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文化理论关键语总体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体论文,理论论文,关键论文,文化论文,詹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范围广泛，视角独特，著述庞杂，但始终贯穿着一条文化理论的主线。其文化理论关键语包括：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阈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詹姆逊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不仅回答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而且也对“文化是什么”作出了一般性解答，并且是在后现代特定语境中所作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答。
一、文化扩张：文化内涵的变迁
“文化扩张”是詹姆逊描述后现代文化的一种典型现象的术语。早在20世纪70年代，詹姆逊就发现后工业社会中语言学、经济、政治的行动方式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到了80年代，他已经发现了后工业社会更为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文化的扩张”。他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运行的逻辑中看到了经济与文化的交融与互渗，即一方面经济进入了各种文化形式，使艺术作品甚至理论都成了商品；而另一方面文化逐步经济化，文化商品在后现代社会的市场和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詹姆逊敏锐地感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因此，他明确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①
詹姆逊正是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扩张中看到了文化内涵的改变。他指出，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的疆界被大大拓展，与以往侧重于精神特征的文化观念有了很大的区别。过去狭义的文化常常被理解为知识、价值、观念、思想等精神性的存在，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是逃避现实的去处，是诸如音乐、绘画或纯文学之类高雅的事情，这样便形成了具有独立性和自律性的文化圈层。但在后现代社会，先前具有自律精神的文化落入尘世，造成对各种事物的普遍侵入与深刻渗透，文化扩散到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者蜃景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② 这就是说，文化已不再是一个纯粹而独立的领域，文化已经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大众化，文化与经济、政治以及日常生活失去边界的隔离。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存在形态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化工业的推动使批量生产支配了创造，商业价值成为衡量文化价值的绝对标准，文化的内在规律也演变为市场规律。文化的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大众文化登上历史舞台，取代精英文化的霸权地位，精英文化消解于大众文化之中。詹姆逊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认为大众文化不同于过去的通俗文化或民间文化，它是通过精英文化来界定的，与精英文化同时发生，并有着辩证对立和深刻的结构上的相互联系。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生产裂变的孪生子或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大众文化以复制方式广泛满足大众的需要，以拼凑的手段制造娱乐性，从而使受众获得某种快感。大众文化既隐含着对社会秩序的批判，实现着一种紧迫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又表达着集体最深层、最基本的希望，成为一种极端的乌托邦幻想的载体。因此，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现代精英文化的伟大作品不再是可以用来衡量大众“低级”状况的永恒的标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正日益融合渗透，成为后现代文化这一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詹姆逊透过经济视阈对文化的审视，敏锐地描绘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景观，深刻地揭示了后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二、文化历史分期：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重新书写
文化历史分期是詹姆逊作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著名论断的重要理论依据。
詹姆逊的文化历史分期思想深受曼德尔的影响。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根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以技术发展为标准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他把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次普遍的技术革命分为：1848年以来的蒸汽机机器生产；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力和内燃机机器生产；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电子和核能源机器生产。并依照这三次技术革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从马克思定义的古典时期即“市场资本主义”到列宁定义的帝国主义时期即“垄断资本主义”，最后是后现代时期即跨国的、以前所未有的商品化为标志的“晚期”资本主义。詹姆逊在曼德尔的理论刚刚发表后，就在《文本的意识形态》等作品中，明确把文化发展阶段与资本阶段“对应”起来，认为与市场资本主义时期对应的是现实主义文化，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应的是现代主义文化，与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对应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詹姆逊将“资本的分期化”深入系统地应用于“文化的分期化”，从而将文化的变化与技术革命、资本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使技术、资本、生产方式成为考察现代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和三种文化形式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
詹姆逊强调“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其实质就在于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主导，既强调了现阶段向后现代文化过渡的断裂性，同时又突出了与以前的文化形式的连续性。他把后现代主义置于一个偌大的历史语境之中，不仅仅视其为一次历史断裂，而且视其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连续发展而逐渐积累起来的一个商品化的、更高级、更纯粹的阶段。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以现代主义的一些残存特征和后现代文化的最新特征为先决条件的。
詹姆逊深入探讨了文化发展三个阶段的符码化形式，他借用德勒兹和伽塔里关于人类社会符码化分期的观点，并受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符号系统结构分析的启示，提出了文化分期各阶段的符号形式。德勒兹和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以语言的尺度指出了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叙述形式，将最初的人类社会（包括氏族社会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规范形成”或“符码化”时期，此后的神圣帝国时代界定为“过量规范形成”或“多元符码化”时期，最后是再创造阶段的“规范重建”或“重新符码化”时期。索绪尔对符号系统进行结构分析，指出符号是由“意符”（或“所指”）和“指符”（或“能指”）构成的统一体。意符即一个字的观念意义；指符即声音、书写或印刷字。此外还有“参符”（或“指涉物”），即指符和意符指明的外在物体。詹姆逊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的、世俗的、非神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时代，各种物化的力量使现实主义和外在参照物得以产生，因此，在现实主义时期，参符、意符、指符是相统一的，语言具有完整意义。但是当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时，这些物化力量发生辩证逆转，开始把参符、意符、指符分离开来，赋予符号本身和文化以一种（半）自治性，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时代是参符、意符、指符相分离的时代。而在资本主义后期，即后现代主义时代，参符消解，指符和意符分裂，指符成为随意自动的，语言的意义因此被完全弃置。语言是文化的最基本形式，詹姆逊通过语言的参符、意符、指符三者统一、分裂或消解状态的分析，深刻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符码化形式及其变迁，并为深入揭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奠定了基础。
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和方法融合在其文化历史分期思想中，既为现代文化谱写了技术、资本、生产方式等经济内容，也为现代文化续写了独特的符码化形式。
三、文化“超空间”与“认知测绘”：文化的政治使命与策略
空间范畴是詹姆逊研究和批判后现代文化的重要范畴。詹姆逊所言空间当然不是牛顿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三维可测量空间，而是列斐伏尔所言的“社会空间”。亨利·列斐伏尔在他的名著《空间的生产》中，冲破传统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牢笼，提出社会空间概念，认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的产品，是由社会和物质实践所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詹姆逊受列斐伏尔的启发，把空间形式与个别生存经验、特殊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相适应的社会空间：第一阶段，市场资本主义时期的空间形式是具有同质性和无限延伸性的几何空间，社会空间能够得到体验、把握和表现。第二阶段，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的扩张和渗透，个人无法直接体验和把握世界整体，每个人只能囿于自身处境，以个人为中心构建社会空间堡垒。第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全球扩张使社会空间剧烈变化，城市、民族空间已不再是主角，全球化的、网络化的、多维后现代空间出现。詹姆逊与鲍德里亚一样称后现代空间为传统思维无法正常理解的“超空间”。正常的空间是具有一定结构和秩序并有明确定位的空间范畴，人们在其中能感受到事物发展的时间性、历史性，而后现代“超空间”则失去了组织性和结构性，人们身处其中已丧失定位能力，人的时间意识也丧失殆尽。后现代空间的时空逆转或空间优位不仅与资本主义第三次大规模发展和全球性扩张有关，而且由高科技的发展直接促生，资本扩张与技术发展衍生出符合其运作规律的特殊空间结构，使得空间在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过程中从时间里解放出来，具有了主宰地位，不仅时间被空间化了，而且当代社会的一切都被空间化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感和时空观遭到破坏，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发生巨大变化。
詹姆逊将空间范畴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用以区分现代主义文化。他指出，“现代主义的叙述性作品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即一个关于时间的新的历史经验；而后现代主义在一个困境与矛盾都消失的情况下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形势、新的美学及其形式上的困境，那就是空间本身的问题。”③ 詹姆逊将时间范畴作为现代主义的主导因素，认为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深度模式，现代主义经典作品均蕴含着对绝对、最终真理的探求和对过去的时间以及历史的追忆，过去的意识在历史那里表现为传统，在个人身上则表现为记忆。而相对应的，他将空间范畴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主导因素，认为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性的平面模式，后现代社会的空间比时间具有优势地位。后现代人不注重历史，仅仅将历史理解为影像，将历史事件等同于照片、图片、文件、档案等文本。由于历史感的消失，时间的连续性被打断，一切的存在皆变为片断的存在或暂时的存在，人们的现实体验也只是此在或在场的感受，是仅仅追求各种不同刺激或快感满足的空间性体验。詹姆逊深刻指出，后现代时间成了永恒的现在，而后现代文化亦即缺乏深度感的空间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④ 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机械性复制、拼凑、类像盛行，貌似文化盛宴中的狂欢，实质上，整个世界从文化上来说不仅失去了深度历史感，而且失去了任何现实感。因此，可以说，“空间化”是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把钥匙，正如时间化是我们理解现代主义文化的关键术语一样。
詹姆逊在揭示后现代文化的空间特性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种具有深远意蕴的“认知测绘”美学。他指出，“空间——后现代的超空间——的这种最新变化最终成功地超出单个的人类身体去确定自身位置的能力……在身体与它所建构的环境之间令人吃惊的分离，本身可作为更为突出的窘境的象征和类似，即我们的头脑，至少在当今，没有能力测绘出整个全球的、多国的和非中心的交流网络系统，而作为个体，我们又发现我们自身陷于这个网络之中。”⑤ 这就是说，在后现代空间里，人的身体和他的周遭环境之间出现惊人断裂。由于后现代空间是晚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衍生的跨国性空间，这种空间结构已成功超越了单个的人类身体给自身定位的能力，人们置身其中就会出现空间迷失的感觉，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为此，詹姆逊提出一种把空间问题作为核心问题的全新的“认知测绘”美学。
认知测绘是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其代表作《城市意象》中提出的，他试图采用现象学的问题框架对城市空间的精神地图加以测绘。詹姆逊把林奇的空间分析外推到社会结构领域甚至全球规模的总体阶级关系上来，试图将“个体的情境性表象同宏大的社会整体结构的非表象性总体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认知测绘提供了一种连接方式，能将最个人的局部与最全球性的整体联系起来，绘制出个人与当地和国家的社会关系和全球的总体阶级关系，使个体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所属的群体及群体在社会整体结构中和全球体系内所处的位置。他将认知测绘作为一种隐喻式认知模式，不仅赋予其美学意义，而且寄予其深远的政治意义。他认为，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认知测绘”把后现代空间的个别生存体验与特殊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既能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的文化特征，将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放在全球的大框架中去考察，又能以辩证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各不相同的文化个体，以宏观意识看待文化传承与借鉴的重要性。并且，如果将后现代文本置于地区和全球的政治语境中，就能画出一张标示文本和政治、心理以及社会的关系图，从而理解文本在叙事中被压制的“政治无意识”。
在《认知的测绘》中，詹姆逊明确表示希望通过社会测绘帮助我们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时刻和全球范围的阶级关系，并强化集体与个人的政治经验，以推进全球政治的发展。他特别强调，“认知测绘”是后现代时代更新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的先决条件，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他企图通过认知测绘来克服后现代“超空间”所导致的全球化世界的不可表现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想象、集体行动和乌托邦精神的衰退，以重新发挥空间的政治作用，树立文化政治的信心。
四、文化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文化的性质与功能追求
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异化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他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并在美国右翼势力“意识形态终结”的叫嚣中，始终将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研究的绝对视阈。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经典形式，并考查了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流派，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
詹姆逊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是从特定阶级观点出发，反映特定阶级的原则、立场、价值观念、利益和目的的思想体系。同时，他还特别赞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说，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生存的现实环境之间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詹姆逊认为，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体验和想象机制，才使先在于社会形式与语言中的个人主体建立起与社会集体系统之间的关系。因此，意识形态正如“必不可少的幻想和叙事的地图”，必将在任何社会中为主体安排好位置，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具有建构主体和指导主体行动的实践功能。
詹姆逊提出一个特别术语“意识形态素”用以表现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无法自行显现，而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素”体现出来。他所谓意识形态素是指，社会之间基本上敌对的集体话语中的最小意义单位。意识形态素存在于叙事文本中，并借助文本叙事来表现，文本叙事的对象就是意识形态素。
詹姆逊认为，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具有结构性内在矛盾。首先，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思想体系，又必然是一种实践行为。“意识形态虽然是一些观点、思维方式、思想、甚至包括错误的认识，但又是处处体现在行为实践上的，这也就是叙事分析的基础。文化从来就不是哲学性的，文化其实是讲故事。观念性的东西能取得的效果是很弱的，而文化中的叙事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⑥ 其次，意识形态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功能。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其内部具有复杂的阶级矛盾，在每个时代的阶级关系中，支配阶级总是试图将其思想价值和体制普遍化和自然化，而被支配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常常企图抵抗和破坏支配性价值体系。作为阶级对话的产物，意识形态必然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其消极性表现为阶级性偏见或错误意识，即人们对真理、对事物的认识总会受到阶级地位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其积极方面则是带来了群体确认，说明意识形态的群体性而非个人性。正因为如此，詹姆逊指出，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考虑其中复杂的内在矛盾，明确建立起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方法。其一，判断关于文化现象的革命性或反动性、进步性或保守性，必须考虑意识形态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和主体立场。其二，我们对任何历史和文化艺术的判断都应坚持滑动于某一尺度之上的立场，即在完全拒绝与完全认同这相互诘难的两极之间滑动，而不应简单化和绝对化。
詹姆逊认为，文化不仅具有意识形态性，而且具有乌托邦功能。他接受了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理论观点，始终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作为理解文化文本的两个基本视角。在《政治无意识》中，他把弗洛伊德的生物性“个体无意识”和拉康的“语言无意识”修正为“政治无意识”，从心理学出发对文化中连接个人幻想和社会组织的机制进行说明，并把政治分析和文化分析结合起来，认为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也就是说文化文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而文本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双重力量——前者称作意识形态，后者称作乌托邦。他借用了恩斯特·布洛赫的观点，将乌托邦作为一种激励和希望的想象，并用之“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视角”。认为文本的乌托邦作为一种否定力量，表达了美好的未来理想，是人类追求的集体目的之信念的化身，指引着驳斥和打破现存社会秩序的实践行动。而文本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肯定力量，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观念、意志或愿望，体现着社会的主导话语或霸权话语，是对现存社会秩序合法性的论证。这就是说，文化文本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乌托邦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具有三位一体的同构关系。他反复强调乌托邦在后现代文化中的意义，认为“在目前环境下，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因而重新伸张改变这个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就变得越发刻不容缓了”。⑦
五、文化“他者”视阈：文化实践的关系模式
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群体共同遵循或认可的行为模式，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强调文化的群体共同性和对于个体存在而言的先在给定性。詹姆逊超越此观点而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他认为，一群体的文化对于群体中的个体而言是共同的，但对其他群体而言则是奇异的，他特别强调了文化“他者”视角的特殊性或差异性，并在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实践中始终坚持文化的“他者”视阈，对文化实践的关系模式进行了独特思考。
詹姆逊在《论“文化研究”》中说：“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是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⑧ 在这里，他从文化的“他者”视阈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化的深刻意蕴存在于群体关系之中。他对文化的群体关系进行了深入解释，指出一个群体与不同的群体接触可能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虽有对抗但不完全排斥，而是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来限定自己。一种文化只有借助于其他文化的参照，通过感受对方的奇异、陌生才能认识自己，才能在互相观照和互相审视中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从而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位置。而且，文化交流的双方还会因为彼此之间的不平等从而产生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集体性嫉羡或憎恶，继而影响到文化主体的身份建构。
詹姆逊把文化的“他者”视阈广泛运用于其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实践。他认为应把文化研究当作一门有能力思考区域性、民族性、国际性行动和经验框架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借此来更好地认识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关联和差异。他主张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作整体研究，认为“对文化或者说任何事物的理解只有通过交叉考察，或学科间互相涉指、渗透才能获得，才能完整全面。”⑨ 他明确指出，文化批判拒绝接受清一色的身份，不是将不同群体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消解为统一的意义，而“应当被看成是有关各社会群体大联盟设想的表现”⑩，其任务是揭示出文本中斑驳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像文化分裂主义那样追求某种独白式的话语。他极力推崇文化比较的方法，“为了研究某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即为了了解资本主义文化，我们必须研究了解另外一些来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文化。”(11) 他批判美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文化研究局限于探讨包括音乐、电视、性别、权力形式、族裔问题等大众文化现象，将美国文化的特殊性作为世界文化的普遍性，批判他们看问题不要历史角度，不要阶级观点，因而也不能使自己更充分地、更直接地去经验和体验种种社会和文化的现实。他一再警醒人们认识美国在全球化文化中的霸权主义。
基于文化的“他者”视阈，詹姆逊广泛考察各种群体关系及其文化，包括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全球化时代“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边缘群体文化与主流话语的关系等等。他期待着一种世界文化关联与和谐发展的局面。在对“世界文学”的意义的重新解释中，他指出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创作某种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典作品，从而超越国家打动形形色色读者，跨越民族环境去诉诸所有人。相反，他认为：“‘世界文学’的含义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一个民族语境，它意味着当我们同别国知识分子交谈时，本地知识分子和国外知识分子不过是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媒介。”(12) 他认为歌德所创造的“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指的是知识界网络本身，是思想、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新的模式。詹姆逊还特别关注“第三世界”文化的发展，并对思想界、知识界的“统一战线”和真正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联盟的出现充满期待。
总体而言，詹姆逊的庞杂著述虽然立足于考察后现代文化，但始终贯穿了一般文化理论的主线。他将文化置于广阔的理论视野和社会实践中，赋予其丰富而深刻的意蕴。文化不仅是思想，而且是行为，不仅是生产方式，而且是社会生活本身；文化不仅与经济共谋，而且与政治同语，与意识形态同构；文化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群体的，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全球的。他以一种执著的态度对“文化是什么”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对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的分析，对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联的考察，对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的判定，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的关注，表现出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
注释：
①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②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81页。
③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99-300页。
④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93页。
⑤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⑥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⑦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4-35页。
⑧ 詹姆逊：《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⑨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页。
⑩ 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1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12)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48页。
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