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的拒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5)02-0083-07
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拒斥(repudiation)形而上学”的主张，使学院派人士意识到这类事情的可能性。由于“形而上学”（本体论）是传统哲学的根基部分，因此，这个主张无异于敲响了哲学的丧钟。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精神导师的维特根斯坦则更彻底，认为：应当拒斥哲学本身。[1]（第10章、第16章）这个看法对于沉湎在哲学王国的思辨生活中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骇人听闻。因为，维氏的意见一旦成为现实，对他们便意味着礼崩乐坏，“国”破家亡。然而，仔细想来，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按照历史的辩证法，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要灭亡，难道唯独哲学可以逍遥“法”外？事实上，维氏并不是“认识”到哲学将不可避免地灭亡的第一人。最早提出这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见的，是19世纪的两位思想深刻、目光远大的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
人们常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划时代的伟大发现，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又说，唯物史观是“革命的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说法犹如把现代化学叫做“科学的炼金术”。（注：恩格斯在其全部手稿都念给马克思听过的《反杜林论》中曾这样评论“最新的空想主义者(der neueste Utopist)”杜林：“他的所作所为更像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各种规律被发现和确定之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die alte Alchimie)；并且，这种人愿意使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和光谱分析仅仅为了发现——哲人之石(des Steins der Weisen)。”[2]（第248页）本文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字，均由笔者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根据原始著作重新译出。译文中的黑体字均为原文所有（在原著中为斜体字）。）此类现象清楚地说明，人们常常戴着旧世界观的眼镜去看待马克思的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自己的世界观称作“真正批判的世界观(wirklich kritischen Anschauung der Welt)”。[3]（第217页）而对哲学的“拒斥”便是其伟大批判锋芒的鲜明具体的体现。要真正理解唯物史观，就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发动的这场意义深远的革命。本文拟对这个迄今仍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的战略性事变，做一个初步的述评。
一、“必须把哲学搁置在一边”
谈起哲学，人们往往会想到科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文明时代的最初历史阶段上，科学是包含在哲学中的；换言之，哲学的存在是以科学的极其弱小为条件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1886年做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不论在自然领域还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哲学的出现皆缘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知之甚少。于是，哲学家们便从已有的贫乏知识出发，在头脑中用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真实联系，用臆想来补充实际知识，用纯粹的想像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哲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设想，预测到了后来的一些发现，但同时也说出了一些十分荒唐的见解。而当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研究使得人们能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描绘它们之间联系的时候，任何哲学便都是多余的，并且最终会被清除掉。[4]（第295-296页）
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1845年，借以清除自然哲学的三个关键性的自然科学成就尚未完成，对市民社会的科学研究则刚刚取得初步的成果（以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神圣家族》为标志）。（注：恩格斯写道：“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去研究物质利益问题。他由此发现了一些新观点，而在这之前无论法学还是哲学都不曾设想过这些观点(Gesichtspunkte,die weder die Juristerei noch die Philosophie vorgesehen hatten)。在脱离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得到这样的见解：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为‘大厦之颠’的国家中，而应当到被他所轻视的市民社会这一领域中，去寻找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那把钥匙(der Schlüssel)。”[5]（第362页））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便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思辨之学作为讨伐的对象。表明，清除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是确立唯物史观的极为关键的步骤。为此，他们联合起草了一份哲学死亡判决书：
思辨(Spekulation)终止的地方是现实生活，因而是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加以描述的真正的实证科学(die wirkliche,positive Wissenschaft)的出发点。关于意识的各种废话(die Phrasen vom Bewuβtsein)将寿终正寝，且必然被真正的知识(wirkliches Wissen)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将使独立的哲学(die selbst
ndige Philosophie)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至多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某种最一般结果的综合(eine Zusammenfassung der allgemeinsten Resultate)。这些抽象与真实的历史完全分离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用来为整理资料提供便利，揭示这些资料的各个层面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决不提供用来剪裁各个历史时代的某种诀窍或公式(eine Rezept oder Schema)。相反，困难恰恰出现在人们对资料（不管是关于过去时代的还是现代的资料）进行考察和整理的地方，出现在对资料做出真实描述(die wirkliche Darstellung)的地方。这些困难的排除取决于各种前提，而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无法给出的，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3]（第27页）
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哲学是“关于意识的废话”，是妄图对真实的历史进行先验剪裁的空洞模式。表面上，哲学似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实际上，思辨哲学对于科学研究中实际困难的解决是无能为力的。犯有“思辨”（Spekulation，亦有“投机”之意）原罪的哲学同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他们提出：“必须‘把哲学搁置在一边’，必须跳出哲学的领域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3]（第218页）为了清楚明白地说明废止哲学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作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比喻：“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Onanie und Geschlechtsliebe)的关系一样”。[3]（第218页）意思是：哲学如同水中月镜中花，虚幻而不实；只有实证的科学才是真实可靠的，才是健全的人类理智把握世界的正确途径。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就在这同一部著作中他们对费尔巴哈所作的形象而中肯的批评，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更清楚了：
注意：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他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不通过哲学家的“眼镜”(die"Brille"des Philosophen)去观察感性，就会对感性束手无策。[3]（第43页）
杰出的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了。所以，废除哲学是绝对必要的。
二、新唯物主义“绝对不再是哲学”
“新世界观(neue Welt anschauung)”[4]（第264页）或“新唯物主义(neue Materialismus)”，[3]（第7页）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世界观的称谓。有时，他们又称之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2]（第25页）“现代唯物主义(moderne Materialismus)”，[2]（第24页）“共产主义的世界观(kommunistsche Welt anschauung)”，[2]（第8页）“真正批判的世界观(wirklich kritischen Anschauung der Welt)”，[3]（第217页）（注：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世界观和哲学虽然同属于思想的范畴，却不是完全重叠的，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换言之，哲学是世界观的一个特殊部分，而世界观中的相当一部分却不属于哲学。另外，他们还认为，唯物主义决不是哲学领域中独有的，正如在政治实践的领域中也可以有“实践的唯物主义”一样。（参见：穆志强《阐述实践唯物主义的反面视角》，《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所以，尽管他们认为自己的这部分思想已经不再是哲学，却仍然可以合乎逻辑地称之为“新唯物主义”。）等等。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大量原始资料，在从“新唯物主义”诞生到恩格斯逝世那段长达半个世纪(1845-1895)的岁月中，他们从未把这一世界观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正如本文下面将指出的那样，对于任何把新唯物主义哲学化的企图，他们都坚决表示反对。（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们完全可以说“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但是，如果硬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犯下了倒退到旧时代的错误。参见前面引文[2]（第248页）所展示的那种具有强烈历史感和进化感的思考方式。）
这个新世界观一经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便义无反顾地“把哲学搁置在一边”，投身到对现实世界的研究中去了。经过大约二十多年实证科学的艰苦探索（恩格斯称之为新世界观的“孵化时期(Inkubationsstadium)”[2]（第8页）），以《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和稍后的《反杜林论》（1876年）的出版为标志，新世界观的划时代的历史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借助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人们不需要哲学的虚构，仅仅使用实证科学的事实，便可以说明“从原始星云、太阳系、有机生命、原始人群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自然向人类生成”的真实发展过程了。[2]（第320-327、444-455页）换言之，彻底抛弃哲学，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革命性决断，（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直言》中大声宣布：“共产主义就是对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激进的决裂(das radikalste Brechen)；毫无疑问，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对各种传统的理念(die übertieferten Ideen)实行最激进的决裂。”[6]（第481页）在遣词造句方面极其讲究的马克思恩格斯自1845以来一直选择“世界观”而不是“哲学”一词来表达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立场，正是第二种“最激进的决裂”在语言上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它使新思想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语言形式上同“哲学永存且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传统理念划清了界限。参见在《共产党宣言》中被批驳的“传统的理念”之标本：有人会说“尽管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法的等各种理念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所改变，但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自我保存着(erhielten sich stets)”。[6]（第480页）可见，他们那种五十年(1845-1895)不变的语言表达形式，本身就是对传统理念的强力批判。）而且已经变为科学上的既成事实。所以，恩格斯在新世界观走出了“孵化期”之后的《反杜林论》中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写道：“现代唯物主义已经绝对不再是哲学，而是一种单纯的世界观(Es ist üaberhaupt keine Phlosophie mehr,sondern eine einfache Weltanschauung)，它不应当在某种奇特的科学之科学(Wissenschaftswissenschaft)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经受考验和展开活动。”[2]（第129页）因此，如果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使哲学复活，不但是多余的(überflüssig)，在科学上也将是一种倒退(er wre ein Rückschritt)。[4]（第295、306页）下面的事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一些受旧世界观影响很深的人没有看出，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那种对现实生活进行实证科学研究的成功范例，竟然想把书中的实证分析哲学化——这种过时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马克思的拒斥：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ne prétend que tracer)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但我的批评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决意要把我关于资本主义在西欧起源的历史概述(esquisse historique)完全变成某种关于一般发展的历史哲学理论(une théorie historico-philosophlque de la marche généralè)，把它作为命中注定的东西强加给所有的民族，而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但是我要请他原谅。因为加在我身上的这种过分的荣耀(trop d'honneur)，也就是同样多的耻辱(trop de honte)。[7]（第366-367页）
接着，马克思用《资本论》中的一个例子说明，在科学的研究中，只有实证的分析和比较才是理解具体历史问题的正确方法。为此，他把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讥讽为不解决任何具体历史问题的“万能钥匙(lepasse-partout)”，[7]（第368页）即到处都能涂抹、却到处都无实质性效果的万金油。他指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的能耐(la supr
me vertu)就在于它是凌驾于历史之上的(supra-historique)。”[7]（第368页）（注：译文根据K.Marx/F.Engels:Ausgewhlte Briefe（Dietz Verlag，国际版，1953）中的法文文本。国际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在这封信的德译文中把法文词vertu译为Vorzug（长处，优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据此把该词译为“长处，”[8]（第131页）均不正确。vertu在法文中有“美德；德行；功效，能力”等词义，马克思在此使用的是最后一种涵义。Vertu源于拉丁文virtus，可能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抽象词汇之一，与梵文中的Wertis同源。在远古时代，该词用来描绘男子（大概主要是氏族首领兼大巫师）的“刚毅，勇敢，正直和力量”等品格，这就是法文的vertu（及英文的virtue）具有上述诸词义的历史背景。这很像古汉语中“德”字的起源和演化。[9]（第52-53页）在西方近代文学家那里，vertu（及virtue）一词除了上述正面词义之外，常常生长出一种不恭和讽刺的意味。例如，在法国大文豪英里哀(Molière）的一出喜剧中，有人问鸦片为什么能使人入睡，作者通过医生的口给出了一个颇富讥讽色彩的回答：“因为它有一种催眠促睡力(une vertu dormitive)”（转引自）[10]（第31页）。精通法文的钱钟书把此处的vertu译为“力”（而不是“长处”），[10]（第31页）是非常恰当的。因为，这里的vertu意在描述鸦片的某种功能，而非是对于该功能的评价。无独有偶，莎士比亚在其著名悲剧《Macbeth》中，曾描写英格兰国王有一种巫师般的治病魔力（在中国远古时代，王、巫、医三位一体），其原文是：“this strange virtue”。[11]（第691页）此处的virtue，莎剧专家通常的注释为“power（能力）”[11]（第691页），莎剧翻译大家朱生豪将“this strange virtue”正确地译为“这种特殊的本领”。[12]（第241页）对于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及virtus的来龙去脉[13]（第327页）都非常热悉的马克思，在这封倌中对vertu的用法同上述两位文学大师对vertu(virtue)的用法完全一样，甚至连讽刺的风格都非常相近。综上讨论，本文将马克思信中的vertu译为“能耐”；在中文里，“能耐”一词常常有讽刺、挖苦或明褒暗贬等涵义。）
把这封信同前面引用过的那份哲学死亡判决书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时间跨度虽然长达三十多年，但它们的基本原则却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注：例如：哲学死亡书宣布要建立“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加以描述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特别强调：“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换言之，马克思的《资本论》属于描述(darstellen,tracer)性的实证科学，而非思辨性的哲学；这种实证科学要求自己站在人类历史之中，而不是要凌驾于历史之上。又如，死亡书抛弃了“与真实的历史完全分离”的“独立的哲学(die selbstndige Philosophie)”；而在信中，马克思则竭力反对把《资本论》中的“历史概述完全变成某种关于一般发展的历史哲学理论”。更令人惊讶的是，死亡书还显示了某种预见性。在那里，马克思曾谈到，用来代替哲学的那个“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某种最一般结果的综合”（可理解为“唯物史观”），可以用来“为整理资料提供便利”。但是，困难恰恰不在于把这种新“抽象”当作某种诀窍或公式，而在于“对资料做出真实的描述”，即实证科学。在信中，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如果不抛弃“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这一类的“万能钥匙”（即不拒斥哲学），不仅不能够“对资料做出真实的描述”，而且对于他人已经做出的“真实描述”也无法理解。）这三十年是马克思恩格斯脚踏实地研究现实世界（或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三十年，他们由此而取得的成就是那些飘在空中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永远望尘莫及的。所以，马克思在信中又一次明确表示耻于与哲学为伍，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在他看来，自从他与恩格斯联合签署了哲学死亡书之后，哲学便成了无知和空谈的同义语。例如，马克思曾把普鲁东这位靠“空谈、浮夸、思辨”而一举成名的“科学暴发户(Parvenü der Wissenschaft)”[5]（第30页）称为“真正的哲学家(echter Philo soph)”，[6]（（第130页）把凭借“玄想、无知加谩骂”而招摇于学术界的江湖骗子(Scharlatan)杜林称为“伟大的哲学家(gr
βer Philosoph)”，[14]（第18页）等等。这都是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三、一个强加于马克思的哲学神话
尽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死亡判决书在先，世人还是看到了一幅极不协调的画面：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竭力避免把自己的学说同哲学捆绑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同已经终结了的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不在此列）；但另一方面，一些人却口口声声地把新唯物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这样一幅马克思恩格斯九泉有知也会啼笑皆非的图画是怎样产生的呢？
原来，这个矛盾起源于一个怪诞的哲学神话：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引起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该神话的最常见的名称叫做“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这个神话的要害是其想当然式的出发点：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将认识论(Erkenntnistheorie)一词同其学说捆在一起的任何文本上的证据。这样，“引入”之说便无从谈起。如果有人争辩说：“这仅仅是一个语言表述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考查一下问题的实质：“认识论”是否同马克思的学说相容？
Erkenntnistheorie（认识论）一词，最初是由德国的康德主义者库克(W.T.Krug)和莱因霍尔德(C.E.Reinhold)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使用的。（注：库克(W.T.Krug)在Erkenntnislehre oder Metaphysik(1808)和Handbuch der Philosophie[2 Bnde](1820-1821)中，莱因霍尔德(C.E.Reinhold)在Theorie des menschlichen Erkenntnisvermgens und Metaphysik[2 Bnde](1832-1834)中都使用了Erkenntnistheorie一词。1862年，Erkenntnistheorie作为一个专门的哲学术语被新康德主义学者蔡勒(E.Zeller)在
ber Bedeutung und Aufgabe der Erkenntnistheorie中正式确立下来。参见：http://de.wikipedia.ovg/wiki/Erkenntnistheorie）按照德文构词法，该词的涵义是：关于Erkenntnis（认识）的Theorie（理论）。其英文译名为“Theory of knowledge”。（注：在讲法语的学者和部分讲英语的学者中，通常使用另一个涵义与Erkenntnistheorie相同的词Epistemologie(epistemology)。它来自古希腊语επιστημη，epistéme（学识，知识）＋λóyos,lógos（学说，科学，理论）。参见：http://de.wikipdia.org/wiki/Erkenntnistheorie.）认识论作为近代西方古典哲学的主干部分，中心议题是真理的来源、普遍有效性和标准问题。这样，它还与被视为哲学基础的本体论相关联。但是，不管本体论还是认识论，统统都被局限在纯粹思想的王国中活动，从未越出哲学之城池一步。因此，不管哲学家以“物质”为认识的本原，还是以“精神”为本原，对于问题的实质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因为，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到了哲学王国中都“思辨化”了，即完全变成了“哲学的空话”。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尽管费尔巴哈极其厌恶思辨哲学，拼命强调“感性”和“世俗世界”，但这些“在费尔巴哈本人那里仍然不过是些废话(beiihm selbst nur noch als Phrase)”。[3]（第217页）这足以证明，无论什么样的认识论都不可能真正解决真理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都要先去构造一个自我封闭且自我循环的“认识论体系”，然后再通过这个体系去“观察”外部世界。不如此动作，他们简直不知道如何同外部世界打交道。[3]（第43页）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把这种做法称为“以头足倒立的方式观察世界”。这样，哲学家们就彻底堵死了解决真理问题的现实道路。此类可怕的恶性循环表明，认识论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正当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哲学家还在认识论的王国中冥思苦想，走投无路之时，马克思已经彻底摆脱了认识论的俗套，提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真正革命性的思想：
对象性的真理是否被人的思维获知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必须在实践中证明其思维的真理，即证明他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他的思维的此岸性。关于自我隔绝于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式的问题。[3]（第533页）
在这段曾被那个怪诞的哲学神话当作首要“论据”的文字中，与“认识”相应的语词应该是“人的思维”，而与“认识论”相应的语词则是“自我隔绝于实践的思维”。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与对象性的真理打交道时完全不需要事先制备一个“关于思维的理论”——认识论（即自我隔绝于实践的思维），而是一个直接通过实践来进行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证实这个真理也必须通过实践。换言之，所谓的“认识论”并不是正常的人类认识活动真正必需的。那种把认识首先变成一个理论问题（即所谓的Erkenntnistheorie），然后再通过这个理论框架去煞有介事地进行“认识”的做法，在马克思的眼里，纯属经院哲学式的思维，不能算作人类思维的正常状态。（注：参见[3]（第43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类经院哲学式思维的批判，贯穿了马克思的一生。他在晚年（1879年）的一个读书笔记中写道：“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实践的即通过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关系(durch die Tat begründete Verhltnisse)，而是理论的关系，……”[15]（第362页））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通过玩弄某种哲学花招（如“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来使人类思维的这种非正常状态得以保持延续，而是要直截了当地指明实践在人的认识中的关键作用，彻底否定认识论本身，以恢复人类思维的本来面目。同时，马克思认为，对于认识论（即自我隔绝于实践的思维）的这种批判，完全不同于哲学家们通常所进行的那种纯粹理论的活动（如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它只是范围广泛得多的改造整个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在思想上对“认识论”的揭露和批判，只不过是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表现”，决不是某种“自我隔绝于实践”的纯理论活动本身。反过来说，只有当革命的实践活动（包括工业和科学研究的实践）胜利地进行下去的时候，对认识论本身的这类批判才会是坚定有力的和不可逆转的——这正是马克思的那句至理名言的实际涵义：
哲学家们仅仅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个世界。[3]（第535页）
至此，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个荒诞不经的哲学神话也就难以为继了。
四、哲学中残余的部分及其在20世纪的历史性演变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对哲学的拒斥、否定还只限于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两大领域；而对于所谓纯粹思维的领域，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除了给出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如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形式逻辑对辩证法之关系相当于常数的数学对变数的数学之关系，[2]（第481、125页）之外，还只能暂时维持现状。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曾做过多次描述。例如：
……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它各门科学之上的不变的
哲学了(und braucht keine über den andern Wissenschaften stehende Philosophie mehr)。一旦对每一门具体的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逐步弄清它在事物和关于事物知识的总联系中的位置，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überflüssig)。于是，在全部以往的哲学中仍然独立存留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余的一切都将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die positive Wissenschaft)中去。[2]（第24页）
当自然科学家们还在将就使用旧形而上学的各种残渣(die Abflle der alten Metaphysik)的时候，哲学还可以苟延(fristen)其幻影般的生命(Scheinleben)。一旦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全部的哲学垃圾(all der phlosophische Kram)——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学说——都将成为多余的(überflüssig)，从而消失在实证科学(die positive Wissenschaft)之中。[2]（第480页）
这种历史观同样(ebenso)结束了历史领域中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全部的自然哲学(alle Naturphilosophie)成为既无必要(unntig)也不可能(unmglich)一样。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所有的领域中都不应当再从头脑中想像出种种联系，而是要从众多的事实中去发现这些联系。对于已经被从自然和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的哲学(die aus Natur und Geschichte vertriebne phlosophie)来说，到目前为止(soweit)只有纯粹思维的领域仍然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之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学和辩证法。[4]（第306页）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面临的状况。当自然和社会领域中的哲学由于实证科学的兴起而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之时，在思维本身的领域中，哲学却像远古时代的活化石一样保存了下来。那么，这个状况是不是最终的和不可改变的呢？恩格斯对此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然而，从他向人们多次提示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来看，一旦在纯粹思维的领域中具备了向实证科学转化的现实条件，哲学中最后残存的这个部分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事实上，早在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这一转化的科学条件就已经出现了，只是由于它的高度数学化，没有引起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非专业数学人士的注意。
1879年，德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弗莱格出版了《概念演算：一种模仿算术的用于纯粹思维的形式语言》一书。他借助于一套全新的形式化的逻辑语言和逻辑演算，成功地把严格的数学方法应用到传统的形式逻辑领域，创立了现代的数理逻辑。按照马克思提出的那个很高的标准，（注：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应用了数学的时候，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6]（第7页））数理逻辑的建立标志着形式逻辑已经从哲学的王国中彻底分化出来，变成了他和恩格斯所期待的“真正的科学”。这样，在古老的哲学王国中硕果仅存的就只有辩证逻辑了。
从哲学消亡的角度看，数理逻辑是继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和马克思的两大科学业绩之后的最具长效冲击力的科学成就。它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不但在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中哲学不是长生不老的，即便在所谓“纯粹思维”的王国中，哲学也不是万寿无疆的。从19世纪末起，以罗素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毅然抛弃了陈腐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注：罗素说：“1898年，许多想法促使我把康德和黑格尔这两个人都抛弃了。……我们怀着一种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心情，允许自己认为草是绿的，太阳和星辰即使在没有人看见它们的情况下也存在着。”[17]（第61-62））用数理逻辑为武器，向古老的哲学根基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罗素提出，哲学的任务就是“逻辑分析”，即以数理逻辑为工具，从形式方面对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中的命题进行分析。这一基本主张对于20世纪思想领域中主要思潮之一的分析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人们称之为“分析哲学”，但就其实际内容来说，却是对整个哲学传统的反叛。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获得新知识，而是通过逻辑分析澄清现有的概念和命题的意义。因此，不但思辨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必须被当作没有意义的“伪命题”扔掉，连认识论中的非逻辑部分也要被排除在哲学之外。[17]（第174、184页）这实际上等于彻底否定了哲学。
分析哲学的出现是20世纪思想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一思潮的发生和发展完全顺应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哲学消亡的大趋势，它为在纯思维领域中清除阻碍科学发展的垃圾(Kram)起到了“清道夫”的作用。虽然它在反对“思辨形而上学”时连同历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也反掉了，但其历史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更何况这个思想派别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功绩卓著的数学家或数理逻辑专家。可以说，他们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埋葬思辨哲学的历史运动中最有实际成绩的后来者。
标签：哲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恩格斯论文; 世界观论文;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资本论论文; 哲学史论文; 反杜林论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