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苏联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鲁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事的沧桑，常为鲁迅研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课题。世事的沧桑，乃是鲁迅研究发展的动力。由于苏联的解体，苏联档案的解密，关于鲁迅的苏联观这样一个新课题，就提到了鲁迅研究者的面前。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到对鲁迅精神、鲁迅品格的理解。有的人因为鲁迅在关于苏联的评议方面存在某些失误，便怀疑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独立思想者”。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独立思想者，是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的，如果一有某些失误，便夸大其某些失误，把鲁迅的苏联观说得一无是处，或对其失误不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简单地归之于个人的品格，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也有的人回避、讳言鲁迅的某些失误，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鲁迅的苏联观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他对苏联的认识有一个由朦胧到清晰、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是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由于俄罗斯国情与我国国情较为相近，所以，鲁迅从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起，就很关注俄罗斯及其文学，他长期关注、阅读、翻译俄国作品，这对于他后来形成其苏联观是有影响的。
鲁迅对苏联的观察、思考，是从两个角度出发的，首先是从寻找我国社会改革的途径出发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角度；其次，是从寻找我国在世界上的真正朋友出发的，这一角度是由于国内外的形势使然。他选择这样两个角度，就表现出鲁迅是一位卓然不同凡响的思想者。
最早反映了鲁迅的苏联观的是1919年1 月发表的两篇随感录《来了》与《圣武》。当时，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才一年多一点，我国的反映是一片恐怖、拒斥之声，正如《来了》一文所说，“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当时的舆论，确实足以惑乱视听。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如李大钊、鲁迅在这种舆论面前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鲁迅一反当时的舆论潮流，在《来了》中说，“过激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来了”——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刀与火”。他在《圣武》中进一步说，“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这表现了鲁迅对苏俄改造旧社会的道路的初步认识，即有主义的人民通过英勇斗争来消灭反动统治者的统治；从“新世纪的曙光”云云，可看出鲁迅表达了中国社会也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新生这样一个初步认识，他希望大家抬起头来，看见头上的曙光。这是从对苏俄的观察引发的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独立思考。当然，这种思考还是初步的、朦胧的。
到1925年，鲁迅这种思考便逐渐清晰起来了。他在《北京通信》中评论统治者镇压学生开会的事时指出，统治者的镇压只会迫使中国人民走俄国人民的“路径”，他说，“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关于俄国“路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得较为清晰了，他说，如果中国要进入大同世界的门，“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注：《两地书·十》。）。鲁迅之所以认识到孙中山的教训，无疑是有苏俄的革命作为参照，他把苏俄社会改革的经验概括为“火与剑”，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且正确地说明了武装斗争和思想宣传的关系。许广平对于“火与剑”的改革道路有所质疑，提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行“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的战法，这实际上是俄国民粹派改造社会的途径，鲁迅在复信中表示“不赞成”俄国民粹派这种途径，认为这样做，“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与大局是无关的”，如果国民不觉悟，社会改革是没有效果的，必须以“韧”精神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启发群众的觉悟。对于武装斗争与思想宣传的关系，他说，“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注：《两地书·十二》。）鲁迅对社会革命能提出这样卓越的见解，苏俄革命是给了他以借鉴的。
1926年以后，鲁迅的苏联观逐渐成熟了。他进一步地赞扬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说，“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注：《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他认为“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即民粹派，他们的做法于社会改革无补，“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他针对当时国内外对苏联的各种不同的评论，指出了它们的阶级实质，“俄国大改革之后”，“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作各种不同评论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他又针对北京的报纸极力宣传苏联“内部的黑暗和残酷”，说“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注：《集外集拾遗·〈争自由的波浪〉小引》。）可以看出，他在试图用阶级论的观点评析对苏联的种种议论。他的苏联观逐渐走向成熟，是和他逐渐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
标志着鲁迅的苏联观走向成熟的，是他在1927年4月10 日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篇文章不仅深刻总结了苏俄社会改革的经验，而且运用其经验来分析中国社会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他引用了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注：列宁这段话见于斯大林《论列宁》一文。）鲁迅认为以列宁为首的苏俄革命经验很好，称赞“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他以苏俄革命经验为参照，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提出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对敌人讲“大度、宽容”，要严防投机者混入革命阵营，“永远进击”，争取“最后胜利”。可见鲁迅对苏联在观察、思考逐渐深化，是和他掌握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形成其正确的苏联观。从1926年到1930年间，鲁迅阅读、翻译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苏俄书籍，进一步丰富了其苏联观。1928年8 月18日，他指出苏俄之所以能提倡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因为苏俄建立了“劳农专政”。他在许多文章中指出，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苏俄的新文艺。他称苏俄为“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鲁迅的文学革命思想的形成是和其苏联观的形成分不开的。1932年4月20日， 他叙述了苏俄的种种新变化，他特别关注苏联的“巨大的生产力”和“工农都像了人样”，之所以能出现这种新气象，是因为苏联建立了“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同年5月6日，他评价苏联革命的成功，是从其生产的发展（小麦和煤油的输出）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文学家、举办了许多次艺术展览）立论的。（注：《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他认为革命的成功是要落实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1934年3月， 他说，“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这时，他的苏联观丰富多了，也深刻多了。
1931年3月前后，日本的长尾景和多次访问鲁迅， 和鲁迅有过彻夜长谈，鲁迅对他讲述了列宁、高尔基的故事，鲁迅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中国也一定会这样的。”（注：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鲁迅》（载1956年《文艺报》第19号。）由此可见，鲁迅对苏联的观察和思考，完全是从中国社会改革需要出发的，为中国社会改革寻找出路。他的苏联观对于中国社会改革，有着相当重要意义。当时，国内充斥一片反苏宣传，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反对中国革命，反苏是和反对革命、反对人民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很清楚这一点。他批判“民族主义”文学家时就揭示了这一点。我们了解了这一背景，就更能了解鲁迅的苏联观的重要意义。鲁迅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任务，如果要求鲁迅总结苏联失败、垮台的教训，那是超越了时代的要求，把鲁迅看作超人。
鲁迅并不主张把苏联社会改革的那一套全部照搬到中国来。这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也是他高明之处。1933年初，美国斯诺访问鲁迅时，有过一次谈话。斯诺问鲁迅：“您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对中国更合适吗？”鲁迅回答说，“我对苏俄不了解，但我读过不少俄国革命以前的作品，他们同中国很有些相似之处，我们肯定有可以向俄国学习的地方。但对中国来说，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注：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鲁迅印象记》。）他主张学习苏联一些对我国社会改革有用的东西，但反对照搬苏联那一套。这正说明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独立思想者。
有的人在谈到鲁迅的苏联观时，认为鲁迅的“局限，关键在于他当年对于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奋力歌颂”，从而认为鲁迅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思想者”。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实际。鲁迅并非“对于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他比较清楚地认为苏俄革命存在“血和污秽”。从语境看，鲁迅所说的“血和污秽”，都是否定的东西，我以为鲁迅所说的“污秽”，是与“革命”相反的消极面，鲁迅所说的“血”，是指因错误而导致的流血。他在评论《竖琴》描写苏俄革命情况时说，苏俄“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他反对回避描写“血和污秽”。（注：见《译文序跋集·〈竖琴〉译者附记》。）他在评论《毁灭》时，认为这部作品反映苏俄的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他联系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实际进一步发挥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注：《译文序跋集·〈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他多次分析、批判了苏俄作家叶遂宁、梭波里对于苏俄革命所抱的“幻想或理想”，后来又终于失望而自杀。他读拉狄克的《无家可归的艺术家》时，引起了他的思索，他说，“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注：《三闲集·在钟楼上》。）。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又强调“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并且又讲了叶遂宁的教训，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欢呼“万岁，天上地上的革命！”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情形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终于失望，颓废”。鲁迅当时虽然对苏俄存在哪些“污秽”，了解得并不那么具体、完全，但他相信苏俄革命和革命之后仍然有“污秽”，不要把苏俄幻想得“那般完美”；同时，他观察苏俄，和他观察其他事物一样，总是把握其主导倾向，并不求全责备。鲁迅的思路是对的，这正说明了他是一个较为清醒的独立思想者。
鲁迅对苏联的观察、思考，还有一个重要出发点，他是从寻找我国在世界上的真正朋友出发的。从这一点来看，鲁迅的苏联观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我国面临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总是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日等国企图瓜分我国，1922年英帝国主义制造了“沙田惨案”，血腥镇压我香港同胞。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了“五卅惨案”，血腥镇压我上海工人。另一方面，苏联在1919年7 月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提出“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东北等地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以及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租界，放弃庚子赔款和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等建议。1920年9月， 苏联又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并发展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原则。1922年8月， 苏联政府派遣越飞使团来华，并与孙文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表示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1923年苏联外交部长加拉罕来华，向报界发表了声明（即第三次对华宣言），再次谴责了沙俄对华的侵略政策，强调苏联对华关系的原则是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完全尊重中国的主权，彻底放弃从中国夺得的土地和其他利益（当然这一许诺并未完全实施）。然而，奇怪的是从1920年到1925年，我国社会上却充斥着一片“讨赤”的噪音，叫嚷要打倒“赤色帝国主义”。1925年10月到11月，在北京思想文化界还掀起了一场关于苏联是我国的朋友还是敌人的争论，陈辞修在北京《晨报·社会周刊》上发表了《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反对把苏联看成我国敌人，从而放过了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此文一发表，立刻遭到了张奚若的驳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认为苏联“为害于中国更甚于帝国主义”，他此后接二连三发表文章阐述这一观点，说苏俄是“比帝国主义者更厉害的敌人”。当时，北京思想文化界许多名流也参加了这一争论，大多数人认为苏俄是敌人，不是朋友。这一思想是当时我国思想文化界一种主要潮流。到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要进一步实现其吞并中国的梦想，而我国许多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却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英、美等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把它们看成“友邦”，并不把苏联看成朋友。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苏联政府立即谴责日本的侵略，声明愿意给中国“一切必要的帮助”，并提议恢复中苏邦交，但没有为中国当局所接受，中国当局寄予希望的“国联”，则提出了以国际“共管”来代替日本的独占。鲁迅在写作《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等文之前，中苏没有邦交关系。尽管1932年底，中苏恢复了邦交，但中国当局并未真正把苏联当成朋友，中苏邦交关系仍处于一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状态中，直到鲁迅逝世。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就更能理解鲁迅的苏联观的重要意义。
鲁迅在阐述其苏联观时，总是采取比较的方法，把帝国主义和苏联加以联系起来，对比地进行评议。1931年前后，鲁迅认真看完了两本关于苏联的书，一本是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鲁迅并没有为此书撰写评论，但他赞赏此书，另一本就是林克多（即李文益）的《苏联闻见录》。李文益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也到过苏联各地参观考察，据其实际见闻写成此书后，托人请鲁迅校阅。据鲁迅说此书稿字迹潦草，“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用了七天时间才校阅完，并写了序。可见鲁迅为此书舍得化时间与精力。这并非由于鲁迅与林克多存在什么私人友谊，而是觉得此书切合时宜。鲁迅这篇序，兼评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的立论，实际上是以两书为根据的。当时，《申报》称此两书为“反动”书，鲁迅却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他在序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个观点是“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因为苏联的“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另一个观点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文明国“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注：《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在这种对比中，读者不难分辨谁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半月后，他又写了《我们不再受骗了》，重申并发展了上述两个观点：“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注：《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这是鲁迅经过独立思考所得出来的判断。从我们现在的形势来看，鲁迅的论断，也许存在某些可非议的地方，比如关于“利害”的对立，帝国主义“愈要趋于灭亡”，是否有点简单化或讲得绝对了一点？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就一定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来分析，如果把鲁迅的论断放在30年代国内外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来看，鲁迅的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鲁迅积数十年的观察和思考，提出苏联“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论断。1932年中苏恢复邦交，鲁迅与茅盾等57人联名发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表示祝贺，重申了“只有苏联是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朋友”的观点。（注：电文载《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在20世纪20 到40年代，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朋友是相当重要的，要知道，中国当时已沦为殖民地（沦陷区和租界）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民族解放事业要顺利向前发展，中华民族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尊严，必须要寻找、联合自己的真正朋友，共同奋斗。孙中山在1923年底提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提出“联俄”主张，但长期遭到一些人（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反对，可见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实际解决。到1949年，这一重要问题在许多人的心目（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民主个人主义者）中，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我们不要忘记孙中山的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弄清了这些情况，才会理解鲁迅在当时提出的苏联观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鲁迅的苏联观，确实存在某些局限、片面。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强调苏联人民成了当家作主的主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样说对不对呢？我以为基本上是对的，但不全面，苏联也存在个人专制、官僚主义，后来还出现了特权阶层，当权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草菅人命，有些无辜的人受到压制、迫害，正是这些消极面的日益发展，终于把苏联毁灭了。在鲁迅说“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1932年，上述消极现象已有了严重的发展，许多人已不能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了，但鲁迅忽略了苏联社会的这一面，他只看到“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但他没有看到许多无辜的人被“以革命的名义”遭到监禁、处决。当然这是鲁迅的苏联观所存在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苏联的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实验，这次实验是否成功呢？鲁迅所持的观点是：成功。这对不对呢？当然有对的一面。判断苏联革命成功与否，鲁迅是依据其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鲁迅肯定了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对苏联文化发展情况了解得可能多一点，讲得较为详细、具体，但对其经济情况了解得实在有限，例子举来举去只是“煤油和麦子的输出”，他用以说明苏联“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鲁迅只看到苏联成功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苏联不成功的一面，这当然也算是鲁迅的苏联观存在的局限和片面。苏联革命后，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与发展，但苏联后来的情况是生产力发展愈来愈缓慢了，甚至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以致人民仍然很贫穷，物资仍然很匮乏，到30年代，苏联人民“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鲁迅也看到了苏联“许多物品不能充足”，也承认苏联人民“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但他分析其原因是：“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注：《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他没有发现苏联在经济体制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否定商品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也没有发现苏联当权者的错误领导，给生产力带来了很大的破坏。苏联不成功的一面，在尔后不仅未能克服，而且日益成为严重的存在与发展，终于葬送了苏联。由于经济体制上的严重问题和当权者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物资的匮乏，人民只得排长串购领物品，而鲁迅仅仅归之于“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的苏联观的局限和片面。鲁迅晚年一篇重要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注：因为该文存在一些失误，所以有人企图论证此文不能算为鲁迅的文章。我认为这没有必要。此文的一些基本观点，在鲁迅的其他文字材料中也可以找到。此文虽是冯雪峰起草的，但冯雪峰是检阅了鲁迅的其他文字材料、把握了鲁迅的一些基本观点之后草拟的，此文写成后，曾读给鲁迅听，是鲁迅“点头”认可了的。鲁迅在此文中对于托派的驳斥，不能说是完全错了，托派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鲁迅说他们的言论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在客观上的确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但鲁迅说托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有勾结，怀疑他们拿了日本帝国的钱，那当然是不对的。），称赞斯大林领导苏联在各方面取得了“成功”，这对不对呢？斯大林领导苏联确实有其贡献，鲁迅称赞他，我认为有对的一面，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鲁迅没有看到另一面，斯大林在苏联大搞个人崇拜，发展到个人专制独裁，压制社会主义民主，以血腥的手段消灭危害其专制独裁的异己者，后果十分严重，鲁迅并没有看到这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性。毛泽东评论鲁迅，曾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重要的话，说鲁迅“并没有片面性”，这一评论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点绝对化了，世界上完全没有片面性的人，可以说是没有的，鲁迅是生活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的人，他虽是一位独立思想的智者，但他不是超人，怎么可能会完全没有片面性呢？
鲁迅的苏联观存在某些局限和失误，当然主要是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造成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当时苏联档案尚未解密，许多内部情况是封闭得极严密，不可能为苏联最高当权者之外的人们所获知，人们的认识总是受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其内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的限制；第二，鲁迅始终没有赴苏联实地考察，直接考察、直接经验对于认识事物是非常重要的。苏联曾多次邀请鲁迅访苏，鲁迅也作了某种准备，但他又觉得“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了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注：《鲁迅书信集》上卷第480页。）他终于没有成行。 如果他能亲赴苏联直接考察、经验，他作为一位独立思想的智者，以其眼光之犀利、思想之敏锐，是不会没有发现的。法国的罗曼·罗兰和纪德在访苏之前，也是只相信苏联好的一面，但访苏之后，却发现了苏联另一面的许多东西。鲁迅未能亲赴苏联考察，缺乏直接经验，这是他的苏联观存在某些局限的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牵涉到鲁迅的苏联观形成的认识论上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可以作更深入一点的探讨。我仔细考察鲁迅的苏联观的形成过程，发现这是一个充满思想矛盾的过程，说具体一点，是经验和理性的矛盾、统一过程。鲁迅认识事物时，是强调经验的，他有一句口头禅，即“事实的教训”，亦即经验，一切真知，都是从经验发源的，鲁迅重视经验、事实，在没有事实证明之前，他对事物总是持怀疑的态度，怀疑，是探索真理者应有的心态，是避免受骗的良方；同时，鲁迅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理性的人，具有高度理性的人在认识事物时总是要求深入肯綮，总是努力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理性是为了解决事物的本质问题，具有高度理性的人总是善于思考的人，而且具有高度理性的人又总是崇信某种主义，以某种主义作为自己思考的指南，在认识事物时总是有某种理论作引导的。鲁迅在绝大多数场合，经验与理性在矛盾中总是能得到统一的，因此，他对事物的认识也大都是正确的、深刻的，他对事物的评论也往往是一语中的、深入肯綮的。他对苏联的认识，也是一个经验与理性矛盾、统一过程。他在《答国际文学社问》就谈了自己的认识过程：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了。（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从其理性来看，他最初信奉的主义是进化论，总是认为“新的”比旧的好；他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出现了“新的社会”，而且知道了其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是，苏俄的“新的社会”是否一定就好？是否能存在和成功？他是有所怀疑的，他不轻易相信；后来他由信奉进化论转变为信奉阶级论，又看到了苏联存在和成功的事实，由于“事实的教训”，使他消除了对苏联“新的社会”的怀疑。他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也说，他对苏联有很长一个过程是不轻易相信的，有着“多年的疑团”，后来由于“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多年的疑团消失了”。在鲁迅的认识过程中，理性与经验的矛盾往往是获得统一的，从而推动了其认识前进。不过，我从《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文中发现了，在鲁迅的认识上，理性和经验未能得到很好的统一，而理性的一方面表现得相当强烈，几乎每一句话都渗透着阶级论的思想，而且都表现着阶级爱憎色彩：“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他们（指文明国人）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注：《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注：《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伴随着这种理念，而且激发出了一种强烈的阶级爱憎情感，这时，鲁迅对经验、事实是重视不足的，例证举来举去，只是“煤油和麦子的输出”，而理念则制约着他的认识，西方媒体说苏联在文过饰非，粉饰太平，其经济、文化繁荣景象是假的，用艺术的话来说，是“纸版剪成”的，这是不是事实呢？苏联确实存在制造过经济、文化繁荣假相的事实，但鲁迅对西方媒体所讲的事实，根本不予以考虑。我读了上述几篇文章，就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对林克多叙述的见闻毫不怀疑，并两次强调说读此书“不必用心戒备”，而对西方旅游者所叙述的见闻、西方媒体的报道，不仅怀疑，而且毫不犹豫地加以否认呢？我觉得，这时鲁迅的理念和爱憎情感代替了他的认识过程，鲁迅的义愤填膺压倒了他对经验、事实的重视，理性的经验未能得到很好的统一，因此，便出现了认识上的失误。
导致其认识过程中理性与经验未能得到很好的统一的根本原因，我以为是30年代极其尖锐、复杂、瞬息万变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设身处地试想一下鲁迅当年所处的情境，日本帝国主义要吞并中国东北，英、美等帝国主义则阴谋要对中国东北“共管”，民族利益、民族尊严被肆意践踏，在世界上还有谁能尊重我国的主权和尊严？而国民党当局则对外妥协退让，对内镇压，民族危机到了极点，作为伟大爱国主义者的鲁迅，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具有这种极其强烈的理念和情感倾向，是可以理解的。
正是这样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使鲁迅这种阶级斗争的理念极其强烈，强调“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这就使我联想到我们后来常讲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历史上，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干扰人的认识，从而导致某种认识上的失误，是时有发生的，伟大人物也不例外。正是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限制了鲁迅在认识过程中理性与经验的很好的统一，从而导致了其认识上的某些失误。有的人认为，鲁迅在苏联问题上放弃了独立思考，“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杂文家最重要的教训”。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干扰了鲁迅的认识，从而导致了某些失误，这才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