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对“普世价值”的回击与超越
李学勇 林伯海
[内容提要] 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对“普世价值”的有力回击和超越。其原因在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关怀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命运，“普世价值”专注于西方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开放的、共建共享的价值，“普世价值”是封闭的、独霸的价值；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能够实践的真实价值，“普世价值”是难以实践的虚假价值。
[关键词]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普世价值”；超越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习近平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上，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如同一缕春风，不仅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带来了生机，更为未来世界人民携手奔向美好明天指明了方向，建构了路径。因此，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先后载入联合国的多项决议，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愈发深入人心，巨大的世界共振效应正在显现。为什么中国倡导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能引发世界的共振，而西方的“普世价值”却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为此，笔者尝试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作一个辨析，以求正本清源，廓清认识迷雾。
一、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关怀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命运，“普世价值”专注于西方利益
关怀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命运是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内在动因，也是共同价值的核心主题和崇高使命。“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在持续的社会交往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地球村”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双重驱动下，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日益结成了高度相互依存的整体。人类的命运紧紧相连，不仅有诸多的共同利益，更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如生态危机、人口问题、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核武器威胁等。“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超脱这一现实，实现真正的独善其身。这就需要我们突破狭隘的国家、民族本位观念，放眼全人类的共同未来，着眼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高度的共同体自觉，建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从相互排斥走向相互依存，从零和博弈走向互利共赢。因为大家好，世界才会好。身处利益交错、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差异，求同存异，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分裂，才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凝聚全人类的集体智慧与整体力量，化解人类发展的难题与危机，最大限度地捍卫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合作的前提是找到合作的共同点，“这里所说的‘共同点’就是具体情况下的共同价值，它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前提性的利益、需要和能力状况，表现了人们对于最终或初始普遍价值的认同”[4]。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正是倡导和阐明了这样的价值主张，体现了高度的共同体自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概念，用明白了当的语言告诉大家，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全人类的共有价值，是“一种超越冲突、从全人类立场出发、兼顾不同国家和民族利益、包容多样文化的价值”[5]40。它一方面要求大家必须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考量共同价值，不能将共同价值混同于其他价值，尤其不能用某种所谓“先进”“优秀”的价值观来取代其他国家、民族的价值观。“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6]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其他价值的有机联系。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其他层次的价值指明了方向，其他层次的价值则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提供了源泉，它们各有侧重、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价值体系。承认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意味着否定各个民族价值存在的合理性。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正是在承认各民族价值独特性的基础上，将不同民族的价值“或汇聚，或联结，通过共商、共治、共建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推动着人类共同发展和共同兴盛的实现”。[5]43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求取的是世界各民族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凝聚的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价值共识。它不仅要求世界各国以人类的公共理性克服地域层次国家理性的自利性，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更要求全人类逐步回归人类公共性，求同存异，构建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价值主张占据了人类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没有任何的狭隘与偏私，自然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尊重与认同。
按照SA指数的25%、50%、75%分位数，将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分为4个等级。统计所有公司在观测年度内的等级变化情况，计算每个企业最高等级与最低等级的跨度。跨度为0级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44.37%，跨度为1级的企业占比50.29%，跨度超过1级的企业占比5.34%。统计结果显示噪音较少，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并没有发生频繁变化，SA指数分类结果稳定。
相反，“普世价值”则是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群体和个体的“普遍适用”的价值。“普世价值”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进而虚构出一种超时空的、永恒的、无具体主体的价值。它的前提是抽象的人性假设。对于“普世价值”而言，人性是人的共同本性，不仅所有人都具有，而且是亘古不变的，不会因人而异，不会因国家、地区、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不会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建立在抽象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价值主张，不仅抹杀了不同国家、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而且还否定了人的实际生活和存在样态。“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7]，其实质是以抽象的共同人性假设来否定价值的主体属性。一旦否定了价值存在的前提，其所谓的“普世”，也就无异于痴人说梦。正如20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柏林曾指出的那样：“假定所有的价值能够用一个尺度来衡量，以至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何者为最高，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8]
实践性是价值的重要属性。一种价值观先进与否，关键要看它能否付诸实践、能否真正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具有高度的实践性。一方面，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价值论调，不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它深深根植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之中，回应了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深刻表达了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诉求，充分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需要。根深自然叶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厚植在社会现实之中，必将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出应有的实践魅力和巨大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不仅提出了价值命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应有的中国智慧，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国际社会作出了示范。比如，向世界承诺：“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3]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大国与小国和平相处、平等相待，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资金支持，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了价值10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在非洲开展“光明行”“爱心行”“微笑行”等医疗巡诊活动，实施面向弱势群体的妇幼“心连心”工程；提出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15]；等等。经由这一系列的举措和行动，中国不仅充分体现了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坚信和忠实践行，更是以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带动和影响着国际社会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道路前行。
二、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开放的、共建共享的价值，“普世价值”是封闭的、独霸的价值
图4中，V1、V3、V5分别表示阀1、3、5收到脉冲触发信号，发生不对称故障后，由于a相幅值降低，ab换相线电压过零点超前于对称故障时的过零点，此时导致实际的触发角增大，在换相线电压变为正向时换相结束，因此导致换相失败。
第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逐步形成、不断发展、不断追求的价值。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它也会理所当然地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共同价值，与时俱进才是共同价值永葆生机的秘诀。习近平在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时就以“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1]一语道破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与时俱进的特质，告诉我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建设始终在路上。
相反，“普世价值”则是封闭的、独霸的价值。一是“普世价值”试图建立对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普遍适用的价值，把“普世价值”看成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这违背了人类历史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普世价值”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二是“普世价值”把西方既有的核心价值观看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枝独秀的价值观，否定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普世价值”所要“普世”的不是凝聚全人类共识的共同价值，而是西方既有的核心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些价值不仅是最先进的，而且是永恒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只有自觉遵循这些价值才能发展。他们也经常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评判非西方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他们看来，只有遵循“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各国家和各民族才能发展与进步。这不仅否定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且排除了从其他文明成果中吸取养分的可能性。三是“普世价值”是赤裸裸的霸权。“普世价值”“不是将全人类都作为 ‘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成员，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主体成员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促进所有主体成员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一些拥有 ‘资本’和 ‘霸权’的主体成员的利己主义的需要与欲望”[14]。因此，他们要求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无条件地接受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一旦被拒绝，轻则说对方“独裁”“专制”“不讲人权”，重则以武力相威胁或直接动用武力，强迫接受。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霸权，是赤裸裸的价值观侵略。总之，“普世价值”的目的绝不是帮助其他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之路，而是以此为幌子，控制和干涉他国，以获取巨大的战略利益和战略资源。
而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成果积淀，是当今时代人类最为重要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公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无论大国、小国、弱国、强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应一律平等。只有抛弃赢家通吃、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人类才会携手奔向美好的明天。正义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国际交往中我们要坚决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因为只有秉持正确的义利观，伸张正义，义利兼顾，才能共享发展机遇，构建互利共赢的繁荣世界。民主是国际治理的重要基石。尤其是在面对当下的全球治理赤字时，我们更应该坚持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增进互尊互信，加强对话协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凝聚最大共识，汇集各方智慧，合力破解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自由是国际交往的重要原则。自由意味着在国际交往中，要承认彼此的历史、文化差异，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安排，不强制、不压迫，让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利益都得到充分的关切，意见都得到充分的表达。虽然在人类文明成果的形成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有大有小，时间有先有后，但是这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哪个国家和民族独占独享文明成果的借口。人类文明成果理应为全人类所享有，可以为各个国家和民族所追求。
第一，在主体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涵盖人类共同体全体成员的价值，反映所有成员的利益，并由所有成员共建、共享。共同价值“并不是为了消除‘多’，或者简单地消解多元之间的差异和异质，相反，基于这一视角的探究路径是以承认并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为事实前提进一步寻求多元之间可能分享的那些相同或相似的道德观念或伦理规则”[10]。就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主体构成来说，包含所有的国家、民族、地区，有东方也有西方，有发达国家亦有发展中国家，只要是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共同价值关照的对象，都可以参与共同价值的建设，建设的成果也由所有成员分享。“共同”的意义恰好体现在共识的凝聚上，“体现在关注主体的共同利益，提升人的生存质量，增强每个人追求和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感”[11]。因而，“共同价值体系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一定是各个国家共同参与的一个历史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某一个既有价值体系的修修补补，也不是某一个价值体系向全球各国的渗透和灌输，而必然是一个充分发挥各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通过各国间在一系列根本性价值判断上的共识积淀和积累，经验性地由充分民主的过程而获得的一个自然结果”[12]。它既不封闭，也不僵化，而是开放、共建与共享的价值体系。
在内容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主张，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人类在发展中形成的价值共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全世界人民的深层诉求和根本利益。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地区和种族冲突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依然猖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乏力，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面对世界的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13]。因此，把和平、发展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认真加以坚守，在当今时代愈发显得迫切和重要。
“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6]开放性是文化的属性、文明的属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重要属性。
三、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能够实践的真实价值，“普世价值”是难以实践的虚假价值
“普世价值”究其本质来说，是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它不仅把西方资本主义现行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和价值看成历史的终极价值，而且把它当成人类的“普世价值”来推广。福山的观点就是这一论调的典型代表。他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标志着“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9]。换言之，人类政治历史发展业已到达终点，它终结在“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也应定格在西方资本主义现行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理念。这一价值论调的荒谬之处不仅在于它否定人类社会不断向前、永续发展的事实与规律，而且还在于它的隐藏目的，那就是维护西方自身的利益。因此，即便“普世价值”以“普世”为名，摆出了“救世”的姿态，但仍然掩盖不了实现和维护西方自身利益并力图将其最大化的企图。“普世”只不过是它的幌子和遮羞布而已。“普世价值”隐藏着这样的荒谬逻辑：“普世价值”=西方价值=西方制度。“普世价值”实际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其全球战略、价值主张、政治制度的最好借口和有力工具。一旦褪去“普世”的面纱，“普世价值”的真实意图将暴露出来，它所谓的理论“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啊？妈，你怎么能让她睡我们的床呢？”易非的火气腾的一下就起来了，她有洁癖，一想到自己的脸、自己的皮肤挨着别人睡过的地方，她就要起鸡皮疙瘩，可陈留在，又不好发作。
应根据试验药物的特点和前期安全性研究基础（包括同类品种），对可能的毒性靶器官或具有儿童针对性的安全性指标，进行密切观察。治疗小儿便秘的中药多数含有蒽醌类成分（如大黄、芦荟、番泻叶、何首乌、决明子、虎杖），其所致肝损伤近年来屡见报告［20］，临床试验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相反，“普世价值”则是不具实践性的虚假价值。“普世价值”的非实践性，源于它内在的矛盾性：“普世价值”既想超越国家、民族、阶级，又想依托具体的国家、民族落地生根；既要标榜“普世”，又只想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既排斥非西方国家参与“普世价值”的共建，又要求其他国家和民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当这些矛盾汇集在一起，也就注定了“普世价值”根本不可能回应现实，找到真正的立足点，其实践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图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高举“人权”的大旗，以“救世主”和“人权恩赐者”自居，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轻则制裁，重则诉诸武力；另一方面却对自己肆意践踏人权的不光彩事实，讳莫如深，更不允许别人曝光和点评，如斯诺登事件和关塔那摩虐俘事件。一方面宣扬“民主”；另一方面却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欺贫，在国际事务中独裁霸道，我行我素，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别国的利益和诉求置若罔闻，不管不顾，政治上强权，经济上霸凌，文化上霸权。一方面号称要“救世”，给人类带来和谐、美好与光明；另一方面却肆意插手别国内政，推行“颜色革命”，造成他国政局动荡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求别国无条件地遵守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却对自己应承担的国际义务选择性地遵守，甚至不惜“退盟”“脱群”——近年来，美国已经退出、正在退出、威胁退出的国际组织已不下10个。类似的种种行径不胜枚举。当我们将他们宣扬的“普世价值”与他们的实际行动对照起来时，其本身的虚假和伪善便不攻自破、昭然若揭了。
总之，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的不是简单的、语言表述上的差异，而是本质上的区别。只有厘清二者的区别，才能全面把握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凝聚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并把这一价值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奔向“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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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04-27(3).
[作者简介] 李学勇，法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林伯海，法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辑：朱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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