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巳、重阳习俗演变的文学轨迹——民族融合与时俗文学关系浅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重阳论文,习俗论文,轨迹论文,与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习俗是由历史实践的总和决定的。在古代民族融合过程中，各种习俗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从而有别于原来的形态。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主要是在农业文明和游牧文化之间进行的；北方游牧民族长于骑射，民族融合大潮中习俗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骑射活动的普遍渗入，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都有骑射项目。北朝贵族宴会时有射箭，有赋诗，并且相沿成习。《魏书》卷十九下记载，北魏孝文帝在为元桢饯行时说：“今者之集，虽曰分岐，实为曲宴，并可赋诗申意。射者可以观德，不能赋诗者可听赋也。当使武士弯弓，文人下笔。”他希望参加宴会的人赋诗申意，但又不一律强求，不能赋诗的人射箭也可以，这就为与会的文武大臣都提供了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北齐书》卷三记载，文襄帝高澄在招揽人才时也是如此，“执射赋诗，各尽其所能，以为娱适。”或赋诗，或射箭，各尽其能，不强人所难。表面看来，这种做法是兼顾文士和武士，实际上是对汉族和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关系加以协调。北方游牧民族原本在马背上讨生活，骑射是他们的擅长，但是，用汉语创作诗歌对他们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汉化程度很高的那部分人才有可能。北朝文人汉族居多数，赋诗是他们的本行，射箭却远逊于鲜卑骑士。中土宴饮习俗原以赋诗为主，北朝却变成赋诗和射箭并举，这一习俗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和单纯的骑射或赋诗相比，它的覆盖面远为广阔。民族融合过程中赋诗和射箭并存于同一场合的习俗，金代同样可以见到。《大金国志》卷九记载，金熙宗完颜亶汉化程度颇深，并且礼贤下士，“有未居显位者，咸被荐擢。执射诗赋，各尽所长，以为娱适。”金熙宗招揽人才时，能注意文人和武士的不同特点，兼顾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成员文化素质的差异，采取能够发挥各自特长的娱乐方式，因此深得人心。时令习俗作为社会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也出现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交汇的局面，中土的许多岁时习俗增添了骑射的内容，注入了尚武的因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岁时习俗的这种演变作了艺术的再现，具有宝贵的审美和认识价值。
一
上巳是古代重要的节日，汉代以前是在夏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上巳最初是卫生节，先民在这天到水中用香薰草药沐浴，为的是预防和消除疾病。青年男女也借此机会进行交往，选择配偶，《诗经·郑风·溱洧》反映的就是这种习俗。从晋代开始，上巳节又增加了曲水流觞的内容，就是在水边宴饮，把耳杯盛酒放置水上，让它随水飘浮，流到谁的面前谁就饮酒赋诗。对于中土文人来说，上巳是饮酒吟诗、谈玄论道的节日，也就是王羲之《兰亭序》所说的“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至于世俗百姓，则又有招魂占卜、钓鱼弹鸟等活动，唯独没有骑马射箭方面的项目。
十六国北朝是民族融合时期。一方面，中土的上巳习俗继续得以保留，另一方面，走马射箭又成为节日娱乐的重要项目，二者都成为北朝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
《北齐诗》卷一收录了邢邵的《三日华林园公宴诗》，其中有如下几句：“芳筵罗玉俎，激水荡金卮。歌声断以续，舞袖合还离。”诗人和朝廷显贵在水边宴饮，观看歌舞，“激水荡金卮”，指的就是曲水流觞之事。当然，文人在这个场合一定要咏诗作赋，彼此唱和。卢思道的《上巳禊饮诗》收录在《隋诗》卷一，全诗如下：“山泉好风日，城市厌嚣尘。聊持一樽酒，共寻千里春。余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苹。何言出关后，重有入林人。”卢思道在上巳这天和朋友在山泉边饮酒，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幽雅寂静，别有乐趣。以上两首诗都是写上巳节的宴饮场面，表现的是文士之乐，和南朝同类作品没有本质的差异。
从十六国时期开始，游牧文化的因子渗入中土的上巳习俗，增加了走马射箭的活动项目。《太平御览》卷三十引陆翙的《邺中记》称：“石虎三月三日临水会，公主、妃主、名家妇女无不毕出。临水施张幔，车服灿烂。走马步射，饮宴终日。”石虎，字季龙，羯族，后赵君主。后赵朝廷三月三日这天在水边宴饮，同时又走马射箭，参加游乐活动的不但有男性成员，而且还有许多贵族妇女。另据《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引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所述，石虎宫内多用女官，“内置宫女十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马步射”。后赵宫女亦接受骑射训练。由此推断，三月三日在水边骑马射箭的也有她们。北朝时期，由石虎开创的三月三日水边骑射习俗继续存在，而且已经规范化。《隋书·礼仪志》有如下记载：“后齐，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舆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群官坐定，登歌进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骅骝令进御马，有司进弓矢。帝射讫，还御坐，射悬侯又毕，群官乃射。”北齐在三月初三这天举行射箭仪式，皇帝和大臣都亲自参加，分马射和步射两项。
十六国到北齐都有三月三日进行射箭的习俗，北朝还出现了反映这种岁时场景的文学作品。庾信的《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载于《全后周文》卷八，序言中有“我大周之创业”等语，显然，这篇赋描写的是北周朝廷三月三日骑马射箭的活动。北周朝廷在三月初三也有临水宴饮的举措，同时又增加骑马射箭的内容，使节日活动更加丰富。赋的正文部分对射箭场面有如下描绘：
观贤于大射，乃颁政于司弓。变三躯而画鹿，登百尺而悬熊。繁弱振地，铁骊蹋空。礼正六耦，诗歌九节；七札俱穿，五豝同穴。弓如明月对堋，马以浮云向埒；雁失群而行断，猿求林而路绝。参加比赛的人面对箭靶射箭，箭靶上画有各种野兽图案，有的立在平地，有的高悬在空中。武士们射艺精湛，骑术高超，骑射表演令人眼花缭乱。赋的序言还写道：“既而弱木将低，金波欲上，天颜惟穆，宾歌惟醉。虽复暂离北阙，聊宴西城，即同邦水之朝，更是歧山之会。小臣不举，奉诏为文。”北周朝廷三月三日的活动是先进行马射，黄昏时宴饮，庾信的《马射赋》就是即席奉诏而作。
庾信还有《春赋》一文，载于《全周文》卷八，《六朝文絜》卷一也收录了这篇作品。《春赋》的后半部分先写马射：“协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车小苑，连骑长杨，金鞍始被，柘弓新张。拂尘看马埒，分朋入射堂。”后面又有如下文字：“三月三日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春赋》后半部分写了马射和曲水流觞两项活动，和北朝三月三日的节日习俗正相吻合。关于这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六朝文絜》的笺注者黎经诰称：“且子山自入魏而后，大抵皆离愁之作，触景伤怀。似此诸赋，辞伤轻艳，恐非羁臣所宜。观其文气，略与梁朝诸君相似。”黎经诰认为庾信的《春赋》作于南朝，而不是入北朝以后所写。黎氏提出了两条论据，但都经不起推敲。说庾信入北之后的作品大多抒发愁思，其实也不尽然，前面提到的《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就丝毫没有触景伤怀的味道，却是非常欢快热烈。南梁文人萧纲、萧绎分别著有《晚春赋》和《春赋》，收录在《全梁文》卷八、卷十五。从这两篇作品现存遗文来看，无一字言及马射。庾信的《春赋》虽然在名称上和南梁文人相同或相似，但其中的马射内容却是南朝同类作品所见不到的。庾信的《春赋》也是以北朝三月三日的活动为背景，先写马射，继写曲水流觞，选取典型场面加以渲染。可以设想，如果北周朝廷三月三日的游乐活动没有骑射和宴饮两项内容，庾信的《春赋》就不会有上面提到的场景描写。《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和《春赋》，都是庾信进入北朝以后所作，又都和三月三日岁时习俗有关，二者堪称姊妹篇。只是《马射赋》仅限于铺陈骑射活动，而《春赋》展示的场景则比较繁多；前者是纪实之作，时间非常确定；后者则带有浪漫色彩，时间上没有限定在三月三日这一天。
三月三日的游乐活动包括骑射项目，这种现象在辽代也可以见到。《辽史·礼志》记载：“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这和北朝的上巳节骑射活动有些相似，只是显得更加自由，保留了纯朴的原始风尚。初唐沈佺期《三日独坐驩州思忆旧游》一诗载于《全唐诗》卷九十七，是沈佺期流放岭南时所作，驩州，治所在九德（今越南荣市）。诗中在回忆长安、洛阳三月三日的游乐场面时称：“童子成春服，宫人罢射鞲。”宫人指宫女。射鞲，射箭时用的皮制臂套。这是说唐代两京的三月三日有宫女参加射箭，射完之后解下臂套。
中土原有的上巳习俗是曲水流觞、宴饮赋诗，十六国北朝的民族融合又为这个节日增添了骑马射箭的项目。表面看来，这两项活动一文一武，迥然有别，可是，它们在本质上又有相通之处。曲水流觞，一饮一咏，人们是在较量诗才文采；跃马盘弓，分朋射侯，则是比试射艺骑术。二者都是要区分高低，都是在进行比赛，所以，三月三日习俗的演变，遵循着内在的逻辑，有规律可循。只要是阅读反映三月三日习俗的诗文，就会感受到那种欢乐的情调、热烈的气氛以及文人武士在友好竞争中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精神。不过，中土原有的上巳习俗和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三月三日活动内容，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阅读反映上述两类习俗的诗文，前者使人感到轻松型的愉快，后者则是轻松型愉快和紧张型愉快的迭兴。
二
夏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关于它的由来，西晋时期始正式见于记载。《艺文类聚》卷四引周处的《风土记》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周处是西晋初期人，他所说的重阳节的由来还是可信的，在他生活的时代已有九月初九头插茱萸的习俗。《艺文类聚》卷四还收录了南梁吴均所著《续齐谐记》关于重九的传闻：“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据说桓景按照费长房的吩咐行事，全家免除了一场灾难，九月初九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也就相沿不改，成为一种习俗。费长房是东汉人，《后汉书·方术列传》记录了他的一些传说。对于重阳节的上述习俗，从南朝刘宋时期开始，许多诗文都作了如实的反映，《艺文类聚》卷四多有收录。
处在民族融合大潮中的北周也有重阳节，不过，北周重阳节的活动增加了新的内容，就是进行狩猎。《北周诗》卷一收录了王褒的《九日从驾诗》，其中写道：“黄山猎地广，青门官路长。……高旆长楸坂，缇幕杏间堂。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苑寒梨树紫，山秋菊叶黄。”王褒另有《和张侍中看猎诗》，其中有“更猎黄山围”之语，可见黄山是北周贵族经常从事狩猎的地方。王褒在重阳节从驾狩猎，同时也借机赏菊，所以诗中提到“山秋菊叶黄”。不过，赏菊已不是节日活动的主要项目，它服从于狩猎。中土原有的重九习俗有登高饮菊花酒，头插或臂系茱萸等项，都是禳灾祛难的举措。北周重阳节从事狩猎活动，和这个节日原有习俗的宗旨并不违背，因为狩猎也是一种兴利除害的举措。北周皇家猎场在黄山，狩猎当然要登山，这和原有的九月初九登高习俗也是一致的。总之，尽管北周的重阳节活动有狩猎穿插其间，但和原有节日习俗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是在旧有习俗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
南北朝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北朝重阳节有狩猎活动，南齐开始也有重九讲武习射的习俗。《南齐书·礼志上》记载：“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关于南齐九月初九马射习俗的由来，《南齐书》著者，生活在梁代的萧子显已经说不清楚。他引述别人的看法，声称是效仿汉代立秋习武的礼仪。可是，汉代立秋习武是在七月，《后汉书·礼仪志》有明文记载，和九月相距时日甚多，南齐重阳节马射当另有原因。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一种，那就是受北朝游牧风气的影响。
南齐重阳节的活动既有登高饮酒，又有走马射箭，齐梁文人的重阳诗陆续涉及到这两方面内容。梁简文帝萧纲《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诗》载于《梁诗》卷二十一，诗中写道：“兰羞荐俎，竹酒澄芬。千音写凤，百戏承云。紫燕跃武，赤兔越空。横飞鸟箭，半转蛇弓。”南梁朝廷九月初九的活动丰富多彩，有宴饮，有百戏，还有射箭。《梁诗》卷二十三载有庾肩吾的《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其中有如下一段：“玉醴吹岩菊，银床落井桐。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转红。饮羽山西射，浮云冀北骢。尘飞金埒满，叶破柳条空。腾猨疑矫箭，惊雁避虚弓。”重阳节是长寿节，所以，参加游乐活动的南梁贵族饮菊花酒，吃仙桃。至于走马射箭，则是作为一种娱乐进行表演，以供观赏，使节日气氛更加热烈。
唐朝继承了南北朝民族融合的文化积淀，重阳节也有狩猎、射箭等活动，并有相关诗文传世。《全唐诗》卷一百零三载有赵彦昭的《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诗，全文如下：“秋豫凝仙览，宸游转翠华。呼鹰下鸟路，戏马出龙沙。紫菊宜新寿，丹萸辟旧邪。须陪长久宴，岁岁奉吹花。”这首诗作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唐中宗亦有《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作》一诗，前有序言，其中提到当时唱和的24人就包括赵彦昭。唐中宗君臣在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佩带茱萸，同时又牵犬臂鹰，沿途进行狩猎。《太平御览》卷三十二引《豫章记》：“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陂有龙形，俗为九日登高处。”诗中“龙沙”一语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唐代宫廷重阳节有狩猎活动，有些传说故事以此作为文化背景。《太平御览》卷三十二引《集异集》称：“明皇天宝十三年重阳，猎于沙苑，云间有孤鹤徊翔焉。上亲御弧矢，一发而中。其鹤则带箭徐坠，将及地丈许，歘然矫翰，西南而游。”据说被唐明皇射中的孤鹤，乃是蜀地青城道士徐佐卿所化。后来徐佐卿把这支箭放置在明月观，唐明皇到蜀地避难时路过明月观，遂将此箭收回。这个传说带有神异色彩，虚妄成分很多。然而，写唐明唐重九狩猎，并非全是凭空臆想，而是有习俗为据。重九射箭活动在唐代也可以见到。《全唐诗》卷二百七十载有戎昱《观卫尚书九日对中使射破的》一诗，全文如下：“盛宴倾黄菊，殊私降紫泥。月营开射圃，霜旆拂晴霓。出将三朝贵，弯弓五善齐。腕回金镞满，的破绿弦低。勇气干斗牛，欢声震鼓鼙。忠臣思报国，更欲取关西。”诗中的卫尚书指卫伯玉。戎昱是荆南人，卫伯玉镇守该地，辟为从事，这首诗就作于任从事期间。卫伯玉身为一方节度使，重阳节设宴款待幕僚，饮菊花酒。在会见传送天子诏书的使者时，搭弓射箭，一发中的，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使重阳节的活动在原来基础上又增添狩猎马射的内容，这种情况在后来的辽金时期又重复出现，并有相关的文学作品加以表现。
《辽史·礼志》所记岁时杂仪称：“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舌为脔，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
禳。”契丹族在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以茱萸禳灾，和中土习俗相同。《辽史·游幸表》记载，穆宗应历十三年(963)九月，“登高，以南唐所贡菊花酒赐群臣。”应历十八年(968)九月，“以菊花酒赐群臣，猎熊。”契丹贵族像中土文人一样，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并且创作咏诵菊花的诗文。侯延庆《退雅斋闻录》记载，李处能是辽相李俨的后代，他曾对刘远说道：“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曾荷宠异。尝于九日进《菊花赋》，次日赐诗答批一绝句云：‘昨日吟卿《黄花赋》，碎剪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秋风吹不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四亦收录此诗，但文字稍异。李俨在重阳节向辽道宗耶律洪基奉献《菊花赋》，耶律洪基以诗作答，君臣唱和，成为重阳节的一桩雅闻。契丹族又有重九射虎的习俗。《辽史·营卫志》记载，契丹君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逐水草畋猎，四时各有往在之所，名曰捺钵。契丹君主秋捺钵在伏虎林，整个秋季都驻扎在那里，由此推断，重阳节的射虎也在伏虎林。《全辽文》卷三收录了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的《伏虎林应制》一诗，诗云：“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又据《辽史·营卫志》记载，伏虎林在永州西北50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永州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位于潢河与土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伏虎林是辽景宗降伏猛虎的地方，后来的契丹君主重阳节在这里射虎，可谓名副其实。萧观音的《伏虎林应制》诗，很可能就是为重九射虎而作，用以歌颂辽道宗长于骑射的武功和契丹国的强大声威。金因辽俗，许多礼仪都承袭契丹族的旧制，重九射猎活动在金代也被保留下来。《全金词》第7～8页录有蔡松年的《水调歌头》词之四，序云：“丙辰九日，从猎涿水道中。”全词如下：“星河淡城阙，疏柳转清流。黄云南卷千骑，晓猎冷貂裘。我欲幽寻节物，只有西风黄菊。香似故园秋。俛仰十年事，华屋几山邱。倦游客，一樽酒，便忘忧。拟穷醉眼何处，还有一层楼。不用悲凉今昔，好在西山寒碧，金屑酒光浮。老境玩清世，甘作醉乡侯。”蔡松年仕金官至右丞相，死后加封吴国公。这首词叙述作者重九随从狩猎的见闻和感受。参加狩猎的人员很多，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队伍在清晨出发，尽管身著貂裘，依然觉得凉气袭人。狩猎过程中观赏菊花，饮菊花酒，使他忘掉忧愁，甘愿在醉乡中度日。这首词是蔡松年老年时所作，当时他已是身居重位，词中描写的是契丹贵族的重九狩猎活动，所以排场很大。
民族融合使重阳节的活动增加了狩猎骑射的项目，带有尚武的色彩，从而成为促进节日氛围变化的重要因素。
重阳节本起于禳灾，由于它的出现较晚，汉代才被正式确立，所以，直到东晋刘宋时期，重阳这天还带有忧郁的色彩，保留了初始阶段的基本风貌。《全三国文》卷七录有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全文如下：“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九月是秋季的最后一个月，曹丕在九月九日这天面对草木凋枯的景象，联想到人生的秋天，有几分苍凉之感。他又从秋菊独荣得到鼓舞，产生了延年益寿的信心。于是，他将一束菊赠给钟繇，表示对他美好的祝愿。曹丕在这封信中尽管有一种积极的乐观态度，但仍然使人感受到他在重阳节所遭遇的困扰，人生有限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艺文类聚》卷四收录了刘宋博亮的《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抄录如下：“岁九旻之暮日，肃晨驾而北逝。度回壑以停辕，凌孤馆而远憩。何物惨而节哀，又云悠而风厉。悴绿蘩于寒渚，陨丰灌于荒澨。玩中原之芬菊，惜兰圃之凋蕙。旌竹柏之劲心，谢梧楸之零脆。尔乃流眄平隰，落日还皋，于感具盈，在物周骚。聆鸡鹍之凄响，沂鸣林之浏飚；彼游子之苦伤，每寤叹于我劳。矧集悲而钟苦，疚寸心其如
。眇天末以遥瞪，怨故乡之阻辽。”这篇作品和王粲的《登楼赋》非常相似，继承的是传统的悲秋主题。作者登台远望，仿佛面对人生和自然界的秋天，凄惨之情难以自己。其中有游子的乡关之思，有人生辛劳的感慨，而万物肃杀的深秋景象，又使这种感伤忧郁变得更加深重。总之，在傅亮的这篇作品中体验不到重阳节的欢乐，而是由它引发出众多的忧思。陶渊明的两首重阳节诗载于《晋诗》卷十七，《九日闲居》云：“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己酉岁九月九日诗》写道：“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陶潜在重阳节抒发的是对宇宙人生的无可奈何之感，只能用酒来麻醉自己，把延年益寿的渺茫希望寄托在菊花上。从上述诗文不难推测，晋宋时期的重阳节活动还笼罩在忧郁的气氛中，人们主要不是进行娱乐，而是在和命运抗争，经受着感情的折磨。
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使重阳节增加了狩猎和骑射的内容，与此相应，节日气氛也为之一变，开始充满欢乐和喜悦。狩猎是一项娱乐活动，马射则是进行骑术和射艺的竞赛，表演时场面尤为热烈。《梁诗》卷八收录了刘苞的《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其中对重阳马射有如下描写：“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羽，侧驰竞纷驰。鸣珂饰华眊，金鞍映玉羁。”武士进行马术和射箭比赛时争先恐后，抢献绝技，再加上服装和马具各种华美的装饰耀眼夺目，铿锵作响，令人目不暇接，赞叹不已。在这样的场合，哪里还会有晋宋文人的那种苍凉之感呢。民族融合不仅使重阳节的活动增加了项目，而且使它发生了质的变化，变忧郁为欢快，变冷清为热烈。阅读反映重九习俗的古代文学作品，可以明显感到民族融合给节日气氛带来的巨大转变。当然，从中国古代节日习俗演变的情况来看，总的趋势都是向娱乐性方面发展，如果没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它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但要缓慢得多。另外，促成重阳节氛围转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南北朝民族融合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尽管如此，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为重阳节氛围的改变注入了活力，创造了条件，却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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