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模型及政策含义——以浙江、福建、天津三地1702个个体样本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天津论文,为例论文,浙江论文,样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考察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处于转移、流动中的经济人口”（刘伟和平新乔，1989）①，而劳动力的流向则是指“劳动力流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方向性变化时的各种指向”（胡军，1986）。中国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自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农民自发进行继而于1979年初以后为中央政府正式认可与肯定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使农业生产获得急速增长。一方面，“农村新增资源被配置到原先受压抑的劳动密集部门，促进了一些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蔡昉和林毅夫，2003）；另一方面，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宪法秩序”（林万龙，2003）下广大农村地区长期累积起来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了自发性的流动，并在1989年以后形成几次“民工潮”。目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3亿”（胡鞍钢，2005）。
“人口的移动一直是离开土地而不是趋向土地的”（希克斯，1969）。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和资源从农业向这些部门的流动，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劳动力流动，在现代发展经济学中有两个基本解释：一是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二是托达罗“关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模型”。前者强调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者强调农村城镇化就地吸收从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进而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与农村城市化的分析统一起来（刘伟和平新乔，1989）。
“人口流动不仅仅是两个部门真实报酬的实际差别的函数，而且是城市部门工作机会水平的函数”（瑟尔沃，1999）。根据收入均等化的理论，赵耀辉认为，“收入的差别构成了流动的动机——人们有一种往他们能够获得收入最高的职业或者地理位置流动的趋向，而收入差别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包括了非货币性的工作条件的差别”（赵耀辉，1999）。因此，在当前中国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收入差异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对那些呆在农村老家一年很少甚至毫无经济收入的中青年农民、多年来农村教育逐步改善高校扩招接受了初中高等教育但在当地难就业的青年来说，只要他们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必需的迁移费用，在比老家获得高得多的收入或过上更好生活的预期下，纷纷涌向东部地区和城市”（梁雄军，2004）。
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先发于‘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如浙江省的温州、台州地区等）。一些更能吃苦、胆子更大、不安现状（有些还有工匠技能）的青壮年农民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期率先进入城镇，他们先在非正规部门从事各种小服务活动（如街道小商人、理发、擦皮鞋、搞搬运等）以维持生活”。随着城市居民服务需求的增长，进城农民的规模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大，随着城市改革为农民进入城市正规部门从事“苦、脏、累、急、难、险”的工作提供了机会。农民进城显著的收入效应，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 （梁雄军，2005）。继而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和（后来的）民（私）有经济在大量吸纳本地农民就业后，开始招收和使用外地青年农民工，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城市”流向出现了分岔——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②。近年来，中国政府进一步重视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在政策上采取了许多保护农民工利益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措施③。
中国近30年的发展，主要是经济政策逐步放宽过程中传统部门以外增量的增长，其目前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全球第四。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紧密相关。这也与国际经验相符合：“从历史上看，发展过程始终是与大批人口离开土地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瑟尔夫，1999）。由于中国农村城（市）镇化和农村工业化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必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第一，中国劳动力除从农村流向城市外，目前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已成为（还将是）主要的流向，并且，流入地的城市扩张或乡村城（市）镇化进程的加速也得益于此。第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是在较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迁徙，而中国目前正在构建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有不少体制性因素阻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导致广大农村外出劳动力无法成为稳定的非农产业工人。第三，目前农村劳动力在从欠发达地区流入城市和较发达地区务工的同时，许多人又在不同城市和地区间的非农产业里继续流动。显然，农村劳动力首次离乡外出务工与外出务工后在非农产业里的经常流动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目前理论工作者对这二种流动的差异，尤其是后一种流动——我们在本文将称之为“劳动力的二次流动”的动因未予应有的关注。
纵观劳动力流动的已有研究，虽然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前一段时期的“民工潮”，托达罗的劳动力“乡—城”流动模型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或动机，从夏振坤等“关于民工浪潮的理论思考”到左大培的解读“民工荒”，还有国内许多学者④ 都对劳动力流动做过多维度的深入讨论，但均未对劳动力流入城市或发达地区后继续流动的各种原因作进一步探讨。胡军（1986）讨论过劳动力流向、流速、流量的宏观控制问题；诸建芳等（1995）有过“劳动力流动能给职工提供更多的机会去获得更高的收入，一般说来劳动力流动对收入有积极影响”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改革”课题组也有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流动过程和稳定过程”的专论。这些研究虽然都暗含了劳动力“二次流动”的问题，然而却都未能深入和展开。
综上所述，目前专门论述劳动力二次流动的文献尚不多见，尤其是对个体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的文章更少，而且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的考察也不够全面。经验恰恰表明，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与农民工找工作难并存的问题，都与外出劳动力的“二次流动”高度相关。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劳动力流动和二次流动的原因，应该也可以做出更加全面的解释。
首先，本文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分为“一次流动”和“二次流动”二个维度。这里的一次流动指的是欠发达地区中青年农民和农村知识青年在多种动机（个体间的主导动机不一）支配下，离开家乡到城市或发达地区的非农产业寻访职位并就业的经济活动过程⑤，可以简称为“外出务工流动”。本文将劳动力“二次流动”定义为：已经离开农村老家流动到外地区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力，因某些原因在外地区的非农产业里变换（包括经常变换）务工地域或者企业（职业）的求职活动过程，可以简称为“变换工作流动”。一次流动也可以直观地认为农村劳动力第一次远离家乡到外地区的非农产业寻访新职业的活动，但二次流动却被认为是他们在完成一次流动后在外地区非农产业里多次或经常性的寻访新雇主的流动（也可以说是他们在外务工中的再次流动），而不能简单理解为第二次流动。本文的研究聚焦于农村劳动力的二次流动。
其次，根据以上定义和长期经验观察，我们假设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二次流动，可以区分成两个水平：一个水平为变换务工地的流动，简称“换地区流动”，指外出务工者从一个县级（或地市级与省级）行政区域流动至另一个行政区域；另一个水平是变换务工企业的流动，简称“换企业流动”，指外出务工者在一个务工地内由一企业转到另一企业谋职（即在一个县、地级行政区域内流动）。同时，“换地区流动”和“换企业流动”包含着跨行业流动。这两个水平的流动既有其各自内在的多种原因或动机（包括当初外出务工的动因），而影响二次流动的因素又可能相互关联、交互作用，并且，个体在动机、心理和素质上的差异，也可能成为二次流动特点的归因。
再次，我们进而假设劳动力二次流动由众多的因素所致。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收入报酬、工作机会、劳动条件等），能力因素（求职、语言、心理、适应性和人际关系能力等），自我发展因素（提高技能、增长能力、在职培训等），向往更好生活因素，交通通讯因素，管理因素（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等），政府行为，社会保障，务工环境，等等。
论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浙江省的台州市、温州市、宁波市、厦门市和天津市的津南区等五市（区）1702位外来务工者作问卷调查，并对问卷变量进行因素分析，获得可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31个因素；第三部分以相关因素为自变量对反映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发生（两个水平的）二次流动的8个（因素）指标做线性回归估计（以验证上述假设）；最后，以统计检验结论为基础，分别建立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两个水平的模型和一般模型，并在全文小结中讨论模型的政策含义。
二 影响劳动力二次流动因素的描述
本节先对问卷调查工作做一简要介绍，然后完成因素分析工作。
（一）问卷设计、调研概况和统计说明
1.问卷设计
问卷由反映被调查者个体特征、个体经历的相关内容和个体对所经历的事实或感受进行评定的7点（间距）量表等3部分组成，其中可用作因素分析的问卷变量（即问题）共99个。
2.调研概况
问卷调查工作于2005年3月底至5月初在台州市、温州市、宁波市、厦门市和津南区等5个地级市（区）的41家（加工制造、餐饮服务和建筑施工）企业的外来员工（即非本市籍人士）中进行。共收回问卷2182份，有效问卷1702份，有效问卷率为78.0％。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处理，借助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11.5完成。
3.统计说明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选用7点（间距）量表，其定义是：1为“非常赞同”、2为“同意”、3为“基本同意”、4为“说不清”、5为“不太同意”、6为“不同意”和7为“极不同意”，统计量均值越小则表示评价程度或认同水平越高。
（二）问卷数据的因素分析
依据研究构思与假设，我们对7点（间距）量表中的问卷变量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如下⑥：
1.外出务工原因
该维度由表1所列的9个变量组成4个因素，分别命名为“为增加收入外出务工（简称为增加收入）”、“为增长才能外出务工（简称为增长才能）”、“为改变现状外出务工（简称为改变现状）”和“为更好生活外出务工（简称为更好生活）”，解释了69.579％的总变异。这4个因素构成了农村劳动力离别家乡“外出务工流动”的主因。
2.务工者素质
该维度由表2所列的11个变量组成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求职能力”、“语言能力”、“生活适应”、“同事相处”和“身心健康”，解释了71.860％的总变异。由变量内容知，这5个因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
3.迁移条件
该维度由表3所列的7个变量组成3个因素，分别命名为“通讯条件”、“交通条件”和“首次外出务工费用（简称迁移费用）”，解释了72.224％的总变异。
4.务工状况综合评价
该维度由表4所列的15个变量组成6个因素，分别命名为“现务工地与别地综合比较更好（简称异地比较）”、“目前务工心情良好（简称务工心情）”、“对目前务工收入满意（简称收入满意）”、“在现单位务工能力有提高（简称能力提高）”、“目前工作比较辛苦（简称艰辛务工）”和“参加现务工单位培训（简称在职培训）”，解释了72.488％的总变异。“异地比较”被我们假定为二次流动中的“换地区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
5.现务工单位管理评价
该维度由表5所列的8个变量组成3个因素，分别命名为“认同现单位管理制度与方式（简称认同管理）”、“现单位人事薪酬福利管理公平（简称公平管理）”和“现单位未欠薪扣薪（简称未克工薪）”，解释了72.436％的总变异。
6.持续现地务工意向
该维度由表6所列的13个变量组成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不愿换地”、“政府关心”、“环境和谐”、“打算长期在现地务工（简称长留现地）”和“社会保险”，解释了73.398％的总变异。“不愿换地”和“长留现地”也是反映劳动力“换地区流动”的另两个重要指标。
7.在当地“跳槽”原因
该维度由表7所列的11个变量组成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因管理粗暴苛刻跳槽（简称因粗苛跳槽）”、“因劳动强度超限跳槽（简称因超限跳槽）”、“因遭遇不公正跳槽（简称因不公跳槽）”、“跳槽会学到更多技能（简称学技能跳槽）”和“跳槽会获得更好发展（简称求发展跳槽）”，解释了77.691％的总变异。它们构成务工者变换务工单位，即“换企业流动”（“跳槽”）的主要动因。这5个因素被认为是衡量二次流动中的“换企业流动”的主要指标，也是员工跳槽的敏感性指标。
上述因素分析结果与本文的构思与假设较为吻合，且统计量荷重值和α系数也表明，所得的31个因素及其构成都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三 基于二次流动模型对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各因素的数据通过残差的直方图和累积概率图检验后，我们用相关因素对衡量劳动力二次流动的8个假设指标——“异地比较”、“不愿换地”、“长留现地”、“因粗苛跳槽”、“因超限跳槽”、“因不公跳槽”、“学技能跳槽”和“求发展跳槽”分别作逐步回归分析，建立反映劳动力二次流动的如下8个回归方程（模型），并对各模型中因素间（即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行必要的阐述和解释。
（一）换地区流动的3个模型
1.影响“异地比较”的相关因素
农村外出务工者是否做出“现务工地与别地综合比较更好”（即“异地比较”更好）的评价，是衡量他们会不会出现“换地区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表8）模型1中，目前务工心情舒畅、感到收入满意、愿意长留现地、感受政府关心、身心健康、得到在职培训，以“增加收入、改变现状、增长才能”为外出务工目的，这些（因素）都会使外出务工者做出“异地比较更好”的评价，因而不会造成“换地区流动”；而现地的“通讯条件”和“同事相处”二因素的作用却反之。
2.影响“不愿换地”的相关因素
农村外出务工者“不愿换地”意愿的强弱，是反映他们是否选择“换地区流动”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在（表9）模型2中，愿意长留现地、认同现单位管理、感到收入满意、未被克扣工薪、务工心情良好、身心健康、感受公平管理、以增加收入为务工目的、遇粗暴苛刻管理便在当地跳槽，这些（因素）都使外出务工者“不愿换地”，即不会进行“换地区流动”；但认为跳槽会学到更多技能、获得更好发展和追求较低“劳动强度”的务工者，当这3个愿望在本地不能实现时，都会做出“换地区流动”的决策。
3.影响“长留现地”的相关因素
农村外出务工者“长留现地”务工的态度，也是决定他们是否“换地区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表10）模型3中，不愿换地的倾向、认为环境和谐、异地比较更好、愿意参加社保、感到收入满意、得到在职培训、感受当地政府关心、生活适应、认同管理、务工心情良好和以改变现状为务工目的，这些（因素）都使外出务工者决定“长留现地”而不“换地区流动”；而“因劳动强度超限”（曾经）跳槽的务工者，若在现地找不到劳动强度较低的企业时，便会产生“换地区流动”。
（二）换企业流动的5个模型
1.影响“因粗苛跳槽”的相关因素
在（表11）模型4中，外出务工者因劳动强度超限、管理不公和多学技能而跳槽的想法，不愿换地的态度、便捷的通讯条件、参加社保的意愿，以改变现状和增加收入为务工目的，这些（因素）都会使他们在遭遇粗暴苛刻的管理时选择跳槽出现“换企业流动”；但“身心健康”、在现企业已获得“能力提高”的在务工者，在“为更好生活”的初衷作用下，会忍受当前的管理而继续在现单位工作；“交通条件”在本模型中成为阻止因“管理粗暴苛刻”采取“换企业流动”的因素，可能因为辞去现职到新单位后，往返老家会增加费用或不便。
2.影响“因超限跳槽”的相关因素
在（表12）模型5中，持有因管理粗暴苛刻、管理不公和自身求发展而跳槽的想法，或以改变现状为务工目的和语言能力较强的外出务工者，都会因“劳动强度超限”离职，而不愿换地的意愿、艰辛务工的精神和便捷的通讯条件，都会阻止他们因“劳动强度超限”而炒老板。
3.影响“因不公跳槽”的相关因素
在（表13）模型6中，因劳动强度超限、管理粗暴苛刻和为多学技能产生跳槽想法，有艰辛务工精神、与同事和睦相处、未被克扣工薪、希望参加社保、认为通讯条件便捷的务工者，都会因管理不公离职跳槽；而“务工心情”良好和感受着（一些管理者）“公平管理”的务工者，在（某些场合）“遭遇不公”时却不会改变务工单位。
4.影响“学技能跳槽”的相关因素
在（表14）模型7中，为求发展和因管理不公跳槽、以增长才能和改变现状为目的、在现单位能力得到提高、求职能力较强和感受当地政府关心的外出务工者，都会为多学技能发生“换企业流动”；但对务工收入满意、不愿换地和经“异地比较”认为现务工综合情况更好的务工者，却不会为多学技能而跳槽。
5.影响“求发展跳槽”的相关因素
在（表15）模型8中，持有为学技能、回避劳动强度超限跳槽的想法和追求更好生活为目的、认为现在环境和谐、具有艰辛务工精神和良好务工心情的外出务工者，都有“求发展跳槽”的动机；然而，在现单位得到“能力提高”者和“不愿换地”者，都不会为获取“求发展”的机会离职跳槽。
以上8个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各方程的自变量回归系数和决定系数（调整后
值）均达到较高的解释水平，各回归系数t检验和回归方程F检验的结果均处于非常显著和显著水平，且方程的拟合度良好。经对方差膨胀因子和自相关系数作检验，所有VIF值都未超过界限（1＜VIF＜10）、D－W值均接近2，可以认为各方程自变量间无显著共线性和无显著自相关，表明回归分析结论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因此，衡量劳动力二次流动“换地区流动”水平的3个假设指标（“异地比较”、“不愿换地”、“长留现地”）和“换企业流动”水平的5个假设指标（“因粗苛跳槽”、“因超限跳槽”、“因不公跳槽”、“学技能跳槽”和“求发展跳槽”），可通过统计检验；从各模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分析，既验证了前文关于劳动力二次流动由众多因素所致，且相关因素可能交互作用的假设，也能对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现实情况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四 模型综合与全文小结
以上节回归结论为基础，我们先分别构建“换地区流动”和“换企业流动”的综合模型，进而再将这两个水平的模型转换成劳动力二次流动的一般数学表达式；同时，给出模型的理论解释并进行模型政策含义的讨论。
（一）劳动力二次流动两个水平的综合模型
透过表1至表7和表8至表15的因素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将同属变换务工地水平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进行“集合”，称之为劳动力二次流动的“换地区流动”模型；将同属变换务工单位水平的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和模型8“集合”，称之为劳动力二次流动的“换企业流动”模型。根据相关因素⑦，建立如下两个水平的模型。
1.劳动力二次流动的“换地区流动”模型
“换地区流动”是在外务工人员将自己在目前务工地务工的综合感受与外出务工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比较，并利用相关信息（主要来源于在其他地方务工的同学、同乡、亲友等）预期当前的务工状况肯定差于异地的情况下，选择到另一行政区域谋职⑧ 的活动。在公式中（1）中，对在外务工者“换地区流动”决策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因素有23个，它们相对地被归类于7个维度：经济（economy）维度（E），涉及因素：为增加收入、通讯条件、收入满意、未克工薪；个体能力特征（ability）维度（A），涉及因素：生活适应、同事相处、身心健康、务工心情；企业管理（management）维度（M），涉及因素：在职培训、认同管理、公平管理、因粗苛跳槽、因超限跳槽；自我发展（development）维度（D），涉及因素：为增长才能、学技能跳槽、求发展跳槽；社会公共管理（society）维度（S），涉及因素：政府关心、环境和谐、社会保险；地区比较（region）维度（R），涉及因素：异地比较、长留现地、不愿换地；向往更好生活（life）维度（L），涉及因素：为改变现状。
2.劳动力二次流动的“换企业流动”模型
“换企业流动”是务工者个体将自己在现企业的务工感受与外出务工目标的实现程度作比较，并依据当地的企业信息从最大化个人效用（长远的或短期的）出发，（是否）实施变换现务工单位决策⑨ 的活动过程。在公式（2）中，有26个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务工者“换企业流动”的选择，同样相对地被归类于以上7个维度，差异仅在少数几个因素上。
（二）劳动力二次流动的一般模型
基于以上劳动力二次流动两个水平的模型及所做的因素归类，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它们“集合”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二次流动模型，即：
劳动力二次流动模型｛“换地区流动”模型，“换企业流动”模型｝
为回归系数；E（经济），A（个体能力特征），M（企业管理），D（自我发展），S（社会公共管理），R（地区比较）和L（向往更好生活）分别为影响劳动力二次流动（除迁移费用外，共30个）因素的7个维度；Others为其他未知因素。
至此，我们完成了基于1702个个体样本调查数据构建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模型的工作。
（三）简要讨论与全文小结
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产物。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先集中流向城市（城镇）的边缘部门，继而分流至较发达地区城乡的特点，从人力资源低成本配置优势和人口集聚角度揭示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城镇）化⑩ 的一个规律。中国各级政府是“强势”政府，具有很大的增进或抑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能量(11)；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过程中，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体制性、制度性(12) 问题交互作用并影响着劳动力的流动和二次流动；而目前吸纳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领域的主体是各类民营企业，大量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准有待提高的企业经营者一直面对并将继续面对“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进行雇用决策，半斤对八两的非合作博弈曾使局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无法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均衡，较长时期内可能还会使“在职寻访”活动处在较高的水平上（或曰“换地区流动”与“换企业流动”的流量、流速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民工荒”。根据对近年来我国沿海多个地区“民工荒”现象的观察，我们认为，劳动力二次流动是农民工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的具体行动，大规模“换地区流动”的结果是导致一些地区出现“民工荒”(13)。中国目前形式的农村劳动力迁移，“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目前劳动力的流动现状是否需要改变，应当怎样改变？这需要对不断变化中的劳动力流动持续进行观察与研究。
针对上述特点和现状，相对于以往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我们的劳动力二次流动一般模型，在揭示农村（外出）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与原因方面，有了明显的拓展。一是社会（公共）管理维度，涉及到政府行为、社会环境和社会保障3个因素；二是企业管理维度，涉及管理制度与方式、工作条件、就业歧视等因素；三是个体能力特征维度，比前人增加了几个心理和品格方面的因素；四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动因维度，将外出务工的目标多元化，而未局限于经济性的思维；五是增加了不同地区务工综合情况比较等3个因素，既直接反映了引发劳动力跨区域二次流动的动因，又考虑到中国农村城（镇）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现实。同时，我们建立体现劳动力“换地区流动”和“换企业流动”两个水平的8个具体模型，从多角度揭示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相关因素的关系，不但与中国目前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管理理念、政府公共服务、农民工个体素质及其务工目的等显著差异引致劳动力流动和二次流动的现实更加接近，还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流动和稳定的关系”(14)，同时也能使目前“民工荒”问题的讨论更有产业、收益和流动动机比较等意义。
本模型的政策含义是：各级政府宜为劳动力的流动及其在务工地相对稳定的务工创造条件，在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的同时，充分重视和发挥农民工自我维权的能动性，积极维护外来劳动者的基本权益(15)，并为他们的生活改善尽力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16)；各类用工企业要确立科学的经营理念，认真贯彻《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善待外来劳动者，不断改善管理方式和劳动、生活条件，重视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为员工的职业发展提供平台，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从而降低外来务工者“换地区流动”和“换企业流动”的频率和规模，消除“民工荒”，并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的逐步升级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同时，中国各级政府应该紧紧抓住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稳定的城镇产业工人这个“牛鼻子”，通过加快立法、修订政策等途径，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教育等重大问题上为农民向现代产业工人和现代市民转变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17)；农民工们也应将增加收入、争取权益、增强技能、提升素质、告别农村的追求与促进产业发展统一起来。总之，政府、企业、社会和外来劳动者都要确立“合作多赢”的理念，为实现建设和谐企业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诚然，因认知的局限和一些内容不便在问卷中安排，我们的工作还存在有待深入的地方。如，企业间的“挖墙脚”行为和来自同乡的务工者的群体行为对“换企业流动”和“换地区流动”的影响如何？各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调整后值）是否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是否存在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却为我们所不知？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
注释：
① 本文在2000年以前《经济研究》中的引文，均从《经济研究》（[J/CD],1978－2000）下载，故无页码，请见谅。
② 本文第一作者曾有近5年的乡镇企业工作经历，且长期在浙江台州市的基层政府和市乡镇企业管理局等经济部门工作，十数次考察苏、鲁、闽、粤、琼、徽和浙江省内各市的乡镇企业，数十次与莅临台州的外省市经济考察团作过工作交流，在大量经验观察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过程做此简要描述。目前，在温州、台州和苏南地区的一些乡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1∶2，有的高达1∶3以上。
③ 如：温总理带头解决民工的被欠薪问题，为外地务工者提供廉租房，开办民工子弟小学，将民营企业职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相关政策规定请参见2004年、2005年“中央1号文件”、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等。
④ 如：傅政德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和模式浅议》，《经济研究》1982（9）；马评的《也谈劳动力的流向及其控制条件》，《经济研究》1987（2）；吴仁洪、邹正青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通货膨胀》，《经济研究》1989（10）；周天勇的《适度劳动力人口容量与我国劳动力的就业转移》，《经济研究》1991（5）；张茂林的《“民工潮”“逆潮回归”现象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1996（7）；李实、赵人伟、张平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经济研究》1998（4）；林毅夫、蔡昉、李周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1998（6）；蔡昉、王德文的《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10）；李实的《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经济研究》1997（1）；卫龙宝等的《城镇化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迁移意愿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5）；邹薇、张芬的《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社会科学》2006（2）和钟笑寒的《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2006（1），等等。
⑤ 我们做这样的描述，没有否认下列事实：欠发达地区在成为发达地区后，该地区仍有大量的人口继续在外谋生——方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做手艺、干苦力甚至捡破烂变成各类企业主等；当然，有些人并未明显改变原来的谋生方式。有数据表明，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和台州二市，目前在中国国内其他省、市区的人口有二三百万和一百余万，而这二地的外来人口分别超过330万和110万。
⑥ 从其中的74个变量中获得31个因素（另外25个变量因不利于提高对总变异的解释力或变量间的一致性而被剔除）。
⑦ 在下面的公式（1）、（2）中，因素：为增长才能、为更好生活、为增加收入、为改变现状、求职能力、语言能力、生活适应、同事相处、身心健康、通讯条件、交通条件、迁移费用、异地比较、务工心情、收入满意、能力提高、艰辛务工、在职培训、认同管理、公平管理、未克工薪、不愿换地、政府关心、环境和谐、长留现地、社会保险、因粗苛跳槽、因超限跳槽、因不公跳槽、学技能跳槽、求发展跳槽的排序为1－31，且固定不变；如某个序号的因素未入模型，则模型中无此序号，请留意为感。另外，从8个回归方程中的统计量（调整后值）判断，可能尚有其他因素未被事先考虑，故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序号为32的“其他因素”。
⑧ 与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的求职寻访相似，本次统计结果同样表明，1022人由于同学同乡、配偶等已在现务工地、自己到过现地和亲朋介绍而到现务工地谋职的，这种依靠私人信息做决策的比例达到60.05％；在有跨省际务工经历的1055人中，有626人（占59.34％）是依靠这种私人信息决定到现务工地谋生的。
⑨ 务工者个体做“换企业流动”决策的实际情况远比这里描述的具体和复杂。根据长期的观察，在产业簇群发达的地区，务工者利用私人信息的“在职寻访”活动比较活跃；对于掌握一定务工技能的人来说，“跳槽”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间的“挖墙脚”——专用性技能在同类或相似产品生产企业间具有很强的可迁移性，而“跳槽”的主要诱因通常是工薪水平更高或其他待遇更好。
⑩ 中国改革以来，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显著加快，无不与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成本优势发挥无关。正因为“沿海地区也是农民工的主要聚集区”，所以，这种比较优势才得以运用。
(11) 如各个时期中国政府对农工进城谋生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城市政府出于某种原因一纸通告便将农民工驱赶出城的做法在过去也不鲜见，这与近年来政府倡导并采取实质性措施（包括取消许多歧视政策）善待农民工形成鲜明对比。
(12) 农民工的户籍、子女就学和住房等问题未能解决，不但增加了他们的心理成本、降低了实际务工收益，还严重地影响了务工地的产业发展；要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外出农民工聚集地的政府又力不从心（如用地政策的强约束等）。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取向，但因农民工期望解决的前几大问题悬而未决，其推行的结果难如人意。平新乔认为中国目前高于国际标准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已导致“某些民营企业选择不参与或少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会很不利于提高社会保险的人口覆盖率”，也不利于增加就业、提高职工工资。他还暗含的警告：政府应注意避免在“推行最低工资标准”上的“失灵”。
(13) 针对最近一些媒体和学者认为政府的惠农政策是吸引农民工返乡种粮并导致“民工荒”的一个主因，黄泰岩直言：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在传统农业经济框架内，无论对农业采取什么样的特殊优惠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惟一的出路就是工业化。笔者既不认同政府目前政策有如此功效，也不认为吸引农民工回流农村是一种政策导向。
(14)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改革”课题组指出：流动是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或农业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寻找职业的过程；稳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稳定在其它地区或行业就业。……流动最终是为了让劳动者选择适当的地域和职业稳定下来，达到人尽其才的效果。……稳定是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只有稳定，才能把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结合在一起从事生产。稳定是流动的目的，流动服从稳定。
(15) 台州市众多的民营企业主向本文作者反映他们的无奈：一是企业受《劳动法》约束，必须与雇员订立劳动合同，而签订合约的员工想走便走，企业毫无办法；二是对那些掌握企业关键技术或商业秘密不辞而别的员工，企业同样束手无策（即使事先有合同约束，事后借助法律诉讼也无法挽回损失）。从这一意义说，企业主并非总是处于强势群体的位置，他们的产权应同样得到保护。
(16) 本文的回归估计表明，政府关心与外来务工者的收入满意度、参加社会保险和长留现地的意愿、企业的公平管理、异地比较更好等因素，都有正作用或正交互作用。说明政府对外来务工者的维权，增强了他们对务工地的认同和归属感，有助于他们安心在现地务工，促进当地企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考虑篇幅，略去这些回归分析结果。
(17) 目前农民工在城镇和农村或农业与非农产业“两栖”的倾向非常明显，中国社科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2004年大规模的调查（本文的第一、第二作者参加了该调查）表明，外出务工者绝大多数都选择最后回乡谋生，这极不利于现代化建设和产业发展。解决经济人口在城市和农村的“两栖”问题，必须依靠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农民工真正没有歧视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