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写作、帝国叙述、异域再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异域论文,旅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0年代以来，英美学术界掀起了“旅行写作”研究的热潮。“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这一中性且外延宽泛的术语被确定，用以涵盖难以用单一文类加以界定、数量庞大、种类繁杂、风格迥异的旅行作品，如探险文学、朝圣记、游记、航海日志、航行记、科学考察报告、大使出使记述、传教士的异域写作、有关异国生活的回忆录、想象的旅行(旅行文学)等等。 由于旅行写作本身的杂糅性文体特征和包罗万象的内容，导致其文类界限不清，长期以来被视为次文类而遭到学术界的忽略甚至轻视。然而，这些融客观记述与主观想象于一体，内容涵盖航海旅行、异域探险、外交仪式的程式化记录、旅行见闻、新闻报道、考察报告、工作日记、日常生活记述、逸闻趣事、自传性回忆、散文、摄影、插图等等的旅行作品，长期以来被不同学科(特别是人类学、地理学、世界史、自然史等)当作历史、地理文献按需征用甚至滥用。 旅行写作被学术界冷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读者市场上的巨大成功。自18世纪以降的300年间，旅行写作赢得了巨大的读者市场和经济利益，旅行写作也因此被视为大众通俗读物而被学术研究所轻视。然而，正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说：16世纪以来，欧洲公众正是通过阅读旅行写作产生了对于欧洲之外的地域和国家的“好奇、冒险和道德狂热”，“使帝国的公民感受到帝国殖民扩张的意义并渴望扩张”，“获得了对于殖民地的占有感，并且认识了那些被探险、被入侵、被投资、被殖民的遥远地方”(3)。因此，旅行写作作为欧洲帝国知识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的民族观念、领土观念、世界观念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直到二战后，旅行写作才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直到1980年代后殖民批评兴起，学术界才严肃认真地对待旅行写作，大批研究成果在最近30年间问世。玛丽·贝恩·坎培尔(Mary Baine Campbell)将英美学术界对于旅行写作的关注追溯到犹太人的离散、战后的抵抗运动、前殖民地的解放以及随后的移民潮、世界范围内的移居和流动引发的“对于世界的重新想象”，“对于帝国主义权力的历史与现状的关注”(261)。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将旅行写作的研究归因于1980年代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全球重组和意识形态上的动荡，学术界对于揭开帝国主义神秘面纱的迫切与无望”，“对于欧洲殖民主义及其后果的重新思考”，美洲原住民对于自己历史和生活方式的重申以及他们“为了领土和自治而进行的斗争”，对于美国历史观的挑战，“知识分子被唤起重新界定他们与其生产并被生产的知识、权力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重新检视帝国在知识和意义生产中的作用及其历史影响力，目的在于“使知识生产和人类关系去殖民化”(3)。数量庞大、种类繁杂的跨国旅行写作，记录了欧洲500年来对于“非我族类”的发现、观察、解释、描绘、再现与征服，反映了欧洲与他者相遇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新思考欧洲历史及其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另一种维度。旅行写作研究解析旅行叙述的修辞策略、话语体系及其文化再现与帝国知识生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普拉特的《帝国的眼睛：旅行写作与文化嫁接》(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2008)考察了1750年以来欧洲人所撰写的有关非欧洲世界的旅行书籍。她认为，正是这些旅行书籍为在国内的欧洲人创造了帝国的秩序并确定了他们自己的位置，个人的冒险也是帝国的冒险，更何况这种冒险常常受到政府的鼓励和资助，这种冒险及其有关写作强化了欧洲的领土观念，并对帝国扩张具有强大的历史影响力。《帝国的眼睛》在欧洲的地理扩张与自然科学史的背景下，探讨了18、19世纪欧洲人在南非、西非、加勒比海以及美洲的探险、旅行与叙述。她认为：欧洲中产阶级，即欧洲话语的男性主体，在对非欧洲风景的再现中，具有一双帝国的眼睛，凝视并占有非欧洲的风景，并为欧洲人撰写了非欧洲的民族志。她提出的关键问题是：旅行写作“用什么符码书写其他世界？如何创造了欧洲的进步观念？如何使经济扩张和帝国扩张合法化并进一步激发它的扩张？附属于欧洲的他者如何知道欧洲关于他们的观念并将这些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构成部分？被欧洲人观念化的经验和想象如何改变了他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感知？”(4)普拉特创造了“接触地带”(contact zone)这一核心术语，用来界定“分离的文化相遇、碰撞、相互较量的社会空间”(8)。正是在这个“接触地带”，历史上和地理上相分离的人民相互接触，并发展出一种支配与从属关系，这种关系通常伴随着强制、压迫、不平等以及难以解决的暴力和文化冲突。同时，在不同语言的接触中发展出一种供接触双方交流的混合语和文化的混合与嫁接现象。如果说，欧洲人撰写的殖民地的民族志/人种志表现了对于他者的再现，那么殖民地的“民族自志”(autoethnography)(Pratt 9)则反映了殖民地人民面对殖民者话语而进行的自我表达。是殖民地作家对宗主国所创作的殖民地表述的一种回应。他们甚至借用殖民者的方式重写自我。在普拉特看来，以往的学术研究仅仅关心欧洲人看见了什么和说了什么，与其说那是欧洲关于非欧洲世界的知识，毋宁说是欧洲有关自己的知识与解释的独白。实际上，独白根本不存在，因为，“接待欧洲游客的人们有自己的知识和解释”，面对宗主国的文化及其解释也会做出自己的回应。虽然“被支配的文化不能控制支配性文化造访他们”，但却可以“从宗主国和支配国传播给他们的文化中做出取舍”，“可以决定选择什么吸收进自己的文化，并如何利用，使之产生意义。因此，文化嫁接是接触地带的普遍现象”(7)。 英美学术界围绕着500多年来欧洲对于世界的发现和考察的重要区域和地方——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北美大陆及密西西比河流域、太平洋与南海岛屿、南美、非洲大陆、远东地区以及重点考察和书写的国家，展开区域的、国别的、断代的、通史性的研究。旅行写作不仅仅被视为异国再现的主要媒介，也被视为欧洲自我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于现代早期旅行写作的研究中，欧洲的民族认同与他者再现是一对不可分的概念，而对于18、19世纪旅行写作的研究则基本上在“帝国叙述”的框架中展开。旅行写作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文类，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遗产的重要部分，在帝国观念和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罗依·布里奇斯(Roy Bridges)在18世纪种植园、奴隶制、大西洋贸易的商业帝国的终结和19世纪的全球扩张、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伴随而来的深刻焦虑这一历史背景下，探讨了1720-1914年间欧洲的世界探险、旅行写作与帝国的关系。他指出：“1720-1914年的旅行写作与欧洲社会的利益和兴趣高度认同，他们希望把非欧洲的世界引向可以影响、利用并直接控制的地位。”(55)帝国叙述支配着19世纪英国的旅行写作，越来越多的旅行者跟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周游世界，考察并报道英国的殖民地，其中渗透着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优越性，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做出了贡献。即使是那些纯属个人的旅行，在面对异国时也难免“帝国的凝视”。杰弗里·那什(Geoffrey Nash)在有关中东地区旅行写作的研究中发现，旅行者在异域的“个人探索与国家的军事征服之间”(55)、自我发现和个人救赎与政治诉求之间，具有密切的同构关系。尽管西方旅行者个人孤独的探索、宗教关怀、对于原始的他者和异国情调的追寻是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抵抗性回应，但是，这些旅行者的政治倾向依然体现了对于他者的支配，他们对于他者的审美观察依然体现了“帝国的凝视”。 劳拉·E·弗兰尼(Laura E.Franey)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旅行写作与帝国暴力：英国的非洲写作》(Victorian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Violence：British Writing on Africa，2003)中，借用萨义德“想象的帝国”这一概念，探讨了1850年至20世纪初英国的非洲旅行写作，包括报刊发表的游记、虚构与非虚构的作品，以及受非洲旅居生活影响的作家，如亨利·瑞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欧莉弗·施赖纳(Oliver Schreiner)、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作家的作品。弗兰尼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洲旅行写作充斥着针对非洲人的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对于非洲人伤残的身体、伤害和摧残非洲人的身体及其施暴武器和手段的生动描绘随处可见，如对于非洲受雇者的鞭打和惩罚，对于不服从者、暴乱者的公开审判和处刑，对于那些挑战殖民者权威或做错事的非洲人的语言规训，白人女性对于她们所雇用的非洲人的语言暴力等等。此外，还有“收集非洲人的身体器官，从死人的头盖骨到活人的牙齿，用于对非洲人身体和思想进行的科学研究”(Franey 5)。日常生活中随意发生的暴力，或无法无天的殖民者对于非洲人的犯罪行为，或由国家支持并被视为文明化的必要部分的暴力，在帝国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非洲人对于暴力的直接反应则是合作或抵抗，或以暴力的形式加入施暴者的行列，或以暴力的形式反抗暴力。当然，“殖民统治并非只靠武力，同时也靠非身体的方式如心理强制、削弱传统权威的新的宗教的引入、殖民地官员和当地统治者的合作”(Franey 2)、欧洲教育政策的推行、对其地方进行重新命名等等。英国有关非洲的旅行写作提供了反思英国特定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另一个维度。 在过去的40年间，英美学术界质疑传统的学科偏见和学术研究的等级观念，挑战既定的学科界限和文类划分标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澄清概念，追本溯源，在与他者相遇并再现他者的历史架构中书写旅行写作的历史。 英美学者如彼得·怀特费尔德(Peter Whitfield)、蒂姆·杨斯(Tim Youngs)等将旅行写作的史前史上溯至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认为，《吉尔伽美什》、《圣经》、《奥德赛》、《埃涅阿斯记》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两千多年的“文学旅行”(literary journey)和实际的旅行。旅行是英雄对于永恒、知识和超越日常的追求，是个体经受苦难、考验和挑战并使生命获得转型的特殊经验：旅行也是一个民族获得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的重要历程(Whitfield 2)。蒂姆·杨斯认为，旅行也深刻地影响了历史书写。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中东、北非、中亚、巴尔干岛诸国的旅行为他撰写《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正是在“与他者，如斯基泰人、波斯人和埃及人的相遇和对比中，完成了对于‘希腊性’(Greekness)的界定”和对于“他者性”(Otherness)的探索(Youngs 2013：21)。色诺芬的《远征》描绘了“希腊人穿越异国的土地、被异族包围的孤独感和失败感”，其中“弥漫着一种异国意识(sense of foreignness)”(Whitfield 7)。在异国的旅行，对于陌生的、危险的、难以理解的国度的描绘，对于异国的地理、风土人情和人民特质的叙述，一直影响着后世欧洲的历史书写。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记》将旅行与帝国的建立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自罗马帝国晚期开始及漫长的中世纪，圣地旅行及朝圣作品成为拉丁文化及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耶路撒冷的朝圣狂热激发了朝圣作品的兴盛，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朝圣作品，及至14世纪，迎来了朝圣文学的高峰。朝圣，作为生活的隐喻和文学意象，影响了中世纪及其后的文学创作。中世纪的骑士探险著作表现了世俗精神，也继承了朝圣者的精神探求，并“从道德的视角审视、再现异域的地理风景和人文景观”(Howard 106)。 中世纪晚期开启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于陌生土地和新世界的探险，到欧洲大陆旅行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开启了17-18世纪的“大旅行”(Grand Tour)，到欧洲其他文明、高尚的国家去旅行成为统治阶级青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仪式”，在地中海、意大利、古罗马帝国、希腊等地的旅行取代了圣地耶路撒冷的旅行，“其目的地不是圣坛和圣地，而是寻找地上的天堂，或带回知识和信息”(Howard 106)。冒险家的地理探险、航海记述，《马可·波罗游记》，曼德威尔虚构的《游记》，标志着欧洲旅行写作作为一种杂糅性文类的出现，其万花筒式的、碎片化的叙述方式，大百科全书式包罗万象的内容，融虚构与纪实，探险、朝圣、传教、商贸记述为一体，地理界限远及东方异教世界，极大地影响了哥伦布及其后继者的探险与写作。安德鲁·海德费尔德(Andrew Hadfield)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旅行与殖民写作，1545-1626》(Literature，Travel and Colonial Writing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545-1625，1998)中，分析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有关法、德、意、瑞士、荷兰、美洲大陆、非洲以及更遥远的异国土地的探险和记述。这些作品采用报道和叙述方式，将旅行路线和事件的编年史叙述形式与地理描绘、人种观察的形式相结合，直接与间接地参与了英国国内及国际事务。旅行写作变成了“政治论坛”，以异国为背景和隐喻“参与当时激烈的社会政治问题的争论”(Hadfield 70)。意大利被看作自由、放纵的象征，而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则被视为专制、恐怖的象征。通过再现异国的政体讨论英国的政治，并在完全陌生的异域设想激进的政治改革、创立全新的政治制度，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 威廉·谢利曼(William Sherman)有关1500-1720年间英国海外旅行写作的研究，勾勒了近两个世纪英国有关欧洲大陆、南北美洲及近东、远东、非洲、太平洋地区的旅行写作风貌，其作者包括传教士、布道者、邮差、士兵、间谍、游侠、征服者、变装爱好者、疏离的艺术家、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以及妇女等等(22)。商人关于新大陆的书信和描述记录了英国旅行的商贸目的和利润驱动下的冒险活动：殖民者的旅行写作记述了殖民地的物产、商品、政府形式、民情风俗，描绘了殖民者对于土地的征服、开垦及其与土著的关系；出使俄国、印度、希腊、小亚细亚的大使们记述了这些国家的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物产商贸、社会政治、宗教、习俗；无名之辈们反复讲述着伟大的探险家的冒险故事；流放者、俘虏、被抛弃的人、船难的幸存者等“不情愿的旅行者”，“被迫旅行到他们不愿去的地方和环境，创作了最悲惨也最流行的旅行记，表现了英国人如何面对外国人的残忍”；海盗的写作“在早期的旅行文学中占据显著地位，并且在英帝国的创造中发挥了中心的但也是充满矛盾的作用，他们增加了个人和国家的财富，但同时也对于政府和贸易公司构成了威胁”；在全面理解自然历史的要求下，由皇家学会资助的思想单纯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其旅行考察记，“以理性和公用的名义收集科学知识”，详细描绘异国的人民、植物、动物，水文、气象和环海航行(27-29)。这种科学考察记在18世纪达到鼎盛，成为理性时代旅行写作最重要的一支。到19、20世纪，其考察和书写范围远及中国腹地和东西部边陲。 18世纪是旅行写作的黄金世纪，19世纪则被称为旅行写作的爆炸时期。正如珀西·G·亚当斯(Percy G.Adams)所说，18世纪是一个思想和观念游移的世纪，一个求知的世纪。人们为了快乐，为了寻求知识，为了政治避难，为了寻找新的机会，或者为了探寻新的国家观念，为了寻找一块土地，或者为签署外交协议，或者仅仅为了收集旅途见闻和新奇的发现去旅行(9)。在这个地理扩张和崇尚冒险的时代，欧洲送出成千上万的探险家、旅行者，探寻新世界，发现财富，寻找居住地。他们的足迹到达欧洲内陆未知的领域、加拿大湖区、密西西比河流域、太平洋岛屿、印度、埃及、非洲已发现或未发现的地区，穿越西伯利亚行至中国。然而，“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世界上还有大片土地未被发现，在欧洲世界地图上仍然处于‘空白’。那些未被发现和占有因而被视为‘黑暗’的地方，不论是对于旅行者和欧洲国家，都具有迷人的诱惑力。旅行的目的就是要去探索这些未知领域，并填补地图上的空白”(Youngs 2006：2)。19世纪的旅行写作反映了对于那些“空白之地”的探险、考察、讲述，占有、开发、利用。到20世纪，世界上已经没有空地需要被发现了。二战后由于地缘政治的重构，跨界旅行和人口流动被视为对于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威胁，旅行受到官方控制。另一方面，交通的便利、战争、帝国贸易的扩张和全球化又使一部分人口“或者由于自由选择，或者为了娱乐，或者由于战争、灾难和工作需要”而流动(Thompson 2)。流动性、跨文化接触已经成为20世纪最普遍的特征。20世纪的旅行已经丧失了传统的浪漫传奇和英雄主义色彩，旅行写作虽然借鉴了传统旅行写作的方法，但与大旅行时期和殖民时代的旅行写作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旅行写作表现了充满悲剧感的逃亡，战后的写作却表现了“对现实世界的逃避、怀乡、寻求庇护的动机”和“寻求未被玷污的土地的幻觉”，同时也体现了在日益趋同的世界中“寻求文化、地域和种族差异”的努力(Thompson 6)。 长期以来，旅行写作被作为历史地理科学文献而征用。然而，尽管旅行作品采用让人信服的方式——以亲历者的口吻叙述亲眼所见，但是，旅行作者却“不必像历史学家那样为知识的真实负责，他被允许运用文学的想象和文学的描述”(Shultz-Forberg 40)。就文类本身而言，追奇寻美是该文类一贯的美学追求，同时，旅行写作吸取了其他文类如回忆录、小说、散文、诗歌等的修辞惯例。尽管作家们总是在前言中表白他是如实讲述自己在遥远地方的亲眼所见，并以目击者的身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貌似客观、科学的现实记录无法避免个人情绪化的选择、臆测、偏见和误解，因此，旅行写作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旅程的客观记录，它携带着预设的观念，并深受作者的国籍、阶级、年龄、性别和文化、教育背景、政治倾向、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的影响，旅行写作者的异国经验和异国表述深受先在的文化预设的影响。正如威廉·谢尔曼(William H.Sherman)所说，“即使是现代初期的旅行写作，也体现了复杂的修辞策略。作者在知与未知之间，传统的说教要求和娱乐之间，在个人的体验和恩主、雇主、皇室的要求之间达到平衡。在提供娱乐与实际的指导、记录与叙述、描述发生的和有可能发生的之间徘徊”(31)。此外，旅行者作为异邦人在异域与陌生文化相遇时的“心理惊骇”、“文化震惊”，文化对比中的不对等现象。将局部上升为全体，将“接触地带”当作整个国家的象征，以相遇的个体代表整个族群乃至国家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旅行写作。 珀西·G·亚当斯的《旅行家与旅行谎言家，1660-1800》(Travelers and Travel Liars，1660-1800，1962)，颠覆了旅行写作被视为真实的科学文献的传统观念，揭示了崇尚科学的“理性时代”所谓的真实的旅行叙述的虚假和谬误。18世纪是旅行写作的黄金世纪，文人创造了想象的、离奇的、感伤的旅行和乌托邦小说、月球旅行、大人国与小人国的冒险故事。有良知的、诚实的探险家、旅行家撰写了真实发生的旅行经历。官方通过他们收集外部世界的信息，公众则通过他们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海外游记成为最流行的公众读物。读者市场的需求和有利可图刺激了游记作品的创作、翻译、虚构乃至剽窃，编辑再版十分流行。有些编辑甚至自己编写游记，为了满足读者的趣味而随心所欲地润色、修饰，删减、夸大旅行经验。因此，这个世纪盛产了大量歪曲事实、悖离真相的虚假的旅行作品，亚当斯称之为“旅行谎言”(travel lie)，即那些“旅行者或者匿名的旅行者有意欺骗读者而讲述的旅行故事”(1)。这些虚假的旅行者——“炉边的旅行者”、编撰者，阅读了大量的旅行故事，掌握了游记的写作技巧，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却谎称去过他们从未涉足过的地方，以“真实的”旅行者身份描述自己从未涉足的地方和从未经历过的冒险。编造绯闻、冒险传奇、船难、在异邦人中间的艳遇，把自己美化为旅行英雄。这些“故意的谎言”编造事实，歪曲真相，描绘奇异的植物和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历史、法律、宗教、节日和异邦人的生活。即使那些真正的旅行者，也由于偏见、无知和虚荣心，错误地报道他们所遇见的民族的风俗、性格、体型、寿命，或者虚构、歪曲旅行事实，篡改时间和地点，编造地理景观，发明根本不存在的动物、植物、河流。有关北美的写作中充斥着地理错误，而南美南端巴达哥尼亚身高九英尺的巨人族和野蛮人则完全是由旅行者发明出来的。“很长时间内，欧洲人和美洲人都相信这种巨人族的存在，甚至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被大量的证据所打动”(Adams 21)。在这些作品中，有关埃及人、亚马逊人、印第安人、中国人的无稽之谈随处可见。与其说，这些有关异族的报道反映了异族的事实。毋宁说传递了旅行者和写作者个人的好恶和思想倾向——“他们在他们民族的敌人身上发现邪恶，在他们的同盟者那里发现良善。[……]耶稣会传教士们夸大他们在异教徒中间的传教成功，自然神论者，或者革命者，谎称自己在马达加斯加遇见了王子，在加拿大的荒野遇见了印第安酋长，这些人身上体现了当时理性宗教和无政府论争的所有理论”(Adams 13)。早在18世纪，就有人批评这类虚假的旅行记述歪曲、虚构事实，不尊重理性、毁灭真理，狄德罗发现过去的航海家几乎都美化他们的旅行，“都是谎话王”(Adams 13)。费尔丁认为，旅行者性格中的浮夸和虚荣心，对于远方的美化，为满足公众和出版商而获取高额利润的贪心，个人的政治、宗教、民族、哲学偏见，再加上愚蠢无知、空虚无聊，都是导致虚假游记产生的原因(Adams 10)。但是，由于其所采用的“现实主义”的叙述策略，“旅行谎言”以及那些充斥着错误印象和传说的旅行记述，不仅成为公众获取海外知识信息的来源，甚至作为官方制定政策和法规的依据，被列入旅行和探险记的行列，被当时乃至后世学者作为真实的历史、地理文献而误用、滥用。 现代地理学、自然史、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离不开旅行与旅行写作。彼得·休姆(Peter Hulme)在《写作、旅行与帝国》(Writing，Travel，and Empire，2007)中追溯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史与旅行的关系，考察了那些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圭亚那、托斯马尼亚、旁遮普、西太平洋、亚马逊、刚果、爱尔兰、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工作的传教士、殖民地官员、自然学家等等。他们的写作对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做出了贡献。鲁贝斯(Joan Pan Rubies)在《旅行写作与民族志》(“Travel Writing and Ethnography”)一文中指出：“有关民族及其自然、习俗、宗教、治理形式和语言的描写，在16世纪以来欧洲的旅行写作中得到了如此生动的体现，以致你会认为旅行写作这一文类的本质就是民族志，英国16-19世纪出版的旅行作品集的确证实了这一假定的合理性”(242)。一方面，部分文化人类学者本身就是跨国的旅行者，他们与非欧洲的接触，如他们在印度、非洲、南美的旅行经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对于民族自我的反观，因此，旅行经验以及非欧洲的知识也为人类学的自我批评和文化民族主义提供了资源；另一方面，16世纪以来，尽管时事变迁，但不同时代的欧洲旅行者和写作者，对于非欧洲的关注话题却极为相似，他们对于非欧洲民族的关注集中在“王权、贵族、战事、政治秩序、民族(种族)性格、经济活动、城市、贸易、宗教(主要关注异国情调的方面，诸如仪式、节日、偶像崇拜、寺庙、宗教精英)、婚姻、女性和性、服装与裸体、饮食与卫生习惯、文学与科学、航海、技术及其他艺术”等等方面(Rubies 251)。这些融主观与客观为一体的描述成为人种志研究的重要依据。正是通过旅行写作的叙述和民族志著作的科学界定。欧洲宗主国的人民了解了异国的民族史。而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性格往往在不同旅行家的写作中被主观表现并常常变化。随着后殖民批评的兴起。旅行写作作为地理、历史、民族志、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作用得到了重估。标签：发现旅行论文;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非洲大陆论文; 旅行经历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地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