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近现代报刊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报刊论文,近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报刊业对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的蹒跚而行的中国报刊业曾产生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若干实例，说明了日本在新闻观念、报刊业务、印刷技术和设备三方面对中国近现代报刊业的影响。文章从一个侧面论证了中国近现代报刊业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受到外来的影响。
中国是亚洲第一大国，它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更是直接而持久。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中国文化长期对日本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之前，日本的文化是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延长和发展，在这之后，则主要是对西方文化的移植。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由一个险些落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境地的落后的封建国家，在短时间内一跃而成为东方唯一的强国。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日本报刊业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迅速发展起来，大步超越了早于它有报纸的中国。就近代报刊而言，在中国由西洋人创办的报刊比西洋人在日本创办的时间早了半个世纪（马礼逊[R.Morrison.]、米怜[W.Milne]创办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于 1815 年发刊， 美籍日本人焦赛夫· 海科[Joseph.Heco]创办的日文报刊《海外新闻》于1865年发刊）， 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期刊比日本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期刊晚了29年（梁启超的《时务报》于1896年创刊，柳川春三的《西洋杂志》于1867年创刊），近代报纸则晚了5年（中国人自办的《昭文新报》于1873年创刊， 日本人自办的《中外新闻》等20种报纸于1868年创刊）。〔1〕1927年， 著名的中国新闻史学者戈公振先生前往欧洲考察，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查阅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一批国内已无实物的中国近代早期报刊，后来他在《英京读书记》一文中对此事详加记录，有感于上述一点，这样写道：“日本之有报纸，远在我国之后，上述各报（指《察世俗》等十余种报刊），一部分曾由日本翻印。乃近四十余年来，日本因国势强盛，其新闻事业，一跃而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先进之我国新闻事业，反故步自封，至憔瘁呻吟于马足之下，奄奄无生气，吾记至此，能不为我国民我新闻界滋愧乎。”〔2〕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日本报刊业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蹒跚而行的中国报刊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闻观念
在国人自办报刊的风雨路途中，在进入新世纪20世纪之时，18世纪后期在欧美资本主义革命中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报刊是“第四等级”或报刊是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给中国报人带来了鼓舞和力量。而这一思想是通过东邻日本的新闻学者松本君平所著的《新闻学》一书介绍到中国来的。
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1899年在日本出版，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全书36章。它固然是以实用新闻学为主体，但也包括了理论新闻学的相当内容。这本书更有专章（序论和第一章）集中论述新闻事业的特性、功能、作用以及与近代文明之关系等等。 该书第一章的标题即为《第四种族之发生》（“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 在中国最初被译作“第四种族”）。他指出：“第四种族者何谓耶？贵族、僧侣（欧西之教徒）、平民，为构成国家之三大种族。而其称第四种族者，发生于近世纪，而为社会之一大现象，一大革命家……其种族为何？即指新闻记者之一种阶级而已……今者，无论贵族也、僧侣也、平民也，皆不得不听命于此种族之手。彼若预言，则可以征国民之命运；彼若裁判，则可以断国民之疑狱；彼若为立法家，可以制订律令；彼若为哲学家，可以教育国民；彼若为大圣人，可以弹劾国民之罪恶；彼若为救世主，可以听国民无告之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其势力所及，皆有无穷之感化，此新闻记者之活动范围也。”〔3〕
《新闻学》在日本出版后，很快受到中国新闻界的重视。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一再引用书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第四等级”的观点来阐述自己的办报思想。如1901年12月，梁启超为《清议报》出版100 期而发表了一篇长文《本馆第一百册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日本松本君平所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略）”；《国民日日报》于1903年8月在上海英租界创刊， 在其发刊词中也论及“第四等级”，并提到松本君平关于报纸作用和威力的阐述。
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3年出版了《新闻学》一书的中译本，中国留日学生刊物《译书汇编》于1902年8月出版的一期上， 刊登了已译完待出版的34种书籍目录，其中包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遗憾的是至今不知道译者的姓名。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举足轻重。它向人们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新闻学知识，把人们引入一个比原来宽广得多的新闻学领地。可以说，《新闻学》中译本的问世，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徐宝璜于1919年正式出版《新闻学》一书，这是中国学者自著的第一本理论新闻学专著，被蔡元培称之为“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其第一章《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中，也引用了松本君平的见解。“至各国民权发达以来，国内大事，多视舆论为转移，而舆论又隐为新闻纸所操纵，如是新闻纸之势力，益不可侮矣。至其为祸为福，则视乎人能否善用耳。能善用之，则日本松本君平氏论新闻纸之言，并非虚语。其言曰……（略）。”〔4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新闻学者对松本君平及《新闻学》一书的高度重视。
中国的国门在19世纪40年代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之后，国势一跌再跌。寻找强国之路的志士仁人，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进而又投向日本，即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细检中国新闻史，就会发现相当多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曾经留学日本，或曾经到过日本。其中重要的人物有：王韬、章太炎、陈少白、梁启超、冯自由、秋瑾、宋教仁、戴季陶、林白水、于右任、邵力子、吴玉章、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戈公振、狄楚青、任白涛、俞颂华、黄天鹏、胡政之、谢六逸……这长长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他们在留学、流亡期间，或考察日本的新闻事业，或研读西方的新闻学著作，或学习的专业就是新闻学，或加入日本的新闻学术团体，或办通讯社、办报刊等等，从事了广泛的新闻活动。这些著名的报人，在日本学到、看到、感受到许多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和新技术。如邵飘萍1919年第二次东渡日本后，曾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日本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他在1924年2 月撰写的《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一文中指出：“彼时吾人之活动，特凭一己之经验与理想而已，与世界所谓‘新闻学’者，尚未发生何等之关系。有时每觉行之而有所未安焉，乃稍稍从事于学，以与平时之经验理想商榷。至第二次亡命赴东之日，始贻吾人以绝好机会，得涉猎一二世界新闻学者所著之书，尤喜与平时之经验理想有常相合之处。”〔5〕毫无疑问， 在这些报人回国后从事的新闻活动中， 不能不带有在日本学习的痕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17年10月，上海新闻界组织了考察团，专程赴日本全面考察其新闻事业的发展及现状，内容涉及日本报纸的沿革、报社机构的设置及功能、新闻工作者的培养，以及新闻社团的作用等各方面。回国后，包天笑据此撰写了《考察日本新闻记略》一书，于1918年 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一国新闻事业出访考察即以日本为对象，足见日本新闻业界对中国新闻业界的深刻影响。
二、报刊业务
中国近现代报刊在报刊业务、装帧形式、版面处理等方面，也受到来自日本的深刻影响。这里仅列举一个中国学者尚未充分注意和研究，而由日本学者实藤惠秀〔6 〕先生指出的事实：中国近代杂志洋装本的开端来源于留日学生的刊物《译书汇编》。
为了向日本学习，自1896年起，大批的中国人东渡留学。他们在留学的岁月中，努力从事翻译、著书、出版工作，其中一大贡献便是开中文杂志洋装之先河。对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实藤惠秀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记下了浓重的一笔。他指出，在进入20世纪之前，中国书报刊的印刷虽然已使用新式铅活字，但始终采取单面印刷、对折装订的传统线装形式，即使是西方教会所办刊物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为，对未开化的中国直接输入文明可能欲速则不达，所以尽可能地在形式上保留中国人的传统，连新式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也不例外。1900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种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在上海发刊，化学符号都在其中出现了，但单面印刷和对折装订的旧形式却依然未变。
同年8月，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了《东语正规》， 这本学习日语的入门书首次用洋纸两面印刷，且用洋式装订，因此被实藤惠秀特别看重，称它“在形式（印刷、制本）上，也是划时代的作品”。〔7 〕同年12月6日， 留日学生从事翻译活动的重要刊物《译书汇编》在东京创刊，成为洋装本的第一种杂志。实藤惠秀注意到，19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维新派在日本办了不少报刊，包括梁启超1896年主编的《时务报》、1889年主编的《清议报》，都未采用新式洋装本，直到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时，才改用洋装本。因而他指出：“被称为‘中国新闻事业始祖’的梁启超，即使曾声言以‘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态度来追求时尚，尚且不能首先由他自己开始改旧装为洋装，而在他逃亡日本三年之后，才从留学生杂志得到启发，开始踏进洋装本的境域，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日后回顾起来，才知道这虽然是不大的改革，但在当时情况下，也不是容易的事。”〔8〕
由《译书汇编》开头，在日本的中文刊物洋装本迅速发展起来，并波及到彼岸中国。在中国，旧装本和洋装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并存后，1904年3月11日第一本洋装本杂志《东方杂志》创刊， 这表明洋装本在中国取得决定性胜利。实藤惠秀先生指出：“《东方杂志》是兼有日本的《太阳》和《中央公论》的形式的一份大型杂志，而它以洋装本出现，正象征着中国出版界以洋装书为本位的转变。”〔9〕
另外，由于留学生的翻译活动，新的名词也大量由日本输入，在中国社会广泛使用。过去是日本人一板一眼地学习汉字，生怕走样；而现在许多中国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融入了大量的来自日本的新词汇。实藤惠秀指出：梁启超实际上一方面是翻译者，另一方面又是充分利用日本知识的评论家，“他的文章不但采用日本词汇，而且加进了日本式的文气；因而热力万钧，新颖可喜，人们都称之为‘启超体’或‘新文体’”。〔10〕他进一步指出：“使用日本词汇，受到日本文体的影响，其实也不仅梁启超一人。即使说所有留学生都如此，我想亦不为太过”。〔11〕
1958年中国的文字工作者曾就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问题首次发表一些著作和文章，如高名凯、刘正琰合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和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总第68期）。他们在考证的基础上列举了784 个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后来实藤惠秀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中文版译者谭汝谦、林启彦发现新的资料，补充为844 个词汇。从中可以看到，传播、出版、印刷品、新闻记者、主笔、杂志、广告等词汇均来源于日语。
三、印刷技术和设备
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在主要的印刷技术方面，也可见到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下面仅举数例以窥其貌。
1.凸版印刷。铅活字字体——发韧于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术在近代印刷术中应用最广泛，影响最深远。被称为“日本活版印刷之父”的本木昌造（1824—1875）于1852年研制成功日文铅活字。日文中有大量汉字，于是他进而对汉字铅活字字体进行深入研究。1869年，他专门聘请在中国为改进汉字铅活字技术做出贡献的美国技师姜别利（W.Gamble）前往日本， 直接指导制作电铸铜模、 铸造铅字及有关活版印刷技术。1871年，日本第一份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创刊时，本木昌造让其弟子具体承担该报的印制工作，开创了日文铅活字印刷报纸的先例。后来又多次派人来上海进行专业考察，甚至从上海招聘专业制版人员去日本担任技术指导。正是在这种深入的学习之后，研制出了汉字铅活字字体——宋体，大小共7种字型，当时称为“明朝字”。〔12〕。
排字架——姜别利在华期间，也曾致力于中文排字架的改革。他将铅字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因造“元宝式”字架（又称“三角架”或“升斗架）。“姜氏之字架，排印耶教新旧约各书，固甚便利，然以排印报章及科学等书，则殊难适用。”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对字架有所改进，从此排印报章时文减去不少困难。但“元宝式之字架，三面包围，光线不足，排工中立，一架只供一人之用，于应用上犹感不便。民国九年，上海申报馆首先仿日本字架，改为‘统长架’，地位即省，光线充足，一架铅字，又得供给二人排植，此即现行之排字架也。”〔13〕
纸型——纸型是法国人谢罗夫于1829年发明的。日本《读卖新闻》于创刊后2年，即1876年在日本首先采用蒸汽动力印机， 并于同年使用纸型。“吾国之有纸型，始于光绪中叶。时日人开设修文印书局于上海，专事铅印，其版多用纸型铸之”。至1900年，商务印书馆购进修文书馆，始用纸型。“民国十年，商务印书馆始购新式制纸型机，用强力高压纸型原纸，即可完成。若旧时之制纸型，则必经覆纸、涂浆、刷击、热压诸手续，不可与新式相提并论。以其手续简便，出品迅速，日报印刷，尤多采用”。〔14〕
2.平版印刷。彩色石印——石印技术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对于近代大量书籍以及画报等出版物的印刷具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石印术是奥地利的逊纳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于1796年发明的，后传至亚洲和中国。1884年，我国近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史料价值的最著名的石印画报《点石斋画报》问世。但由于当时尚无彩色石印，这一画报及当时的《飞影阁画报》等，“均系单色石印，大抵以黑色为之，间或有以赤青紫一色为之者。其印刷神轴、山水等件，均以手工着色。”“光绪三十年（1904年）文明书局始办彩色石印，雇佣日本技师，教授学生，始有浓淡色版。其印刷图画，色彩能分明暗，深淡各如其度，殆与实物仿佛。至光绪三十一年，商务印书馆更聘日本彩色石印技师和田瞒太郎、细川玄三、冈野、松冈、吉田、武松、村田及丰室等来华从事彩印，此道益精。”〔15〕
3.凹版印刷。雕刻铜版——凹版印刷有照相凹版（影写版）和雕刻版的区别。而雕刻版主要就是雕刻铜版。此系意大利人腓纳求赖（Maso Finiguerra）于1452年发明。后间接传入日本。 中国的王肇在日本游学时，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始知有雕刻铜版法，经详加考究，于次年写成《铜刻小记》，详细记载了有关技法。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1905年商务印书馆聘用日本技师和田瞒太郎、三品福三郎、角田秋成等三人传授，雕刻铜版才稍见发达。除手工雕刻外，还有利用机械者。民国元年，沈逢吉还专门赴日，求师于著名雕刻师细贝为次郎。〔16〕
4.孔版印刷。孔版印刷是与平版、凸版、凹版三大印刷方式并列的第四种印刷方式。其中铁笔誊写版和打字孔版（即用铁笔在有网纹的钢版上刻写蜡纸或用打字机将活字打到蜡纸上，然后用油印机印刷）在实际应用中非常广泛。前者由日本人崛井新治郎于1894年发明后，不断改进，效果日臻完美，并传入中国。此种方法在印刷中虽被视为低级，但作用不可忽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各机关各学校各商店，多用为印刷文件之用，抑以缮写省工，盛行于各通信社，因其时间经济，可印多数之缮写物。”〔17〕至于油印报纸和油印宣传品，在不发达的中国更是不计其数。在打字孔版技术中，汉字打字机也首创于日本，时间在大正年间（1912—1926）。〔18〕
5.印刷机械。〔19〕印刷机——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刊，使用了手摇印刷机。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已经有了发行数量相当大的出版社（商）发行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多采用铅印技术。分别与1897年和1912年开办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中华书局，在铅印和石印的基础上，又相继引进了外国的一些新的印刷术。我国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我国开始出现了以维修为主的印刷机器厂。1895年上海李永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器厂建立。1940年左右， 上海明昌泰记机器厂（1926年建厂）首先仿制日本的“橡皮车”（手续纸胶印机）成功，这是我国最早生产的手续纸胶印机，在技术上有一定突破。之后，安利机器厂、扬子机器厂、中国升记机器厂也先后着手仿制、改进这种机器。
铸字机——和丰涌印刷材料制造厂经理沈家勋曾对垄断上海印刷制版市场的“汤姆生”（美国）、“牛头炉”（德国）、“万年”（日本）等几种铸字机进行分析对比，选择了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万年”铸字机。经与日本方面联系，于1935年5月赴日本东京“林荣社”考察， 学习操作技术，同年8月，以800块银元买回一台“万年”自动铸字机。这是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引进的第一台比较先进的铸字机。与此同时，和丰涌印刷材料制造厂积极进行仿制工作的准备，1942年历尽艰难坎坷仿制成功了12台“万年”自动铸字机。
6.照排系统。即使在当代，日本先进的制作报纸的技术及设备仍对中国报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如1985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份用冷排方式出版的中文大报，所使用的便是日本写研公司的照排系统，包括13台录入终端、小样机、补字机、照排机、冲洗机等全套设备。作为照排的第3代产品（CRT照排），这套系统在技术上已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性能可靠良好。它使中国报业人士对用冷排代替热排的发展趋势，有了最初的实际体验，对今后下决心搞出国产的照排系统也有促进和借鉴作用。
四、结束语
（1）中国古代报业是与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的， 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但中国近现代报刊业的产生直接受到外来影响，即受到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欧美国家的影响。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飞速发展，对中国各方面包括对报刊业的影响与日俱增。
（2）依据文化传播的优势扩张理论，在近代， 尽管日本对中国报刊业的发展有突出影响，但中日间的交流毕竟是双向的，因而影响也是相互的。近代中国报刊业虽然落伍，但是在某些方面并非一无作为。例如在汉字铅活字方面，中国工匠创制的仿宋、楷、仿古等字体铜模，又为日本所转制，满足了日本丰富其书报刊印刷的需要。
（3 ）日本之所以能够对中国近现代报刊业产生影响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历史（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在各方面的积极交往）因素、地理（两国同处东亚，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因素和文字（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因素等，都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4）日本在19世纪末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 自中日甲午战争后，其在华势力日益扩大。文化侵略必然伴随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同时而来，甚至还先行一步。日本在中国创办报刊（包括日文和中文）的历史，从1894年创办第一张报纸《佛门日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的1945年，时间虽然比欧美国家稍短，但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是在华创办报刊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报刊对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报刊业的格局自然也产生着影响。
总之，日本对中国近现代报刊业的影响是一个尚待深入开掘的大课题。
注释：
〔1〕资料来源：宁新著《日本报业简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298页。
〔3〕《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9页。
〔4〕同上，283页。
〔5〕《邵飘萍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601页。
〔6〕实藤惠秀（1896—？），192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37 年到中国留学，1949年任早稻田大学教授，1966年退休。从30年代起就从事中国语学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造诣极深。主要著作有：《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1940）、《近代中日文化论》（1941）、《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60；1970增订本）、《日中非友好历史》（1973）、《近代中日交流史话》（1977）、《中国留学生史谈》（1981）等。
〔7〕《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252页。
〔8〕同〔7〕，261页。
〔9〕同〔7〕，274页。
〔10〕同〔7〕，291页。
〔11〕同〔7〕，292页。
〔12〕资料来源：《中国出版简史》，吉少甫主编，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
〔13〕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261页。
〔14〕同〔13〕，265页。
〔15〕同〔13〕，271页。
〔16〕资料来源：同〔13〕，274页。
〔17〕王汉章，《刊印总述》，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370页。
〔18〕资料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1990年。
〔19〕此小节资料来源：《中国印刷机械工业发展史（1949—1984）》（内部发行），机械工业部石化通用机械工业局编，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