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机遇期论文,和平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p.18)这是我们党在对国内外形势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判断。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2]如果中国能够抓住和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中国就能实现和平崛起。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出现是有客观规律的，是由国内国际多种有利因素孕育而成的。从国内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为我们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际上，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潮流在曲折中前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国际关系体系处于重大转变时期，中国有了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和国际合作空间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平等原则和独立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欧洲国际社会，从而奠定了当时欧洲国际关系新的基础。它实际上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均势体系，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者。20世纪这一国际关系体系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已经对国际关系体系形成重大冲击。首先，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关系影响的上升，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共同利益大大增加，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明显。第二，主权国家虽然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但已不是唯一的行为者，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各国之间更加平等和民主的国际关系体系。第四，随着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这些机制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一部分经济方面的主权让渡给这些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原有的主权观念正在出现变化。第五，均势理念、地缘政治和“零和”游戏规则等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各国在安全方面需要有新观念，这种新观念的基础应该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以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均势为主要特征的旧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向以相互依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国际体系演变。这种转变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中，将充满复杂的斗争，甚至出现曲折和反复。而且，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转变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大国之间相互依存性的增强，不仅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特别是在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世界战略力量失衡。美国霸权下的国际体系将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因为霸权将经常使用武力打击违反其意志或认为有损于其利益的中小国家。美国寻求“一超独霸”的国际格局，不利于建立新型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是向新型国际关系体系转变中的一股逆流。
在今后一段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国际关系体系由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均势体系向以相互依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国际体系的演变将继续进行。各国之间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将进一步增加，并更多地寻求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传统的热点问题。发展经济和科技将是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目标，综合国力竞争将更加激烈，各大国之间合作的一面将进一步上升，将尽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武装冲突，但斗争和竞争不可避免。建立和发展各种国际和区域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的进程将继续，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共存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将成为未来以相互依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它使中国有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和国际合作空间。
（二）大国关系重组，竞争与合作、矛盾与协调共存，中国与其他大国协调合作的可能性增加
“9·11”事件后，大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一方面，大国之间相互协调和合作的一面上升，它们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各主要大国在对付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和解决地区热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美国也认识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布什总统说：“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美国获得的最大机遇是建立有利于人类自由的世界均势”。[3]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布什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4]这些表明，布什政府愿意建立一个大国合作保持和平的大国关系框架。
另一方面，大国关系重新进行分化组合。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迷信武力的做法进一步促使大国关系发生分化组合。大国之间围绕伊拉克战争的纵横捭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不仅反应了大国之间国家战略利益的不同，而且显示了它们之间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历史的不同和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理解。布什政府的战略理念和对外政策中存在一些严重的内在矛盾：首先，它认识到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前景，承认存在“其他主要的全球力量中心”，[4]但又企图继续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第二，它表示要实现“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但又将“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均势”概念作为布什政府处理大国关系的主要理论；[4]第三，它一方面强调要“维护和平”，但另一方面，又准备对威胁美国利益的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4]第四，它宣称要“利用这个机遇将自由的好处扩展到全球”，但往往用美国的观念来定义“自由”，并企图以此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些都将对建立以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为基础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现在，美国处于自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大国地位的顶点。但与此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实际影响力下降。这是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结果。由于经济和政治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当前国际战略格局在向多极化曲折发展过程中呈现多层次结构。
在经济领域，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进展、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多极化正在逐渐形成。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将促进世界力量的均衡化趋势。
在军事领域，国际格局仍然是单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具有全球大规模力量投送能力和全球作战能力的军事超级大国。要实现世界军事的多极化尚需很长时间。但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不是用军事力量就能解决的。
在政治领域，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影响的上升和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国际格局呈现分散化的状态。
当前大国关系出现的新一轮互动，实际上是国际战略格局呈现这种多层次结构所导致的。从长远来看，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将不得不更多地通过协商和协调以解决分歧和控制传统安全威胁，并进行合作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今后有必要逐步建立几个大国之间的双边战略稳定框架，并在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形成新的全球战略稳定框架。这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它使中国与其他大国协调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三）世界处于新浪潮并存发展的阶段，中国处于比较有利的发展机遇期
根据美国未来学家约翰·托夫勒的观点，第一次浪潮是从前农业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转移，第二次浪潮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移，第三次浪潮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移，第四次浪潮是信息革命。[6](p.76)人类社会完成第一次浪潮的经济和社会转变花了几千年时间。发达国家完成第二次浪潮的经济和社会转变花了几百年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第三次浪潮，并从90年代开始进入第四次浪潮。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第二次浪潮的转变中。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既面临着完成第二次浪潮的历史性任务，又开始进入第三次浪潮和第四次浪潮。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世界还面临着生物技术经济、太空经济、超导技术经济、纳米技术经济、海洋经济等新的浪潮。
多种发展阶段并存的状况，一方面使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机遇稍纵即逝。另一方面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化的危险中，少数发展中国家甚至被西方国家称为“虚弱国家”或“失败国家”。由于第二次至第四次浪潮并存下的全球化的发展，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组织。只要这个系统组织的一小部分受到损坏，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受到影响。因此现在只要有一小撮恐怖分子进行反社会活动，就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在第二次浪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很大进展。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已基本完成第二次浪潮的历史性转变，开始进入第三次浪潮和第四次浪潮。由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地位。这有利于中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实现和平崛起。在本世纪头20年，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既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又要大力推进信息化。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技术相结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约翰·托夫勒甚至预测，到2020年，中国大多数人将从事第四次、第五次浪潮中的经济工作。[5](pp.75-76)
中国和平崛起的艰巨性与可行性
在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先例不胜枚举，但基本上都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战争，二是与世界“领导国家”、或与其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国的崛起必须通过战争。这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重要特征。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都是通过战争而崛起的，因为他们必须通过战争才能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其中有成功崛起的，如英国、美国等，美国是通过美西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而成为西方世界霸主的。也有在战争中失败的，如德国、日本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至20世纪70年代末，绝大部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实现了民族独立。这标志着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结束，世界逐渐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一个国家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场和国际社会，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一个后起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竞争扩大国际市场，获得原料和资源，吸引外国资本前来投资，从而崛起为一个大国。这一潮流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从而促使各国更多地在经济、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这使得国际社会有可能接受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和平崛起。例如，二战后，欧盟国家、日本等实现了和平崛起。但他们都是世界“领导国家”——美国的盟国。
中国和平崛起的定位是“成为世界强国”而不是挑战“世界领导地位”，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和平崛起是史无前例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艰巨性。
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思想都是建立在对国际战略形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在阐述“争取比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这一论点时，充分显示了他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邓小平说：“七十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 ”[6](P.25)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等一系列新的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指出：“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6](pp.25-26)
江泽民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7](p.4)他在十六大报告中以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分析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高屋建瓴地阐述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论断。
从理论分析来说，战略机遇期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战略机遇期的时代性。战略机遇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来就是国际战略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第二，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第三，战略机遇期的宏观性。从空间范围来看，战略机遇期不是那种相对孤立的、只对中国某个局部地区或某个领域产生影响的时机，而是将对中国整体和全局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四，战略机遇期的纵深性。从时间序列来看，战略机遇期不是那种只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的因素，而是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对中国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第五，战略机遇期的转化性。在战略机遇期中，机遇与风险有可能相互转换，处理不好，机遇有可能溜走，或转化为风险。在战略机遇期中，也存在出现危机的可能，处理得好，可能将危机变为转机。第六，战略机遇期的伸缩性。善于把握和利用战略机遇，就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反之，战略机遇期有可能被缩短。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和平崛起就可以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这种可能性分为内部客观条件和外部客观条件两部分。
从外部有利条件来说，除了前面分析的以外，还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其全球战略的最优先事项，将对外战略的重点由欧洲转到中东地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虽然推翻了萨达姆，但面临着这场战争“车臣化”的危险，驻伊美军经常遭到袭击，伤亡不断出现。美国在朝核问题上与朝鲜形成僵局的情况下，需要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希望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反恐等方面与美国合作。中美关系中引起争议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的尖锐性有所下降。这些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由于中国具有生产成本低、投资环境良好等特点，世界一些重要的经济要素，如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等正在大规模、广谱性地向中国全面转移，这正好与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需求相适应。这有利于中国加快经济的发展。
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也就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本世纪头20年的发展目标和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我国本世纪头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我国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完成从一个负责任的、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向一个世界强国的转变。同时，中国将不谋求地区领导权和世界领导权，而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趋势的大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平等合作，共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无论是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
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主要取决于能否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而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具有强烈的机遇意识。战略机遇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具体机遇构成的，机遇具有稍纵即逝、不可复生的特性，要不断提高把握机遇的本领，善于利用机遇。其二，必须具备鼓励创新的机制和迅速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和创新机制的竞争。其三，必须具备各种危机预防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危机。由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更加容易受到各种危机的影响。危机既是危险，处理得好，也可以转变为机遇。为了预防和处理各种危机，有必要建立各种危机预防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
中国还应该使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国，中国的迅速发展必将引起世界瞩目。某些国家的一些人对此产生疑虑心理，担心中国的发展可能对他们不利，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宣扬“中国威胁论”。对这些疑虑和攻击，我们必须解释和反击。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合作日益紧密，共同利益不断上升。中国应以实际行动，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与各国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双赢”或“多赢”。这将有利于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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