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造词法研究趋势探析
徐 正 考1，林 松2
(1.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23；2.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25)
[摘 要] 目前学术界对构词法与造词法两个概念的区分有了清晰的认识，对汉语造词法体系的研究也更为系统，同时研究角度及方法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未来的研究，应对汉语造词法相关概念的界定更为明确，在历时对比、国外语言比较研究和方言等语料的选择方面拓宽汉语造词法研究内容，并且对汉语造词法分类研究的视角、方法，对汉语的特殊造词现象予以关注。全面、系统而又细致地研究汉语造词法不仅能阐明词生成的本质问题，而且，有助于规范汉语新造词，以更好地加强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
[关键词] 汉语；造词法；构词法
关于汉语造词法的研究，自20世纪开始，已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如对汉语造词法概念及具体内容的研究，就经历了与构词法混淆、逐渐分开、较为严格区分的过程，对其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的讨论则更是纷繁复杂。
一、关于造词法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内容的探讨
对汉语造词法概念的界定开始较早。廖庶谦先生首次使用“造词方法”这一术语，并对造词方法作了较简单的分析。[1]1952年，李荣将赵元任1948年撰写的《国语入门》中的语法部分编译后以《北京口语语法》书名出版。赵元任在该书中首次对汉语造词法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汉语造词法的类型进行了探讨，认为汉语造词法可分为字的重叠跟变读、附加成分、复合词等。[2]自此，“造词法”方作为一个概念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出现。受赵元任先生汉语“造词法”概念及类型化探讨的影响和启迪，自赵氏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概念的探讨及具体研究内容。孙常叙先生在研究汉语词汇时认为，造词方法和造词结构并不相同，完全将造词结构形式作为造词方法的分类标准也不合适。[3]77-79孙氏在厘清造词方法与造词结构的同时，采取语音、语义和结构三分法将汉语造词法分为三种，构建了自己的汉语造词法分类标准，初步建立了汉语造词法体系，这为之后的汉语造词法分类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任学良先生则直接以汉语造词法为研究对象，对造词法本质进行了论证，认为“研究用什么原料和方法创造新词，就是造词法问题”。[4]3任先生将造词法与造句法完全等同，认为二者全面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对汉语造词法体系进行了五元划分，将汉语造词法体系分为词法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修辞学造词法、语音学造词法和综合式等五种，较为系统地建立了汉语造词体系。
为便于实验进行,随机产生1000个实验样本用于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这些样本仿照真实声纳的映射原理及显示规格,被定义在偏斜角[-45°,45°]、距离范围[0,476]像素、俯仰角[-20°,20°]的区间内。实验采用搜索层数的深度为6,每层分段数为40;该组样本对应的匹配点被手动旋转到新的坐标系下,旋转矩阵中对应x、y、z轴的旋转角度及平移分别为-8°、8°、2°、1、-2、10。本文首先对4组样本数据进行重建,其效果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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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造词法”这一概念的表述、造词法本质等，学界亦有不少新颖或直指本质的论点。如在“造词法”概念表述方面，徐通锵先生将“造词法”称之为“构辞法”。[5]李如龙先生则从词汇学与语法学区分角度出发，认为只要是从词汇学角度去理解并区别于语法学所研究的“构词法”，“造词法”的相关概念术语怎么称述都可以。[6]在造词及造词法本质上，葛本仪先生将造词定性为给事物命名的行为问题，将造词法定性为给事物命名时使用的方法问题，进而得出了造词法就是创制新词的方法之结论。[7]47
新世纪关于汉语造词法分类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学者们对造词法的分类不再局限于微观地、仅从词的层面进行分类，而是延伸到更为宏观的一面。如袁庆德先生专门撰文研究早期汉语的造词方法，认为早期汉语即汉语自生阶段的造词法主要为自然发声法、摹声法和摹态法三种。[12]其中，“摹态法”是用发音器官来模拟事物的外部形态、动作行为、运动变化等。[12]袁先生提出的摩态造词法颇具创意，这一全新的理念为此后学者研究拓宽了思路。张博提出了汉语并合造词法理论，并对这一造词法的特质及形成机制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汉语并合造词法是将两个音节共同承载的语义归于其中一个音节，是构造复合词提供语素或造出单音节词的造词方式，其包括复合词并合、单纯词并合和词组并合三种类型。他同时认为，并合造词法和缩略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外，“汉字的类型特征使汉语无法采用合义且合音的方式控制新词的长度，只能走合义舍音之路，这也是汉语并合造词法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13]
二、汉语造词法研究的成就
对汉语造词法的研究，有大量学术论文及著作问世，成绩斐然。从目前的主要论著看，主要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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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厘清了汉语构词法与造词法的概念异同，对二者进行了明确区分
自20世纪中叶赵元任先生提出汉语造词法的概念后，在此后一段时期，有部分汉语研究学者认为造词与构词的本质并无二致，二者仅仅是用词或术语表述上的选择，因此，常将构词、造词混淆使用。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造词法”与“构词法”概念和内容的不同，造成了两个概念及研究内容的混淆。
时至1956年，自孙常叙先生在《汉语词汇》中明确提出造词方法和造词结构不同的观点开始，学界不少学者方注意到构词法与造词法的不同，且在相关研究中对构词法和造词法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区分。由此，形成了对构词法、造词法是否分别进行研究或结合研究的两种不同观点：
其一，分别研究说。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应该把造词法从构词法中完全剥离出来，将两者的研究完全分开。孙常叙先生在《汉语词汇》中不仅严格区分了构词法与造词法，而且对造词方法与造词结构的差异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造词结构和造词方法的观察，即“结构是就造词的素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而“造词方法”是“使用具体词素组织成词的方式和方法”，孙氏认为，词的结构由造词的素材和方法决定，但词的结构不能完全反映造词方法。[3]77-79孙氏此举，实质是对西方结构主义对汉语词汇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对结构形式作为造词方法的唯一(完全)研究方式、标准的质疑。孙氏学说，为汉语造词法、构词法的分别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汉语造词法的分类研究拓宽了视野。其后，刘叔新先生有感以往造词法研究中分类界限不清的状态，在研究汉语造词法分类时明确提出，“在一次划分中只能使用一个准则，不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准则”。[8]刘氏关于造词法分类时选择标准纯粹化、单一化的观点，为根本解决造词法多重标准分类所导致的分类界限不清的问题确立了基本准则，是将造词法、构词法划分为泾渭分明、相互独立且互不交错的汉语词汇学研究领域的标准理论基础。陈光磊先生进一步将造词法、构词法的研究进行了对比，指出了造词法研究的具体内容。依陈先生观点，“构词法指由语素构成词的法则，是对既成词的结构作语法分析，说明词内部结构中语素的组合方式。对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等结构类型作分析，就是属于构词法的。造词法指新词形成的方法，它对造成一个词所使用的语言材料和手段作分析，说明词所形成的原因或理据。”[9]显然，陈光磊先生赞成把构词法和造词法区分开来，让这两个术语各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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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分别研究说学者们的观点、细节各异，但从学说立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基本观念一致，即造词法是对新词的形成的研究，而构词是对既成词汇的分析。这一点是分别研究说和结合研究说学者的基本共识，亦成为构词法与造词法最大的区别，为后来的汉语构词法、造词法的分别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结合研究说。持结合研究说的学者如任学良、葛本仪等认为，汉语构词法与造词法虽然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两者的研究应该结合起来。任学良先生是国内外首个以专著形式，专门且专注研究汉语造词法的学者，其研究成果——《汉语造词法》(1981)也是国内外首部以“汉语造词法”命名的造词法研究专著。任学良先生在著作中指出了造词法和构词法的区别，同时也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汉语造词法的体系。葛本仪先生关于造词法、构词法的定义和区分则更为清晰。葛先生认为，“造词法指的是创制新词的方法，也就是给客观事物命名从而产生新词的方法，构词法指的是词的内部结构规律情况的，也就是语素组合的方式和方法”[7]47。此外，如傅远碧先生[10]、曹炜先生均认为造词和构词、造词法和构词法的概念不同，曹先生[11]24-30更是从研究视角、研究目的和研究结果角度分析了构词法与造词法的本质存在不同之处。
即便如此，学者们基本形成共识，即认为构词法涉及对既有词语内部结构关系的分析，造词法则是对词语从无到有动态创制机制的研究。从这一视角看，构词法应为造词法造词后的后续分析和研究，可谓以造词法为基础，甚至是造词法大范畴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造词并非凭空虚构，而是与社会取向、心理认知等因素结合，且与部分既有词语关联或涉及部分既有词语构词。依理，对造词法的研究有助于词语从无到有的创制，对构词法的研究也有益于词语内部结构关系的分析，二者相辅相成，应结合研究而非截然割裂。
2.对汉语造词法体系的研究更加系统
随着对汉语造词法界定的逐渐清晰，对其体系的研究也更加系统化，对造词法的分类从原来的仅考虑结构，发展到考察其语音、修辞等角度，且逐渐发展到宏观分类的角度。
关于汉语造词法，学界关于分类和体系的构建各异。赵元任先生虽然在《北京口语语法》中对汉语造词法类型进行了探讨，认为汉语造词法可分为字的重叠跟变读、附加成分、复合词，但国内首次建构汉语造词法体系的是孙常叙先生。孙先生在《汉语词汇》中按词语的语音、语义和结构标准，将汉语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法、语义造词法和结构造词法三种。之后，任学良先生在《汉语造词法》中按照语法学、句法学、修辞学、语音学等标准，也系统、清晰地构建了词法、句法、修辞、语音和综合式造词法的汉语造词法体系。任先生分类中的“综合式造词法”，实为对造词过程中各类造词方法交叉现象的兜底造词法。葛本仪先生在其《汉语词汇研究》中通过梳理、归纳，将汉语造词法划分为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和简缩法等八种[7]52-64，也建构了自己的汉语造词法体系。刘叔新先生在汉语造词法体系上另辟蹊径，根据语言材料的不同，将现代汉语造词法分为了词汇材料式、语音材料式和混合材料式三大类。显然，刘先生造词法的研究视角为造词材料法，其主要研究造词材料的性质、词素义和词义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50年代“造词法”这一概念正式提出，到目前为止，有关汉语造词法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关于汉语“造词法”概念的界定也逐渐清晰。主要有两种观念：其一，从宏观角度进行界定的，如李如龙先生认为只要是从词汇学角度而区别于语法学研究的“构词法”即可称之为“造词法”。[6]其二，从微观角度进行界定，则更为细化，如孙常叙先生、任学良先生等。不少学者不仅对“造词法”作了很详细的界定，对其研究内容也进行了系统研究。此方面内容在后文将详细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3.研究角度及方法多样化
随着对汉语造词法研究的深入，研究角度有了一定的拓展。如任学良先生第一次将修辞学与词汇学关联起来，开创了“修辞学造词法”。[4]37-44任先生根据修辞学的比喻、借代、夸张、婉言等分类，对修辞学造词进行了比喻式、借代式、夸张式、婉言式、综合式等细分。任先生的分析较为细腻，但更多地突出研究词汇的修辞效果。此后，赵小刚先生(1992)从文字学角度对汉语造词法作了一些分析研究，认为汉语造词方式跟汉字构形方式具有极大相似性。[14]这一研究借鉴了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对汉语造词法的研究有一定帮助，但易将字与词的形成的研究混淆。李如龙先生从历时语言学角度，将汉语词汇的衍生方式分为音义相生、语素合成、语法类推和修辞转化四种。[6]此研究既考虑到词的音与义，也顾及词的语法功能及其修辞效果，是汉语造词法研究中较为全面而透彻的研究成果。
有学者从认知学角度分析汉语造词法，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董博静在当地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比较的基础上，从事物自身特点、认知主体独特思维方式、特点地域风俗习惯、民族之间交往等方面分析方言词汇的产生理据。[15]又如吴汉江选择从时间、空间象似角度研究汉语的造词问题。[16]此文详细分析了时空象似造词的几种情况，并试图解决时空象似造词的动因及机制。此类研究成果虽少，但是为汉语造词法的研究另辟蹊径，开创了更为宽泛的研究角度。
除了对大量普遍的汉语词汇的造词法进行研究外[17]，学者们开始关注汉语的一些特有造词法。如徐正考、张桂梅在讨论汉语局部同素反义名词的构词现象时，对汉语特殊造词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18]如汉语中可利用“同素异序”进行造词，如“替代---代替”“离别---别离”等。[19]
概念界定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造词法研究的准确性。尤其是之前“构词法”与“造词法”的混淆，致使部分学者的研究变得含混不清。笔者认为造词法是对新词的形成的研究，而构词法是对既成词汇的分析，两者有着较大的区别。未来的汉语造词法研究，应严格界定概念，对所涉相关研究内容做适当的区分。
专书汉语词汇造词法研究对于全面研究汉语造词法意义重大，故新时期的专书造词法研究为未来汉语造词法全面展开的研究有很大价值。但是，此时期的专书造词法研究还是零散的，未成系统的研究。研究汉语词汇史的首要工作是进行断代研究，因此，专书词汇造词法研究还应较全面、系统地对各时期汉语典籍词汇造词法作历时的研究，得出各时期造词法的特点，进而分析各时期汉语造词法的发展变化。
4.专书造词法研究成果出现
新时期出现了一些专书造词法研究，主要是将造词法的相关理论应用于古代汉语的研究，虽然研究成果较少，系统考察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新时期的专书汉语造词法研究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马连湘以魏晋时代《世说新语》中出现的新复合词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丰富多样的结构形式，其成果对研究中古时期汉语造词法有一定价值。[25]陈长书对《国语》进行专书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梳理《国语》中存在音义任意结合法、引申法、音变法、摹声法、简缩法、说明法、比拟法、双音法共八种造词方法,并描写了它们在《国语》中的表现形式以及一些次类型。[26]张烨对东汉时期的支谶译经从构词法、造词法以及语素特点角度进行系统考察，并且还对支谶译经以及现代汉语中的“构词法”“造词法”进行了对比研究。[27]该文在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具体词例的分析以及对反映出来的特点进行归纳，对支谶译经中的“造词法”“构词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与研究。[27]
研究角度的拓宽，研究方法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程国煜先生提出“仿造造词”这个术语，并将仿造造词与仿词进行对比，分析两者的联系与区别，被仿词与新词的语义关系，由此指出仿造造词的几个特点。[20]此类研究较为丰硕，如高丕永(1997)[21]、孙艳[22]、欧阳骏鹏[23]等，所论及的内容均属仿造造词范畴。 曹炜提出“构词法”是词的构成方式，是从静态的角度对现有词语的内部语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分析，而“造词法”是创造新词的方法，是从动态的角度对词的来源进行的一种发生学研究。[11]24-30曹先生的研究摒弃了之前为区分“构词法”与“造词法”的分析思路，开创了界定两者的崭新的研究角度。宋丙秀尝试将造词法与词素义生成相结合，从造词法生成词素义的角度展开讨论，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为语料来源，对其中的词素及词素义进行穷尽式统计，总结出简缩法、比喻法、仿词法、摹声法、音义任意结合法、说明法六种造词法引起词素义产生的具体生成机制和特点。[24]此成果为词素义的产生与造词法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
三、汉语造词法研究存在的问题
1.界定模糊，术语混用
早期，因对造词法这一概念的界定模糊和误解，不少学者认为，造词法与构词法并无太大区别，甚至有学者认为两者所表达的意义范畴一致。由此，混淆了构词法与造词法的概念和具体的研究内容，以至于学界存在套用构词法理论、术语等以研究造词法的现象。这一误解一直存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对造词法和构词法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任学良先生认为，汉语词汇中所有的词都有造词法的问题，但不是所有的词都有构词法的问题。[4]6任氏的观点，实质是将造词法和构词法立于种属位阶概念，有造词法统帅构词法之意[28]，没有界定清楚两者的差异：造词法为动态造词方法而构词法为对静态词语的内部分析方法。
关于汉语造词方法，学者们研究内容的选择多偏好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关注度不够。笔者做了一个较为粗疏的数据统计：2010年1月至2017年8月，有关汉语词汇造词法研究的成果(含硕博论文)共计178篇，其中涉及古代汉语词汇造词法的研究成果仅有5篇[注] 该数据是对已被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统计后的结果(2017年10月2日访问)。 。而事实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发展到现代汉语的双音、多音占多数，其形成原因，也应该是造词法研究的范畴。
即便选择古汉语词汇的造词法研究领域，学界对古汉语造词法的研究也极少，多关注古汉语同源词研究内容，如王力的《同源字典》[33]、郭锡良的《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34]、齐秀秀的《〈庄子〉同源词研究》[35]等。此类论著，如王力先生仅对同源字进行研究，实质避开了同源字研究与造词法或构词法研究的关系问题；郭锡良先生的研究似乎更偏向于“同源词”研究不是构词法研究，未明确区分或界定其对同源词的研究究竟属于构词法还是造词法。可见，学界对古汉语词汇研究所涉的造词法与构词法区分尚有疑虑，故而单列同源词而将其研究简单区别于构词法。
2.分类庞杂琐细，系统性不足
学者们对于汉语造词法的分类比较详细，但有的分类又过于繁琐，有的分类系统性略显不足。作为首个系统性构建汉语造词法体系的大家，孙常叙先生因理论体系初创时受限于主客观因素等，其汉语造词法体系和造词法分类，未尽周延和全面，也存在理论上的不足。如将象声造词作为语音造词的唯一举例。再如，忽略比拟为修辞手法而将比拟造词这类修辞造词方法归入语义造词法范畴，将其与变义造词同归一类等。
孙氏之后，随时间推进，任学良先生、葛本仪先生、刘叔新先生、陈光磊先生等各自在其论著中对汉语造词方法、分类等进行了系统性论述。各位先生关于汉语造词法体系及分类的学理，其价值、意义和不足，学界已有不少评述。如秦臻在《汉语造词法研究综述》中评价任学良先生对造词法的分类颇为详尽，同时认为任先生的物种造词法不能分析所有词尤其是单音节词等；认为葛本仪先生[32]对汉语造词法的分类比较细致，尤其“音义任意结合法”弥补了任学良先生造词方法体系的不足，但同时认为葛先生的八种造词法中有四种为语音范畴，分类略显庞杂，等等。[28]
国内主要脱硫技术主要分为湿法烟气脱硫、干法烟气脱硫和半干法烟气脱硫等三大类。具体包括：石灰石/石灰-石膏法、双碱法烟气脱硫工艺、氨法烟气脱硫、双氧水脱硫、有机胺法、干式吸收剂喷射法、金属氧化物脱硫法、喷雾干燥法脱硫等技术。
3.研究内容偏倚现代汉语的造词方法，对古代汉语词汇的造词法研究较少
张寿康先生在《构词法和构形法》一书中对构词法进行界定时认为，构词法是对语言中词的构造规律进行研究的学问，而新词的结构也是按构词法产生的。[29]张先生此言，虽然对构词法进行了明确界定，但是，其一方面将造词法的概念隐含在构词法概念中，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将造词方法等同为了构词法，将创制新词的造词法混淆为构词法，导致了两个概念的混淆或糅杂。
武占坤和王勤二位先生认为，“构词法是利用构词材料，按照构词规律，构造新词的方式方法”。[30]两位先生论及的“构词法”，其实质为创制新词问题，有点类似于此前孙常叙先生关于造词方法中的结构造词法，也与之后刘叔新先生的造词材料法部分对应，是造词法，出现了概念使用的混淆。宋玉柱先生在论及区分构词法与构形法时认为，构词法与构形法概念不同且本质有异，前者与创造新词关联，后者则与新词创造无关。[31]宋先生此处对构词法与构形法的区分，已明确将构词法作为创制新词的方法，将构词法与造词法混淆。又如程国煜先生[20]于仿造造词研究时，虽指出了仿造造词的部分特点，但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如对于构词法与造词法的概念有些模糊，另外对于仿造造词与仿词的区别论述较为简单，仅仅从使用频率或是否属于临时用法进行界定。
古代汉语词汇发展到现代汉语词汇，有其继承性，但其演变性则更大。如能利用孙常叙、任学良、李如龙、葛本仪等先生关于词的滋生理论成果，如葛先生关于词的基础形式、滋生条件和产生原因的相关论述[36]，分析研究古汉语词汇的滋生与发展，其势必对汉语词汇的研究裨益颇多。
4.未考虑汉语词汇中的特殊造词现象
目前研究成果中，有关汉语造词法的研究大多从结构上、语义上或语音上对汉语造词法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但却忽视了汉语中一些特殊造词的现象，如有关汉语词汇语素的排列顺序的考察及分析。笔者认为汉语词汇语素的排列应有一定的规律，如考虑到尊卑的“兄弟”“父子”，考虑到大小的，如“宽窄”等。较为遗憾的是目前未见到造词法研究中此类成果出现。
四、对未来汉语造词法研究的建议
汉语造词法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角度或研究内容，还是语料的选择上，都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未来汉语造词法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到以下几点：
但是这些努力没有来得及挽回另外3个受害者的生命：27岁的玛丽·瑞娜刚刚生完小孩，正在休产假，结果服了有毒胶囊，当场丧生。美国航空公司空乘波拉·普林斯死在芝加哥郊区的家中，身边是泰诺速效胶囊的药瓶。同样惨遭厄运的还有与她同龄的玛丽·迈克菲兰。短短两天，小小的胶囊就夺走了7条人命。
1.对相关概念进行严格地界定
近几年来，基于互联网金融业务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种公益众筹平台与日俱增。不同于传统的公益机构直接线下捐钱的方式，公益众筹平台采取的是线上线下联动，捐助形式多样的“互联网+公益”模式，利用互联网的发展把公益活动往精细化、全民化、广覆盖式方面发展。但随着公益众筹平台的发展掀起热潮后，基于互联网发展隐藏的不足也突显出来。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的优势使其深受资本市场的青睐，但其依托互联网发展又使之成为法律上的监管盲区，容易陷入舆论危机。下面以“轻松筹”平台为例，结合线下调研报告来具体分析该众筹平台的现存问题并给出解决对策。[1]
2.3.1 试验因子的产量效应分析。主因子效应分析，由于试验设计因子均经过无量纲线性编码处理，且各项回归系数间都不相关，所得偏回归系数已标准化。因此，可以通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小来判断X对产量Y的影响程度。分析模型可知，由各一次项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小可推断其对产量的影响顺序为K肥>P肥>N肥>密度；二次项系数均为负值，说明产量随各因素提高均呈开口向下的抛物线趋势变化，即在最佳水平以下时，产量随该因素的增加而提高，当超过临界水平时，产量开始下降；交互项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密度和施K之间、施N和施P之间的配合对产量增加有相互协同作用。
2.对于汉语造词法的分类研究，应采用更多、更新的研究角度
针对之前汉语造词法分类研究的不足，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应更新。如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汉语造词法的分类问题，主观如其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和感情偏好等，客观如时代文化、社会热点、语言趋向等。如高琳娜在《近五年汉语新词语造词法研究》(2013)中观察了汉语新词语特征，认为“1991—1994年汉语新词语是以复合式为主，而2006—2010年的汉语新词语则是以附加式为主，且这类附加式词语多为类词缀现象”[37]。该文引入语言与社会共变理论，认为新词中大量的附加式词语产生的方法是类推造词方式，是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在起作用。笔者认为未来的汉语造词法研究，不仅仅是引进新的词汇研究理念，而应结合汉语词汇自身的特点，采用更多、更新的研究视角。
3.拓宽造词法研究的内容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有关汉语造词法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现代汉语的研究中。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应逐渐拓宽研究内容，增加关于古代汉语的造词法研究，除对专书造词法进行研究外，还可对各时期的汉语词汇造词法进行比较研究。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加大比较研究的视野。目前汉语造词法的比较研究还较为欠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
姜夔词素以清空峭拔称名，其中《点绛唇·燕雁无心》更是白石词风的代表杰作，抒发了词人对身世的感慨嗟叹。在《点绛唇》中，关于首句“燕雁无心”一直有不同的释义：《全宋词》中，注释“燕雁”为“自北方飞来之雁”；《唐宋词鉴赏辞典》中，释“燕雁”为“北来之雁”；《唐宋词选释》中，俞平伯先生注：“‘燕雁’有两说：一.‘燕’指玄鸟。仄声。二.燕为地名，幽燕之燕，平声”……在当下学术论文中，也有两种释义的偏倚。那么到底是“北地之雁”？还是“燕与大雁”？究其原词，我们或可得解。
首先，历时对比研究。对汉语造词法作分时期、分阶段的分析、总结，然后采用历时的研究方法，作时期上的前后对比研究。此类研究在近几年已经开始出现，但研究成果还较少。从纵向对汉语造词法进行研究，有利于比较全面地分析研究汉语造词的特点及规律。
其次，与外语的对比研究。其他语言也有造词法，如英语、韩(朝鲜)语等。如能将汉语造词法与其他语言的造词法进行对比研究，对于丰富语言学中此类研究的价值重大。这类研究已经有学者关注，未来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最后，汉语方言中的造词法也各有其特点，故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中的造词法有一定的差异，这也应成为造词法比较研究的内容之一。
5.开展优化粉葛中提取葛根素的工艺。加热，放冷，再称，定重量，用30%乙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进样测定得到试验结果。每组处理匀采用了3次重复，求3次平均值。
4.关注汉语的特殊造词
汉语的一些特殊造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特质。关注此类特殊造词，不仅能更好地研究汉语造词法，认识造词理据，对汉语语言学研究作出较大贡献，而且可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此外，关注汉语中的特殊造词，对汉语词汇教学，尤其是对第二语言习得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汉语词汇的复杂性，是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的一大难题。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能理清汉语词法与学生母语的共性与差异，对加强语言学习的正迁移，弱化负迁移有很大的帮助。
总之，词的生成是相当复杂的现象，它不仅与语言内部各要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语言外部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汉语造词法不仅能阐明词生成的本质问题，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传媒手段的不断更新，语言中新兴词汇越来越多，对汉语造词法作更为细致的研究，有助于规范汉语新造词，以更好地加强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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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4-0169-09
[收稿日期] 2019-02-01
[作者简介] 徐正考(1962-)，男，山东崂山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古代汉语、汉语语法史等研究。
〔责任编辑：曹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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