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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学术，不管什么学科，应该以营造尊重普通人、让普通人相互欣赏的知识条件为专业伦理的基准线。——题记
一、我心中的民俗学
就学术而言，民俗学是一门应该足够独立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应该让从业者感到足够自由的学术。要成为这样一门学科，民俗学应该是一门人文属性足够强，却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
就学术政治而言，民俗学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民俗学要通过“俗”的研究来理解“民”，理解作为民主政体的权力根基的普通人；要通过“民”的研究来理解“俗”的传承，理解“俗”的传承如何构成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根基，让社会能够以最经济的方式(也就是依托文化传统发挥作用的方式)得到可以持续的再生产。“民”在社会价值上不被尊重，一个社会不会有民主；“俗”在生活方式上没有地位，这个共同体的问题认同就会有问题，它的社会再生产也一定出问题。重视“民”和“俗”的问题，是在重视共同体的基本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
就学科制度而言，民俗学应该是一门在教育和科研体制内有独立地位的学科，也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一级学科。学科设置要反映共同体对特定知识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民俗复兴的事实，已经处于积极把民俗纳入国家文化定位的时代，所以让民俗学在一个一级学科的平台上发展，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简而言之，民俗学是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它在应用上可以说是研究共同体延续的文化政治学。民俗学的学术灵感和社会关怀都来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它长期显得平凡、边缘的直接原因；但是，在一个政治民主和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citizenship)成为时代主题的社会，它必然属于主流，必然处在公共领域的中心。既然如此，它就应该很合理地得到各种人才和资源的配置，具有一级学科的地位。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民俗学正在成为这样一种学科。
二、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历史与现实发展问题
民俗学从1846年由英国学人汤姆斯提出②，于1900年前后在欧洲和北美的主要国家成立学人结社的民俗学会，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大致同时代成为一门现代学术。作为一门研究生活中的活传统的现代学术，在那个时代所界定的传统大致是工业化之前的传统，在具体研究对象上，既包括口传文学(民间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内容，也包括活动习俗(如节庆活动、红白喜事)这样的狭义社会科学内容。
民俗学既是一门研究前工业化时代的文化在生活中的传承的学问，也是各个国家在现代以来的文化趋同的大势中帮助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的学术。由此之故，工业化比较早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因为原有文化消逝得比较快，所以较早重视民俗学的建立；工业化稍晚的国家(如德国、俄罗斯)则因为强烈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所以十分重视民俗学的知识普及。最突出的是芬兰，因为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在国家独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建国后民俗学一直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民俗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从北京大学正式宣告诞生，从记录各地流传的歌谣逐渐扩及日常生活方式中的风俗，主要发挥了在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急速变迁中对各种民俗的调查、记录的作用。过去30年是中国民俗学参与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发挥突出作用的时期。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在过去30年从片面强调“文化革命”，转向强调“文化传承”，例如，国家公假向传统节日的倾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民俗学在其中的贡献是显著的。
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民俗学没有设置为国家教学科研体制的一级学科，以致应该属于“民俗学”的研究散布在可以用“民俗研究”来概括的多个学科的工作之中。各种学科归属的学者们的民俗研究实际包括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民间结社等诸多方面，由于没有在学科设置上整合起来，所以专业人才以及学生的培养分散在众多的大学院系和科研单位，如文学院、社会学系、民族学院、艺术院系。由于民俗学的对象超越了狭义的社会科学(如其中的民间文艺)、人文学科(如其中的民间组织)的范围，民俗学的对象被分解在不同的院系，对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不利。例如，同样是研究民歌，在文学院的三级学科“民间文学”下培养的学生不会记谱，在艺术院系的学生不会研究民歌演唱的情景(如歌会、歌墟)，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民俗学”下的学生注重活动性的风俗而不会研究歌词与音乐。
因此可以说，考虑到教学的严重分散情况，民俗学应该完成一次整合，设置为一级学科。这其实也是国际惯例。在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民俗学都是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学等并列的学科。
在学理上进行整合之后，民俗学可以把自己的基本工作界定为：调查、呈现共同体日常生活的文化面貌(民俗志)，对具体民俗的历史传承、跨地域和跨文化的传播做出分析。它采用一般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也特别受到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影响。
民俗学是一门借助社会调查的文化科学。它关心传统文化，关注传统如何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它主要不是在书本上做文章，它的基本资料是要通过实地调查才获得的。它的调查方法就是狭义的社会科学(理解现实社会的诸学科或者说主要从现实社会中获得研究资料的诸学科)的方法。
但是，民俗学毕竟是一门文化科学，它要发现的是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承形式，不联系思想资料、历史资料，就无以确认生活中什么是传统，因此，民俗学又是一门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的历史学，从历史学获得理论与方法的资源是必然的，例如，顾颉刚对于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对此体现得很充分。
民俗学不是民俗现象，而是知识分子的一门专业。民俗学在现代成为学者的专业、在许多国家成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以来，对共同体的文化公约数的重视、对普通人的生活方式的尊重是这个学术群体所重视的价值，因此，民俗学又总是或隐或现地表现出共同体政治、大众政治的属性。例如，关于民间信仰，在中国是而在美国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妈祖信仰以前是负面的社会现象，现在已经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又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政治学，它必然要吸收中西方的政治思想，既吸收传统的政治理念，也吸收现代的政治学理论。
作为一门独立而完整的学科，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就当前可以作为的条件来看，可以划分为五大领域：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社会生活民俗、口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知识与工艺。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是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学术基础，包括学术史的研究(主要国家的发展史、对具有国际影响的理论之来龙去脉的研究)、学科关键词的不断建构、对主要理论流派和范式的研究，以及调查方法、文本分析方法、比较研究等的检讨与知识普及。
对于社会生活民俗的研究，是对日常生活中支持人际结合成为团体、群体的民俗进行调查、记录、分析。这主要涉及人生礼仪(诞生礼、婚姻习俗、丧葬习俗、寿庆习俗等)、节日民俗、结社活动。
口头文学研究包括对于口传文学的文本研究(例如研究民歌歌词)和对于文学的口传活动的民俗学研究(例如研究民歌的演唱活动)，前者通常称为民间文学研究，后者可以归入文艺民俗学。
民间艺术涉及的门类比较多，主要包括民间戏剧、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每一门类又囊括非常丰富的品质，如中国56个民族的歌唱技艺和乐器的品种何其多，年画和剪纸在全国各地的流布何其广。
民俗知识与工艺包括的内容就更是广博，如民间医药、饮食制作技艺、各种工具制作技艺、手工艺品，都是多少代的能工巧匠或劳动能手发明并传承下来的，是中国人动手能力、协调人与环境的思想观念和技巧的总汇。
假以时日，在这样一个范围的调查研究必将呈现中华文化的丰富样貌，为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提供充分的知识，也为其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提供无可替代的知识条件。
三、理解生活世界的文化自觉
“我”是谁？我和谁是“我们”？身份意识、认同问题是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的核心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情境性回答都会明显甚至强烈影响“我们”相处的态度和相互对待的方式。可是，靠什么界定“我”，一个一个的“我”又怎么被认知为“我们”，这是所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直接与间接参与的知识生产工程。
关于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近代以来各种学问家、政治家提出了无数大相径庭的说法，从“贫病愚弱”到“战无不胜”，从“腐朽的酱缸”到“人类在新世纪的灯塔”，极端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它们各有自己的情境性诉求，难免流于追求短期效应的实用主义。然而，虽则各种说法因为特定情境而生，有自身的合目的性，但是它们却并不随情境而消逝，而是集聚成为关于“我们”的知识，成为随时被征用的标签贴在我们身上。
坦率地说，中国知识界的作为是让人遗憾的。造成遗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学理上看，最突出的问题是“生活世界”在思想和学术中的缺位。生活世界是日常实践的领域，也就是蕴涵着共同体的普通人的本源性文化价值的基本领域。前辈在倡导塑造“新民”、“新人”、“先锋队”的时候，完全没有顾及具体的人是有他的生活世界的；他们在砸碎旧社会的时候，也绝对不会顾及其中的人有他的生活世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生活世界的“理所当然”属性是断然不被承认的。时代的先知先觉在下决心通过改造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以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认知到人是栖居在生活世界之中的，恐怕对方式与过程的选择会少一些武断与表面文章。
关于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各种会舞文弄墨的人，或者说有发表特权的人，借助“民族性”的概念工具，排列大量“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各种劣根性。对于形形色色的说法，除了愤世嫉俗的人或具有意识形态热情的人，自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总是觉得似是而非，觉得有所据却不周全，觉得意气有余而理性不足。为什么？因为真实的生活世界不可能被语言表述穷尽，不会因某种表述强而有力就变成那种表述；因为个人在生活世界的丰富经验不可能被一个或有限的几个意向赋予单一的意义，因为共同体大众的生活世界不可能被专家的情境性目的所吞噬，个人的表述乃至专家的言说永远只是处于生活世界的特定侧面甚至它的表面或外面而已。
从专业性来说，中国现代以来的学术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表述还是非常粗浅的、片段的、断面的。学术和意识形态指导的现代化工程(作为专家活动)本来是应该以生活世界为根基的，是应该在与生活世界具有足够的对话之后才形成，才推动的，还应该是在过程中不断回到生活世界的。恰恰相反，中国的现代化设计以及与之伴随的专家知识活动基本上一直是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格格不入的，并且常常是将其置之不理、弃之不顾的。显然，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从来没有树立起自觉的表述意识或表述的自觉意识，所以从来也无意于寻找表述的路径。
相比于1978年之前的30年，最近30年来的专业知识的符号暴力与国家机器的结合方式大致呈现一个趋势，这就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弱③。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越来越具有传统的面貌。通过我们称之为“民俗复兴”的传统面貌的自我呈现，我们意识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在”那里，一直就在“那里”。而之前中国的现代规划忽视了它，没有尊重它，致使中国的价值、中国的集体意识遭受了重大伤害和损失。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的样貌，中国社会的很多奇迹和怪相以特定的方式发生，都应该从这个社会的生活世界寻找解释的原因。
我们昔日在世界中的弱势地位使西学的知识分子无暇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前提下替“民”做“主”。由此累积的心理矛盾和人际之间的关系紧张终于呼唤出“文化自觉”的思潮，以便疗治中国社会的价值创伤。理解我们自己，就必须寻找进入生活世界的路径。理解了自己共同体的生活世界，才有望理解自我，达到文化自觉。今日中国在世界局势中上升着的位置激发了学人探寻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心境。不仅是民俗学，以“社会”整体为观照对象的各门学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可以归为“社会”学)都能够有所作为。但是，民俗学最靠近民众，占据近水楼台的优势，应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四、中国民俗学的历史机遇
关于社会的学问，应该落在社会的大众身上。一个值得尊重的社会，是其中的大众值得尊重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有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提供能够让这个社会因为它的人民的价值和行为方式值得尊敬而获得热爱(对内)和尊重(对外)。看一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文献中被估量的价值高度，就会清楚地感觉到，我们的整个学术是大有问题的。我说，当代的学术应该以营造尊重普通人、让普通人相互欣赏的知识条件为专业伦理的基准线。民俗学在中国学界是做得最不差的。但是，民俗学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民俗学从业者对民众身上的各种落后标签有最真切的体认，对民众的生活有最多的了解。近些年，民俗学同仁也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当，要以新的学术伦理在中国学界、思想界倡导新的学风，各自寻找体现“尊重普通人”的表述方式。无论什么样的文化研究(我指对“文化”本身的研究)，除了对文化运用过程的不平等的批判主义研究，归根结底都要归于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欣赏。中国知识界的缺憾，是中国民俗学的机遇。
一个学科在国家事务中的参与分量和在学科结构中的位置造就这个学科的机会结构。民俗学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的机会结构之中。我们大致可以说到三种类型。其一是英美民俗学所代表的类型：当民俗学成为学术的时候，被界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中的民俗已经自然演化为边缘文化现象，学者群体研究它们主要是发思古之幽情。其二是德国与日本的民俗学所代表的类型：因为国家晚于英美的现代化进程，当民俗学发生的时候，生活中的本土传统虽然已经受到巨大冲击，但是还保留着相当大的比重；学人重视民俗，主要是为了保有它们在社会中继续传承，作为共同体的一种认同文化。其三是中国民俗学所代表的类型：当民俗学从西方引入的时候，民俗学所指向的对象几乎就是正常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民俗学在内的全部社会科学都是要改造乃至劝说全民放弃这种“落后”的生活方式。往往是，什么被民俗学界定为对象，什么就成为精英要人们放弃的对象。
第一种类型是对遗留物的历史认识取向的研究，第二种类型是对生活传统的现实功利取向的研究，第三种是对生活方式进行价值和形式的拆解的政治取向的研究。前一种对获得普遍的知识更感兴趣，后两种对政治共同体多一些关怀。这种关怀在第二种类型的学术里是以肯定的情绪和建设的心态所主导的，在第三种类型的学术里是以对民俗与共同体的负面关系的认知所主导的。
中国的民俗学追随一般的社会科学，在否定传统生活方式的历史潮流中兴起。在这种状态中，民俗被简单化了、琐碎化了、标签化了。任何一个能够舞文弄墨的人，要骂民俗，提笔就洋洋洒洒而来；政治人物说废除民俗，铺天盖地的口号就应声而起。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不知道共同体有一个割舍不了的生活世界，不知道民俗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在一些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现代狂人眼里微不足道的民俗，或者说直接功利微不足道的民俗，其实是厚重的，是有很深的根基的，因为它关系着生活世界。
民俗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中从来都不是边缘的文化现象，中国的民俗学在这个时期的社会科学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国家要通过否定民俗来建设新文化，需要民俗学参与界定否定的目标。四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国家现在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民俗的功利态度发生巨大的转变，民俗被整个社会当作积极的因素对待，被纳入政治议程(如传统节日得到法定的位置、妈祖信仰获得官方的肯定)、经济产业(如民俗旅游、节日经济)、文化生活(如地方文娱表演、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民俗从几近于销声匿迹已经转变为处于时代生活的主流之中，尽管围绕具体的民俗活动存在着好与坏的评价争议。
处于新状态的民俗对社会科学是一种新的挑战。贬低、消灭民俗的思想文化斗争进行了几十年，现在却发现各种乐见不乐见的民俗又根深叶茂地活在社会中。在当今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氛围里，谁也不再有理论和道义的高度来贬低民众的生活，谁也不再有社会动员的能力来消灭民俗。那么，重新整理并协调思想、学术与民俗、民众生活的知识关系和政治关系，就成为这个时代的大课题，成为关系到立国的文化根基、群众根基的大课题，成为关系到共同体的可持续问题的大课题。民俗学自然要在其中扮演特殊的角色。民俗学在中国不只是研究边缘文化现象的，因此不应该被注定是边缘学科，甚至也无须像人类学一样靠着特训出来的本领从边缘现象进入主流社会和主流学术。
同一个国际性的学科在不同国家的位置都是有差别的，这既是大的时事使然，所谓形势比人强；但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科学界的内部竞争的结果。这就是学科发展的机会结构在起作用。民俗学在中国兴起之时，民俗不是边缘文化现象，而民俗学未能成为主流学术，问题在于学者的矛盾心态和能够采用的理论工具的局限：他们在西学里学的是爱惜民俗，在现实政治中却要否定民俗，使自己左右为难，未能施展拳脚。但是现在的局面大不一样了。民俗学者的职业伦理所型塑的与被调查者的正面情感与这个时代应该有的善待平民百姓的政治气氛是一致的了。
中国社会科学分工的再结构化工程一直在进行。民俗学在今日中国所处的机会结构，既不同于在英、美、德、日的情形，也不同于30年以前的情形。因此，中国民俗学在关怀中国社会的主要现象、介入国家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的过程中，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这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五、上路之后路很长……
大海没有波涛，无以显露自己的声色。生活世界是漫无涯际的大海，凭借民俗显露自己的形迹。既然民俗是生活世界的表征、现象，那么，民俗的现象学将帮助我们探索生活世界的就里。
探寻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知识生产，需要民俗学在场。我个人颇感欣慰的是，对于这一正在中国兴起的学术盛事，中国的民俗学群体没有缺席，没有怯场。
在过去20年里，当我们观察民俗复兴的势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生活世界的呈现。这得益于胡塞尔现象学在国内的传播。不是我们发现了生活世界，而是“生活世界”的概念工具映照出了民俗的身影之后的那个深邃的世界。自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学术的主流是把生活简化为民俗来处理的，一直努力通过处理民俗来处置涉及亿万人民的生活。实际上，拥有悠久历史的庞大群体的生活是不可以这样被糟践的。民俗是紧密关涉着专家活动无可超越的生活世界的，即使肤浅的思想采用现代技巧企图操弄民俗而宰制大众生活，民俗也总是拖带着、裹挟着生活世界，若隐若现地映照着几分生活世界的深邃与浩渺。历经曲折，民俗得以在中华大地复兴，我们又有机会看到了民俗所依托、所从出的那个王国，我们开始尝试循着民俗的来路走向一时无以言说其深广的生活世界。这是我在1990年开始撰写《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背景和心态。
民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固然是国际通行的学科分类事实，也是它的专业杂志、学者队伍和职业群体所支撑的社会认知。可是，主要在专业内部，围绕民俗学是否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一直有各种争论。我也在20多年前加入争论之中。我在今天看来，这种论争其实无关乎民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所有的争论，在努力为学科的独立性和整体性提出“更好”的论证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为民俗学同行提供新选择、选择的新空间，都是在为自己和同行的新探索提供正当性。争论在谈真理，其实围绕的是自由。一门学问，总要不停地调整自己，让后来者有兴趣，能够自由发挥。这也是吕微在最近反复申说民俗学的自由之境的学理脉络④。不是其他学科，反而是民俗学更接近学术的自由之境，就是因为民俗学接近生活世界的缘故。
民俗研究是很容易流于表面文章的，但是“生活世界”的概念所支撑的民俗学理论大厦能够增强民俗学的智慧含量，拓宽民俗学者的用武之地。“生活世界”既为民俗学打造哲学根基，也为民俗学的经验研究提供不断深入的预期。如此定性与定位的民俗学，是由富于省思的哲学维度、调查研究的经验维度、“俗”的文化维度、“民”的社会维度与政治维度所编织起来的。这些都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路径而汇总、整合在一起。
我对民俗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的认识其实是从撰写硕士论文开始的。我在1988年夏季完成的《民间口头创作新探》借助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分类，说明以“民间”为对象的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包括两类，一是达到一定形式化的、具备文体(genre)的作品(如史诗、故事)，一是没有达到文体门槛的语言表达方式。前者是社会意识形式，后者是社会心理。民俗学的行当是有同时研究二者的机会的。民俗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但是它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涉足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为社会科学的多门学科提供学术的支持。这个很粗浅的论述算是为我自己以后的思想开了一个头绪。
我最近一些年写了几篇讨论民俗学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章，有基于个案的申说，有基于学术史和学科定位的联结。但是，我个人后续的学术活动并不能够代表民俗学同仁对生活世界的领悟。在近10年，真正钟情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与生活世界的理论价值的学人是吕微和户晓辉⑤。他们系统地钻研胡塞尔的现象学，甚至上溯柏拉图到康德的西方哲学。户晓辉甚至从头学习德语，现在已经自己动手翻译鲍辛格尔在1961年用德文出版的《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我们几年前就相约要一起开一个讨论民俗学与生活世界的工作坊，他们两位都写出了研究的新成果，确实展现了民俗学同仁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实力。吕微对生活世界的阐发不仅对民俗学而且对一般的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关于生活世界的民俗学路径，还需要他们做进一步的理论推动。
刘晓春在我的催促之下完成了关于中国民俗学过去30年的经验研究的总结性文章⑥。以钟敬文先生为领袖的多个机构的多位民俗学家在这个时期为中国民俗学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多数人的博士论文是以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他们各有自己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学术路径。刘晓春以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来塑造一个知识群体的形象，其实是成功地为后来者建构了民俗学进入现实、理解民众生活的着力框架。
当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当我们把生活世界作为民俗的意义来源和服务对象，当我们把“生活世界”作为民俗学的认识论基础，民俗学者会有新的施展才华的空间，民俗学慢慢会呈现不一样的面貌。不论民俗学发展出什么样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将发挥动力提供者的作用，促使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在作为学术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化自觉的一种途径，以体现一种制度化的学科机制。
生活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同仁关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经验研究，将非常有力地支撑民俗学成为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
注释：
①本文是根据高丙中为一个文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进入路径》(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所写的序言修改而成，吕微、户晓辉、张举文、李霞和张士闪对初稿提出过批评与修改建议和多种形式的帮助，特此致谢。
②汤姆斯在1846年首创Folk-Lore这个学科名，中文曾经有“民学”、“谣俗学”、“民间文学”、“民民俗研究2010.1俗学”、“民间文化学”等等的翻译，后来稳定地采用“民俗学”的翻译，然后在这个学科名称之下进行内容的划分。
③从福柯的分析方式来看，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极大地提升着权力对个人的监控，这是现代的主要趋势。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解放意义还是不容低估的。
④吕微：《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解读〈歌谣〉周刊的“两个目的”》，《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谁能够快乐而自由？——对民间文学、民俗学“节日理论”的一种可能性阐释》(2007年6月，未刊稿)；《可能性生活与现象学方法》(2007年7月，未刊稿)。
⑤如吕微：《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解读〈歌谣〉周刊的“两个目的”》，《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又如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民俗与生活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
⑥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载《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