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研究
刘伟强 李鲜
［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t模型，考察文化资本与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青年的健康生活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可分为养生型、朋克型和混合型生活方式。不同文化资本的青年群体，在生活方式上存在着差异：经常读书和参加文化活动有利于青年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低学历者倾向于混合型生活方式，高学历者呈现两极化，养生型和朋克型生活方式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与文化资本相比，经济因素对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相对较弱。这说明，要转变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
［关键词］ 文化资本；青年生活方式；朋克养生法；潜类别分析
一、引言
已有的学术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行为因素对个人健康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吸烟、不健康的饮食、酗酒、可避免的损伤等行为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1]。《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指出，中国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急剧上升，估计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死亡总数的85%，成为危害民众健康的“头号杀手”。如今我国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疾病“年轻化”，高发于老年人的疾病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长期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缺乏锻炼都暗藏着各种疾病隐患，部分年轻人缺乏体检意识，对很多疾病了解不足，没有明显病症时就自认为健康，错过了最佳的防治时机，从而转入恶化的局面。年轻人“猝死”的新闻以及自己身体各种不适的持续困扰，给年轻人带来了危机感和焦虑感。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惜命”的念头交织中产生了“朋克养生法”，像“啤酒加枸杞、可乐加党参”“抽烟保持微笑”“熬最晚的夜，敷最贵的面膜”这些“一边作死一边自救”的养生方式，逐渐成为当下年轻人自嘲的方式和新的谈资。在他们看来，这种养生法既无需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又能及时补救以减轻由此造成的身体损害。“朋克养生法”反映出年轻人对当前生活方式的质疑，以及想要补救的自我安慰心理，折射出部分年轻人在健康理念上的错误认知。
2.6.3 糖尿病患者 对前列腺增生患者应重视是否有伴有糖尿病。入院时需询问患者有无糖尿病以及相关用药情况，并在病史中予以记录。术前应进行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尿酸、肝肾功能等评估。注意饮食调节、血糖监控，围手术期间积极维持原代谢疾病的药物治疗，必要时与相关科室联系进行相关药物的剂量调整。
健康风险行为和不良生活方式的严峻现实，已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现有的研究尤其关注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西方国家的研究普遍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风险行为存在负向关系[2-3]，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生活方式更不健康[4]。这些研究主要是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分析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健康行为方面的差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探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健康行为的关系[5-6]。由于这些资本会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并反映社会不平等状况，我国学界主要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人们的身心健康研究[7-8]，以分析我国健康不平等的问题。而文化因素是制度和结构因素之外影响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微观的社会过程中，文化因素的作用更加重要[9]。但是在研究中国民众健康行为及健康生活方式的文献中，文化因素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年轻人也是投入到与文化相关的实践的活跃群体，这些实践活动也是文化资本的形式，对他们的健康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因此，在疾病“年轻化”和国家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背景下，研究文化资本对青年群体健康生活方式转变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健康生活方式
健康行为（Health Behaviors）在十九世纪20年代末被提出，主要聚焦于卫生和健康教育，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才重新引起了学者的兴趣，探讨人们的健康行为及其转变[10]。健康行为，有时也称为健康相关行为（Health-Related Behaviors），泛指个人采取的影响健康或导致死亡的行为。科克汉姆将健康行为定义为人们为保持或增强自身健康、预防健康问题或获得积极的身体形象而进行的活动[11]。与健康相关的行为除了跟医疗有关的体检和预防性护理行为以外，大多数的健康行为是发生在医疗系统之外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主要包括饮酒、吸烟、饮食习惯、锻炼身体、休息和放松等。
健康行为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个包括行为和态度的广义概念，还是关乎生活见解和生活哲学的概念。最初，在涉及与健康有关的行为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倾向于将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等同，将二者作为总称来表示与健康相关的行为及模式，这与日常语境下的“生活方式”不同。因为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概念，涉及诸多领域的社会生活问题，如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交往生活方式[12]，因此，我们可以将具体的健康行为作为健康领域的生活方式（Health Lifestyle)的外在体现。科克汉姆将其定义为：根据人们的生活机会，在现有的条件下选择的与健康有关的行为集合模式[13]。健康行为在个体身上的聚合反映了健康生活方式的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也会呈现出健康生活方式的变化。由此，健康生活方式概念在健康研究领域被广大学者接受并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二）文化资本与健康行为
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最初是用于解释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在学业成就上的差异，并借助这一概念建构了社会再生产理论。随后，文化资本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持续关注，被用于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比如地位获得[16]、学业成就[17]、居住流动性[18]、经济发展[19]等。布迪厄认为广义的文化资本是指人们的象征资源和信息资源[20]，这些资源通过教育和社会化获得，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出身背景中存在差异，可以通过技能、知识、健康准则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21]。布迪厄也区分了三种文化资本，即制度化的、具体化的和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对应文化制度、文化能力和文化产品[22]。已有研究表明，文化资本是影响人们健康与健康风险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菲斯曼（Fismen）等通过对比经济因素和文化资本对青少年饮食习惯的作用，发现文化资本是最为有力的影响指标，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应重视文化资本对健康行为的作用[23]，Oncini 与 Guetto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24]。
第一，执法职权不明确。例如，当面临转运货物、过境的执法问题时，海关是否是其知识产权执法的主体，当前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均未有明确规定。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决定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选择的三种基本资源。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健康和健康行为研究，尤其以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研究为盛，文化资本在健康领域的研究则相对滞后。但是已经有学者发现文化资本在健康不平等研究中可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14]，成为确定联结社会和健康不平等的重要机制[15]。
2.培训职责不清。培训方案对人事处、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二级学院、系（教研室）的培训职责界定不清或没有界定，培训管理无“主”，培训无法落地。
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单独的健康风险行为作为因变量，即使是研究几个健康行为也是分别考察文化资本与单个行为的关系。健康生活方式作为不同健康行为的集合概念，其整体性不是单一的健康行为能够体现的。因为个人行为实践本身可能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但是当它们被组织为一个生活方式概况时，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一般地，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实践着几种健康行为，只关注多元的健康风险行为并不能反映出健康生活方式的整体情况，整合多元的健康风险行为和促进行为才更有利于呈现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差异。因此，需要从综合的视角来分析文化资本与多元的健康行为聚集（即健康生活方式）的关系。本文采用潜类别分析对多元的健康行为进行归类，即相似的生活方式会表现出类似的健康行为特征，由此来测量青年群体的健康生活方式。
2．核心自变量
假设1：文化资本有利于青年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1．因变量
让产品和市场实现“对接”，信息沟通十分必要，借助专业的、针对性强的会议或展览平台是一种有效途径。近日在水利部综合事业局、中国水利学会、湖南省水利厅、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广播电视台、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国际水利机械及施工装备展览会上，包括三一重工等多家知名企业在内的机械厂商云集，展示了一批技术先进、性能卓越的水利机械产品。为了增强展会的实效性，提高展会质量，让参展企业获得更多实惠，展会组委会邀请了大量水利系统内的专业人士以及施工企业、工程管理单位代表参观展会，同时组织召开相关论坛及研讨会，让水利机械产品供需双方充分交流。
假设2：文化资本对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程度高于经济资本。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该数据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全面的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的抽取480个村/居委会、12000名个人，最终获得11783个样本。健康部分的抽样调查样本相对较少，只涉及出生月份为一月、四月、六月和八月的被访者，本文选取了17～35岁的青年群体，删除了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和无效的观察值后，进入模型的样本量为682个。
（二）变量及操作化
在健康行为和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中，经济因素常常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分析健康生活方式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如低收入者更可能吸烟，而喝酒更多地集中于高收入者[25]。对于青少年而言，家庭收入高有助于他们参与更多的体育锻炼活动，并且参与的运动类型与家庭收入有关[26]。基于不同的国情，经济条件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也不同，在欧洲国家，经济条件窘迫者更倾向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27]，而我国的低收入者偏向混合型的生活方式，高收入者在健康型和风险型生活方式的发生概率没有显著差异[28]。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并非都需要高额的经济支出，如慢跑、跳绳等只需要基本的运动装备，而且转变为健康饮食也无需额外支出，甚至花费更少[29]。陈琳在研究中也发现烟酒价格和青年的收入对是否具有烟酒使用行为的影响不显著[30]。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证实，在健康行为实践中文化因素的作用比经济因素更为显著，因此结合中国的情境及上述研究与反思，本文提出假设：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健康生活方式，以吸烟、喝酒、锻炼、休息和体检等健康行为的潜类别分类来测量。根据问卷中对这五种行为的频率，分别编码。（1）吸烟：被访者的吸烟行为频率为5个类别，依次为“每天抽、一周几次、一个月几次、一年几次甚至更少、我不抽烟”，将这些类别进行反向编码，形成频率由低到高的顺序1～5。（2）喝酒：与抽烟的编码一致，将被访者的喝酒频率反向编码为1～5，即“我不喝酒、一年几次甚至更少、一个月几次、一周几次、每天喝”。（3）体育锻炼：根据被访者进行20分钟以上的、会出汗或呼吸加快的运动的频率，同样反向编码为1～5，表示“我不锻炼、一年几次甚至更少、一个月几次、一周几次、每天锻炼”。（4）休息和放松：根据被访者空闲时间从事的活动来测量，休息放松的频率分别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依次编码为1～5。（5）体检：以询问被访者过去的三年里是否做过任何健康体检来测量，将“有，并且是定期体检和有，但不定期”编码为1，将“没有体检过”编码为0。对这5种健康行为的潜类别分析详见后续的数据分析部分。
综合菌核萌发实验和离体叶片实验，防治效果较好的是ax2和DH20。将之前筛选到的ax2和DH20作为供试菌，进行盆栽向日葵菌核病的防治效果比较。ax2和DH20两株供试拮抗菌发酵原液处理土壤的不同用量对向日葵菌核病均表现出一定的防治效果，结果见表1。从表1可见，ax2的防治效果更好一些，其中100 mL发酵原液处理土壤防效最高，达88.23%。
从现有的关于文化资本与健康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文化资本在规避健康风险行为和促进健康饮食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本文假设文化资本对健康行为的聚集模式也有相似的作用，即：
高中体育教师还应该以休闲体育为目的，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增加体育学科的休闲色彩和运动色彩。当前的高中体育教学项目，比较集中在短跑、篮球、中长跑、足球等运动项目上，难以满足学生对休闲体育运动的心理需要和运动需要。为此，教师可以开展武术、健美操、轮滑等课程，或者花式跳绳、踢毽子等运动项目，增加体育教学的休闲性、生活性、有趣性。
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类型，以及相关研究的操作化方法，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测量文化资本。（1）教育：根据被访者的最高学历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依次编码为1～4。（2）读书：以被访者过去一年空闲时间读书的情况来测量，分为“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将“从不读书”编码为0，“一月数次和一年数次或更少”编码为1，“每天和一周数次”编码为2。（3）参与文化活动：与读书的调查一致，将被访者听音乐会、看演出和展览等文化活动的频率重新编码，“从不参与”编码为0，“一年数次或更少”编码为1，“一月数次、一周数次和每天”编码为2。
本文依据国内外在山洪沟治理工程中的探索与实践经验，初步提出了山洪沟治理工程设计原则和各种工程措施的技术要求，结论如下：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经济资本、职业、城乡等。其中经济资本通过前一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来测量；职业是根据被访者当前或最后一份工作的职业编码转化为EGP职业阶层，最终合并为3类阶层，即非体力工人阶层、体力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编码为1～3。另外，由于我国城乡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也将此作为控制变量，编码城市为1，农村为0。
（三）统计模型
2．潜在类别及其条件概率
四、统计结果分析
（一）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潜类别分析
1．潜类别结构
通过对5种健康行为进行探索性潜类别分析，得到1～5个类别模型。潜类别分析模型需要综合各个拟合指标，以确定对各个行为测量指标都具有显著解释力的潜在类别模型。经综合考虑拟合指标，3个类别模型是较为理想的模型。
本文利用Mplus7.4对5种健康行为进行潜类别分析，以获得健康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别。潜在类别模型由外显变量与潜在变量构成，外显变量的不同水平是实际测量时的各个受测者所属的不同类别，潜在变量的不同水平是估计后得到的不同潜在类别[31]。本文以潜在的健康生活方式变量来反映吸烟、喝酒、锻炼、休息放松和体检五个外显变量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比各个类别的相关拟合指标，选择适当的健康生活方式类别，随后采用多分类Logit回归来进一步分析文化资本与青年群体健康生活方式的关系。
确定健康生活方式的3个类别之后，可以得到不同类别在各个测量指标上的条件概率。从这些条件概率可以判断不同潜在类别的特性，并据此对这些潜在类别进行命名。结果见表1。
表1 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类别的条件概率
在类别1中，不抽烟、不喝酒、经常锻炼、经常休息、做体检的概率很高，总体上健康风险较低，因此将类别1命名为“养生型生活方式”。类别2 中，包括了经常抽烟、经常喝酒的高风险行为，也包括偶尔锻炼、经常休息和参加体检等促进和预防行为，这与“朋克养生法”在践行不健康行为的同时或过后补救类似，可以将此类别命名为“朋克型生活方式”。类别3中既包括了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的健康行为，也包括几乎从不锻炼的行为，休息放松和参加体检的概率相对均匀，因此命名为“混合型生活方式”。从青年群体健康生活方式的潜类别结构分析可以得到，养生型、朋克型和混合型这三个潜在类别概率分别为37.2%、23.6%、39.2%，呈现出中国青年群体健康生活方式的多元性。有三分之一的青年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综合朋克型和混合，具有非健康生活方式的青年比重相当大。
（二）文化资本与青年健康生活方式
基于潜类别模型确定的三个类别，本文采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来分析文化资本及基本的控制变量对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结果见表2。
表2 文化资本与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多分类Logit回归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基本控制变量和文化资本对青年健康生活方式都有一定影响。在养生型/混合型的类别中，城市青年生活方式倾向于养生型的比例是农村青年的3.421倍，而在朋克型/养生型类别中，城市青年践行朋克型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是养生型的29.2%，因而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更为健康。相较于女性，男性青年朋克型生活方式比例分别是混合型的31.435倍，是养生型的22.714倍，不健康生活方式比重非常大。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高收入者更偏向于朋克型生活方式，收入的自然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发生比是养生型的1.16倍；与非体力工人阶层相比，体力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为养生型的比例是混合型的1.648倍。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对青年健康生活方式具有不同的作用。在教育方面，与低学历者相比，具有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生活方式为养生型的比例分别是混合型的4.801倍和4.30倍，其生活方式为朋克型的发生比分别是混合型的6.556倍和4.051倍，这说明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健康生活方式存在两极化，集中在养生型和朋克型。在参加文化活动方面，与从不参加者相比，偶尔参加和经常参加的青年更倾向于养生型生活方式，是混合型的2.412倍和2.382倍。在读书方面，与参加文化活动情况类似，偶尔读书和经常读书的青年也倾向于养生型生活方式，这在养生型/混合型、朋克型/养生型两个模型类别中都是一致的。
因此，参加文化活动和读书这两种文化资本有利于青年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支持本文假设1。而教育方面则相对复杂，低学历者倾向于混合型生活方式，高学历者中养生型和朋克型生活方式都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从上述结果也可以发现，收入和职业阶层对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低于文化资本，分别在朋克型/养生型、养生型/混合型类别中显著，且影响值较小，支持本文假设2。
五、结论与讨论
青年的健康生活方式是疾病“年轻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鲜有研究从综合的、多维的视角给予关注，文化资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作用更是甚少提及。本文通过潜类别分析将青年健康生活方式分为养生型（37.2%）、朋克型（23.6%）和混合型（39.2%），三个类别中的5种健康行为聚集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从总体来看，我国青年的健康生活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重较大。从文化资本与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关系来看，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具有特殊的作用。参加文化活动和读书都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积极的促进效应。受教育程度高的青年践行养生型和朋克型生活方式的比重都较大，受教育程度低的青年则以混合型生活方式居多。另外，与文化资本相比，收入和职业阶层对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相对较弱。
随着国家铁路网建设与城市发展，穿越城区的部分铁路将通过外迁等方式重新发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原铁路走廊却逐步成为城市发展的一道“裂痕”。本文在对废弃铁路沿线问题剖析的基础上，结合铁路再利用模式提出了铁路沿线地区“面—线—点”的交通优化策略，并以南京宁芜铁路进行了实例分析，以期通过多种交通方式系统融合、沿线地区交通织补以及重要节点精细化设计与控制等策略方法，实现废弃铁路沿线地区交通系统的优化与提升。
中国青年的健康生活方式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的关系复杂，这些指标在不同的生活方式类型中的影响存在差异，这并非是单一的健康行为所能展现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不具有主导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需要发展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本来促进青年对健康生活方式观念和实践的转变。由于文化资本可以通过技能、知识和信息等形式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对健康信息和知识的掌握越多，越能正确看待其他人的健康行为及其后果，从而有利于人们转变健康理念，以确立健康生活理念。因此，要转变当代青年的朋克生活方式，需要从观念上着手，摆正健康和养生认知，因为“朋克养生”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年轻化”的问题，反而会适得其反。年轻人需要认清在放纵自己实践损害身心健康的行为后，再怎么养生都不如从一开始就保持正常的健康生活方式，应该积极地回归正常作息、坚持锻炼、合理膳食。现代的年轻人意识到身体早衰在加速，纷纷加入养生大军，但是应该学习和汲取科学的养生知识，加强这些知识的普及也是势在必行了。与经济条件相比，文化资本内化有利于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念，平衡生活与健康，走出“朋克养生法”的误区。
参考文献
［1］FISHER E B, FITZGIBBON M L, GLASGOW R E, et al． Behavior Matters［J］．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11，40 （5）： e15-e30．
［2］MORRIS L J, D’ESTE C, SARGENT-COX K, et al． Concurrent Lifestyle Risk Factors： Clusters and Determinants in an Australian Sample［J］．Preventive Medicine． 2015，84：1-5．
［3］SKALAMERA J, HUMMER R A．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Clustering of Health-Related Behavior among U．S． Young Adults［J］．Preventive Medicine． 2016，84：83-89．
［4］BRANCA F, NIKOGOSIAN H, LOBSTEIN T． The Challenge of Obesity in the Who European Region and The Strategies for Response： Summary．［J］．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2008，40 （3）： 588-589．
［5］COSTAFONT J, HERNÁNDEZQUEVEDO C, JIMÉNEZRUBIO D． Income Inequalities in Unhealthy Life Styles in England and Spain．［J］．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2014，13 （1）： 66-75．
［6］ANNE-SIRI F, ODDRUN S, TORBJØRN T． Family Affluence and Cultural Capital as Indicators of Social Inequalities in Adolescent’s Eating Behaviours： a Population-Based Survey［J］．Bmc Public Health． 2012，12 （1）：1036．
［7］周广肃，樊纲，申广军．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14（7）：12-21．
［8］孙博文，李雪松，伍新木． 社会资本的健康促进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6（6）：98-106．
［9］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年）［J］．社会学研究，2010（2）：125-150．
［10］ARMSTRONG D． Origins of the Problem of Health-Related Behaviours： a Genealogical Study［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9，39（6）：909-926．
［11］COCKERHAM W C． Health Lifestyle Theory and the Convergence of Agency and Structure［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016（46）：51-67．
［12］王雅林． 生活方式研究评述［J］．社会学研究，1995（4）：41-48．
［13］COCKERHAM W C．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Behavior and Health Lifestyles［M］．Handbook of medical sociology．Bird C, Conrad P, Fremont A, Prentice Hall, 2000, 159-172．
［14］MACKENBACH J P． The Persistence of Health Inequalities in Modern Welfare States： The Explanation of a Paradox．［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2，75（4）：761-769．
［15］ABEL T．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Health［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08，62（7）：e13．
［16］仇立平，肖日葵．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1（6）：121-135．
［17］SULLIVAN A．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J］． Sociology． 2013，35（4）：893-912．
［18］PETTIT B． Cultural Capital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a Model of Impersistence in Place［J］．Poetics．1999， 26（3）：177-199．
［19］FREDERKING L C． Is There an Endogen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2，48（2）：105-126．
［20］BOURDIEU P,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132-137
［21］ABEL T．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Health［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08，62（7）：13．
［22］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M］．U．S．A：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8：280-291．
［23］FISMEN A S, SAMDAL O, TORSHEIM T． Family Affluence and Cultural Capital as Indicators of Social Inequalities in Adolescent’s Eating Behaviours： a Population-Based Survey．［J］．Bmc Public Health． 2012，12（1）：1036．
［24］ONCINI F, GUETTO R． Cultural Capit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Health Behaviours： a Study on Eating,Smoking And Drinking Patterns［J］．Health Sociology Review． 2017（5）．
［25］COSTA-FONT J, HERNÁNDEZ-QUEVEDO C, JIMÉNEZ-RUBIO D． Income Inequalities in Unhealthy Life Styles in England and Spain［J］．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2014，13（1）： 66-75．
［26］KANTOMAA M T, TAMMELIN T H, NÄYHÄ S, et al． Adolescents’Physical Activity in Relation to Family Income and Parents’Education［J］．Preventive medicine． 2007，44（5）：410-415．
［27］KINO S, BERNABÉ E, SABBAH W．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 Clusters of Health-Related Behaviours in Europe：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a Cross-Sectional European Survey［J］．Bmc Public Health． 2017，17（1）：497．
［28］王甫勤． 地位束缚与生活方式转型——中国各社会阶层健康生活方式潜在类别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6）：117-140．
［29］CONFORTI P, D’AMICIS A． What is the Cost of a Healthy Diet in Terms of Achieving Rdas?［J］．Public Health Nutrition． 2000，3 （3）：367-373．
［30］陈琳． 言传身教、价格引导与青年烟酒使用行为——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分析［J］．青年研究, 2016（5）：67-75．
［31］邱皓政． 潜在类别模型的原理与技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粵港澳大湾区青年发展论坛——人文湾区分论坛征文启事
为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合作发展问题，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市青年联合会、暨南大学将于2019年6月下旬或7月初联合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发展论坛之人文湾区分论坛”，现面向全国专家学者、青年学者、高校大学生、青年实务工作者征集会议论文。投稿者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发展、宜居宜业、创新创业、志愿服务、青年工作等主题确定具体论文题目。优秀论文作者将获邀出席在广州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发展论坛”；应征论文择优推荐在《青年探索》杂志刊发，稿酬从优。有意参加论坛者请于2019年6月10日前将文章全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qntansuo＠126.com。以WORD文档形式作为附件，文件和文档主题请以“作者姓名+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发展论坛”方式命名。论坛主办者将根据提交论文质量确定与会代表。联系人：谢老师，何老师，电话：020-87535276。
中图分类号： D43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80（2019）03-0103-10
DOI： 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3．010
作者简介： 刘伟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李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变迁。
（责任编辑：何思敏）
标签：文化资本论文; 青年生活方式论文; 朋克养生法论文; 潜类别分析论文;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