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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在18世纪80年代作为乔治·华盛顿驻巴黎的代表时所做的事与今天美国使馆所做的差不多:他与驻在国签订一项领事协议,促进了美国鲸鱼油、烟草对法的出口,还传回了法国大革命前夕平民的暴力情况。当然,其中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杰斐逊孤家寡人,什么事全靠他自己一个人办。
如今,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人员已达800名,属于在全世界派出249个使领馆,共2.3万人员的日益膨胀的美国国务院官僚机构的一个部分。或许,按杰斐逊的标准衡量,今天国务院办外交已经相当奢华。但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还是对国会要求外交方面节约开支一事大为感叹,并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寒酸”就办不成第一流的外交。
传统的外交圈子认为,80年代以来国务院在资金方面遇到的问题的确是美国外交的一场灾难。这段时期里,外交的实际支出下降50%,36个机构遭到关闭,还有2000名人员被解雇。看到联邦预算中只有1%的份额用于外交,奥尔布赖特说得明白:“这个1%可是关系到正在形成的当代历史的50%。”根据这条理由,白宫眼下计划敦促国会在明年的外交预算上增加10亿美元,以使外交支出总数达193亿美元。
毫无疑问,资金方面的大幅度缩减是相当地损害了美国了解和影响世界的能力。但许多现任和退休的外交官认为美国外交的病症远不止于“金钱”二字。他们指出美国外交人员的日常业务(特别是发回华盛顿的有关驻在国政治形势的详细而冗长的分析电报),在当今高速的全球化通讯的形势下简直就是一种不合时宜。他们说国务院是墨守成规、仍然耽于冷战思维的机构;但它必须去适应一种新的世界局面。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经济、犯罪、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超过过去那种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性。
外交专家塔得·卡巴特说:“如今的大使和他们的下属就跟邮差、童仆差不多。从华盛顿给他们发电子邮件和文传就能办许多事。”有34年经验的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弗莱切特也觉得现代化的通讯技术已经广泛地减少了大使们的职能。他说,30年前有的地方的使节可以很多日子都不跟华盛顿联系,“可现在助理国务卿们动不动就给大使们挂电话,大事小事都要精心指挥。”
国务院的电报最能反映国务院无法跟上时代的缺点。在便捷的越洋通讯手段产生之前,外交人员的电报通常是华盛顿了解世界各首都动向的唯一可靠手段。可到了今天,美国外交人员每年还是以250万封电报和2500万个电子邮件潮水般地冲击着国务院。每份电报在国务院中让有决策权的人读到的机率实在低而又低,因此许多起草人不得不借助于妙言警句和故弄玄虚的手法。
话说回来,外交人员所发的电报确实不值一读。譬如,美国驻南非使馆有5名负责撰写经济报告的外交官,但他们发回的东西从一般的新闻媒体也能看到。就连再耐心不过的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国务院秘密情况交流会上也抱怨说;海外来的那么多保密级电报比他已经从CNN上看到的东西的内容多不了多少。
不过,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使电报难以摆脱平直空洞的窠臼。按理说,电子邮件的出现为在国外的人员提供了一条不那么正规、但可直接跟华盛顿通气的渠道。但实际上美国驻外的官员经常利用电子邮件给上级试发分析报告草稿,待上级表态后再撰写出正式报告。有位国务院官员说:“华盛顿给驻外官员修改电文,然后收到想看的东西。谁都在糊弄,所以你就无法通过电报去了解情况。”
这样的状况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波斯尼亚事务的一位官员说:“我觉得从来没有因为看了从萨拉热窝来的电报而改变过我的做法。”驻墨西哥使馆对该国1994年的比索危机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因此副国务卿塔尔伯特说,关于墨西哥的报告跟关于“挪威的看起来一个样”。
要改变目前的格局并不容易。国务院的外交官想在事业上出人头地还仍然得走各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地区司的路子,那些专门负责环境、贸易的“专题”司属于第二等级。因此,在国务院里搞政治问题还是最“带劲”。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沃思认为,要迅速改变目前这种死板的情况,必须要求外交官先有专题司经验才能升到最高层位置。但有人问他这番新主意在地区司的官僚们那里遭遇如何时,沃思只是笑笑而已,无言以对。
官僚机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必然结果是产生新的官僚作风。商业部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主管外国商务的机构,“因为企业家们觉得国务院的经济官员不愿意为帮助美国企业家而出力。”
与此同时,代表美国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在当今世界上这可以说是比以往重要得多了)的业务在外交行当中被看作是最低等的。发签证等领事业务一般都叫年轻、缺乏经验而又出于无奈的官员们承担。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在苏联解体,普通公民最终可以自由进入美国使馆申请签证时搞得一团糟。那些申请签证的人受到了迟缓、粗鲁、不友好的接待,与他们多年来心目中的美国完全不符。他们遇到的倒霉事又不胫而走,广为传播,给反美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外交本能地强调“普遍存在性”(即在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设外交机构)的做法是冷战的又一个遗产,并正在带来问题。奥尔布赖特抱怨说美国驻摩尔多瓦大使在澡盆里洗餐具,而别地方讲究的使馆建筑物又成了大而无当的东西。譬如90年代刚刚完工的驻萨尔瓦多使馆就因面积太大而在考虑把无用的房间租出来。目前,过多的资金还是花在那些大型的、派驻在政治上与美国有良好关系的漂亮欧洲国家的使馆上。一位外交官问道:“难道我们真的需要人从伦敦给我们发回分析梅杰是否将重新当选的电报吗?”
即使如此,就连外交批评得最激烈的人一般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只有面对面的外交最起作用,像不久前由美国牵线的关于以色列在希伯伦重新布署的协议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新的时代要求新的做法。正如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承认的那样:“现在存在一种总认为‘放心吧,我们能处理好重大危机’的心态。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伯恩斯的意思是想催促职业外交官们走出办公室,通过交谈,电台、电视采访的办法让他们的思想直接与美国公众交流。这可以作为一种开端。但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美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缺乏与公众交流和资金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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