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结合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制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融结合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产融结合模式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和增长曲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洞悉产融结合的内部特征、模式转换和发展趋势，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四种典型的产融结合模式：特征与条件
关于产融结合模式的区分有很多标准，本文根据各经济部门（政府、银行、企业、个人）在产融结合中的金融交易关系和作用不同，归纳出以下四种类型：
（一）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
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有前苏联、中国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战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以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解体或者经济转型，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正相应地发生衍变，并仍然保留着对经济的深远影响，下面我们以中国为例来分析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所谓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是指以行政计划取代市场机制来分配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政府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改革前的“弱金融、强财政”
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产融结合的特点是：①实际上不存在金融交易关系，而是金融分配关系，资金不仅和其他产品一样要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而且资金分配还要依附于产品的分配，政府用指令性计划来强制推动产融资本的结合，利率杠杆不起任何作用；②以资金供给制为核心，即所谓的“工业包产，商业包销，物资统供，资金统给”。无论产业部门还是金融部门都不过是政府控制下的一个“车间”，只有职能上的分工不同，而没有排他性的产权边界，财政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供给者，银行是企业生产流动资金的供给者，政府（计委）则是企业投资计划和生产计划的决策者，财政政策在产融结合中起主导作用；③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合一。本来财政资金是一种长期的公共资金，而信贷资金是一种短期的非公共资金，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资本属性的差异被抹灭了。而信贷与发行权合一的“大一统”银行又具有无限的信用供给能力，能够保证国有企业生产计划所需的资金来源，当财政入不敷出时，可以不加限制地向银行透支、借款，财政信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④货币资本被实物资本所替代，即“实物流引导价值流”。仅有货币资本并不能取得生产要素资源，还要有实物分配的计划指标。货币只是一种结算符号，银行在资源配置中不起决定作用，金融资本要依附于产业资本；⑤存在内生的信用扩张和投资失控。因为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都是公共物品，在产权缺位前提下实行计划分配很容易出现“公共地悲剧”，即银行信贷计划的失控和物资供给上的短缺。
2.改革后的“强金融，弱财政”
转轨经济中的金融配置流程既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又培育和发展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交易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混合型的产融结合模式，其特征是：①虽然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并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政府并没有放松对金融的控制，金融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②财政政策在产融结合中的地位下降，国有金融部门的地位显著上升，这是扩权让利式改革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从集中到分散的必然结果；③一方面政府实行歧视性金融政策，信贷分配严重倾斜于国有企业，以防止国有经济部门的生产在转轨时期出现急剧衰退，另一方面又逐步发展和开放金融市场，为非国有经济部门开辟一条市场融资渠道，从而在边际上提高了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④从一级银行体制转变为二级银行体制，把货币发行权与信贷权分开，引进了西方中央银行的“四大法宝”，同时又保留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计划控制，防止社会信用总规模的过度膨胀。
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具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①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本为经济建设服务；②政府能够使金融资本的配置与经济发展计划结合起来，有利于实施具有战略性和长远利益的产业政策，从而帮助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期内完成了战后经济重建和重工业发展目标。但是，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是由模式本身的内在缺陷决定的，用计划手段取代市场机制来执行和完成投融资过程，在短期内和经济总量较小的情况下尚可，但长期如此，容易造成重复建设、投资失控、高负债经营、低经济效益等一系列弊端。这是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再完美的计划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古人的“刻舟求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对而言，价格信号能够较及时、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利于当事人甄别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其优越性不言自明，这是许多原来实行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国家开始向市场主导型模式转变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企业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
1950年，南斯拉夫与前苏联决裂，彻底抛弃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行所谓的工人自治制度，把政府的许多职能和权力都下放给每一个企业的工人自治委员会，取消了集中统一的国家计划，建立了社会计划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取消了政府机关对经济组织的直接管理与干预，实际上变成一种“准市场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南斯拉夫的银行体制也几经改革，总的趋势是不断分散化，并逐渐形成了企业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其特点是：①废除了苏联式的单一银行制度，形成了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两级银行结构，类似于西方的二级银行制度，即中央银行成为银行的银行，具体信贷业务由商业银行办理。但是，南斯拉夫的中央银行体制由9家平等的人民银行共同组成，结果， 无论是货币发行、资金实力，还是宏观调控职能都因分散化而消弱了；②商业银行是南斯拉夫主要的金融机构，由内部银行、基层银行和联合银行组成。内部银行是联合劳动组织、复合组织、自治利益共同体或两个以上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内部成立的，作为法人，负责办理其组织内部的业务，主要任务是为其创办成员的发展计划筹划资金，并保证这些资金的合理使用；基层银行是最主要的商业银行组织，它由联合劳动组织、内部银行、自治利益共同体及其他法人单位组成，基层银行有权在全国各地经营国内的一切银行业务；联合银行由两个以上的基层银行联合组成，是银行由分散经营走向集中规模经营的结果。南斯拉夫的银行不再是国家管理和调节经济的工具，而是自由经营的经济组织；③企业可以根据自治协议自由开办银行。由于金融体系过于分散，人民银行的金融调控乏力，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最终因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破产。
实践证明，企业主导型产融结合是一种不成功的模式，它违背了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注定要失败的。理由是：第一，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原理证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解决这一矛盾，使卖方最终实现劳动的价值，而买方取得商品的使用价值，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占有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企业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允许企业开办内部银行，自由从事金融活动，等于抹灭了经营使用价值的产业资本和经营价值的金融资本之间的利益界线，产融结合没有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违背了商品二重性原理；第二，它忽视了价值形态的金融资本比产业资本具有更大的外部性：一是正的外部性，表现在对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上；二是负的外部性，反映在对储蓄—投资者的利益侵害和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破坏方面。由于金融资本的聚集来自于社会众多的储蓄阶层，如企业、居民、政府等，而资金的运用又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每一个细胞，特别是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能够放大这种效应。所以，历史上每一次金融动荡都伴随着经济的急剧衰退，这是由金融资本的特性所致。因此，即使是最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如美国，也对金融资本实行十分严格的监管制度，南斯拉夫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表明，保持金融体制的健全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三）银行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
日本是实行银行主导型产融结合最典型的国家，这是由其特定的文化经济背景和历史因素所决定的。日本的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法人资本为核心，以限制竞争追求协作来实现效率，以较强的政府干预和健全的法制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成功模式。二战以后，美国强制日本政府解散财阀，在战后重建的早期阶段，由于政府拒付欠军需企业的巨额战时补偿费，许多日本企业面临相当严重的无清偿能力问题，并进一步导致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危机，结果对银行和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和资本重注。期间，银行由于政府的授权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控制了企业，形成以日本主银行制为核心的产融结合模式，其特点是：①几乎每一个企业都与某一特定银行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贷款结算、债券发行、股权投资等服务，银行成为企业信息聚集的中心，便于及时发现企业潜在的问题；②许多大型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有股权和债权、产品和劳务贸易而组成新的财阀，从而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信用合作关系，避免了过度竞争；③日本企业的管理层受市场投资者的外在压力小，可以更好地追求投资的长期利益，避免了企业的短期行为；④主银行为财阀企业间的商业信用提供担保，巩固了企业之间的信用基础，增强了主银行监控企业的责任感。总之，这种产融结合模式包括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的部分，即银行和企业订立关系型融资契约；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委托监督的特殊关系；监管当局采取一整套特别的管制手段，如市场准入管制“金融约束”（financial restraint）、 存款担保及对市场融资的限制等（Aoki,patrick和Sheard,1994）。
银行主导型产融结合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一是银行机构的运转效率很高。由于经济增长对银行融资的依赖性很强，1995年，当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商业银行一直存在严重的超贷现象；二是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储蓄是银行筹集资金的重要来源，而日本正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1987年日本的国民储蓄与GDP之比为34%； 三是需要一个引导企业投资的经济计划。因为主银行制下的企业信息往往相互保密，不像市场融资那样对外公开，没有计划就很容易出现盲目重复建设。为此，日本经济企划厅每年都制定一个详细的经济发展计划来指导企业的投资决策。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日本的银行主导型产融结合是成功的，因为，日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从而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效仿的目标模式。然而，自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和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又似乎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彻底否定日本的银行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甚至把不良债务和经济泡沫的形成直接归因于银行间接融资方式。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个人认为，应该客观地评价银行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一是从中短期看，该模式对于实现经济起飞成效显著。1958—1978年，日本近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在短短的几十年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跟日本实行这种特殊的产融结合模式不无关系；二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型融资是以排斥竞争和改变破产程序为代价的，加上政府也有意进行庇护，结果使日本的金融运行缺乏应有的透明度，银行内部管理混乱，容易积累起深层次的矛盾。
最近，青木昌彦和瑟达乐·丁克一项关于日本关系型融资制度的研究将这一讨论引向深入，他们认为，日本的主银行制实际上是关系型融资，“关系型融资是这样一种融资方式，出资者在一系列事先未明确的情况下，为了将来不断获得租金而增加融资”，并否定了竞争不利于关系型融资的传统看法。言下之意，关系型融资和非关系型融资建立在两种不同的资本交易合同上，前者寻求的是租金收入，而后者是利息报酬，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能对交易双方形成硬预算约束。与企业主导型模式对比，银行主导型产融结合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马克思关于商品二重性原理的正确性，那就是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内在矛盾必须通过商品交换过程来解决。由于金融资本的特殊性，企业主导型模式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相对而言，银行主导型模式则要成功得多，这是因为产业资本的外部性要小，主办银行控制下的企业即使发生损失也是局部的，在可以控制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系统风险或者连锁倒闭现象。但是物极必反，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开始陷入危机，说明当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带来灾难。总之，不能把日本的金融问题完全归咎于关系型融资，主要在于日本的国内市场过于封闭，自由竞争性差。
（四）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
美国的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典范，它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以充分竞争、反对垄断来保证效率，以法律制度和政府适度干预来维持经济秩序的一种市场经济模式。在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的形成过程中，美国的法律制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1927年通过的“麦克法登”法案，明确禁止跨州设立分行，并重申国立银行与州立银行并存的概念，奠定了美国相对分散的银行体制。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大批银行倒闭，并于1934年促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一系列限制银行业法案的出台。这些措施包括：①规定银行支付存款利率的限制；②对银行业与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③存款保险制度；④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⑤限制新银行开业；⑥联邦储备银行权力的集中和加强等。这些制度约束使美国的银行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特别是受到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的强力冲击，导致银行存款大量流失，资产质量的盈利水平下降，其中对储蓄与贷款协会的影响最大。由于传统银行业在金融资本的聚集与配置方面的功能被削弱，极大地刺激了美国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见下表），1966—1970年，美国公司部门的内部资金比重平均为69.4%，外部资金比重平均为30.6%，其中贷款只占12.4%，证券发行占18.2%， 说明产融结合主要是通过市场融资渠道来进行的，相比之下，日本则主要依靠银行信用中介，中国由于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企业的银行负债水平最高，而内部资金比重则最低。
公司部门资金构成的国际比较（1966—1970年） （%）
其 中
国别内部资金外部资金贷 款 证券发行
美国 69.430.6
12.4 18.2
英国 51.448.6
10.3 38.3
法国 65.035.0
27.4 7.6
西德 63.136.9
29.6 7.3
日本 40.060.0
49.0 11.0
中国 16.783.3
80.0 3.3
资料来源：《产融结合：发达国家的历史和对我国的启示》，李扬等，《财贸经济》，1997（9）。
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①信息透明度高。由于公司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市场投资者。因此，公司必须定期发布有关企业生产经营及财务方面的情况，接受市场投资者的监督，这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来说是一种激励，有利于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干与潜能；②短期趋利性强。来自于市场的外部压力有时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那就是干扰了管理层的长期决策，因为经理人必须保证在每一个会计年度支付给股东以较好的回报，这样就往往会牺牲企业的长期规划和发展后劲；③有利于筹集巨额资本。由于银行的信用规模要受到资金来源和风险分散原则的限制，一般来说，当企业所需的资本过于庞大时，只有组成银团贷款才能得到解决，但这一谈判过程是极为复杂的，而在投资银行的协助下进入市场直接融资，即要简单和有效率得多；④便于分散控制风险。从表面上看，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似乎风险更大，其实恰恰相反，只要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一切风险因素都会在价格信号上得到反映。这样，就有利于市场主体及时地识别、规避和控制风险。美国银行业的破产频率是最高的，1781—1861年期间新成立的银行超过2 500家，但几乎有2／5的银行在开业后的十年就被迫关闭，然而并没有酿成大的金融危机，因为金融风险的压力被及时地释放了，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及多维监管体系在金融稳定和防范风险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也需要具备一些基础条件：一是利率的形成机制比较健全，因为市场利率的波动对资产的相对价格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长期以来都把利率作为重要的监控指标，这要取决于一个具有竞争性的金融环境；二是金融市场的运作是有效率的，即金融资本能够流动配置到边际效用最高的部门，信息要能够准确地反映在资产的价格上，简言之，要基本上满足有效率市场假说的理论前提；三是中央银行具有较强的货币控制能力，美联储以“四大法宝”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体系为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的正常运行“保驾护航”。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践证明，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是目前最为成功且最具有生命力的模式。二战后，在半个世纪中美国一直是头号经济强国，尽管期间它也曾受到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及经济联合组织的挑战，但仍然显示了它强大的国家竞争力。迄今为止，美国无论在经济、科技还是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近8年来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经济增长波：1998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4.2%，通货膨胀率只有0.9%，失业率4.6%，是24 年来的最好水平，此外，美国财政30年来首次出现顺差500亿美元， 道—琼斯股指突破9 200点， 高新技术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被誉为迎来了无通胀的“新经济学时代”。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急于学习和模仿这种模式，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制度软件”不像“技术软件”那样容易移植，美国的产融结合模式是根植在它非常成熟的市场经济土壤上的，没有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基础，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就不可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中国家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才能逐步建立起既相适应又有效率的产融结合模式。
二、产融结合模式的变迁：动力机制分析
以上我们分析了四种典型的产融结合模式的基本特征。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对静止的，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考察每一种产融结合模式。产融结合作为一种以资本为对象的产权交易行为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金融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环境的约束并反过来作用于制度的变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模式的确立是制度均衡的结果，模式的转换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上述每一种产融结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下面我们用一个制度变迁模型从理论上来探讨产融结合模式的生成机理。
如图1所示，横轴Q表示制度生产的数量，纵轴P 表示制度变迁的收益或成本。S表示政府的制度供给曲线，它相对于P较为平坦，说明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具有成本优势，即较低的价格可以供给更多的制度； D表示经济主体的制度需求曲线，它相对于P比较陡， 说明经济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成本较高，比如要经过与政府的反复较量，才可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如此），一般来说，自下而上总是比自上而下的改革要困难。由图可知，若P[,0]→P[,1]，制度收益的增加对政府来说是一种潜在利润（生产者剩余），它相当于阴影面积A， 这会导致强制性制度变迁，即政府使制度供给增加（Q[,0]—Q[,1]）并强制拉动制度需求D→D'；相反，若P[,0]→P[,2]， 同样会增加制度需求者即经济主体的潜在收益（消费者剩余），它相当于阴影面积B， 这会导致诱致性制度变迁Q[,0]→Q[2]，讨价还价最终拉动政府的制度供给曲线S→S'。不难发现，这两种制度变迁的方向与效果是不同的，强制性制度
（Q[,1]+Q[,0]）（P[,1]－P[,0]）
变迁的平均生产成本低，AC＝────────────────
2（Q[,1]－Q[,0]）
，但实施成本高；相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生产成本高，
（Q[,0]+Q[,2]）（P[,0]－P[,2]）
AC＝────────────────，但实施成本低。遗憾的是，
2（Q[,2]－Q[,0]）
我们未能将实施成本纳入这个模型。
如果把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分别作为产融结合模式的两极，并且假定模式可以根据生产成本（PC）和实施成本（BC）的不同来区分，显然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具有低生产成本、高实施成本等特点，反之，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则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具有高生产成本、低实施成本等特点。见图2，以AC 表示等平均成本线，即政府主导型模式可能位于OH以下的C点， 市场主导型模式则位于OH以上的A点，企业主导型或银行主导型模式有可能是D点。那么，是否存在最优的产融结合模式呢？从理论上说，只要能够在平均成本线的最低点E（P[,0]，Q[,0] ）实现制度均衡的产融结合模式就是最优的。
本质上看，产融结合模式是一种制度安排，根据制度变迁模型，任何制度变迁成本和收益的变化都会对原有的制度均衡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制度变迁收益大于变迁成本时，才可能导致产融结合模式的演变，如图2所示，只有在OQ[,0]EP[,0]这一方块内才是制度变迁区间， 直到E点实现最优，使产融结合模式最终确立和稳定下来，反之， 当制度变迁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就可能形成路径依赖，使产融结合模式以惯性沿着原有的轨道运行。这样，初始模式的选择及其效率就很重要，它决定了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是进入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这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经济绩效。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影响产融结合模式变迁的主要因素：
（一）路径依赖因素
1.高昂的退出成本
比如，日本的银行关系型融资模式实行了几十年，主办银行与许多企业之间结成了十分巩固的信用关系，但同时也积累起庞大的不良债务。要改变原先紧密的信用结构，首先就要求启动破产程序，将一大批企业、银行关闭，这样，必然会给日本经济带来剧烈的震荡，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其高昂的退出成本，不仅使银企双方难以接受，即使日本政府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因此，日本政府虽然明知内部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但积重难返，没能及时地推进经济制度的改革与调整；又如，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同样受到了退出成本的约束。由于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银行提供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很多已经成为呆账、坏账，但银行也不可能立即就解除跟亏损企业的信用关系，否则，企业破产了银行也得关门。因此，出于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并没有马上中止资金供给制，相反，还加强了国有商业银行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只在边际上提高市场金融的比重，以帮助国有企业能够较平稳地完成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总之，高昂的退出成本，往往使一种无效率的旧模式得以延续，而有效率的新模式总是姗姗来迟。
2.不适应性
要从一种产融结合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变并非易事，因为经济主体已经适应了旧模式的运行机制和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一旦形成对旧模式的刚性依赖，对于新模式往往表现出不适应性，需要较长的学习过程，比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要从过去产、购、销都由国家包的经营机制转变到逐步以销定产、面向市场的经营机制，变迁改革20年仍然没有最终完成。不适应性还会使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对旧模式的依恋情结，并对模式形成巨大阻力。为此：①要塑造一个有利于新模式生长的制度环境，比如建立市场金融和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工作职能等，让经济主体从新模式中得到的好处能够抵补放弃旧模式的利益损失；②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使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学习与提高，并反过来改进自己的旧习惯；③同时要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让其他国家的企业也能进入国内市场，建立起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二）反路径依赖因素
1.技术手段的革新
比如微电子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给金融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在：①节约了银行内部组成成本，扩大了银行的经济规模，这是全球银行业进一步走向集中的原因之一；②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全球的资本流动变得更加便利并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技术革新使银行信贷和市场融资的差异越来越小，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界线日益模糊，传统的二分法，即把银行中介和市场中介对立起来的观点已经过时，因为银行本身就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总之，技术革新为产融结合带来的净剩余会推动产融结合模式的演变。
2.国际竞争的加剧
1990年以来，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使产融结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其特点是：①产融结合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国际产业资本的融合；②很难区分是金融资本控制产业资本，还是产业资本控制金融资本，体现了一种合作基础上的非竞争关系；③财阀资本不再明显地存在，资本的民主化、集体化、社会化趋势加快；④产融结合并不意味着关系型融资，更多的是保持距离型融资，融资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国际资本的过剩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使短缺融资不再成为企业发展的制约，不同方式下的融资成本优势也不再明显；着眼于21世纪的国际市场竞争而进行功能性互补是这一轮产融结合的主要特点。
3.世界经济一体化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走向一体化，其中欧盟已经从产业资本的一体化（打破贸易壁垒）进入金融资本的一体化新阶段（货币统一为EURO），欧洲贸易与经济一体化，是欧洲货币制度发展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动力，是一种质的飞跃。此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会使原先因国家边界所分割的狭小的市场庞大起来，篱笆被拆除了，市场空间更加宽广，这样，竞争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垄断的含义将被更新。国内垄断已不再成为垄断，因为有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市场结构将由以前的国内企业竞争转变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来决定，这样，一国如果不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和产业集中度，不仅会失去国际市场，而且可能失去国内市场，这种损失远比垄断的效率损失大，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产融结合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上述分析表明，任何一种产融结合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下的产物，当制度变迁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也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产融结合模式。但这一切都是相对静止的，有许多因素包括技术、环境、预期等都会对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产生影响，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将会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推动旧的产融结合模式向新模式的演变；反之，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就会形成对旧模式的路径依赖，要反路径依赖，必须要改变旧模式赖以生存的制度条件。目前，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融结合模式存在趋同化的趋势：“一方面，英美模式开始重视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诸如放松对银行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制，尤其是投资银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日本模式中原有的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走到了极端化，带来了连锁性倒闭等一系列副作用。于是，日本开始弱化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改变以往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此外，从企业资本结构的角度来看，8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的负债率呈上升趋势，而日本公司的负债率则呈下降趋势，比如说，80年代初，日本主要大公司的平均债务—股本比为：2.75∶1， 其中64%的外部融资来自银行贷款，但到1990年，总的债务—股本比大致为1∶1。”（张维迎）这一现象既说明英美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已意识到了自身的缺陷，又反映了一种向更有效率和更加完善的新模式转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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