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颖[1]2003年在《我国各地区人口现代化进程对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人口现代化是由刘铮教授在90年代提出，并且逐渐得到了完善，但是，大部分学者只是给出它的理论框架，从定性角度来分析人口现代化，而很少有学者研究它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更深入的研究它的指标体系，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层次分析法合理评定各指标权重。通过人口现代化指标评分系统，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评定各地区人口现代化实现的程度，并且指出各地区不足之处。 本文以从理论基础到方法论，然后到实证分析为主线，来研究我国各地区人口现代化实现程度。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理论基础部分。首先介绍了人口现代化的定义和内容，以及人口现代化的研究意义。然后区别了人口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人口现代化和现代化的不同。 第二章是理论基础部分的延伸。人口现代化内容包含人口生育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结构现代化、人口生活质量现代化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五个方面，从这五方面来建立人口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第叁章是指标的最后选择。为了避免指标重复，不精确地评定地区的人口现代化实现程度，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去掉一些相关的指标，并且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第四章是方法论探讨部分。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介绍分析法的提出、原理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步骤；第二部建立模型确定权重，根据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骤，建立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模型，运用SAS求解所构造的非对称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从而得出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变形后得到权重。 第五章是实证分析部分。根据对各个地区的人口现代化得分的聚类结果，将其归类，总结各类的特点，并且指出其人口现代化存在的问题，关于如何解决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安晶晶[2]2007年在《陕西省现代化实现程度测评研究》文中指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或地区依靠技术进步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最终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直至达到相对“理想状态”的渐进转变过程。追求现代化是人类的整体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陕西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和“第一阶梯”，其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提高，不仅对于增强本省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必将对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极其深远而意义重大的影响。本文在对陕西省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测评时，首先概述了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界定了现代化的涵义，介绍了现代化发展模式和战略选择，简要回顾了中同和陕西的现代化进程。然后在评析国内外现代化评价模型和讨论“中等发达国家”的确定的基础上，紧扣现代化的涵义，根据设置现代化实现程度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以及目的性、科学性、可比性、统一性和可行性的原则，以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构建了一套比较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测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质量、人口发展、科技发展、信息化水平和环境优化七大类、共24项指标。之后，以2001年～2005年为研究时间段，以现有的资料为依据，利用设置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和法对陕西省总体的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了动态量化综合测评，同时也对陕西省所辖十个市2005年的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了分析测评，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对2005年各市的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了分析，进而从整体上把握陕西省现代化的实际状况、实现程度与进程，透视出陕西省现代化进程中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促进陕西省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的对策和建议。
肖海平[3]2005年在《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结构及其调控的初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区域差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我国各地开发进程的区域差异问题被列入了中国21世纪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对策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而研究典型的欠发达西部省区——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结构,即区域差异将有利于西部开发和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论文运用较为翔实的数据资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空间秩序、时间序列和动因机制的角度对云南省1978年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结构变动过程及其对云南省整体功能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地域结构决定区域功能的思路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对策。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对区域差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评述,明确了论文研究的范畴和内涵,并借鉴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区域发展的基本理论,提出了评价云南省社会经济区域差异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准备。 第二章,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测度指标,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云南省经济发展不仅总体水平低,而且表现出在空间秩序上的地区不平衡性和时间序列上变化的不稳定性特征。 第叁章,采用第一次现代化水平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云南省各市州的社会发展差距。即对云南省各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进行了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与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云南省地区现代化进程具有水平的整体偏低性、地域的非均衡性、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地位的梯度演变性等特点,并且通过相关分析进一步证明经济发展水平低是制约云南省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 第四章,对云南省区域差异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价。主要从正反两面阐述了区域差异对云南省整体经济功能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第五章,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地域差异的动因机制进行了分析。从动因机制来看,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足以深远影响其整体发展的巨大的区域差异,是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而形成的人文环境、历史发展及政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第六章,探讨了云南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对策、措施及建议。主要从自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的培育、资本形成能力、人力资源培养、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及扶贫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对策、措施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最后一章,对论文进行了总结。归纳了论文的主要结论、可能的创新点,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之处。论文在理论上或方法上,以上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与独创性。在实践上或应用上,以上研究结果特别是现代化时间表,对于优化云南省的社会发展的地
刘华兵[4]2015年在《基于“原始”+“现代”的省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的城镇化发展时期,城镇化红利虽然造就了中国宏观经济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却也带来了不少发展的隐忧。面对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的矛盾、人类发展与自然承载力的矛盾、社会发展与公平公正的矛盾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等诸多隐忧,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内部结构的调整已迫在眉睫。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学者任宏教授提出“原始”+“现代”的城镇化协调发展理论。论文正是基于该理论视角,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代化发展的演进过程中梳理出“原始”和“现代”的主要内涵。认为“原始”就是自然与文化二者并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文化相融相通,人、自然、文化耦合协调的一种理想状态。“现代”则是“经济-社会-智力(科技与信息)”系统的有机统一体,是叁者良性互动、相互协调的综合体。“原始”+“现代”,就是充分利用人类的智力(科技与信息)资源,将最雄厚的经济融入最纯美的自然环境之中,将最先进的社会融入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使人类既享受现代社会的发达与便捷,又享受恬美自然环境与悠久历史文化赋予的舒适与惬意。在这里,“原始”与“现代”由交互胁迫演进为交互耦合,由矛盾对立演进为和谐共处,由低级共生演进为高级协调,最后达到相依相存的完美交融。论文以省为研究对象,从面向经济发展理论的协调和面向系统科学理论的协调两个方面,阐述了协调及协调发展的基本含义,并将论文协调发展的研究范围界定为空间上的、结构上的以及内部的协调。结合“原始”+“现代”及协调发展的含义,论文构建了“原始”+“现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型,并通过了有效性确认。为评价不同省级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状况,论文首先建立了基于“原始”+“现代”的省级区域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原始”系统从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两个方面选择了7项指标进行评价。对“现代”系统则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智力支持叁个方面选择了20项指标进行评价。最后对该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的有效性进行了确认。在以上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文章采用极差法、线性法、归一法等不同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并通过多属性综合评价的鲁棒性分析对不同方法下结果的一致性做了检验,根据兼容度极大化原则优选了“原始”系统自身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在不同的标准化方法下,基于离差最大化、变异系数法、CRITIC法和独立性权数法对“现代”系统自身的发展水平做了测度,并对其进行了鲁棒性分析和基于兼容度极大化的优选。最后综合得到“原始”+“现代”省级区域发展水平测度结果。结果分析表明: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原始”发展度和“现代”发展度以及“原始”+“现代”的综合发展度均不高,更为突出的是,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严重、文化缺失堪忧、智力(科技与信息)发展不足。在以上发展度评价结果的基础上,论文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分析了“原始”和“现代”各自系统内部及二者之间的协调性。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模型评价了“原始”系统内部以及“原始”与“现代”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引入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的协调度模型评价了“现代”系统内部的协调性。利用协调度和发展度的评价结果对各省级区域的协调发展度做了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有效性确认。结果分析表明:“原始”和“现代”内部的协调度均不高,但二者之间的协调度较高;“原始”和“现代”各自的协调发展度均不高,“原始”+“现代”的综合协调发展度较高,内部结构隐忧凸显。“现代”的发展仍将是第一要务,同时“原始”的发展与保护同样不可忽视。针对以上研究结果,论文从总体上提出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相协调、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协调、城乡发展相协调等四个方面的发展策略。在坚持总体发展策略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省级区域“原始”和“现代”协调发展度的不同,将31个省级区域划分为九大区域,并分区域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李俞[5]2013年在《进行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社会所取得的任何成就最终都要落实到人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但现实世界在评价“发展”时,更多地仅反映了人类社会在某一方面的进步,很显然,人类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某一方面的进步所成就的,而是多维度、宽领域的综合作用促成了人类的文明史。人类发展指数较为成功地将人类在叁个主要维度——收入、教育和健康——的成就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综合性地展现出来,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但任何新生事物总不免会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诞生二十余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也不例外。本文的着力点在于,人类发展指数将收入、教育和健康确立为人类进步的叁个主要维度无可厚非,这是分析人类发展的起点和基准,但是仅仅从收入、教育和健康的平均成就,而不考虑收入、教育和健康分别在一国(地区)内部的分布,难免会对人们产生误导：收入分配悬殊的两个国家(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相同,因为这两个国家(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同,这一错误推论在教育、健康等方面仍然成立,由此所产生的政策导向将是灾难性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内部收入差距悬殊的社会很少能够长治久安!此外,作为人类发展指数叁个基础指数之一的收入指数,可以说能够较好地展现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就,但通常来说,这一总量意义上的成就含有太多“水分”,至少它掩盖了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代价,如果对此不加以考虑,那似乎也会对人们产生另一个误导：两个环境污染程度存在天壤之别的国家(地区)的人类发展程度是相同的,只因为这两国(地区)具有相同的人均收入,我们很难想象这一结论会显然成立,除非人们的身体真的能够对日益严重的污染产生免疫力!鉴于此,本文的目标在于,针对人类发展指数仅仅关注叁个基本维度的水平值而没有考虑其内部分布以及对环境代价的忽视这两点可能的缺陷,试图对此进行尝试性的改进。通过对人类发展指数的产生、内涵、性质、缺陷以及学者们对改进人类发展指数所提出的建议和尝试进行详细论述,有助于使我们对人类发展指数本身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这也正是本文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在这个部分,本文也将对人类发展指数在中国的研究进展进行介绍,这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及其相关研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而这种概括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在第叁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本文研究的对象——进行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这是本文试图对人类发展指数进行两点改进——不平等调整和可持续调整——后的指数,并对我们的指数调整方法做了重点介绍,这些方法均是现有研究中较为常用的方法。第四部分是本文分析的核心,在本文所构建的指数框架中,以中国为分析案例,运用中国各省区的数据计算中国各省区进行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由于本文分析的视角较为细化,数据可得性是分析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这也导致了本文研究范围受到一定制约——分析时限为1999年和2009年。通过尽量合理的处理,我们汇总了所有基础数据,包括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预期寿命等,并计算了本文对指数调整所需要的两个指标：不平等调整指标——收入、教育和健康分别在省内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和可持续调整指标——环境行为指数(通过环境污染指数间接反映),在将基础数据和调整指标相结合后,本文计算出了我国各省区进行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在这一过程中也一起计算了指标调整前、单项指标调整后等不同类型的人类发展指数,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平等调整和可持续调整对人类发展指数本身以及各省区之间人类发展水平的相对排名的影响。通过不同类型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同一指数在不同时期之间进行分析比较,结论认为：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会显着降低人类发展水平,省内不平等程度越高,越容易导致其人类发展水平的相对排名大幅下滑；提升环境质量是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污染对人类发展水平具有“惩罚”作用；经济发达程度与不平等程度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在目前的我国,两者更倾向于负相关关系。根据第四部分的实证分析结论,我们在第五部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力度,努力提高我国各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以及各地区的环境质量,促进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第二,深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加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造血功能,从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第叁,完善教育培训服务体系,通过加大政府的教育资金投入、完善针对不同群体(“老少边穷”地区儿童、城市农民工子女等)的教育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支持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提高教育培训体系的覆盖面,从整体上提高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而降低教育不平等程度；第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制度,提升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性质,保障不同收入的居民平等地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从而降低健康不平等程度；第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扩大低碳技术研发投入,倡导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低碳生活,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设低碳社区、低碳城市和低碳社会,提升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通过对人类发展指数的梳理,提出了进行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此外,运用中国省级数据,对我国各省区的进行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但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困难和能力所限,本文对我国各省区的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的测算方法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这也直接导致了本文分析的部分结果的合理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这个主题下一步可供选择的研究方向。
龚啸吟[6]2009年在《人口自然变动等因素对四川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人口问题一直是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于为国民经济长久稳定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教训值得深刻记取。因此当前我们有必要对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探讨,为的是合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如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指出：“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人力资本输出大省。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国民经济发展到新形势的今天,如何处理好四川的人口问题,使四川的人口发展与四川的社会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相适应,进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剂和催化器,值得政府相关部门和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人口因素中人口自然变动及相关因素对四川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入手,对人口的自然变动相关指标附加其他与经济发展相关人口指标和四川经济发展轨迹进行对比分析。利用SPSS软件辅助,对四川各地区“人口——经济”系统进行分类,计算人口因素对四川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和贡献率,同时对人口红利问题展开具体分析。本文共分8个章节：在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思路和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程度和本文的局限。在第二章中,对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理论进行了综述和整理第叁章对本文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第四章介绍了四川人口的发展变动趋势,重点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发展、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进行阐述。第五章主要对四川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四川经济的总体情况与个省市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了四川人口收入水平的现状以及四川经济优势与挑战。第六章是对人口因素与四川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实证分析,本章节主要通过对四川总体指标的分析和对四川各地区分析归类以及对四川人口红利特征分析叁部分组成。第七章是对前面章节分析的总结,分别归纳人口因素对四川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3方面阐述。第八章是人口因素对四川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对策研究。这里本文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抓住人口红利期促进经济发展,给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第二是努力提高人口素质。第叁是健全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最后对城市化提出了一些建议。
张晓瑞[7]2007年在《我国科技、教育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是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知识经济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纪,也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世纪。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中,科技和教育已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不断进步可以缓解人口、资源和环境对区域发展的压力。科技进步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的重要标志。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进步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作用。作为一种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一旦运用到实践中去,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成为发展生产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转化为现实的推动力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效率水平。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口素质提高的程度和速度,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教育水平,因此教育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大计。按照教育的公平性、普遍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发展教育产业,对社会经济环境优化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不同区域地理及经济的差异性导致了教育水平的非均衡性,因此,只有从统筹规划的角度将“治贫”与“治愚”相结合,才能提高劳动者的整体文化素质,逐步掌握科学技能,实现对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积极发展科技和教育。目前,“科教兴国”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本文在阅读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及调查、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科技、教育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通过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的阐述对现代化基本内涵和我国现代化阶段进行界定,获得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并且对现代化发展的系统构成进行了分析,从而认识到科技、教育对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为深入认识科技、教育与现代化的发展状况,针对科技、教育与现代化发展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反映出我国科技、教育与现代化的发展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且国内布局存在非均衡性。在第五章中,根据科技环境支撑主体的不同将科技系统分为“E型科技子系统”和“G型科技子系统”;根据教育对象的类型不同将教育系统分为“基础教育子系统”“高等教育子系统”和“职业教育子系统”,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科技和教育系统的构成要素进行识别。根据科技子系统和教育子系统的内部结构,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为SEM)验证了科技、教育系统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假设,并从定量角度建立了科技、教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的机理模型。正是由于科技、教育与现代化发展的强相关性,论文第七章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采用非均一评价的DEA方法对科技、教育投入-产出系统的演化和分布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根据科技、教育与现代化的系统分析、内部作用机理及资源配置效率状况测度的研究结论,提出了驱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李剑[8]2011年在《关中地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机制及其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极大的推动了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正在对资源环境造成现实的破坏或潜在的威胁,使城市化面临着不断加大的资源环境问题的约束,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因此,研究城市化与资源环境间的耦合作用机制,以实现城市化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关中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系统论为指导,在对国内外关于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及评述的基础上,通过对关中地区城市化及资源环境发展状况的分析,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该地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胁迫效应,探讨了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耦合机制。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应用熵值法及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对包括关中地区在内的10个城镇密集区进行了横向对比分析,评价了关中地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分析了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趋势,并通过动态耦合模型对该地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程度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基于对关中地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及耦合程度的动态演化的分析,1990至2008年,该地区的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一直保持了比较稳定的上升势头,由濒临失调发展到勉强协调,再到良好协调。但在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化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作用不断增大,两者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已严重威胁到了关中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改变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方式,树立一种人口、资源、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协调发展的科学的城市化发展观念,推进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才能促使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缓和两者的矛盾,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彭伟斌[9]2015年在《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近20年来,有关人口政策的总结与反思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而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则使人口政策更加瞩目。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客观上要求人口结构和数量向适度、合理的方向发展,人口政策的演进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此背景下,开展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和评估生育政策的选择与走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全文共分八章来展开。引言部分论述了本文选题的五大背景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述评,将国内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观点划分为“严控紧缩”、“量化宽松”、“鼓励扩张”和“自主抉择”等四大学派；第二章交代了叁组重要概念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鉴于印度是全球第一个由强制性计划生育向自愿性家庭计划转型的国家,第叁章从国际视角先对印度国家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作了个案诠释和经验分析,从该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突出了制定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第四章基于人口事件的细节罗列论述了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历史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阶段,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特征归纳为四大特征；第五章分析了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将两省地方性人口政策的演进粗略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并从政策调整时间、政策内容及实施细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借助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生育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其历史变动做了详细对比,显示了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和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第七章运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江浙两省196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对两省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区别仍起作用但效果极微,导致生育率水平差异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第八章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对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总量、出生人口、人口结构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展望,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政策调整不会形成大规模出生堆积,单独两孩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江浙两省人口趋向负增长的发展态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口的结构性危机。考虑到江浙两省所呈现的超低生育率及“政策遇冷”现象,本文认为应尽快实施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应努力实现叁个重要转换：即从计划经济指令型的人口政策向市场经济引导型的人口政策转换；从显性的人口政策向隐性的人口政策转换；从直接干预型的人口政策向间接参与型的人口政策转换。
赵丽影[10]2017年在《吉林省县域人口素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提出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整体放缓,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经济增长正在寻求新方向。“供给侧改革”为中国经济增长指明了方向。在“供给侧改革”的人口供给方面,人口素质的提升至关重要。十叁五之后,中国进入全面二孩时代。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生育率水平,优化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在此基础上,对于人口素质的提升也会起到促进作用。因而,在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和全面放开二孩的背景下,研究人口素质及其影响因素十分必要。本文构建了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评价人口素质的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建立人口素质评价模型。从教育因素,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因素,经济因素叁个方面入手,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吉林省人口素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差异分析。对于吉林省而言,提高人口素质主要应从教育因素方面入手,其次是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因素和经济因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研究教育投入水平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所产生的效率。通过聚类分析将吉林省各个地区根据人口素质水平分为叁类,分别为人口素质高质量区、人口素质中质量区和人口素质低质量区。并将这叁类进行对比,分析各类地区的特点。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建立的人口素质指标体系不仅包含了“叁要素”论的内容,同时也加入了其他对于人口素质会产生影响的因素,使得指标体系更全面和客观。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吉林省各级政府制定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参考。
参考文献：
[1]. 我国各地区人口现代化进程对比分析[D]. 李春颖.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2]. 陕西省现代化实现程度测评研究[D]. 安晶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7
[3]. 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结构及其调控的初步研究[D]. 肖海平. 云南师范大学. 2005
[4]. 基于“原始”+“现代”的省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D]. 刘华兵. 重庆大学. 2015
[5]. 进行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研究[D]. 李俞.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6]. 人口自然变动等因素对四川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龚啸吟.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7]. 我国科技、教育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研究[D]. 张晓瑞. 吉林大学. 2007
[8]. 关中地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机制及其协调发展研究[D]. 李剑. 西北大学. 2011
[9]. 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D]. 彭伟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
[10]. 吉林省县域人口素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赵丽影. 吉林财经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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