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论”的中国之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旅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其在中国学界引发的争论 “文学终结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学最直接、强烈的冲击之一。2000年，后现代主义文论和批评大家、美国耶鲁解构主义“四人帮”之一希利斯·米勒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先抛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终结论”。①他的演讲后被译为中文，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标题，刊登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由此在中国引发了对“文学终结论”这一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热烈讨论。该文引用著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一段话作为开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接着展开了阐述，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因特网，在塑造人们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虚拟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mative efficacy，亦译“施为性效能”)，他进而推出结论道：“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它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②由上述引文可见，“文学终结论”实际上首先是由德里达提出的，米勒不过是赞同“文学终结论”并且给予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证和阐述罢了。 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一经提出，立即在中国文艺理论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如有的述评所描述的那样，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被吸引到这位有点特立独行的、对中国似乎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奇人奇论上来了。反对者有之，赞同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国内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大量有见解的文章。这表现了我国学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表明我们正以开放、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对话中”。③ 在讨论中，以童庆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首先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予以反驳和批评。童庆炳认为，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是媒体的变化，而是人类表现情感的需要，“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和人类情感不会消失的话，那么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会消失的”。④后来，他又强调文学以语言文字为独有的“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⑤许多学者也从文学区别于当代各种视觉艺术的审美特征出发，论证文学存在的不可取代性。与此相反，也有学者从后现代条件下文学被边缘化的意义上赞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如余虹认为，在艺术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在艺术大家族主导地位已由影视艺术所取代，“如此这般的‘文学’在后现代条件下的确成了某种过时的、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东西。‘文学’终结了，逃离文学当然是一种明智之举”。⑥但另一方面，余虹也区别了“文学”和“文学性”两个概念，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下，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和公共表演均呈现出文学性，后现代状况具有文学终结和文学性统治的双重特性。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况，有的学者以比较客观、辨证的态度解读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如金惠敏从“文学即距离”的观念出发，认为米勒敏感地感到，在全球化的电信时代由于“行动没有距离”造成了文学对自身的取消从而提出“文学终结”的预言，这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至少是应引起我们足够警醒的。⑦ 可以说，在米勒提出这一观点的头几年里，学界对之持批评态度的占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学者的讨论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同样都透露出一种对文学未来命运的浓重的焦虑情绪。对他们来说，米勒的观点究竟在何种语境、何种意义上提出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至少不是最主要的关注点，重要的是米勒的这一宣告似乎敲响了文学的“丧钟”，这令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于是，学者们从“情感”、“审美”、“文学性”、“文学距离”等各个角度出发，论证文学存在和继续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证明文学有其恒定的、不可能被其他文化形式取代的独特价值，它顶多被“边缘化”，而终究不可能终结。 2005年后，中国学者看待这个问题更为冷静，他们不再急于给文学套上“免死金牌”，而更倾向于对“文学终结论”进行周密的学理分析和同情式阅读与理解。赖大仁发现，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实际上“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传统文学形态的终结”，主要指“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因素”的丧失，而无论从文学研究活动还是从米勒本人继续从事文学研究的事实来看，终结论本身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和张力的悖论式命题”。赖大仁由此认为，重要的不是某些科学技术的现实条件，也不是人们乐观或悲观的情绪，而是“要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有一种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⑧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比较客观、辩证，值得重视。肖锦龙更是作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并指出，米勒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非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的学仁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米勒的命题”，他们没有真正领会到“米勒‘文学终结论’中的‘文学’不是指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而是指一种产生在特定的时代、具有特定的含义的文化建构物，是指一种独特的文化话语”；由于中西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不同，使得国内学人只是用“一贯的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去硬套米勒的后结构主义意义上的文学”，陷入了严重误读的境地，对米勒的反驳“压根就跑了靶，是无的放矢的”。⑨周计武也指出，米勒的“终结论”是从现代西方的文化体制中去反思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敏锐地感受到“在实然层面，现代文学观念在全球化的电信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米勒并没有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写悼词!”因为，“在应然层面，文学和文学研究依然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存在的价值”，它是“文化自我表现和自我建构的一种存在方式”、“理解修辞、比喻和讲述故事……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以及“重视他者文化和理解他性的一种必要方式”。⑩应该说，这些观点比较符合米勒的本意，同时也是对之前激烈批评米勒观点的某种纠偏和修正。 至此，中国学者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由一开始的误读和批评，逐渐转为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并在若干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首先，米勒所说的“终结”了的“文学”是有特定条件和范围的，是历史建构和变动的，并不是普泛和固定不变的；其次，文学在当代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中确实存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边缘化”的趋向；其三，最为普遍和宽泛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和文化现象仍将长期存在，并在人类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尽管学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具体表述各有不同，但如果仔细品味这些表述中的立场和情绪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待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不再像一开始那样焦虑、不安和坚决拒斥了。相反，在一些学者对米勒的观点作出更同情、体贴的诠释之余，我们甚至多少能够感受到其中传达出一些微妙的乐观情绪——文学确实在“局部”失利了，但它获得了某种更为基础性的“胜利”，且这种胜利使得“文学”的存在根基更为牢固。 然而，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围绕“文学终结论”展开的一系列论争显示的不只是中国学界对于米勒及其文学观念的特殊兴趣，更重要的是，“文学终结”这一话题实际上聚集了中国文艺学学科在进入新世纪这十多年来，对自身的研究对象、学科建制、理论方法等多个方面的总结、讨论和反思。所以，再度回顾这场论争，我们不仅要探明米勒“文学终结论”的真正含义，更要从论争中挖掘和梳理我国文艺学界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观察论争过程中人们的分歧和共识，解码观念背后的学术和文化政治因素，从中窥探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正是我们总结和思考米勒“文学终结论”中国之旅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二、对米勒“文学终结论”本义的考辨 为了回答上述诸问题，我们首先要对米勒“文学终结论”的本义进行考察辨析，即米勒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文学”，又在什么意义上指明了它的“终结”。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米勒在最初引起学界讨论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篇文章中，已经有所界定：“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11)这里已经把“文学”确定为西欧近代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动态建构的产物，是在特定时空中、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狭义的文学，而不是从来就有、覆盖古今的普遍意义的文学。不过，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引起当时处于对“文学终结”命题颇为激愤的中国学界的足够注意。在稍后的2002年，米勒出版了《论文学》(On Literature)(12)一书，对“文学”“终结”的特殊含义作了极为明晰的论述。(13)该书以一种看似矛盾、实则辩证的论述起首，把文学是否终结的问题直接而尖锐地推到我们面前： 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历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为前提。(14) 米勒深刻地把“文学”置于两个尖锐对立的命题之下进行极为严肃的理论思考，非常全面、辩证地表明了他的“文学终结论”的特定含义。很清楚，在他看来，历史建构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狭义“文学”(观念)“就要终结了”；而作为超越时空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的广义“文学”(观念)“却是永恒的、普世的”，不会终结的。(15)米勒援引《牛津英语大辞典》(OED)中对“文学”概念的解释，指出人们现在所熟悉的、狭义的“文学”，即以印刷技术为背景、以“美的形式”和“情感影响”为主要特征的文学，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的英国、法国，在英国，主要是约瑟夫·华顿和托马斯·华顿(Joseph and Thomas Wharton，1722-1800，1728-1790)的研究，赋予了“文学”以其现代定义。“而随着新媒体逐渐取代印刷书籍，这个意义上的文学现在行将终结”。(16)显然，在米勒的语境中，将要终结的“文学”具有明确范围和指向，它不是泛指各类文学作品和写作活动，而是指一种有着特定历史地理起源、以印刷技术为背景、被近代哲学、文化和理论话语建构起来的文学(观念)。 具体来说，在米勒那里，现代意义上“文学”观念的产生有以下条件，反过来，也正是这些条件共同塑造了“文学”的现代特征：首先是17-18世纪印刷术大规模发展，书籍大量传播普及由此而使得识字人口快速增长，“文学”的阅读者也迅速增多。其次是这种狭义“文学”与17世纪后的西方现代民主体制的出现有关，现代民主国家逐渐发展出普及性教育，国民开始拥有获取出版新书的权利。其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导致欧洲拉丁语趋于衰落，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正是以各民族国家的语言和各地方言为主的俗语文学，于是就伴随出现了“民族文学”的观念。其四，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还与现代研究性大学的出现有关。米勒独具慧眼地发现大学培养出的作者大大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如德国浪漫派批评家、英国的华兹华斯、马修·阿诺德等都接受了现代大学的教育，阿诺德将文学作为道德的承载工具，使得现代的“文学”在教育体系中兼具了知识和道德教育的双重任务。第五，现代民主体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言论自由，这样一方面使文学获得了几乎可以言说和虚构一切的权利，“体现了不承担指称责任的自由”；(17)另一方面也使作家的责任大为增强，“作家们实际上不仅被迫为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思想负责，也为这些作品所产生的政治或社会影响负责。”(18)第六，近代哲学对于“自我”的发现和确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创了“自我”这一主体性哲学的传统，而“文学的整个全盛时期，都依赖于这样那样的自我观念，把自我看成自知的、负责的主体。”(19)其衍生的便是一种新的作者权和版权观念，由此确立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观念构成了现代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在米勒看来，现代西方这个狭义的“文学”观念乃是由以上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历史地造就和建构起来的。它不是永恒、普遍的。而在当代，这个狭义“文学”(观念)，由于它的诸“共生因素”，即上述种种现代“文学”(观念)存在的前提，受到了当代全球化电信时代的巨大冲击，导致这一狭义的“文学”观念统摄下的文学创作及作品，被大大地边缘化和削弱了，正在逐步走向终结。这正是米勒“文学终结论”真实含义。 那么，电信时代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冲击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试将米勒的相关论述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电信时代改变了人们的感觉结构。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新媒介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20)在印刷时代，人们的信息获取和文学传播主要依赖纸质和文字媒介；而电信时代，人们更容易通过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介接收外界信息。纸媒无论从传播速度、广度还是对人的感官冲击力来说，都无法与电子媒介相提并论。电信时代的造梦术让人们沉溺其中，通过大量信息和图像直接影响人的感官，其巨大的感性操控力甚至超过人的理性思考。从凝神于文字到陶醉于图像，电信时代的媒介技术改变了信息形态，也影响到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不仅改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塑造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米勒认为“新的通信技术在形成和强化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它们通过一种梦幻的、催眠似的吁求来达到这个目的。”(21)相比之下，文学在人们的精神、幻想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则逐渐削弱，原来使人像包法利夫人、堂吉诃德那样“做梦”的文学，其功能已被电视、电影这类图像媒介，或是互联网取代了。 第二，电信时代催生了网络虚拟社区，民族独立国家的自治权力减弱。如果说印刷业巩固了民族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认同，灌输了连续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互联网、电信传媒则打破了这种连续性，挑战了个人空间的私密性和公共空间的稳固性。虚拟社区使人们产生“天涯若比邻”之感，跨国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也更容易得到传播。甚至，有人认为“让我控制所有的电视台和所有的无线电广播电台，我将能够控制整个世界。”(22)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普及，人们对印刷物的依赖度越来越低，原先借助文学树立的民族边界意识也将越来越削弱。 第三，电信时代改变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人的自我认知走向多元，主体发生了分裂和变化：在打电话的“我”不同于在互联网上的“我”，不同于看电视的“我”，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我”，每一个主体都在不同媒介中呈现出多幅面孔。从笛卡尔到胡塞尔哲学传统所依赖的主客体边界在电子媒介中消解了，“电影、电视或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线相连的流动的主体性的延伸。”(23)换言之，在电信时代，读者与作者、文化的生产者与受众，边界不再清晰，它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流动和可延展的。这同样导致了以“作者”为核心的文学观念的逐步消解。 第四，新的电信通讯媒介还在改变着大学精神和学科建制。17、18世纪西方的大学以人文主义思想为主导，人们对待前代作者的典型态度就是“不再是和我们具有同等地位的朋友，而是精神之父，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一成不变地成为后来的接受者的知识的源头”。(24)大学的文学教育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成为了著名的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所说的“伟大的传统”的传承者。而随着电信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大学再也不是自我封闭的、只服务于某个国家的象牙塔，它越来越多地受到那些跨国公司的侵扰，得到它们的资助并为其利用。”(25)这样，大学也不能只按照传统方式来研究和教授文学，必须打破单一的文化视角和以本民族为主体的文化中心主义，转而具有更加广阔的全球化视野。在另一篇文章《在大学全球化和新电信王国中比较文学还能生存吗？》中，米勒认为当今的大学中，文学研究、文化研究这类人文学科，其作用不再是灌输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而是“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从而在全球经济中更具有竞争力。”(26)也就是说，如果17、18世纪的文学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而诞生的，因而大学文学教育具有加强国家、民族意识功能的话，那么，电信时代的大学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则需要人们放眼世界，不将目光局限在某一民族国家或者地区之内。 第五，电信时代英美文化研究的崛起和迅速传播对传统文学研究形成强大冲击。米勒引证并认可了德里达的相关看法，指出：“随着从书本世界到超文本世界这一划时代的加速进行，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快捷步子，给引入到一个新的充满威胁的生活空间。诚如德里达近年在一个研讨班上中肯地指出，这个新的电子空间，这个电视、电影、电话、视频、传真、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空间，已经从根本上深切地改变了自我、家庭、工作场所，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学。”(27)米勒并对德里达的观点从大学教育角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样一个电子化、新媒体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文学者之间以及与其工作的联系方式，使大学人文学科的文学教育也发生“转型”，文化多元主义理念取代了文学经典具有永恒价值的传统观念，进而导致大学传统的文学系逐步自我解构，走向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而且，大学文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主体已经年轻化了，他们相当程度上是在一种电子信息时代新型的消费主义的视觉和听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研究大众文化、电影和流行刊物等，自然是他们的不二选择。所以，从研究主体角度看，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是顺理成章的。 以上五点，是米勒心目中电信时代造成的现代“文学”和文学观念受到巨大冲击、走向衰微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他提出“文学终结论”的主要根据。不过，应当强调指出，米勒认为将要“终结”的“文学”，指的是17、18世纪以来建构、形成的“文学”观念及此观念所统摄涵盖的包罗万象的文学现象和各种类型、体裁的文学作品的总称。这种狭义“文学”是印刷时代的产物，“作者”作为主体和核心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并且，这类文学曾经作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精神资源，构成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主要脉络。而“终结”则是指这种狭义的“文学”观念及其所指文学现象、形态逐步走向衰落和边缘化的趋势。正是电信时代的到来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这种历史建构起来的狭义“文学”观念呈现出某种走向终结的趋势。它既不是文学在一般意义上的“死亡”，(28)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因哲学、宗教对艺术超越而造成的艺术“解体”和“终结”。由是观之，中国学界对米勒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误读，如认为米勒否定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或认为他为视觉文化取代文学推波助澜，甚至认为米勒宣告了文学将被排除出人类精神生活的悲剧命运。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米勒在别处向我们暗示了另一种相反的永恒的“文学”——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不受传统狭义“文学”观念制约的“文学”的实际存在及其强大生命力，他本人相信，“文学或‘文学性’也是普遍的，永恒的。它是对文字或其他符号的一种特殊用法，在任一时代的任一个人类文化中，它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29)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米勒所言“如今，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按：指‘文学终结’与‘文学永恒’)为前提”之深刻性和辩证性。 三、“终结论”与文学研究的新起点 那么米勒提出“文学终结”，也就是17、18世纪以来特定的“文学”观念将消亡，其意欲何在呢？从他的后续写作和研究来看，笔者认为他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重新发现、界定和论述“文学”的某些特性，而这些特性一度被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所遮蔽；二是对文学学科在电信时代被边缘化的危机处境和地位进行深刻反思，以便更新文学理念、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而促成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不是为文学敲响丧钟，相反，是尝试为文学研究确立更好的开端和新的起航。 我们看到，在《论文学》(On Literature)这本书中，米勒从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这个传统观念出发，却以一种具有解构主义的意味首先强调，文学是具有陌生性、异质的、独特的语言，它们“互相之间都是没有可比性的。每个都是特别的、自成一类的、陌生的、个体的、异质的。”(30)这不仅意味着文学语言是独特的，也意味着它所塑造的世界、包含的意蕴都是独特的。由此，米勒把文学语言与理论语言(包括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语言)区别开了。他引用德里达的比喻，将文学比作蜷成一团的刺猬，每部作品都像刺猬一样，自成一体，同时又有刺包围着，成为一个单独空间而与外界隔离。也就是说，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运用方式，是无法被理论语言解释穷尽的。在米勒这里，文学语言与研究、阐述文学的理论语言又成为一组矛盾。文学的价值和“真”正在于它的语言表述本身，以及它创造出的虚构世界。但是由于上述电信时代“文学”的边缘化及其社会功能的削弱，才需要文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说明和阐释，即提高理论的地位和需求度。但由于理论语言的一般性与文学语言的独特性之间的天然矛盾，文学理论和研究往往会隐藏、掩盖文学语言的独特性、陌生性，将它中性化、一般化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这些做法包括“把作品与作者联系起来，或者努力展示它是该历史时期和地点的典型之物，或能代表其作者的阶级、性别或种族，或将其看成物质与社会世界的一个映像，或将其与文学语言的普遍运作规律方面的观念拉上关系。”(31)总之是要把文学研究变成文化研究、理论研究，通过理论化，消除文学语言的魔力，掩藏文学语言本有的独特性，平息文学陌生性给人带来的畏惧。米勒甚至别出心裁地将狭义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尖锐地对立起来，并将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操控下的文学理论看成文学“终结”、“死亡”的重要推手。他虽然不无夸张却极为精辟、深刻地指出：“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理论不仅记录了文学即将死亡(文学当然不会死亡)，同时又促成了这一‘不死之死’”。(32)这也是他提出“文学终结论”的另一理由；同时，也明显地体现出米勒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对席卷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思潮的必然性总体上给予肯定，采取顺势而为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对文化研究远离传统的文学和文学观念，掩藏文学语言的独特性，甚至压抑、阻碍、扼杀文学的生长，流露出某种忧虑。换言之，他对文学、即使是狭义文学和文学观念走向终结的趋势，也抱有一定的哀伤留恋之情。这同他前面所持的对“文学”终结抑或永恒的矛盾心态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米勒认为，与文学语言独特性相关，文学还有一些衍生性的特征，如文学保有自身的秘密，它可以不将所有信息都提供给读者，就像海妖之歌，既危险又充满诱惑；更重要的是，文学还大量使用修辞性的语言，这种修辞语言创造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赋予人物以生动形象。总之，“文学可以定义为一种奇特的词语运用，来指向一些人、物或事件，而关于它们，永远无法知道是否在某地有一个隐性存在。这种隐性是一种无言的现实，只有作者知道它，它们等待着被变成言语。”(33)也就是被变成读者理解、体验的语言。这就在事实上把读者引入了文学的语言活动之中，把单一的作者主体变为作者与读者通过语言交互作用的双主体，也就是对文学的本质从双主体的语言交流角度作了新的界定。这本身是对传统狭义“文学”观念的创造性拓展。 更有独创性的是，米勒还借鉴了言语行为理论，把上述作为双主体的“文学”看作具有施为性(performativity)的语言。“施为”是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术语，指通过词语来做事，它不只是指出事物的状态，而是让事情发生，这与单纯描述事物状态的“记述”语言不同。米勒认为，文学作为施为性语言，它开辟了文学的想象性世界，并引导读者进入这个想象世界。他说：“文学中的每句话，都是施为语言链条上的一部分，逐步打开在第一句话后开始的想象域。词语让读者能到达那个想象域。这些词语以不断重复、不断延伸的话语姿势，瞬间发明了同时也发现了那个世界。”(34)文学作为施为性语言，必定要求读者作出回应，通过阅读积极参与其中。这表现为一种读者对作品的信任：“面对作品的召唤，读者必须说出另一个施为的言语行为：‘我保证相信你’。”(35)也就是说，只有接受文学作品的施为性语言的特殊规则，读者才能真正进入这个作品。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独特“文学”观念背后有着接受美学的影子，同时又有着对接受美学的某种超越。当然，文学语言的施为性和描述性虽有不同，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两种特质，或者说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施为性语言要实现开辟想象空间、邀请读者进入的功能，必须借助语言的描述性展开，我们不能想象一种描写粗劣、陈词滥调的语言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相反，只有真正充满了精彩细腻描述的文学语言才能引导读者走入文学世界中。 再次，从这些文学的语言特性出发，米勒还提出了文学阅读的两种看似悖论的方式——“天真的方式”与“去神秘化的方式”。所谓“天真方式的阅读”也是米勒所说的“疯癫的阅读”或“快板阅读”。因为如果每个文学作品都打开了想象性空间和独特的世界，并且召唤着读者进入，那么“阅读就应是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情感、想象”，(36)读者像孩子一样天真、毫无保留地投身到阅读中去，甚至能在心中制造狂喜和癫狂。这同时也是“快板阅读”，需要读者的眼睛快节奏地在文字上舞蹈。而所谓“去神秘化方式的阅读”则是缓慢和批判的阅读，要怀疑和品读作品的每一处细节，尽可能揭示语言的魔法，关注作品是怎样打开世界的，以消除它的神秘化。这种阅读又可以分为两种——“修辞阅读”和“批判阅读”。“修辞阅读”需要“密切注意魔法生效所用的语言技巧：观察比喻是如何使用的，视角是如何变化的，还有那极为重要的讽刺”，(37)这接近于新批评派所说的“细读”，当然也不完全相同。“批判阅读”则是要“质疑文学作品如何灌输关于阶级、种族或性别关系的信条。这些被看成是人观看、判断、行动的模式，被表现为客观的真实，但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38)“批判阅读”是要摘下语言的面具，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真相，这正是美国大学学院派流行的“文化研究”的做法。 但值得玩味的是，米勒作为学院中人，深知批判阅读在主流学术体制中的重要性，并且也积极参与其中，然而从内心情感上来说，他仍然留恋或者偏向于前一种阅读，也就是全身心投入、沉浸和体验式的传统阅读方式。在《论文学》(On Literature)的结尾，米勒衷心“赞扬天真的阅读”，他怀念自己第一次阅读《瑞士人罗宾逊一家》时的天真的轻信，认为这种对文学的感情投入、把自己献身其中的感觉正是过于理性的批判阅读所无法比拟的。后者不仅阻止文学体验，还要用理性为文学的情感性祛魅。这里又透露出米勒对文学阅读的矛盾心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中国学者指责米勒“文学终结论”忽略了文学的感性体验和审美性，忽略了文学的永恒魅力，确实存在着误读，至少不完全符合米勒的本意。 当然，米勒也并不因此就否定文学的批判阅读和曾经引领学术主潮的文化研究。他对电信时代文学处境的分析表明传统人文主义的文学研究已经走向末路，如今的状况是学院派的文学研究要么走向文化研究，要么改变原来的研究范式，走向修辞性阅读。修辞性阅读是米勒对解构主义的另一种称法。在2001年与一位中国学者的对谈中，米勒提出，修辞性阅读是要探寻文学语言的别异性或另类性的方法，具有“文化研究”所无法替代的功能。首先，修辞性阅读具有认知功能，它像科学一样，必须以尽可能冷静客观地“询问一个既定的文本究竟说了什么、想说什么、追询意义怎样为文字所生成”，(39)它能够提供关于文学文本的“知识”。其次，修辞性阅读有助于打碎僵化的公理和观念，提供前瞻性的观念，“为新型的民主、新型的义务和创造性责任”(40)开辟道路。中国学界对于解构主义往往抱有一些偏见，认为解构主义具有“只破不立”或是“犬儒主义”倾向，但米勒认为的修辞性阅读一方面要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出发，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解构”来扫除既有的僵化观念和价值前提，释放文学批评所特有的政治效能。实际上，这乃是“破”中有“立”。而从方法上来说，修辞性阅读不是将文学作为现实或政治的直接再现，而是从分析和关注语言的特殊性、别异性入手，弄清文本的意义的复杂性，“就是这样一种以揭示语言的别异性为己任的阅读……找出这些怪异究竟意味着什么，并结合着对整个作品的读解——说明这些怪异何以会出现，但最终之目的则是要在这些怪异的相互关联中尽可能地烛显出更多的该作品的特色。”(41)显而易见，米勒的修辞性阅读决不仅是单纯的“破”和“解构”，更重要的是，通过“揭示语言的别异性”，最终在复杂的关联中显示(建构)出文学作品的整体特色。这里，米勒一是坚持了文学阅读从其文本语言解读入手，即尊重文学的语言本性；二是尊重文学作品审美的整体性，主张文学阅读要在“相互关联中”、“结合着对整个作品的读解”来展开。这表明，即便在“去神秘化的修辞性阅读”中，米勒实际上仍在某种程度上悄悄地坚守和维护着狭义“文学”观念的传统思路。 应当指出，米勒上述关于读者和文学阅读的论述，同样属于对“文学”本质理解的另一重要方面，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学作者和文本特性的概括。也就是说，米勒的阅读理论，对于理解其“文学终结论”的内在矛盾也很有帮助：一方面，作为文化研究的倡导者，米勒更重视学院派的“去神秘化的”修辞阅读，而贬低传统文学观念支配下的“天真的”审美阅读，认为它正在走向衰退；另一方面，米勒内心深处却依然留恋着“天真的”审美阅读，给它留下了一席之地。换言之，从读者阅读角度看，即使对狭义的“文学”(观念)是否真的走向终结，米勒也是有保留的；而且，对这种“终结”趋势，米勒并非完全肯定，而是有所忧伤、有所保留的。 还需要提及的是，米勒认为，电信时代和传统“文学”观念的终结还导致比较文学研究出现危机；并且这种危机主要不是理论和方法危机，而是更广泛的语言危机。他指出，“无论是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之间的翻译，还是从亚文化到另一亚文化之间的翻译，都十分棘手。”(42)米勒主要是从全球化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他认为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以英语为主要语言，使得其他语言的作品要么在翻译过程中失却了原来的文学意蕴，要么被切断了它与自身传统的关联，这导致人们实际上无法真正理解非英语的文学作品，更遑论“比较”研究了。他认为，这种以英语为主导的研究，正是比较文学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而传统比较文学的缺陷正在于它预设了民族国家及其文学的区隔与自足性。然而，进入电信时代，随着民族边界意识的打破，需要发展出“新型全球性的、非欧洲中心化的比较文学”。(43)米勒认为，解决这个危机的方法就是要像人类学研究某种文化那样，去学习相关的语言，“所有的文本都要以它自身的名义被阅读，也就是用原文的语言来阅读，根据文本本身根植的文化所预设的阅读方法来阅读。”(44)换言之，米勒认为只有阅读“原汁原味”的一手文献，还原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语境，才能真正打破一元论的西方中心话语，走出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米勒的这一观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启示。他看到文化研究的一大优势在于认识到民族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其内部有着无限多的区分，具有多语言、多文化、多伦理、混合杂糅的特点，同样，比较文学也需要具有跨国的全球化视野，认识他国的文化丰富多样性，如此才能激发研究活力。此处虽然不是讲“文学”，而是讲文学研究、主要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其视野是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比较文学面临的危机，首先是其研究对象文学的危机。就是说，在文化研究视域下，文学确实有走向边缘化乃至终结的危机。这也同样为其“文学终结论”提供了某种间接支持。 综上所述，国内有些学者认为米勒是“文学终结论”无条件的鼓吹者，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从米勒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来看，他恰恰是广义“文学”的坚定捍卫者，通过宣告旧的狭义“文学”观念的终结，提醒人们注意文学的当代新处境，思考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探寻学科的新出路。在一次访谈中，当中国学者希望米勒在文化研究的版图中为“文学研究”确立一个位置的时候，米勒说：“我希望文学研究本身能够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想即使书籍的时代过去了，被全球电信的世纪取代了，我们仍然有必要研究文学，教授‘修辞性阅读’，这不只是为了理解过去，那时文学是何等的重要，而且也是为了以一个经济的方式理解语言的复杂性，我想只要我们使用词语彼此间进行交流，不管采取何种手段，语言的复杂性就依然是重要的。”(45)可见，米勒仍然十分重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语言形式的存在价值，而文学研究也仍然有其重要意义。所以“文学终结”与其说是米勒对当下文学处境的“理论定性”，不如说是他对电信时代中文学和文学研究转型的某种“喟叹”和修辞性表述。 四、“文学终结论”中国之旅的文化学术语境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学者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反应过度了。尤其在争论之初，人们更多的震惊于这一局部论断，而没有将其放入米勒此论原本的学术语境中进行考察。米勒本人更多地是从美国的社会、经济、历史和学科状况出发，而他的中国同行却倾向于认为他是要对文学现状作出某种“普世化”论断，这实在是非常大的误解。所以，据笔者观察，米勒关于“文学终结”的论断当时在美国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并未引起大的争论，即使全面论述“文学终结论”的复杂含义的《论文学》以通俗文学理论读物的形式在2002年出版后，在西方学界和读者中，反应也非常平静，然而在中国却由于语境的不同招来诸多争议和批评。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由于米勒中国讲演在某种程度上的表述不清晰或不充分所致，尤其在《论文学》一书的映照之下显得更是如此。但是，如果对这场争论的观察就此戛然而止，那么可以说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及其引发的误读，其背后的成因和真正意义仍未得到充分揭示。正如萨义德在《旅行中的理论》一文所言：“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情形特别值得玩味”，(46)并且批评家的工作就是“对理论提出抵抗，使它向着历史现实、向着人类需要和利益开放，彰显这些从释义领域之外或刚刚超出这领域的日常现实中汲取来的具体事例”。(47)对米勒“文学终结论”的中国旅行之遭遇也同样应当作如是的考察和思索。 我们注意到，2000年前后，即米勒在中国提出“文学终结论”之际，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关注点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对图像转向、视觉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发生了越来越强的兴趣，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图像转向”和“视觉文化”首先是一种突出的当代文化特征，与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介相关，与传统的以文字或语言为载体的书写和阅读文化相对立。其次，“图像”在消费社会中又有其特殊含义，往往预示着身体和欲望的直接袒露、视觉刺激带来的心理激荡以及非理性过度消费等。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则是社会生活中视觉文化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后的直接后果，它在将感性力量引入日常生活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的道德感，导致某种“去”深度的思考和肤浅的日常生活实践。以上这种现象与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转型，以及大众文化的迅猛崛起、汹涌拓展密切相关。虽然在米勒进行北京讲演时，上述现象尚未达到全盛，但是一些敏锐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起这个问题。如2001年前后，周宪率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视觉文化的文章，表达了对于用“视觉文化”来描绘中国当代文化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审慎态度，他认为一些西方学者将视觉文化作为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与中国社会的当前特征似有距离。”(48)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将视觉文化“视为消费社会和媒介文化的典型形态”，那么从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趋势来说，视觉文化或者说图像时代的某些特征仍然能够“描述中国当前文化的一些重要的转型和变化”、“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视角”。(49)2002年，陶东风从总体上描述了当代社会中审美泛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趋势，指出“符号与图像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50)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边界也不再分明，进而他认为文艺学应当重建“艺术社会学”来有效回应这种新的文学/艺术状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图像化趋势愈加明显，学界关于图像与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讨论也日益增多。 此后，有的学者开始将图像时代与文学终结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如彭亚非在批评当前图像日渐演变成“暴力”和“霸权”的同时，提出文学审美的“内视性”特点，比之于图像、影像，它具有广阔无垠的审美诗意空间，这是文学永远无法为图像及其他任何艺术和审美方式所取代的根本原因，因此，文学不会终结。(51)2005年后，这方面的探讨更加深入，如吴子林以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讨论了图像化时代的文学命运，他认为：“尽管现代电子媒介以极高的科技含量创造出了种种文化奇迹”，但是“语言媒介仍然是富于魅力的”，它必然会显示出许多为其他媒介不具备因而也无法替代的独到之处，以克服诸多的审美疲劳，共同丰富着人们日新月异的精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世上只要有读者，只要人们的情感生活不至于枯竭，文学就永远不会寂寞，更不会走向所谓的‘终结’”。(52)金惠敏则从“图文战争”的角度审视了在电子媒介时代中，文学和文学研究受到图像文化冲击，与现实既疏离又更为纠缠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图像增殖重组了文学的审美构成、瓦解了文学赖以存在的深度主体，造成了现实的文学危机；同时，新媒介制造的“拟像”一方面抽空了文学对现实的指涉，另一方面又使其更容易被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商品语法所操纵和榨取。(53)党圣元则是从审美体验的角度，剖析了视觉文化与文学对人类精神的不同影响。他认为尽管电视等现代影像工业的发展使得几乎所有的文化都一定程度上被视觉化，当代语境中的审美体验却日益显得难能难为。因为“审美是对亲身体验的回味与升华，影视、电脑构建的视觉化的超文本却往往将人与自己的体验对象隔离开来，取消了亲身体验，减少了静心思索的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了审美活动的基础”。(54)所以在他看来，视觉文化终究无法像文学那样展现人类自由的本质、产生震撼人心的影响。以上这些强调文学不同于图像文化的审美独特性的观点，在笔者看来，似乎与童庆炳等一批学者批评“文学终结论”的主张遥相呼应，有某种“回归”的意味，当然，是在另一个论题域中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通过上述对2000年之后中国学界进行的关于图像和视觉文化的讨论的简要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正在面临图像的强大挤压，而传统印刷技术正受到电子新媒介的竞争和冲击。尽管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但从总体思想倾向来看，一方面，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单一纸质媒介被新媒介取代乃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掩盖对未来的焦虑和担忧情绪。毕竟对现代中国而言，文学在过去百年间承担了重要的启蒙任务，无论对开启人们的思想自由还是提高审美情趣而言，都具有不可取代的高尚地位。而电子媒介和图像文化究竟会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仍是不可完全预见的。因此，对于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一开始采取拒斥和批判态度，是当时中国文艺理论界多数人的必然选择。而相比中国学者“欲拒还迎”的矛盾姿态，米勒“文学终结论”实际上要明朗乐观得多，按照他的理论逻辑，文学首先要经历一个“休克”阶段，如金蝉脱壳般蜕去过去狭义“文学”观念的外壳，然后才能在电信时代借尸还魂、焕然新生。米勒这一顺应时代大潮的姿态，对于一些相对谨慎保守的中国学者而言，的确一下子难以接受。从国情来说，2000年左右中国的互联网业尚未如美国那样发达，米勒的论断在中国难免被看做夸大其词和“唱衰”文学；从情感来说，文学受到图像和视觉文化的挤压日渐边缘化的情形已让一些中国学者忧心忡忡，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无疑为这种焦虑情绪火上浇油，由此引发巨大争议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此后，随着视觉文化冲击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而来的，是对文化研究盛行的反思以及对文艺学学科未来走向的讨论，尤其是对文学“审美性”的重提和强调。当时文艺理论界对中国社会是否已经日常生活审美化了、西方文化研究是否能直接引进和应用到中国的文艺学研究中等问题，存在明显的分歧。一部分新锐学者受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认为随着当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大众文化铺天盖地而来，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日趋模糊，因此，文艺学以纯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格局应当打破，他们提出文艺学研究应当实行“文化研究转向”。而大部分学者对此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中国社会远未达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以审美为主要特性的“文学”概念现代意义确实是历史建构起来的，但是它的边界至今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是不可取的。在此背景下，2004年童庆炳组织的一组文章(55)可以说是对文化研究的直接回应，同时，也间接否定了“文学终结论”。其中，学者们多从文学的“审美性”和“文学性”立场上为文学和文艺学进行理论划界。如陈雪虎认为文学虽然具有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宗教性、民俗性等多重属性和多元价值，但审美仍是文学的首要“志业”和必要条件，文学的其他属性和价值首先必须溶解在审美活动与艺术把握中。他提倡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相互观照：“从文化的视角透视文艺的内涵，从审美的高度烛照和批判当代文化，是文学研究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承担。”(56)陈太胜在肯定文化研究提供了某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野的同时，犀利地指出了文化研究思想上的局限——“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而一个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品与一流的文艺作品的区别在这里是没有的，因为它们都是例证。文学再一次被认为是真实地反映某种思想观念，而不再是一种虚构的愉悦。同时，在这样的文化批判里，读者的主动性、读者阅读过程中所获得审美愉悦被忽略了。”(57)笔者也曾指出，当前文艺学学科的危机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冲击，而在于文艺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现实有所疏离，对信息时代大众媒介和艺术形式研究不够；文化研究对文艺学虽有多重借鉴意义，但文学本身固有的审美维度仍需持守，把西方已经趋于衰落的文化研究拿来解决文艺学的理论危机是站不住脚的。(58)实际上，在文化研究对文学影响的思考方面，中国多数学者与米勒的观点既有矛盾之处，即不同意用文化研究来侵吞、取代文学研究，这也是他们不自觉地误解和抵御米勒“文学终结论”的重要原因；又有相通之处，与米勒后来的若干观点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即米勒认为批判性阅读并不能完全取代对文学语言形式特殊性的关注，不能取消文学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的愉悦享受，而中国学者则大多从文学审美性的角度出发，强调文学的感性体验，力图将文学批评从文化研究中区别出来。而这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米勒并非真正鼓吹文学终结的明证。 还需要强调的是，对“全球化”的接受、警醒与反思的学术语境，也使得许多中国学者对米勒“终结论”所依据的前提进行质疑。相比对文化研究、文学边缘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度，中国学界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更加复杂。在2000年，也就是在对米勒的观点出现争议之前，中国学界已经对当代的文学、文化和全球化之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全球化”等问题形成热烈讨论。如果说米勒对“全球化”的态度主要是接受和“顺势而为”，那么中国学者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如戴锦华就认为，“全球化”本是具有批判性意义的语词，用来描述二战之后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极化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以及跨国公司统治的实现和贫富国家的对立，并非中国语境中“走向世界、同步于世界、人类地球村”的观念。她担忧的是，“全球化”预示着资本主义、甚至是“美国化”的文化逻辑。通过考察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的一些案例，她发现“全球化”是“具有巨大遮蔽力与吸纳性的权力话语”，(59)她进而提出面对“全球化”，人们应当保持几分清醒，让文学保持它的“另类”和“寂寞”，因为“文学的放逐或者文学家的自我放逐，在今日世界原本是一类‘正常’的情形。从前或今日及可预见的未来，文学本是愈加‘寂寞’的事情。”(60)肖鹰在考察了90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后，发现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遭遇了传统本土文化世界的虚空化，中国文学需要恢复个人对历史的记忆，活在自我当下的存在中，所以“怎样重建自我认同的文化—精神的象征体系，即为我们在世界存在创造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空间，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61)如果说米勒更多地着眼于“全球化”的普遍性力量对种族、性别、阶层乃至国家民族界限的削弱，那么戴锦华和肖鹰则看到了“全球化”对特殊之物、对异质文化产生的冲击力，它可能导致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独特性和自我认同的丧失。所以米勒的中国讲演一出，童庆炳先生就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全球化”这个观点在东西方语境中的不同意味，以及它可能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而认为米勒有点言过其实了。(62)当然，也有中国学者对“全球化”抱有相对乐观的看法。王宁就认为在经济上，西方影响固然会渗透到中国社会，但在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机制仍然强大，“全球化”策略可以用来弘扬中国文化和美学精神，所以当下重要的是“积极地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以便发出中国的声音。”(63)钱中文代表第三种观点，即承认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理论要面向世界，不能自我封闭，但同时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要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64)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复杂多样的，有反对、警惕，有赞同、顺应，也有正视、应对。但无论何种态度，人们关心的是同样的根本问题，即中国文学如何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保持自身特色，实现国际交流。而当米勒描述的“全球化”图景被移植到中国语境中时，学者们就可能对其中包含的普遍和同质化因素产生担忧，即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尚有太多对传统文化和当下历史记忆的整理研究工作要做，尚有大量宝贵的文学财富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没有走向世界成为人类共有的思想资源，何以在后现代全球化的西方话语中就要“终结”了呢？这显然是中国学者不愿看到的，而由此产生的对“终结论”的不同理解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围绕米勒“文学终结”的争论并不是单一的事件。如果我们返回到新世纪开端的中国文学理论的文化、学术语境中，会发现这场争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契合了新世纪开端中国学界自身的核心关切，主要围绕着图像与视觉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等问题展开，包含了学界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转型和学科边界的诸多思考。文艺理论界、比较文学界对于构成米勒总体观点的各个理论要素尚且存有诸多不同看法和争议，更不要说“文学终结”、“文学死亡”这类整体性、激进的表述了，它之引起更大争议乃至激烈批评是势在必然的，虽然其中包含着某些误读和误解。 最后，让我们引用米勒在2004年《文艺报》访谈时动情地讲的一句话：“我对文学的未来还是有安全感的。在我的有生之年，它是不会消亡的。”(65)这似乎部分地收回了原先“文学终结”的论断。但是，结合这一访谈的上下文来看，其实米勒的核心观点并未发生变化——传统狭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面对新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形式，文学研究者必须作出自己的时代回应，而这也正是他的中国同行们——无论在具体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正在进行的努力。可以说，由米勒“文学终结论”引发的争论正是中国文艺理论界透过他者之镜对自身境遇的反思和审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学学科发展中的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它促使当代中国文艺学在众声喧哗中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富有生命力的方向迈进。 注释： ①其实，米勒并不是美国最早提出“文学终结论”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就曾经引进美国当代一些批评家提出的“小说终结论”主张并开展了讨论，只是没有引起文艺理论界的关注。 ②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③李夫生：《批判“米勒预言”的批判——近年来有关“文学终结论”争议的述评》，《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5期。 ④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⑤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⑥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⑦参见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⑧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⑨肖锦龙：《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论”的本义考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4期，2007年7月。 ⑩周计武：《再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11)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2)J·Hillis Miller,On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2002。中译本《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此书以反问语气的“再见吧，文学？”("Farewell Literature?" On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2002,p.1)开篇，一开始就具有否定“终结论”的意味，难怪该书的中译本取名《文学死了吗》，好像2000年米勒没有提出过“文学终结论”似的。 (14)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7页；参阅J·Hillis Miller,On Literature,p.1。 (15)可惜，由于《论文学》(On Literature)的中译本出版在2007年中国学界批判其“终结论”高潮过去之后，大部分中国学者对他后一方面的“文学永恒论”并不了解，之前的某种误读、误解在所难免。 (16)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8-9页，参阅On Literature,p.2。 (17)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12页，参阅On Literature,p.6。 (18)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13页，参阅On Literature,p.6。 (19)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14页，参阅On Literature,p.7。 (20)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2页。 (21)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2)(23)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4)瓦尔特·吕埃格主编：《欧洲大学史》第2卷《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41页。 (25)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6)J.Hillis Miller,"Wil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rviv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Tamkang Review,no.1,Autumn 2000。 (27)J.Hiilis Miller,"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Transnational University," in John Carlos Rowe,ed,"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the Disciplin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61。 (28)在语义上，“终结”(end)与“死亡”(death)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中都有重要区别。 (29)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21页。参阅On Literature,p.13。 (30)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51页。参阅On Literature,p.33。 (31)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52页。参阅On Literature,p.34。 (32)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54页。参阅On Literature,p.35。 (33)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66-67页。参阅On Literature,p.45。 (34)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57页。译文有个别改动。参阅On Literature,p.38。 (35)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58页。译文有个别改动。参阅On Literature,p.38。 (36)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173页。参阅On Literature,p.124。 (37)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178-179页。参阅On Literature,pp.122-123。 (38)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179页。参阅On Literature,p.123。 (39)J·希利斯·米勒、金惠敏：《永远的修辞性阅读——关于解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访谈—对话》，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6页。 (40)J·希利斯·米勒、金惠敏：《永远的修辞性阅读——关于解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访谈—对话》，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第176页。 (41)J·希利斯·米勒、金惠敏：《永远的修辞性阅读——关于解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访谈—对话》，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第181页。 (42)J·希利斯·米勒：《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第75页。 (43)J·希利斯·米勒：《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者》，第88页。 (44)J.Hillis Miller,"Wil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rriv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 (45)J·希利斯·米勒、金惠敏：《永远的修辞性阅读——关于解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访谈—对话》，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第183-184页。 (46)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00页。 (47)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第423-424页。 (48)(49)周宪：《反思视觉文化》，《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50)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1)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52)吴子林：《图像时代的文学命运——以影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53)参见金惠敏：《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54)党圣元：《视觉文化与文论转型及其问题呈现》，《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7日，第5版。 (55)该组文章刊载于《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56)陈雪虎：《文学性：现代内涵及其当代限度》，《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57)陈太胜：《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58)参见朱立元、王文英：《对文艺学“文化研究转向”论的反思》，《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朱立元、张诚：《文学的边界就是文艺学的边界》，《学术月刊》2005年第2期。 (59)戴锦华：《文学备忘录：质疑“全球化”》，《山花》2000年第3期。 (60)戴锦华：《文学备忘录：质疑“全球化”》，《山花》2000年第3期。 (61)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62)参见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63)王宁：《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 (64)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65)米勒、周玉宁：《“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访谈录》，刘蓓译，《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