后者恰恰为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科尔曼、普特南、福山等学者努力将“社会资本”概念与理论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拓展，试图让“社会资本”成为连接社会学“微观—宏观”二元对立的桥梁，或许是我们值得借鉴的范例。当前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应该适当转向宏观层次，在更广泛的地域与群体层面开展分析，从而为社会学解释“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笔者认为，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研究必须重视“再生产”问题，既要看到社会结构对社会资本功能的影响，也要看到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机制”。本文将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分析实践层面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功能变迁与再生产机制。 拔根：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 天津市T社区是政府专门修建的青年农民工社区，占地面积约为115000平方米，距离中心商业区约25公里，正式投入使用已有3年时间。T社区内部功能较为完备，拥有食堂、澡堂、超市、诊所、服装店、文体中心、银行等基础设施，基本可以满足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需求。居住在T社区的农民工约有1.3万人，其中80%以上是16～30岁之间的新生代青年农民工。他们多在周边工业区的制造业工厂中工作，许多人初中毕业后进入技校学习并熟练掌握了一门技术，通过市场招聘等形式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从事具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铸造工、铣工、焊工等工作。笔者于2013年5月至8月进入T社区进行调查，通过与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以及某NPO组织负责人与志愿者的访谈获取了本研究所需的经验材料。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实质是在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过程——由传统乡村社会到现代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从以往“扎根”的熟人社会土壤中拔出，需要重新“扎根”到城市社会中从而实现城市社会融合。然而实地调研发现，这一“扎根”过程对T社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难上加难，主要原因在于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 所谓结构制约，体现为处于城市边缘结构的T社区降低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T社区的建立在短时期内为流入天津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居所，跟自身条件地位相仿的工友一起生活也能够减少他们初到城市的陌生感。但是，从长远来看T社区的设置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首先，T社区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社区，而是政府为了满足企业需求、减少企业管理成本而建设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之一(16)；T社区并不像城市的商品房小区那样由内部居民选定物业，而是采用外包制，由政府招标选定物业，企业只需要缴纳一定的物业管理费；这样的管理不会考虑内部农民工的感受，其本质是一种“宿舍劳动体制”(17)，因此居住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会把这样的一个“宿舍”当成“家”，“宿舍”里的舍友也不像“家”里的伙伴那样亲密。其次，从城市空间结构上，T社区位于距离众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较近的天津市滨海新区，距离城市商业中心较远，居住在T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严格说来并不算“进城”，他们无法感受到市中心的城市文化与现代气息，他们仅仅是被“安置”在一个位于市郊的工业化园区而已，被城市主体排斥在现代生活的核心空间之外。距市区较长的车程决定了处于市郊的T社区农民工除了周末外不可能有时间接触城市的现代气息，同时，频繁的加班和繁重的劳动使得他们即使在周末也难得进城一次。“下班躺床上，第一个感觉就是不愿意动了……很少去市里，因为没时间啊，平时空闲不多，因为(一周)就歇一天班，不就洗洗衣服嘛”(HXS，21岁，电机工)；“平常半个月休息一次(天)，我好久没去市里了，因为最近都不歇班的”(YM，20岁，钻孔工)。这样一种结构设计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深层次上是城市主体对于农民工客体的“接纳贡献性、排斥参与性”(18)的体现，通过长时间的工作使其为城市工业化发展做贡献，但是通过让他们远离市区来减少其扎根城市社会、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可能性。 所谓交往成本限制，表现为农民工个人无法支付昂贵的物质成本与情感成本以建构和维持与他人的交往关系。在传统熟人社会中，个人在日常生活互动仪式中完成了关系的维持与再生产过程，而在T社区中并不存在这样成熟的关系再生产机制，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凭借个人努力去建构社会网络。然而，作为“劳动宿舍”的T社区及周边并没有配置公共休闲场所(除了几家小饭馆之外)，新生代农民工若想建立和维持关系网只能选择去餐馆喝酒吃饭、去城里KTV或者逛街看电影等方式，这些无不需要花钱。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T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多为2500元～3500元，其月平均支出仅为600元～1000元，由于要补贴家用而且天津市消费水平较高，因此多数人都在满足基本生活支出外不会再选择其他娱乐性支出，“我比较节省，顶多一个月花300，再加上乱七八糟的手机费啊什么的，顶多也就500，一个月能剩下2000多”(LM，21岁，国企司机)。此外，由于无法扎根于城市，T社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多数都把自己视为城市中的“匆匆过客”，工作一定时间后会返乡结婚或者另谋职业，在他们看来，对关系网络的投资并不会给自己带来相应的物质与情感收益。如果维持关系的成本(表现为人情往来支出)较高且难以带来足够的物质与情感收益，那么对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项支出就是不必要的。 结构制约和交往成本限制共同导致了T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这种“拔根”状态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难以在城市社会实现再生产。那么，传统熟人社会中与关系紧密相连的社会资本之功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拔根”状态下的社会资本：功能变迁与后果 如上文所述，传统熟人社会中稳定的关系再生产(即社会资本再生产)不仅实现了信息交流和资源交换的稳定，还发挥着社会支持的功能，同时也建构了普遍的人际信任与社会规范。这些嵌入到熟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本，它所承载的功能对稳定社区秩序和实现个人行动目标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这些功能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个人社会行动和社区秩序都会出现问题。下文的分析将涉及“拔根”状态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功能变迁与替代性机制以及功能变迁后的可能后果。 对于农民工来说，进城后原有的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依旧表现为“关系资本”。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时候，关系资本除了能在工作场域提供可靠的求职信息之外，还能在生活场域中为他们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这已经被研究者所证实。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拔根”状态下的T社区内从事制造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难以再通过原有熟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本获取求职信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信息流通渠道逐渐多样化，新生代农民工掌握市场信息的技能不断提高，市场基本替代了关系所承载的获取求职信息的功能。笔者访谈调查的17位新生代农民工中，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只有5人，其中两人来到天津的时候年龄很小(分别为16岁和15岁)，严格说来真正依靠关系资本得到工作的其实仅有3人。许多被访者是通过技校分配、公司招聘和网上招聘等其他渠道获得求职信息的：“我初中毕业后找个技校学的，那时候就说学个技术可以养家糊口、多挣个钱，结果就学了，之后分配到这里的”(CQ，27岁，电焊工)；“我们是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毕了业就出来了，公司到我们学校面试的，当时经济危机嘛，没有好的就业方向，也去过人才市场，然后(在这里)实习时间挺长的嘛，就过来了”(YSB，24岁，组装工)；“我去年八月十五之前，自己通过劳动市场里面的信息(找到工作的)，在网上、手机上，经常出这些招工信息”(KXR，26岁，装箱工)。 总之，进入城市社会后，市场逐渐替代关系资本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求职信息的功能导致关系资本逐渐从工作场域中“脱嵌”，然而这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求职和竞争中落后于城市居民。原因很简单，除了市场信息以外，城市居民还通过“求职网”、“跨体制社会资本”等方式获取信息与资源。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关系“拔根”加之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相对缺乏，因此难以从市场中获取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信息与资源，必然长期处于市场的被支配地位，不得不在次级劳动市场工作。 尽管从工作场域中逐渐脱嵌，关系资本在生活场域依旧发挥着一定的功能，表现为少量的强关系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初入城市时提供部分社会支持。正如被访者FLY所言：“我一开始在津南那边，这边有一个朋友，就上这边来了。你要是联系不好，连一个落脚点都没有。现在我在这儿，如果老家有人就是先联系(我)……生活方面能给你解决一块儿，最起码你第一天来没吃没住的地方，我能想办法给你解决，都是靠关系么”(FYL，29岁，焊工)。与传统熟人社会中由关系资本提供社会支持功能相比，T社区内处于“拔根”状态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关系网非常脆弱，一旦他们的亲友离开T社区，这种关系网就会随之消失。这种脆弱的关系资本难以持续，无法满足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的需求，尤其是长期的情感支持，因此孤独感会随着他们进城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加深，对城市生活的认同也无法形成。 对于T社区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圈子小、边界性强的社会交往模式使得社区内部人际关系呈现出一种“内卷化”状态：人们在自己的小圈子内互动，除了仅有的几个亲戚或者朋友外不再同他人联系。人们之间关系冷漠、缺乏信任，使T社区看上去就像一个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的“客流中转站”。在T社区内生活超过两年的被访者都向笔者谈到T社区曾经数次发生斗殴事件，偷盗等违法事件更是多发。相比于熟人社会，T社区内由于社会资本难以再生产、人际关系呈现“内卷化”，维持T社区秩序的仅仅是一系列被当做“耳旁风”的管理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T社区内社会秩序较为混乱。 组织介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 被市场支配、孤独感增加、难以形成城市认同，这些后果无一例外地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同时也使他们生活的社区呈现出秩序混乱的状态，客观上不利于城市社会治理。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设法恢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为其提供信息、社会支持的同时促进社区的稳定，而这些功能恢复的前提就是实现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那么如何调整原有的机制以实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呢？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上文两个关键影响因素——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的直接或间接回应。 笔者认为一个可行方案就是通过组织介入方式，即以社会组织为核心提供公共服务、建构公共生活与交往“平台”、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实现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在T社区中就存在这样一个非营利性组织——N组织(19)，其组织实践为笔者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提供了实例。 首先，N组织介入T社区生活，在社会网络重建方面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成本。由于同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以及良好的社会影响力，N组织获得了T社区中心场地的使用权以及来自工会与企业的资金支持。他们通过提供免费运动与娱乐场地、举办讲座与心理咨询活动等方式迅速在社区内部扩大自身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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