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思维方式及其现代性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性知识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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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硕姆(R.M.Chisholm)在其《知识论》一书导论的开头说：“我们对知识本性的反思，引起一系列难以解答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知识论或认识论的主题。这些问题的绝大部分，古希腊人就已经讨论过，但是，如何解决或处理这些问题，至今仍说法不一。”[1]他把知识论的主要问题描述为七大问题：知识与真意见的关系问题、知识的直接明证和间接明证问题、知识的标准问题、理性真理问题、事物呈现方式的“形而上学”问题和真理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思维的判断、推理和论证有关。在知识论中，思想家们就是按哲学的提问方式寻求知识之确实可靠的确定性的理由。如果我们把知识作为思想认识之结果来加以考察，知识的可靠性(certainty)就成为知识论的一个焦点，知识的性质、范围、前提和基础，都可围绕知识的可靠性展开。由于知识是思想认识的结果，因而其可靠性，一般地，也就是思维的可靠性即知识得以确立的思维理由。正是对确实可靠的确定性知识之理由的追寻，构成了有关知识的理论。知识论就是寻求确实可靠的知识并为之辩护的事业。在西方，从哲学开始之初，思想家们对自身的认识能力毫不怀疑，以一种执着的天生信念，追求确实可靠的确定性知识，从而构成了知识论得以成立和发展的传统。虽然其间充满着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各种挑战，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主流思想家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和辩护，它成了哲学固有的思维方式。
在古代希腊，思想家通过预设事物背后有不变的本质实在，并建构一种逻辑论证的推理方式获取这种本质实在，来达到获取确定性知识的目的。这一努力虽然最终并没有实现并导致了希腊化时期的普遍的怀疑主义的后果，但它毕竟为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理性的方法论基础。近代的自然科学家尽管不再去追求事物的形式或“隐蔽的质”，但他们对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知识并没有放弃对其确定性的要求。休谟对归纳问题提出的有力的质疑一点也没有动摇人们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坚定信念，相反康德哲学就是要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寻求辩护并因而构成从近代到现代哲学的主线。更为根本的是，科学知识通过技术获得强大的物质力量上的证明，使科学知识成为我们新的宗教：它既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享受着科学知识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试图用获取科学知识的思维方式来规范我们生活中的一切。
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人类追求确定性知识的典范，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人文社会知识的科学化。
本来，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应该(ought to be)的判断，它是从现实(to be)中抽取的东西，是人类的一种心智努力的倾向，二者之间是不能互推的。但自然科学知识的成功，使人们倾向于用自然科学获取知识的方式处理其他问题，甚至培养出一种习惯，要把一切问题都进行科学化的处理，并把这看成是惟一的处理方式。
人文社会知识显然缺乏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的证据和效验，便只能通过走知识的“专业化”的道路来建立各个领域的知识标准和信心。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某种人文知识是不是真的，但我们可以把它按科学化的方法把它弄成是专业的、科学的，这样它就是真的即合理的。这种专业化、科学化意味着在一种知识内部建立起一套规则、程序和自我确认的标准以便对自身的合理性给予辩护。这是一种为了对生活和社会某一方面进行简单控制和处理的方便做法，它最终必然是在各个方面对人的生存和活动的强制和控制，使人在表面的自由、民主中过一种任何人无法摆脱和超越的非自由的无奈的生活。正如赵汀阳所说：“在现代，人类自我认识不仅发展为各种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而且发展出各种‘科学的’社会理想，尤其是还有一些‘知识’已经实现为各种社会制度和生活制度甚至实现为生活的各种细节，于是，在建立社会和生活方式这一点上，知识也变成了根本力量—到了这个地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观念才得到全面充分的体现，这种力量不仅实现为话语权力，而且实现为权力实体（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其实‘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原理进入社会领域就很自然地变成福柯式的‘知识就是权力’版本。”[2]
哈维尔在1984年生动地描述了追求确定性知识的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现代性的世界图景[3]：
［我们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它否认个人经验——包括神秘的经验和绝对的经验——的重要性，并用一种新的、人为的绝对（没有神秘性、没有主体性的突发意念，本身是没有人情和没有人性的）来取代作为世界的量度的个人经验的绝对。这是所谓客观性的绝对：对科学的世界模型的客观、理性的认知。
现代科学，在建构它的普遍有效的世界形象的同时，也冲破了自然界的界限，［它认为］自然界只能被理解为一个由偏见组成的牢狱，我们必须冲破它才能见到客观地证实的真理之光……这样，当然，它把我们的自然界的最内在的基础当作仅仅是虚构而废除了，它杀死了上帝并在空缺的宝座上取代了他，以致于从此以后，是科学掌握了存在的秩序，成了存在的惟一合法的卫士，一切有关真理的惟一合法的裁决者。最后，只有科学超过了一切个人的主观真理，用一个优越的、超主体、超个人的真理（它是真正客现和普遍的的真理）来取代它们。
这样的现代性的世界图像可以如下的一种电报式的一览表特征被表征[4]：
“客观性”有高的地位
喜爱定量而不是定性地结果
非人格化的、普遍化的结果（在有这种结果的地方）
反个人主义
理智化，抽象，离开直接经验的感觉世界（同马赫相反），非情欲的，非拟人的
理性而不是道德主义的思维（其中理性是由怀疑论和意见一致这样一些边界条件在操作上限定的）
问题—取向（同神秘一取向对立；同目的取向对立）
证明—取向（要求证实或证伪的检验）
倾向予精英统治的功能性；“理智和常规”；专业化
相对于权威的怀疑论；寻求自主性
以理性、启蒙为基础，反对把任何人或物神圣化
倾向于容纳相反的见解（只要它被证明），但是仍允许争论和新的经验
科学知识导致权力
知识领域中存在层次，更基本的层次用作说明其他层次的根源
公开声明世俗的、反形而上学的、“祛魅的”
进化而不是喜爱停滞或不连续的（“革命的”）变化
宁可无自我意识，宁可非自反性
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
主动，进步（即在人权进化中，科学进步→物质进步→道德进步［同笛卡尔相反］
这些特征彼此之间有明显的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网络，其核心是寻求压倒一切的确定性和知识的统一。这样的世界图像论认为，世界和存在本身是一个在整体上可知的系统，是由有限几条普遍规律支配着的，人们能够把握这些规律而获取有关这个世界的确定性知识，其特征就是理性的、认知思维的急剧进展。他们的信念是，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客观地描述、解释和控制存在的万物，能够掌握有关世界的惟一真理。“这是一个崇拜非人格化的客观性的时代，一个积累客观知识并在技术上加以利用的时代，一个信仰经过科学方法的中介自动进步的时代。这是一个体系、制度、机构和统计平均的时代。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学说对实在的解释的时代，一个以发现世界的普遍理论为目的，从而找到使世界繁荣昌盛的万能钥匙的时代。”[5]
2
从哲学知识论的历史看，现代性是哲学在古希腊思想中就确立了的追求确定性知识的理想在当代的“实现”。“现代性就是试图把的存在变成一种知识过程，把历史变成一个计划，把价值变成一些商业合同。”[6]但是，这种“实现”与古希腊思想家的目标指向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甚至是相反的。古希腊思想家所追求的确定性知识的努力，是试图对对象的确定把握而超越必然，达到人自身自由发展的一种手段；而现代性的知识化是对人的奴役和控制。
在这样的意义上，后现代对现代思潮性的反叛是有其合理性的。后现代思潮是试图摆脱现代性对人的控制和奴役的一种努力，它以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的表现形式，导致对待一切事情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从而使我们的信念从传统的寻求确定性的努力走向后现代的“怎么都行”。
对于后现代学者来说，上述的现代性，是一种知识的霸权主义，是必须抛弃的世界图景。后现代思潮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上，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启蒙的人文主义世界图景，它的特征可同样表征为如下的一种电报式的一览表[7]：
主观的，不是客观的
喜爱定性而不是定量
人格化的，而不是非人格化的
以自我为中心
感官享受的和具体的，不是理智化的和抽象的
崇尚独特性，而不是可普遍化性
可接近所有人，不仅仅是精英或一种能人统治
目的－取向或神秘取向，而不是问题—取向
对可证伪性检验兴趣不高
以信仰为基础
倾向于以个人权威为基础的体系，而不是容纳同等受支持的相反观点
权力先于知识并决定知识，而不是相反
在知识领域中不存在层次；它们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权威性
等等。
以这种图式出现的后现代思潮，按图尔敏的说法，是从寻求压倒一切的确定性和知识的统一到接受特定的非决定性和平等的各门科学的联邦，它容忍不确定性、歧义性、多样性并赞成蒙田式的怀疑论，其实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复兴，“它要重新整合人性和自然，恢复对有效的跨国家体制的尊重，……接受科学中的多元论，最终放弃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和对确定性的探求”[8]。
这样，我们正处于一个从追求绝对的确定性知识及其将这样的思维方式制度化和专业化、并因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凸现和对知识化的控制的觉醒而急剧走向相对主义的交替时代。
但是，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这种反叛，导致一种全面的相对主义，又走向了问题的另一极，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作为相对主义典型形式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实践着“认识论的不可能主义”或者“一种无处不在的、极端的、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一种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他们甚至拒绝参与讨论实在的本质，要么怀疑实在观念必须存在的理由，要么主张实在观念即使存在，也是“一种活动的结果而非科学活动的原因”[9]。对怀疑主义的后现代学者来说，自然科学甚至是“一个散乱无章的领域”，诸前提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它仅仅是一种以论述活动自身为惟一根本的辩术；在自然科学中，“没有一个外在实在是真正地作为终极‘仲裁者’而存在的”[10]。在这样的情形下，“从来自于如此多的渠道和不同传统的对‘古典的’或‘现代的’思想的攻击，并使之与所有形形色色的相对主义保持一致，已经是无后顾之忧了”[11]。作为“强纲领”意义下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社会建构主义）中的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巴恩斯和布鲁尔说：“相对主义绝对不是对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我们认为，相对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社会学、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认知心理学。这些学科说明了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它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者，那些认为某种形式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与认识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12]。
在西方，相对主义是有其传统的。从古希腊智者学派中的普罗泰格拉和高尔基亚开始，相对主义就一直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存在，只是在近代科学追求绝对确定性知识的强势下，一直没有像后现代思潮那样表现得极为突出。当然，这里的“相对主义”并不涉及科学与科学不同的文化的对抗，它产生于科学自身发展的传统。它的来源不是解释学，而是实证主义的经典文献。科学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推理的思维方式是变化的。古希腊的智者们推崇欧几里得的思想；17世纪实验的方法把知识放在了一个新的立足点上；在当代，几乎所有的科学在一定的程度上要运用统计学。每一种推理、方式都在它所处的时代以自己的方式出现并趋于成熟。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发现，科学中的某种推理方式的合理性带有很大的嵌入性。在思维方式的历史中，P是否为Q的一个理由取决于人们的推理方式，虽然人们所发现的推理方式都被赋予具有某种客观性的东西，但其中还是表现出某种主观性。事实上，我们关于一个命题的推理方式，已决定着它能成为真假的情况。比如，对逻辑实证主义来说，逻辑分析和推理与语言相适应将有助于确定其意义，并能决定语句是真还是假的明确指向。理性给我们自己的认识立法，这是否意味着，命题受推理的影响就是命题得以成立即推理方式能够赋予它们某种真值？按照I.哈金的表述：“①没有任何真的事物是真的，没有任何假的事物是假的，但思维却能使然；②没有任何事物或真或假，但思维却能使然。”这就是当代相对主义令人忧虑的地方：“命题p的意义，即它证明为真或为假的方式，取决于对p适当的推理方式。因此，在我们对这种推理的方式进行评论时，不能认为它是可以得到p或非p的方法，因为p只是一个命题，它的真值是由这种方式确定的。”[13]哈金认为，上述 ①是主观主义：通过思维我们可以使某物为真或假；②是相对主义：通过思维也许就可以导致新的为真或为假的候选项。在科学史的过去，我们之所以不怀疑我们发现是“客观的”，仅仅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推理方式决定着什么可以算作是客观性。“正是这样的真或假的选项不能独立于推理方式而存在，因为推理方式在其领域里决定着什么为真或为假。”[14]
当然，推理方式的存在不会直接导致相对主义。推理方式是西方思想制造的传统，但当把它推向极致，成为惟一可以接受的思考方式时，它不仅压制了自己的那些违反常规的和有创建的思想家，使许多真知灼见无可挽回地被埋没了，而且导致走向反面的相对主义。知识论在当代的知识强化，已迫使人们用惟一认可的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思维方式进行推理，它是对我们和我们处理事物的潜在创造能力的限制。因而从正面的意义去理解费耶阿本德，他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他要求我们向那被禁锢了的思维方式告别，重新回到那生命个性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张扬的激情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对科学的崇拜比宗教崇拜更为可怕。
3
追求绝对确定性知识的哲学知识论，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还对科学认识的认识及其理解上导致严重的偏差——科学认识及其思想史成了排斥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纯粹“必然王国”的“科学史力学”[15]。在这样的“科学史力学”中，科学家不是有血肉、有感情的人，而是一部按照严格秩序运转的“思维机器”；科学史就成了“科学思想流水线生产的记录”，一条“灰色的直线”[16]。在这样的科学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只有铁的必然性，没有任何偶然的、随机的、不确定的因素和科学家的自由选择”[17]。这显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科学认识思想史。
本来，科学认识，正如林德宏教授所指出的，既具有“反映论品格”又具有“创造的品格”，是在反映基础上的创造及其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缺少一个方面，就不是完整的科学认识[18]。其中，正是科学认识所具有的创造的品格，使科学认识具有“多样性、不一致性、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在科学认识过程中存在着偶然性的作用”[19]。当然，科学认识是对客观的存在和客观规律性的反映，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即使是认识的对象也是发展变化的，并且随主体认识的不同水准而以不同的样式呈现在认识主体面前。正如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同时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的科学。”[20]
这样看来，“科学认识是统一性与多样性、一致性与不一致性、规则性与随意性、受制性和超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21]。它的进程犹如一场足球赛，“影响和制约科学思想的每一单独因素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但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则是不确定的。每位科学家的思想都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22]。
所以，在反映论的基础上，在承认科学认识具有确定性的基础上，来研究和揭示科学认识中创造性品格及其不确定性是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爱因斯坦在论述那些为探求知识本身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时指出说，人们总是以适当的方式形成一个简化的和容易领悟的世界形象，一幅世界图像。追求具有绝对确定性知识的知识论，就是要获得一个简化和容易领悟的世界图景。但是，知识论中知识的自身发展已表明追求知识绝对确定性的不可能。知识论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从追求确定性知识的不懈努力到知识不确定性不断凸现的过程。思想的知识化努力导致知识的制度化和权威化对思想主体自身的禁锢和控制，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走向了它的反面——使思想受制于“知识专政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性，是对科学知识专政的反抗，是思想自身的又一次启蒙。本文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来考察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凸现和可能的知识的。它既为消除现代性的霸权提供了某种基础，也为反对后现代的全面的相对主义提供了某种基础。
总结知识论的发展史，我们会看到，一部知识论的历史，正如D.W.海姆伦在他的《西方认识论简史》一书的“结束语”中所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如下幻想的历史：认为通过指明有一种从逻辑上排除了错误从而是绝对不容置疑的知识形式，就可以提供对怀疑主义所提问题的最终回答[23]。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对这种绝对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知识寻求在现当代的失败，使一些人认为知识论是只有过去的已“死”的事业。特别是在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盛行的今天，更是如此。
这种从逻辑上排除错误而寻求确定性知识的理性努力是怎样发生的？又是如何走向它的反面——“不确定性”的凸现？我们如何来分析和看待知识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构成了当代即新世纪之初知识论的真正问题。在知识“不确定性”凸现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从逻辑上排除错误而寻求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知识形式的越来越不可能，它实质上揭示了人的思维能力建构确定性知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追求确定性的知识是一个在古希腊思想中就确立的一个哲学命题。在当时，一切思想的努力就是通过对某种确定不变的东西的把握来认识纷繁变化的生存世界。思想家们以一种先知先觉的理想，确信这种不变确定的东西的存在并能为人的心灵智慧所认识，他们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获取这种自身不变而又能解释其他变化的东西——本质实在的知识。哲学中一切学派，不论是独断论的还是怀疑论，都是在思想能否获取这种知识和如何获取这种知识中展开的。在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以后，也以一种具体的独特的方式寻求着客观有效的确定性知识。
但是，理想的追求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甚至是事与愿违的。自从有了追求确定性知识的哲学，就伴有对这种追求的怀疑，并且这种怀疑有时是极为有力的。不过，怀疑论的思想再有力，也抵挡不住人类天性中自傲的追求确定性知识的努力，确信与怀疑，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史运动，也因此推动着人类思想的不断深化。其中，真正具有挫伤力的还是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科学认识的实际成果——科学知识本身的表现形态。事实上，知识的不确定性的不断强化并凸现出来，不是休谟这样的智慧思想家的怀疑主义诘难，而是在前沿科学理论的发展中被不断强化的，只是在事后我们才能体会到像休谟这样的思想家不是在无病呻吟。因而我们有必要回到哲学和科学史本身，考察知识的不确定性是如何一步一步从科学和哲学中历史地凸现出来的，并在此基础上回答可能的知识是什么。
收稿日期：200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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