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开放理论的六个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银行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金融领域中银行业的开放已是各个主权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应有之意，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银行业开放的理论必然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进入东道国的外国银行为何要进行跨国经营；二是接受外国银行跨国经营的东道国为何要开放本国市场。因此，银行业开放的理论可分为银行业跨国经营的理论和东道国开放银行业的理论两个部分。值得说明的是，银行业开放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到目前为止，银行业开放的理论并不成熟，因此，现有的理论文献多以各种“假说”作为银行业开放进程不断加快的理论解释。
一、银行业跨国经营的理论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动机的研究文献来看，一家银行之所以要走出国门从事跨国经营业务主要是源于三大假说。
（一）“跟随客户”假说
Aliber(1984)在探讨“国际银行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时指出，关于银行为什么要进行跨国经营的传统回答是它们要为已经走向海外市场的客户提供服务，即所谓的“重力牵引效应”(Metais 1979)。在此之前有一种说法是，东道国的银行业过于落后而无法为本国的公司提供所需要的服务，故需要外国银行的介入。这种说法常被用来解释19世纪殖民地海外银行的兴起。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跨国银行所进入的东道国的银行业并不一定落后（如工业化国家的银行业），那里的银行能够为当地公司提供良好的服务。于是，银行跨国经营的动机便被修正为：跨国银行不想让其他国家的银行抢走生意而跟随客户到国外建立分支机构，以专门为原来的国内关系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跟随客户假说”背后的时代特征是日益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或者说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趋势(Economic Integration)。George Clarke(2003)认为经济的联系程度可以用地理距离、双边贸易流量、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或者三者的综合来予以衡量。事实上，银行的跨国经营与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存在着“平行关系”(Aliber 1984)。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银行迅速向国外扩张之时，也是美国公司迅速向国外扩张之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欧和日本银行向海外扩张的情形也是如此。
然而，“跟随客户假说”对银行跨国经营动机的解释力度是有限的。Seth和Nolle等(1998)指出，“跟随客户假说”并不是银行从事跨国业务的唯一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在美国的主要6家外国银行（分别来自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中，有4家将多数贷款借给了非同胞企业（而非原来的国内客户）。这说明银行跨国经营的动机还需要作出新的解释。
（二）“寻求机会”假说
Aliber(1984)讨论了银行通过跨国经营寻求更多利润机会的可能性。如果一家银行在母国经营的存贷利差较低，而到外国市场它能够利用管理技术和经营诀窍降低边际成本，从而获得较高的存贷利差，那么它就有动力去国外市场开设分支机构，以寻求获得更多利润的市场机会。“寻求机会”假说与马克思的资本输出观点是一致的，即不是资本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而是为了投资到国外获得更高的利润率。Stijn Claessens(2000)对80个国家的1988-1995年的外资银行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外资银行容易被低税收、高资本收益率的市场所吸引。Focarelli和Pozzolo(2000)利用28个国家143家银行的数据研究了跨国银行在东道国市场上寻求利润机会的行为。他们发现，跨国银行进入的国家一般都是预期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当地银行往往存在着共同的特征：较高的运营成本、较低的净利润、较多的现金流量（资本运用效率低的信号）。他们还发现东道国的银行平均规模越小，外资银行进入该国的比重就越大。这可能是因为跨国银行认为去银行规模较小的东道国经营业务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市场份额的缘故。George Clarke(2003)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普遍较弱，因此，Focarelli和Pozzolo(2000)的研究成果更适合解释银行到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的动机——寻求获得高额利润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银行跨国经营的动机用“寻求机会”假说来解释似乎远比“跟随客户假说”解释得更为有力。
（三）“规避管制”假说
除了“跟随客户假说”和“寻求机会”假说以外，东道国对银行业的监管程度也是影响银行跨国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发现，东道国在银行业的监管中经常出现‘严内松外’的现象，其监管制度不健全为外资银行的运作降低了成本，从而提高了外资银行的经营效益。以离岸金融业为例，非居民的国际交易往往不存在利率和信贷限制，且没有准备金要求，这可以在极大程度上降低离岸银行的运作成本。“Hultman和McGee(1989)指出，政府对银行的税收法规可以影响外资银行的选择行为，即选择到哪里安居落户，以什么样的形式开设分支机构等。Goldberg和Grosse(1994)发现，对外资银行的进入和经营活动监管限制越少的地方，也是外资银行出现最多的地方。Focarelli和Pozzolo(2000)指出，影响银行跨国经营的因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其二是东道国预期的经济增长情况和当地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第三是东道国对外资银行进入以及经营活动的监管情况。监管宽松的国家往往是跨国银行投资的重要目标国。Barth等(2001b)运用跨国数据证明了东道国对银行业（无论是对外资银行还是对本国银行）的监管程度与银行的净利润和营业成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主要的银行危机一般都发生在限制外资银行或外国所有权进入的国家(George Clarke,2003)。上述研究成果及银行业跨国经营的实践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银行跨国经营的“规避管制”假说。
此外，汪建和吴英蕴(2000)认为银行的跨国经营假说还包括分散风险假说、银行综合优势假说和参与银行体系重整假说。所谓分散风险假说是指银行为了规避国别风险，确保收益的稳定性而选择的资产经营国际化战略。其理论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托宾(J.Tobin)和马柯维茨(H.Markowitz)采用数学模型建立的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理论。即只要资产组合中不同资产的收益率变动不是完全正相关，则在相同的收益率下，分散的多样化投资（如银行到不同国别的市场投资）要比单一的投资（如银行仅在一国范围内投资）具有更小的风险。所谓银行综合优势假说是指具有垄断优势的银行之所以会到东道国市场上寻求发展，是因为它在规模、网络、经验、声誉等方面比东道国银行有更强的综合优势，它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成功。所谓参与银行体系重整假说是指通过收购处于治理整顿状态的东道国银行，跨国银行可以迅速地在东道国市场获得市场份额，并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和市场机会。本文认为这三种假说均有一定道理，但从目前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少有理论与实证的支持。因此，可以考虑将三者暂归入到“寻求机会”假说之中。
二、东道国开放银行业的理论
如今外资银行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道国开放银行业至少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开放之“得”大于开放之“失”。关于东道国开放银行业的潜在益处已被许多专家学者论及。Levine(1996)和Cesar(2002)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外国银行进入东道国银行业的正面影响：一是国内金融市场通过日益加剧的银行竞争和更广泛地应用现代银行的先进技术和技巧，可以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多种类的金融服务。二是促进国内潜在的银行监管和法律框架的进一步发展。三是提高东道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程度。四是更高程度的银行竞争使存贷款之间的利差缩小，从而使客户受益。五是减少国内银行流动性问题和挤兑的风险。这些潜在的益处均包括于东道国开放银行业的三大假说之中。
（一）“竞争效率”假说
随着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银行业的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加强。尽快提升本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和效率已是各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共同的企盼。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若干国家的实证研究成果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一个极易被接受的理念：开放促进竞争，竞争提升效率。于是，“竞争效率”假说便成为外国银行进入东道国银行业的第一块“敲门砖”。Levine(1996)和Cesar(2002)都认为，开放可以促进本国银行体系的效率的提高。Claessens、Demirgtüc-Kunt和Huizinga(2001)对80个国家7900家银行的研究成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银行的效率在外资银行进入以后的确提高了。这有力地支持了银行业开放的“竞争效率”假说。Laeven(1999)的研究也验证了“竞争效率”假说的成立。尽管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东道国的银行有可能丧失一部分利润，但持“竞争效率”假说观点的学者认为，竞争使存贷款利差减少了，信贷市场上的存款人和借款人都是竞争的受益者。
（二）“示范引导”假说
“示范引导”假说是指东道国开放银行业后，外国银行先进的运作方式、管理经验、创新业务可以为本国银行起到良好的示范引导的作用。“示范引导”假说与“竞争效率”假说是密切关联的。本国银行在同外资银行竞争的过程中，必然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时，采用更为先进的管理技术，开发可以同外资银行相抗衡的创新业务。但是，这种“先进”的东西往往要向外资银行学习才有可能获得。正如IMF(2000)所提出的那样，在金融领域，目前仅有少数的金融机构具备全球商业银行运营的管理能力。因此，Levine(1996)认为，只有东道国开放银行业，当地的银行才能更广泛地应用现代银行的先进技术和技巧，才能够为本国民众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多种类的金融服务。
（三）“危机成本”假说
IMF(2000)指出，20世纪7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历史（Lindgren等，1996）使他们强烈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国内银行系统，以对抗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冲击。趋于谨慎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管当局也在历经金融动荡的艰辛之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清一色的规模相对弱小的国内银行持有国际化的多元投资组合将是大冲击波中的不稳定之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监管当局开始对外国银行开放本国市场，使国内银行体系在增强效能的同时加入了国际投资多元化的因素，从而使本国银行业在整体上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具有分散风险和抗击危机能力的国际化银行体系。这样，就可以减少危机发生的次数或减轻危机对经济的损害程度，从而减少新兴国家在危机发生后向银行注资和重组银行的巨额成本。显然，“危机成本”假说蕴含一个基本前提：外国银行的进入可以使本国的银行体系更加安全稳定。而这一前提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上均未达成普遍的共识，因此，“危机成本”假说给开放银行业的东道国带来的是福是祸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诚然，东道国在开放银行业的过程中也必然意识到，外资银行的进入给本国银行体系带来诸多收益的同时，也必将产生一定的成本。就目前状况来看，东道国在开放银行业的过程中对“竞争效率”假说、“示范引导”假说和“危机成本”假说的信赖和期盼远超过了对开放后所产生的各种成本的担忧和恐慌，故而出现了外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