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
——树立“社会”“国家”的区别意识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清海
当前，在“社会发展”的问题领域，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已经到了应该提上日程予以考虑的时候了，这就是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问题。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出来的，并非从来就有；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要逐步走向消亡，而社会却会长久存在下去。“社会”和“国家”既有密切的联系，二者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显而易见、应当没有疑问的。
然而在历史上，国家产生出来以后，它就不但成为社会的代表，承担了本应由社会担负的职能，二者的机构也合而为一，形成难解难分的关系。只要国家存在，社会和国家就处在这样密切的关系中。以往长时期人们不加区分地看待国家和社会，常常把它们混同起来，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在过去的情况下，不加区分是完全可以的，这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但在社会肌体得到相当程度的发育、人们已开始自觉地处理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今天，如果我们在理论观念上仍然不加区分，那就有可能把社会生活中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而贻误社会进步所要解决的某些迫切问题。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最终是要走向消亡的，国家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某些职能必须逐渐转变，机构也需要不断调整，以便促使社会自身得到发育，这时“区别”的意识就尤其必要了。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已经进到这样的历史阶段，理论观念上已不允许再把它们混为一谈，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它们的区别和在发展中出现的新关系。
社会与国家的本质不同，这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很清楚的。“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是由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劳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相互关系结成的共同体系。在这里，人的生命个体是它的实体基础，服务于所有个人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生活活动是它的基本职能。社会共同体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特权机构，而是面向公众的管理机构，不是部分人把持的利益实体，而是服务整个社会的功能实体。社会没有它自身的特殊权利和特殊利益，普遍的个人利益、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就是“社会的利益”。“国家”便不同了。国家是阶级出现以后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属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统治、支配其他集团和阶级的一种政治组织。因而从根本性质说，国家就是以利益分割为基础，属于特殊集团的利益实体和权力机构。国家承担了社会职能，也要去“管理众人之事”，但它在对待这类社会问题时，总是要纳入有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和发展自身的利益的轨道去处理，这是由国家这种组织的本性决定了的。
国家作为社会代表来管理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这件事即意味着社会本身的发育尚不完全，它还不能直接地占有生产资料、调节生产活动，更无力协调和解决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克思说：“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所以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与国家结为一体，国家支配社会的一切，一切领域都具有了政治性质，虽然如此，它们之间的矛盾却并不突出。但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国家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控制和支配社会，“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便开始了分离的过程。
现代的国家仍然承担着协调各种关系、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并且照样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它已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某些活动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权力范围。现代国家与封建国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因为现代的市场经济以独立的商品经营者为主体，它需要商品、劳动者、资本的自由的流动和组合，要求不受外力干预的平等的自由竞争环境。这就是说，今天的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它不但在经济上要求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参与和制约国家权力的要求。因此国家也就不能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而调整自己的机构、职能和方式，走向更加法治化、民主化和福利化、大众化，这便是当今具有世界性“改革”浪潮的重要内容。即使如此，在现代国家面前普遍地都有一个如何调整和处理国家与社会新的关系的难题存在。
我们是人民做主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与西方国家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也同样面临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由于我国的历史情况，社会肌体发育不全，个人缺乏自主观念，造成社会高度国家化，以致国家不但要包揽社会，社会的一切都依赖政府，连企业、学校也都要同时兼办“社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这种关系已经不再相适应，原来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通过行政指令管理经济的方式，也与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发生抵牾。所以调整行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下放管理权力便成为我们“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首先需要转变我们的观念。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国家一般性质在发生变化。国家政治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职能，政府官员和企事业管理人员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身份，行政手段和经济、法律手段应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方式。如果不改变我们头脑中国家社会不分、“政府万能”、“政治统帅一切”、“一切迷信权力（行政手段）”的传统观念，在思想上建立起国家与社会、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的区别意识，那就很难贯彻和实现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实际上我们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障碍和阻力，例如转变职能的有令不行，政企分开的困难重重，权力不断干扰市场运行，企事业单位的“衙门作风”，服务行业的“官商习气”难以改变等等，除了利益所系的原因之外，思想观念的障碍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经有越来越广大的领域不再属于国家生活范围，变成纯属私人生活和公共社会生活的领域。由于在我国社会和国家长期结合为一体的这种历史情况，造成人们把“社会”也看成某种特殊的利益主体、甚至独立的人格实体，而同个人完全对立起来；与此相适应，人们对自己也只能长期保持“臣民”的观念，很难建立起现代“社会公民”的意识。社会实体化的观念，在这一意义上实质就是社会“国家化”的观念。缺乏“社会”意识，自然也就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自主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平等意识、权利和义务意识，难以摆脱渴望清官。、企望救星的“子民”意识。
社会和国家不分，使我们在对待和处理有关“社会发展”的某些问题上也容易目光短浅，受到某种短期利益需要的影响和干扰，而难以做到从人类社会整体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去考虑问题。
国家最后是要走向消亡的，至于国家消亡的方式，虽然不排除激烈斗争形式的可能性，但可以肯定，当前国家的这种自身改革，通过职能转换、机构调整、制度创新等变革方式，使国家逐渐社会化，在条件具备时达到与社会新的一体关系，乃是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重要步骤。
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主张在今天就要促使国家消亡，或者应该淡化国家意识、泯灭国家界限。不是的。今天既然国家还存在，而且某些国家正在竭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试图凌驾他国之上搞霸权主义，我们不但不能淡化国家观念，为了对抗霸权主义还应当强化爱国意识，动员人民尽快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说明，我们在强化国家意识的同时更要强化社会意识，必须从基本观念上把国家和社会明确区别开来。强化国家观念是为了创造条件尽快使国家通过职能转换而走向消亡，而国家的消亡也就是社会向更高存在形态的发展；同样地，只有促使社会发展了，我们的国家也才能够强盛起来。这两件事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紧密联系在一起。
树立“社会”和“国家”的区别意识，从其思想实质来说，也就是要建立今日的“国家”已具有双重性质的观念，它正在向社会化方向转变。毫无疑问，国家还要存在很长时间，或许不止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还会存在，但也毫无疑问的是，国家要逐渐社会化、要逐渐改变自己的性质，我们已经进入这样的历史阶段，今日的国家已不单纯是政治国家，同时具有了国家社会的性质。因此我们在对待“国家”的问题上，也就应当建立起双重性的观念。
国家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当前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创造条件走向中级和高级社会主义阶段的需要。
本文主要是提出问题，至于应当怎样看待“社会”“社会性事务”种种问题，则需要专文来论述。
社会化：改革的一种取向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在职博士生 徐长福
社会化简单地讲就是非政府化。
政府化是指政府将社会生活的所有事务均揽入自己手中，由自己全权支配，社会成员只是这些决定的单纯执行者。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经济体制的社会就是一种政府化的社会。政府化的最大弊端是缺乏效率。缺乏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是社会生活事务的权力主体，却不是责任主体；社会成员是社会生活事务的责任主体，却不是权力主体；从而在社会两大基本主体的身上，权力和责任彼此分离，也就是说，这两大主体都是不健全主体。这样讲的理由是：在政府化的社会中，政府掌握着社会生活事务的支配权，它在行使这种权力时无须求得社会成员的同意，但与此同时，如果政府对社会生活事务的安排出现错误，造成损失，那么这个责任却又得让社会成员来承担，因为政府本身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它用以纠正错误、弥补损失的所有人力、物力、财力均取之于社会成员，并且这一点也无须求得社会成员的同意。一个没有责任能力但全权在握的主体，其行为方式一定是轻率的、粗放的，因而是低效的甚至是负效应的；一个承担着无限责任却没有权力的主体，其行为方式一定是消极的、怠惰的，因而同样是低效的甚至是负效应的。在政府拥有全部权力而社会成员无权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误用无从制约；在社会成员承担全部责任而政府无责任的情况下，社会的责任风险难以避免；因此，在权责分离的情况下，社会结构是失衡的，其危机不言而喻。有鉴于此，非政府化或社会化，即把政府对于社会生活事务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支配权交给社会成员，就是一件别无选择的事情。
社会化的直接结果是给社会生活事务造就一个权责统一的主体。社会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社会生活事务的责任主体，即不管错误是社会成员自己犯下的，还是政府犯下的，损失都归社会成员来承受和消化。这甚至可以建立为一条公理。据此，只要社会成员被赋予了权力，它就能成为权责统一的健全主体；这种主体的存在是社会生活事务实现高效率的首要前提。社会成员有了权，其自身的需要就成了其活动的天经地义的理由，其需要的无限性就成了其劳作的不尽动力，先前行为方式中的消极、怠惰就会一扫而空。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成员的权力始终有责任相伴随，这种权力的行使如果出现差错，就会直接给自己造成损失，因而社会成员在操作自己的权力时决不可能像政府那样“潇洒”，这样一来，政府化社会中政府用权时的轻率、粗放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克服。有了这两方面的改进，社会生活事务缺乏效率的局面就会得到彻底扭转。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与政府作为主体有形态之别。政府作为主体是天然一元的，即政府只有一个，而社会成员作为主体则是天然多元的，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主体。社会成员主体的多元性使竞争成为可能，而竞争正是效率持续增进的根本机制。从机制上解决效率问题，正是社会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社会化只是非政府化，而不是无政府化，即并非要把政府的权力剥夺干净。社会生活事务纷繁复杂，从不同角度可以作不同的划分。有分散的事务，比如生产经营，这种事务可以分别由不同的主体去承担；也有集中的事务，比如国务活动，这种事务只能有一个主体。有直接求效率的事务，比如经济事务，这种事务在主体多元的情况下更能达到目的；也有不直接求效率的活动，比如社会秩序的维持，这种事务则至少不一定要求主体分散。如是，针对政府化社会的特定弊端，社会化的具体含义就是：将从前为政府所包揽的那些适于分散操作的事务和那些直接求效率的事务，统统交由社会成员自行决定，全权处置；其余事务的支配权则继续留在政府手中。这样一来，就社会成员而言，其权力和责任获得了统一。就政府而言，其权力被大大削减，社会成员为之承担的责任风险大大降低。就政府与社会成员的关系而言，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权力可用以制约政府所留下的权力，从而能够进一步避免政府用权的失误；政府手中的权力又可以用来规范与调控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防止和惩治其相互攫取权力而转嫁责任的有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是均衡的，其效率可望趋于最大，而风险可望降至最小。
在我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社会化趋势。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府化程度趋于极至的社会。那时，所有社会生活事务，从工农业生产到社会成员的日常消费，从物质产品的生产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从人们外在行为的管理到灵魂深处的监控，都由政府说了算。可实际效果并不好。社会成员有责无权，消极、怠惰之风盛行，政府为此不得不专设庞大的政工队伍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但收效甚微。政府没有责任能力却有无限权力，不仅“责任责故”不断，比如大跃进的失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社会成员无端蒙受巨大损失，而且由于无限权力的庇佑，官员们往往也不必为任何“事故”承担个人责任，由此加剧了权力的滥用。这种情况下，各种社会生活事务基本上都低效以致负效应运作，从而与政府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宏愿背道而驰。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重大改革举措无不与社会化密切相关。在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无非是把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支配权从政府手中交到农民个人手中。在城市，允许个体劳动存在和发展，亦无非是将政府对服务行业的支配权的一部分交给城市个体劳动者。对国有企业，从搞承包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甚至将一部分企业租赁或出售，也体现了政府在将有关产业的支配权逐步向社会成员让渡。私营企业在绝迹二十多年后再生和复兴，更是表明，社会化作为与当初的政府化相背反的潮流，确实是大势所趋。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社会化亦是一个主导性趋势。政治决策权的下放，社会成员个人权利的增加，公民影响国家事务的实际分量的加重，舆论监督政府行为的功能的开发，公务员职位向普通民众的开放，官员个人责任体制的草创，都是政府政治权力开始社会化的表现。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取得和扩大，民办教育的重登历史舞台，文化产品生产领域多元格局的形成，在科学与学术研究中研究者个人决定权的初步恢复，艺术创作中政府干预的大大减少，个人人格和灵魂的始受尊重，都是政府文化权力开始社会化的表现。近二十年来，不论经济发展的成功，政治运作的平稳，还是文化事业的繁荣，凡是可以归功于改革开放的，都可以同时归功于社会化进程。
要使改革进一步深化，有必要将客观的社会化趋势变成主观的社会化取向，即把社会化作为今后改革设计的一个方面。这里试从经济改革角度进行探讨。
先说国有企业的亏损及改革问题。关于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众说纷纭，各有所见。从本文的特定角度看，亏损的症结在于：企业的权力主体即政府不能够为企业负责。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政府官员有独立的个人财产外，政府本身作为一种管理社会生活事务的公共机构，并没有独立的财产可以为其支配企业提供风险抵押。既然政府这个机构不是国有企业的责任主体，政府官员就更不是责任主体了。官员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操作行为，体现的不是官员个人的意志，而是政府这个机构的意志，除了纯粹的操作事故外，官员没有理由要为企业负责。这就是说，不论是无人身的政府还是有人身的官员，在行使对国有企业支配权的时候都没有责任约束，准确地说都没有拿出财产来为自己的权力行为进行担保，这种情况下，把企业搞亏损的可能性必然大于使之盈利的可能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之所以没有眼下这么严重的亏损局面，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与非国有企业竞争的缘故。一句话，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没有健全主体是根据，竞争及其不断加剧是条件。有鉴于此，改革国有企业的关键，说千道万，无非有两条路：要么是使现在支配着企业的权力主体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要么是设法让实际为企业负责的主体变成支配企业的权力主体。如前所述，政府的先赋性质已经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获得支配企业所需要的那种责任能力，政府官员个人更不具有这种能力，因此，维持原状和把企业委托给官员个人，除了加速企业亏损和官员腐败外，不会有别的意义。唯一的出路是使国有企业社会化，即把国有企业的支配权交到它的事实上的责任主体——社会成员手中。剩下的问题都是技术性问题，比如社会化的方式、途径、时机、操作技巧等。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技术性问题的复杂性都不构成对社会化原则的反驳。
再说投资效益及投资主体改革的问题。据有的学者提供的资料，我国目前“70%以上的投资资金来自个人，也就是说，老百姓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政府没有资金，但却是企业的所有者”（注：张维迎：《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出路》，《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这就是说，政府在直接以财政性收入进行投资外，还借社会成员的收入来投资，并且后一种投资占了大部分。这里撇开前一种投资不看，单分析后一种投资。既然钱是社会成员的，为什么不让社会成员自己做投资主体，而一定要由政府做投资主体呢？即为什么债权人不是老板，而债务人却是老板呢？按常理只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充当投资主体效益好，二是风险小。可实际情况怎样呢？据国家计委统计，“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约1/3投产后就亏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已是如此，非重点建设项目的状况可想而知。这说明效益并不好。就风险而言，政府可直接用以担保借贷行为的财产只能是财政性收入，而财政性收入归根到底来自社会成员，可见，政府向社会成员借钱投资的风险实际上完全是由社会成员来承担的，只不过由于这些风险平均分布到全体社会成员头上，并且可能是以税收增加、通货膨胀、一部分人待业下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直接的债权人不一定有切肤之痛罢了。钱不是自己的，又不用自己负责，所以才敢盲目投资、廉价合资、重复建设；钱不是自己的，而且债权人还不敢不借，所以才会滥打白条、强行摊派、违法集资。由此可见，政府作为债务人而充当投资主体的状况，不是效益驱动的结果，而是旧的体制和观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确立投资改革的社会化取向，势在必行。首先，政府必须想清楚一个道理：既然社会成员的钱不管是自己投，还是借给政府投，风险都由社会成员承担，那么，让社会成员自己投，从总体上讲，其效益一定更好。其次，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特有的政治功用，以行政的、立法的手段等为社会成员成长为投资主体作出持之以恒的努力。
现有国有企业的社会化，解决的是资产存量缺乏健全主体的问题；投资主体的社会化，为的是使资产增量一开始就拥有权责统一的主体。这两方面的努力，归结起来不外乎是：让所有对社会资产行使权力的主体同时有能力而且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社会化的过程如何漫长复杂，经济改革只有在这样一种层面上达到自觉，并加以推进，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取得更大的成效。
社会生活事务的社会化是一个整体，在经济生活事务社会化的同时，政治与文化生活事务也要相应地社会化。在这些不同的领域，社会化的内容、范围、程度、方式、步骤等各不相同，需要政府继续保留或暂时保留支配权的东西也各不相同，其间的大量问题还有赖于人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知识分子在新世纪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刘少杰
无论何种时代，一定要有某个阶级或阶层处于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自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一直把机器的所有者——产业资本家看作社会发展的主导阶级；而无产阶级思想家们则把机器的操纵者——产业工人看作社会发展的主导阶级。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从同工业社会最先进生产工具的直接联系中来判定社会发展主导阶级。
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论述了从生产工具的变化来判定不同时代社会发展主导阶级的观点。他指出：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系统的主干，“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2页。）
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论述已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度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原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人们往往仅注意他们对过去历史所下的结论，而忽视用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方法来分析今天已经变化了的现实。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正是机器作为最先进生产工具推动工业化进程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根据产业工人操纵机器而将之判定为社会发展的主导阶级，同时根据产业资本家对机器等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承认其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判断无疑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而具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力量。但是，自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生产工具、生产力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阶层划分也都有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再简单固守前人的现成结论，而不用他们曾得出正确结论的方法重新分析现实，得出新的结论，那么教条主义的桎梏将牢牢地限制我们的理论视野和发展战略。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值此世纪之交，人类社会的变化越来越深刻。无论在经济基础领域，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人们都可以发现崭新多变的生活场景和奇异复杂的思想观念。在无限复杂的现实变化中，最根本的变化是计算机成为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它不仅使生产力有了迅速发展，而且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手工工具和机器成为最先进生产工具时，劳动者主要是以体力操纵它们从事物质生产，农民和产业工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当计算机成为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时，劳动者主要以脑力操纵它从事信息符号的处理，知识分子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手工工具和机器是人体的延伸和体力的增强，而计算机则是大脑的延伸和智力的增强。前者直接作用于物质的实质存在形式，而后者则直接作用于物质的信息存在形式。因此，计算机成为最先进生产工具，由此而引起生产力性质的变化，这是十分明确的。
计算机成为最先进生产工具，还引起了生产关系性质的变化，这也是十分明确的。机器的发明引发了工业革命，使产业资本家能够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而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计算机的发明则引发了信息革命，知识分子在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和创造信息的过程中，正在促成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诞生。这种新生产关系的标志是：知识分子成为新生产资料——计算机和信息的所有者。
随着计算机功能的不断增强，它在生产与生活中运用越来越广泛。今天，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能创造巨额利润的生产资料已不再是机器、工厂和矿山，而是计算机和信息，能主宰社会生活的也不再是金钱资本，而是智力和知识。不仅信息和知识的所有者是知识分子，而且计算机的所有者也是知识分子。工业资本家可以用金钱购置计算机的硬件，但却不能独立控制计算机的软件。计算机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软件，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创造和使用计算机的软件。
计算机软件、信息和知识，已经成为最大的资本，它们的控制者和占有者——知识分子也成为“最有实力的新资本家”。因此，知识分子不再是只能附着在某个阶级身上的没有自主地位的阶层，把知识分子看作“没有皮的毛”的观点已经时过境迁。知识分子因为拥有当今世界最大的资本而获得了自己的经济基础。知识分子利用它占有的资本——计算机软件、信息和知识，创造出崭新的最有生命力的产业——信息产业，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文化观念发生更为复杂的变化。
封建主和资本家分别凭借手推磨和蒸汽磨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知识分子则凭借计算机、信息和知识成为新时代的统治者。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丹尼尔·贝尔把知识分子称为最有实力、最有革命性和最有发展前途的新阶级，托夫勒用权力转移来概括知识分子在新世纪的统治地位。发达国家对知识分子统治地位的认识之所以能够这样明确，不仅因为知识分子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最大的资本，而且还因为知识分子在数量上也成为社会的主体，它在社会成员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不发达国家，虽然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也清晰可见，但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成员构成中的比重还不够大，作为社会成员中的少数，它还未成为社会的主体。因此，不发达国家对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认识还不够明确。在我国，政府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予以高度重视，但限于知识分子不是社会主体，计算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运用有限，社会信息化和知识化的程度较低等原因，对知识分子主导地位的认识也不够明确。至今，我们仍然把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笼统地谈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至于知识分子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中的地位究竟如何？许多说法都是模糊不清的。
称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可以成立，但是这要经过一些界定才能明确、具体。首先需要清楚界定的是：我们所说的工人阶级是不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产业工人？显然，原来以产业工人为主体或产业工人居于主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概念，已经难以把今天的知识分子包含在它的外延之内。如果仍然在原有的概念上来谈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分子仍然只能被看成处于从属地位、附着在产业工人身上的毛，没有自己存在的经济基础和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根据。
在计算机成为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人类社会日益信息化与知识化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不仅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知识分子也不是从属于产业工人的阶层，而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并占有主导地位的构成。随着我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程度逐步提高，知识分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构成比例也将不断增大，它在下一个世纪也必将成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体，届时这些国家进入发达状态也将成为现实。
认清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对于不发达国家在新形势下制定社会发展战略、推进社会发展进程十分重要，并且只有从生产工具发展变化这一根本点上来肯定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才能把知识分子看作新生产力的最先进代表，才能把知识分子看作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最积极因素，才能把社会发展的目标、手段、模式和评估标准等基本方面都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制定坚定依靠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方针和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认清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的主导地位，不仅可以使人们更明确地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坚定地坚持科教兴国战略，而且对于在新历史条件下，把握新时代精神、树立新价值观念，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无论哪一个历史时期，健康向上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积极的价值观念，都应当到那个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或阶层中去寻找。对于我国来说，承认这一观点更为重要。在我国不仅发生了计算机是最先进生产工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变化，而且还发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这不仅引起了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还引起了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深层变革。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纷至沓来，其中真伪共生、美丑并存，使许多忧国忧民者感到十分困惑。
究竟哪些思想意识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哪些理想信念是中国社会最先进的价值观念？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往往不去认真分析中国社会广泛发生着的各种思想观念，或单纯求助于古人，试图翻新儒家伦理以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或片面借鉴西方的理论，试图用西洋文明涮洗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这两种相互对立的主张却有共同的偏失：都未能立足中国社会实践去把握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实践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而走在这场社会实践最前列的、起着最积极作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谈与理念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最积极的主张和最进步的理想，只有在那些掌握着最先进生产工具、控制着最丰富社会信息的知识分子中，才能把握到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真实作用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中华民族的新时代精神和新价值观念。
从计算机是最先进生产工具，知识和信息是最大资本来肯定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还有助于克服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某些片面性理解。如果从机器是最先进生产工具，工厂和矿山等是最主要生产资料的角度看，人们能够充分估计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未必能充分认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工作的积极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而从计算机是最先进生产工具，信息和知识是最大资本的角度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管理的知识分子，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活动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主导地位。
因为计算机的应用范围大大突破了机器的作用界限，不仅自然物质世界，而且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层面，都在计算机利用信息和知识的作用范围内。因此，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以及运用它们的知识分子，都将伴随计算机处理信息、运用知识的范围不断扩大，而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计算机将更大幅度地提高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也将逐步解决，人类社会的中心任务将由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转为处理人际关系、为人提供服务。这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人员，以及处理人际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必将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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