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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是中日建交25周年，我们刚刚庆祝过，今年又要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如果说，中日建交经历了20年的民间交往和半官方外交的艰难历程，来之不易；那么，从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全面建交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费了4年的时间，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来之不易。人们不禁要问，中日间，既然用《联合声明》解决了那一段日本长期侵华战争的复杂历史问题，为什么不能紧接着在《联合声明》的原则基础上顺利地签订面向未来的、长期有效的和平友好条约呢？在纪念这个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看来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下，从中得到启迪，使之更有益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条约谈判开始的前后
1972年9月中日建交后，大约用了两年多时间，按照《联合声明》的原则，两国政府缔结了贸易、航空、运输、海运和渔业等各项具体协定。其后不久，日本已是三木内阁时期。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谈判于1975年1月开始进行。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和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此进行了预备会谈，并对条约如何起草达成两项共识：1、即将缔结的和约是保证走向友好道路的、向前看的条约；2、条约的内容，以中日建交时的《联合声明》为基础。但是，其后不久在交换双方各自起草的条约草案时却出现了分歧。我方主张把《联合声明》第七项——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简称“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日方对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将此项再写进条约。于是围绕“反霸条款”是否写进条约，中日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个争执长时间继续下去，使条约的谈判无法前进。
二、条约谈判为何停滞不前
中日建交时，世界尚处在“冷战”年代。当时日本是随着美国实行了同样的策略性转变，将“日美联盟”集中地共同对付苏联那个更凶恶的霸权主义者。中国虽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同苏联原属同宗，但在反对霸权主义上早已同苏联尖锐对立。这也就是美国要改变策略的依据。同时也是促成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的基本原因。日本同我国建交就在此声明发表半年多之后。日本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其核心部分“反霸条款”。但是，事过两年之后，到了中日要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之时，来自日本内外两方的反对声音强烈地出现了。先是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不止一次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认为中日之间的外交文件中出现“反霸条款”是针对苏联的。1975年2月，即条约开始谈判的消息传出后，莫斯科广播中扬言“日中和约谈判是在反苏气氛中进行的”。其后数日，苏联大使又拜会三木首相，送交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要进行苏日和约（按：苏日在1956年建交后尚未签署和约）谈判，缔结合作条约，明显地企图以此达到阻挠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目的。而且，苏联还更加露骨地提出，倘日本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把“反霸条款”列入其中，作为相应措施，苏联将改变对日政策。与此同时，苏联故意无限期推迟签署业已达成协议的苏日渔业联合事业等协定，甚至出动海军到日本海游弋，实行武力威胁。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日本国内的所谓保守派，其中包括许多抱有旧军国主义思想的国内右派势力，反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这些人在中日建交时就心存不满，但迫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加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领导人当时善于团结各方积极因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到3个月即完成了建交，这些保守势力一时难成气候。两三年之后，特别是在田中因洛克希德案件缠身，大平转到自民党内任职时，这些人就乘机借故反对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来同苏联的干预相呼应，一同阻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在此种背景下，三木内阁更加动摇，在继续同中国谈判和约草案时即冒出一个“宫泽四原则”来。一看便知这些并非什么原则，而是用些说词想达到取消“反霸条款”的目的。这个“四原则”是由宫泽外相起草、写给周恩来总理书信的主要内容。日本传媒称之为“宫泽四原则”，并广为传播，而且扬言条约谈判之所以推迟是由于中方对此尚未作出答复。此事真相很快即被揭露。日本前外相、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于当年6月访问北京时，特地到医院会见和慰问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病房中向藤山详细说明了中国不能同意“宫泽四原则”的理由，并请藤山向三木首相直接传话。周总理还告诉藤山，此事本来早已由中国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向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答复，而且中国历来反对取消“反霸条款”的明确表态即是答复。藤山回到东京后，即原原本本地将周总理的谈话记录向三木首相转达，但三木和宫泽仍是无动于衷，终使条约谈判陷于停顿，直到1976年底三木内阁宣布辞职之时，白白浪费了两年时光。
三、重申“反霸条款”的条约告成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把“反霸条款”纳入和平友好条约，有些人可能不甚理解，但作为当事的我们都很清楚。中国人奋斗了一百多年，争取了独立自主之后，才有可能清算过去的耻辱，从而在建交时解决了中日间的严重历史问题。《联合声明》第一项即宣布自声明公布之日起，中日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到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都期望对两国的未来作出和平友好的、长远可靠的保障。中日两国任何一方倘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必将造成相互关系的不正常，和平友好新秩序的建立自然无从谈起。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每个国家的看法并不一致。美国首先提出时，显然是在“冷战”中针对它的最大敌人苏联的。日本当时能够跟上去也是因为它跟美国有军事同盟和密切的互相关系。不过日本同美国也有矛盾，它比美国先走一步同中国建交，说明是它对美国“越顶外交”的一记回敬。但是，到了谈判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时各种矛盾同时爆发。苏联威胁、右派作梗，迫使本来积极推动中日建交的三木首相发生动摇，企图妥协，这就不仅使中方大为不满，同时也引起日本广大群众和各方有识之士都出来反对，形成类似中日建交前“以民促官”的国民运动。事态到达如此尖锐的地步，正好是日本政权交替，三木内阁辞职，福田赳夫就任首相。这位当年以是否加快同中国恢复邦交为政纲，同田中角荣较量而告失败的政治家，受命于此时，首先必须考虑要同中国缔结迫在眉睫的和平友好条约。最初，在“反霸条款”问题上他也有疑虑，但他面临的是中国决不妥协的态度和拖得过久引起的各方的不满。实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按理，在条约上写进《联合声明》中原来已有的“反霸条款”是无可非议的。当时，日本外交事务当局许多人就是这样主张的。被福田任命的新外相园田直更有勇于承担责任的觉悟，于是形势有了好转。
中国对“反霸条款”所以如此坚持是有深远道理的。中国明明知道条约的真正遵守并不完全以条文来决定，更重要的是要看该政府的决策态度究竟如何。因此，在条约中写上“反霸”，不等于就忠实实行这个原则。但是，《联合声明》已有的这项条款，在形成条约时被取消，显然是违反了既定原则，在法理上也是不能接受的。像这样重要的核心内容倘不保留，就会形成一种严重的倒退。所以说，条约中有“反霸条款”，虽非反霸的绝对保证，但没有它就更说不过去了。中国在此原则上毫不让步是对“反霸条款”有诚意执行的表现。首先，中国决不称霸。中国说不称霸，当时可能有人认为中国还无称霸的条件，但是，中国无数次声明，将来强大了也决不称霸。这是中国在自己长久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得出的结论。历史可以证明，所有搞霸权主义的是既害人又害己的。中国如此坚持原则和以理服人，终于得到日本外相园田直和日本外务当局的同意，为条约的签成作好了准备。福田首相也采取了积极态度，同各方调整意见，最后也征得美国的支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1978年8月在北京由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签署，并于同年10月，由邓小平副总理亲赴日本，同福田首相在东京换文而生效。
从中日建交到缔约的过程中，日本几位前首相各有建树。在建交前的关键时期，推动自民党四派联合组成田中内阁的是三木武夫先生。从此上台的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等，圆满地解决了中日建交的各项问题，掀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三木首相虽无作为，但建交时的积极推动功不可没；而在建交时尚不积极的福田赳夫，任首相时却成了缔约的组织者。看来，这些人物也是随着形势向着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而不断前进的。
四、条约给人以启迪
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中日双方都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发表不少有意义的评论。6月初，日本《东京新闻》发表了前驻中国大使中江要介的文章，题目是《日中友好条约给人以启迪》。中江先生在缔约的当时是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是参与条约起草的重要成员，现在还是日中友协的副会长。他的文章强调要从条约中学习、取得有益的启迪。他认为，当时日本同中国在冷战态势中处于不同的两大阵营，能够超越体制和价值观的不同，为建立世代友好关系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在当时是划时代的事件。在冷战结束后的现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各种体制和价值观共存，在寻求建立新秩序之际，条约的原则对多极化世界是很有启迪的。中江说，特别在反霸问题上，条约明确规定，日中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该称霸，还要反对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试图称霸的行为，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在如何救助东亚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苛刻金融援助条件，以及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中国内政问题的中国两岸（大陆和台湾）关系，却有人想实施军事干预等等”。中江说，条约告诉我们，两国都应该加以反对。
回忆从中日建交到缔约时的国际大环境、大气候，可能对面向21世纪的未来有更大的启迪。
70年代初，美国试图同中国改善关系，这是当时国际上的一个大举动。其影响所及首先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促成了中日建交。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历时4年，迟迟不能前进之时，美国又在其战略意图指使下，鼓励日本同中国签约。随后不久，美国也同中国正式建交。但在80年代末，特别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又一度与中国交恶，甚至要把中国当成“冷战”后的新对手，实行遏制政策。这种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势力还有影响，日本不久前又同美国加强了军事同盟，并确定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所谓“周边事态”的周边，将其扩大到台湾海峡，不断地制造麻烦。由于中国多次提出严重抗议，现在日本极力将此向“模棱两可”解释，说“周边”不是地理概念等等，情况仍是令人担忧。
美国总统克林顿最近访华，看来是要改善中美关系的。他提出要建立“面向21世纪美中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要把一个健康、稳定、充满活力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江泽民主席在中美首脑会晤后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两国在事关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克林顿总统认为，美中关系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决定新世纪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不是安全、和平和繁荣的世纪”。日本常把日美、日中关系相提并论，现在又势必将中美、中日关系相互对比。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江泽民主席不久即将访问日本。处在隔海相望的中日之间，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关系呢？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