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里论文,西藏论文,石窟论文,简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
1992年6月，在西藏全区文物普查中， 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大学组成的调查分队，在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发现了几处佛教石窟遗迹。其中位于扎达县境内的东嘎、皮央两村的石窟群规模较大，因两村相距不远，故命名为“东嘎—皮央石窟”（图一）。
1994年5～8月，川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与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再次组成调查队，重点对该处石窟遗迹作了进一步的复查、编号，并对石窟壁画中有关藏文题记作了抄录、整理等项工作。同时，对古格王国故都所在地扎布让附近的洞窟遗址也作了踏察，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新资料。现将这两次考古调查的结果简报如下。
一 既往调查简史
对于西藏西部石窟所做的田野调查工作，最初是由外国学者进行的。意大利学者杜齐（Giuseppe Tucci）在西藏西部的田野调查中，曾对此有所关注。在他1935年的一份调查手记中，以十分简单的文字提到了在东嘎（Dungkar）一带的山洞中保存有“曼荼罗”（Mandala，亦称为坛城）之类的壁画，同时还公布了两幅相关的照片〔1〕。除此之外， 他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因而也没能引起世人的注意。此后的几十年中，这处遗迹如石沉大海，再无人提及。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注重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工作，对于以古格王国故城为中心的扎达、日土、普兰等地区开展了数次小规模的调查〔2〕。1991年，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次在阿里发现了日土丁穹拉康石窟，这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表明西藏西部地区可能存在前所未知的石窟遗存。1992年的文物普查中，正式对丁穹拉康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也从此揭开了西藏西部地区石窟考古调查的序幕〔3〕。
根据上述这些工作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在扎达县境内进一步走访当地的藏族干部群众，反复进行调查勘踏，终于在1992年6月， 发现了东嘎、皮央石窟群中绘有精美壁画的礼佛窟〔4〕。1994 年又先后对皮央、东嘎石窟进行了系统的编号与测绘工作，并新发现了扎布让区的吉日、岗察等石窟地点，使这一地区的石窟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阿里石窟分布状况
西藏阿里地区的石窟，主要分布在以象泉河河谷为中心的扎达盆地，就目前调查所知情况来看，已有多处发现〔5〕。其中以东嘎、 皮央两处较为集中，石窟的规模较大，保存的壁画也较为完好。现着重对东嘎、皮央石窟地点的分布状况加以叙述，同时兼及扎布让等其他几处石窟遗存。
1.扎达东嘎、皮央石窟地点
东嘎、 皮央两石窟地点位于托林寺（今扎达县城所在地）以北约40公里处，其西面有一条小河流入朗钦藏布（象泉河），其下游即为印度河（萨特累季河）。河谷的两侧有可供农耕的冲积扇，能种植小麦、青稞等作物（图二）。
在朗钦藏布河及其支流所切割形成的断崖上，从崖顶到谷底，便是开凿石窟的位置。这一带的地质环境属于地质界所称的扎达盆地中心区域，主要分布着灰黄色及灰绿色粘土的湖相沉积，岩层的层理基本呈水平，与粘土相互胶结在一起，石质不佳，所以这个地区石窟的开凿都采用类似于新疆、敦煌等地区石窟一样的方式，均系用泥塑敷彩的方法造像，洞内诸壁则绘制壁画。
东嘎石窟群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地点。第一地点位于今东嘎村的北面断崖上，东距东嘎村约400米，其南面有一条小溪由东向西流过， 汇入朗钦藏布；南面的台地坡麓上残存塔群与寺庙的遗迹。断崖的形状如同一个半圆形的弓背，两端向东西方向延伸，石窟的分布由西向东可分为Ⅲ区，按照我们的编号系统，第Ⅰ区洞窟大致上系由分布在这一弓背上略呈“U”字形的50座洞窟组成，依据各窟之间的相对关系， 可分为第1～11和第12～50两组； 第Ⅱ区洞窟大体上从与东嘎村呈南北直线的东面崖嘴部开始再向东， 直抵与小溪南岸东嘎寺相对的一线分布， 共有51座洞窟，依其相对位置关系可分为第1～28和第29～51两组； 第Ⅲ区洞窟系东北方向的后山区，共由第1～39窟组成。 整个洞窟群共现存洞窟150座（其中不包括虽可观察到残迹，但已大部坍毁者， 以下同）（图六）。
东嘎第二地点位于东嘎之东面山沟中，两地点直线相距约30公里。洞窟南面面对一条小溪沟，名为“夏沟”。洞窟开凿在山崖北面的峭壁之上，从西向东共有9座洞窟，编号为第1～9窟（图三）。
皮央石窟群位于东嘎第一地点西北面，相距约1.5公里。 “皮央”汉语中亦译为“培阳”、“皮旺”、“其旺”等，系一处由寺院建筑、城堡遗址与石窟群组成的规模宏大的佛教遗迹（封底）。皮央石窟群的东面，残存格林塘佛寺遗址，其西面的断崖之上，顶部建有寺院与城堡，谷底与山崖的中腰开凿石窟，两者之间有一条小溪相间，在西面崖壁前的坡地上为皮央村，居民均为藏族。
皮央石窟的分布，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前山区与后山区。前山区编为第Ⅰ区，洞窟基本上呈由北向南直线分布，其编号顺序从沟谷的北端开始向南编号，共编为第1～433窟。后山区编为第Ⅱ区和第Ⅲ区，其中第Ⅱ区洞窟的走向从由北向南转为由东向西，略呈“U”字形分布， 共编入洞窟145窟；第Ⅲ区从谷底部折向西侧，直至皮央遗址的最西端， 共编入洞窟247窟。此外，在皮央遗址的山顶部，还分布一些洞窟， 编为第Ⅳ区，包括第1～37窟。这样，以上四区总计共编入洞窟872窟。另在上述四区中还有若干位置分散的洞窟并未能够全部编入，所以现存洞窟的实际数目可能接近一千座（图四、五）。
2.扎达扎布让区石窟地点
扎布让区内的石窟群主要发现在与古格王国都城扎布让隔河（象泉河）相对的南岸断崖上，目前尚未进行系统的编号。石窟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仅有4个地点，其中吉日、岗察、芒扎等三个地点的石窟中， 发现残存壁画遗迹的洞窟。
3.日土“丁穹拉康”石窟
在阿里北端的日土境内，曾发现过一处名为“丁穹拉康”的石窟，目前仅发现一座洞窟，坐落在班公湖北岸的乌江乡。石窟开凿在一高约10米左右的断崖下脚部，顶部已为流沙所覆盖。石窟平面方形，进深 3.5、面阔3.4、高约3米，窟顶为穹隆形顶，窟内尚保存部分壁画。就现今掌握的情况看，这处石窟可能已处于西藏西部石窟分布的最北端。
上述三处石窟地点中，除丁穹拉康石窟为单一的石窟遗存之外，如前所述，东嘎、皮央以及扎布让区岗查等地点与石窟遗迹共存的，还有大量的地面佛教建筑遗存，包括佛寺、排塔、塔林等不同类别，但由于破损严重，对于其建筑年代及与石窟之间的关系，都有待作更进一步的探讨，限于篇幅，拟另文介绍。
三 石窟基本形制
西藏中部地区过去曾经发现过塔庙窟和禅窟，并以摩崖龛像比较多见〔6〕。但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所发现的石窟类型中， 则主要有供礼佛用的佛殿窟，在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这两类可划归为礼佛窟），修行与生活起居用的禅窟和僧房窟，堆放物品用的仓库窟等。目前尚未发现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大像窟，也未发现摩崖龛像。兹以石窟遗存最集中的东嘎、皮央石窟为主，举例分述如下：
1.礼佛窟
礼佛窟是专用于礼拜、供养等宗教活动的洞窟，在阿里石窟中是最具特色，最为典型的一类洞窟。这类洞窟的最显著特点，是在窟内设坛置像，建塔供养和绘制壁画等。
东嘎第一地点Ⅰ区第1、2号窟及第二地点第1 号窟等都是较大型的礼佛窟。
其中，东嘎第一地点Ⅰ区1号窟平面形制为方形窟，单室， 进深与面阔均为6.65米。顶部式样为典型的“斗四套斗形”，通高5.64米，其外缘近于方形，各边的中点连线又形成套于方形内的小方形；小方形内再套一更小的方形，层层叠套，使窟顶中央向上隆起。窟内未设龛塑像（彩色插页贰：1；图七：1；八：1）。
东嘎第一地点Ⅰ区2号窟平面形制亦为单室方形窟， 进深与面阔均为7.3米，顶部式样为一多重同心圆形套顶，通高5.51米， 顶部外缘为方形，中套四重圆形，向上隆起呈圆形的窟顶（彩色插页贰：2）。 据笔者观察，采用这种式样的窟顶，其主要目的在于表现一种“曼荼罗”（即坛城）的形制，顶部外缘的方形四边正好绘制成坛城的四边，其中心的四重同心圆与之相交，呈一坛城状。窟内的北、东、西三面壁上开设长条形的佛龛，其中北壁的佛龛设在后壁距地表高1.85米处，高1.6米，与后壁等长，龛内原有泥塑佛像8尊， 现仅残存头光与背光的贴塑，在窟内还发现泥塑的残佛头像两尊，当系原塑像的残部。东、西两壁的佛龛内原各塑两尊塑像，从残存的贴塑背光观察，其中一尊为佛像，有呈桃形的头光与身光，另一尊有呈火焰形的背光贴塑，估计可能系护法神像。此外，在窟内中央还有两座方形塔基，表明原来在窟内还建有佛塔供养，现塔身已残（图七：2；图一○）。
东嘎第二地点1号窟的平面形制也是近方形的单室窟， 但四角呈抹角圆转角，进深3.7、面阔4.2米，窟门前设狭长的甬道通向窟室，甬道宽4.1、长2.2米。窟室顶部做成覆斗形，高5.3米。 在窟内中心设一圆形的坛，未开凿龛室塑像（图九、一一）。
礼佛窟中还发现有一些形制较小的洞窟，基本的特点也是方形单室窟，一般均绘有壁画，有的在窟内两侧壁或后壁上开设有龛。其中，东嘎第一地点Ⅰ区3号窟为一近似方形的单室窟，进深4、面阔3.2米； 穹隆形顶，中间部位向上隆起略呈半球形；窟内四壁原遍绘壁画，现仅残存若干局部图案（图一四：1；图一二）。
皮央第Ⅰ区第90号窟平面近似方形，窟门后接甬道，甬道宽1.4、长1.6米，窟室进深4.85、面阔5.15米，顶部式样为穹隆顶式，高3.8米。窟内两侧壁的前壁上各设一立像龛， 龛内绘制千佛像等（图一四：2；图一三）。在窟内后壁上残存安置泥塑像用的小孔三组，每组四孔，可知窟内原塑有佛像三尊。
该区内的第79号窟也是在侧壁上设有龛室的洞窟，洞窟的平面为方形单室，前设甬道，窟室进深4.2、面阔3.52米。甬道凿成斜坡式项，窟顶部则凿成纵券顶，甬道顶比窟顶低平，在门楣处形成转折的线条相连接，门楣下方绘制壁画。窟内左、右、后三壁上均开有龛，其中后壁龛内残存供置佛像的圆形穿孔，原来也供置有佛像（图一四：3）。
在该区较晚期的洞窟中，还出现了一种窟顶呈两面坡式样的洞窟，如第351号窟，该窟的平面形制为方形单室，进深2.35、面阔3.4、窟高2.5米，顶部做成两面坡式，上绘以各种图案（封三：1；图一四：4 ）。
发现于象泉河南岸扎不让乡境内的吉日、岗察等三处残存壁画的石窟，也属于小型的礼佛窟。其中吉日地点的石窟前半部已塌毁，仅存后壁（北壁）及东、西两壁之一部，仍可观察到窟型为平顶，高3.6米，平面为方形单室，面阔5米，后壁近窟底部开两小龛，小龛进深0.76、宽0.9米，在窟内三面壁上，都绘制壁画，北壁上方绘垂幔一周， 其下为20尊化佛小像，正中绘曼荼罗三幅。东壁正中为一佛二弟子，其左右各绘一幅曼荼罗，其上方亦饰垂幔一周，垂幔下绘20尊化佛小像（图一四：5）。岗察地点石窟亦为方形平顶，顶高2.03、面阔2.8、进深2.5、门道长0.55米。洞窟坐南朝北，东壁上设两龛，一为立龛，宽0.55、高0.90米，一为横龛，长2.03米。壁画残存于顶部及四壁，顶部彩绘三重套斗式藻井图案（图八：2；图一四：6），南壁及东壁仅见装饰性的垂幔残余位于顶端，北壁门道西侧及西壁上隐约可识出多面护法神、骑象小神以及二菩萨像之残痕。芒扎地点石窟当地俗称为“芒扎洞”，石窟为单室、方形、平顶，顶高2.4米，窟平面形制呈圆角方形， 面阔 4.1、进深3.5米，门道宽0.8米，稍偏向西侧，窟内西壁后侧设一龛，高0.97、宽0.89、高0.89米。窟内壁画色彩新艳，以红、白二色为主调，内容有护法神、十一面观音、高僧大德、梵天音及藏文书写的密教咒语（图一四：7）。窟门西侧还发现藏文题记一则〔7〕。
2.禅窟与僧房窟
阿里石窟中，有一类洞窟可能是用于修行的禅窟，其形制有单室与多室之分（图一五）。这类洞窟的特点是一般不绘壁画，也无生活痕迹，窟内常出经书、唐卡（卷轴画）等与修行活动有关的遗物。如皮央遗址山顶部第Ⅳ区第12号窟（图一五：1），由前后两室组成， 前室顶部呈纵券顶，中有一段短甬道与后室相接，后室顶部呈斜坡式的平顶，前、后两室的平面形制均为不规则的“刀把形”，一面壁较为平直，其余各壁呈孤形，后室内设一坛，无其他生活痕迹，但堆存一些残破经卷、唐卡，其性质可能为修行用的禅窟。又如该区内的第10（图一五：5 ）、26（图一五：2）、27号窟，均为三室联建的洞窟，以其中第27 号窟为例，前面一窟似为门厅，平面形制为横长方形，其后连接二室，壁上开设小龛，窟内无生活设施与生活痕迹，唯存经卷残页，可能亦为修行禅窟（图一五：3）。
还有一类洞窟在窟内建有烟道、泥灶、水井、灯龛、壁龛、壁洞、睡炕等生活设施，窟内壁上残存厚厚的一层黑色烟炱痕迹，推测其性质可能为供僧人或信徒们生活起居用的僧房窟之类。洞窟的内部构造有单室、双室、三室以至四室、五室之分，顶部一般为平顶或券顶，顶部中央凿有一条长长的烟道直通向窟外门道的上方，洞窟的平面形状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以及不规则的几何形等各种形制（图一六）。
3.仓库窟与厨房窟
有一类洞窟面积较大，洞内无灶洞、睡炕以及用于通风排气的烟道等设施，洞窟内亦不见烟炱，而仅在洞窟中用土砖砌出储物用的池、槽等设施，这类洞窟推测其用途当系用以储存物品的仓库窟，如皮央第Ⅱ区第19号窟（图一七：2）。还有一类洞窟一窟之内设多个灶坑， 门楣上方开宽大的出烟道，有的还在窟内砌建大型的储水池，与一般僧人生活起居用的洞窟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我们推测其用途可能为专门修建的厨房，供僧众集体开伙就餐之用，如皮央第Ⅱ区第24号窟（图一七：3）、第Ⅲ区第39号窟等。这两类洞窟均属仓库与厨房窟（图一七）。
四 礼佛窟壁画的配置与分类
西藏阿里石窟中的礼佛窟，都绘制色泽斑斓、绚丽多彩的壁画，并且都采用泥塑敷彩的方法在窟内造像。西藏西部地区洞窟内的塑像，由于其使用的泥料粘土含量较小，虽伴有一些草节、树枝之类的植物纤维，粘合力仍不太强，加之当地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变化剧烈，塑像极易风化，此外人为破坏也十分严重，所以极难保存至今。目前，我们仅能从壁上残存的贴塑背光以及安置塑像时遗留下来的小孔等遗迹，大致推测当时泥塑像的情况。但是，洞窟内的壁画，虽然也有若干的残蚀与破坏，却有大量内容基本上保存下来，成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石窟艺术的宝贵资料。
（一）壁画的基本配置
阿里石窟壁画的配置方式大体上有一定的规律，一般可分为窟顶、四壁、门楣等几个重要的装饰部位绘制不同内容的壁画。斗四套斗形以及覆斗形的窟顶一般在中央部位绘莲花图案，有的平顶窟在顶部先绘出斗四套斗形的图案，然后再在其中心绘出莲花。个别窟顶整个做成曼荼罗（坛城）式样，在顶部中央绘制密宗系统的神像，如上述东嘎第一地点Ⅰ区2号窟。另外， 晚期出现的两面坡式的窟顶部则在中央绘制梵文字母组成的“十相自在”（藏语称为“朗久旺丹”）图案，其周边绘以凤鸟、孔雀、迦陵鸟、龙等图案。窟内四壁则分层绘制壁画，上层的主要位置绘各种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以及曼陀罗图案等，其间绘比丘、飞天、供养人像以及各种说法、礼佛的场面；下层近窟底的位置上则一般绘制佛传故事图，环绕四壁，有的采用分格绘制的方法，每一个方格内绘制一个佛传故事。在窟门门楣的上方，则多绘制供养人和一些地方小神的形像。
（二）主要题材与分类
西藏西部石窟壁画的题材，据初步观察分析，主要有佛、菩萨、比丘、飞天、供养人像、佛传故事、说法图、礼佛图、各种密宗曼荼罗（坛城）以及动物、植物和不同种类的装饰图案等，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具有十分浓厚的地域色彩。下面仅择要分述之：
1.佛像
在西部石窟壁画中，佛像的形式比较多样，从服饰上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佛装，有肉髻，外披袈裟，结跏趺坐，手结各种印象；另一类则著菩萨装，束高髻，戴宝冠，佩大耳环，多上身赤裸，佩项饰，身饰璎珞，肩披帛带天衣，下著长裙，结跏趺坐，手结各种印象或执法器。据像下藏文题记与图像学分类，可见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不动佛、月明佛（达瓦珍玛佛）、吉祥精华之光佛（白吉宁布朗瓦佛）等不同名称，其中既有大乘佛教显宗佛，也有大乘佛教的密宗佛，前者多为佛装，而后者则多为菩萨装。在组合形式上多见一佛二弟子、三世佛、五部佛、七佛、十方佛、三十五佛等。如从佛像的形态上划分，大体上可见千佛、坐佛（多见在山林中坐禅苦修像）、托钵佛（立姿）与立佛。此外还有一种莲花佛，这是西藏西部佛教艺术中一种形式比较独特的佛像类型，其表现形式是将佛像绘制在一组莲花图案之中，莲花中心圆圈内一佛稍大，周边围绕以数朵莲瓣，每朵莲瓣内再绘一小佛像，所见以莲花九佛、莲花十佛居多。此种配置方式具有独特的宗教意义，通常属于密宗类佛。
2.菩萨像
阿里石窟壁画中的菩萨像十分丰富多彩，从名号上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佛经中具体提出的有名号的菩萨，如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另一类则为各种供养菩萨，名号极为繁杂，如东嘎2 号窟中藏文题记所记的菩萨名号，竟达数百种之多。菩萨像中的观音菩萨多立姿，如东嘎1号窟所绘的十一面观音像。
3.各类女神像
石窟壁画中所绘的女性神像，有不同的种类，一类为金刚女，如东嘎1号窟西壁上所绘的各种金刚女神像；一类为供养天女， 包括供香天女、供花天女、散花天女、吟歌天女、善舞天女等；还有一类为各种度母、佛母。这几类女神像造型生动，变化丰富，是阿里石窟壁画中最为精美的部分，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她们的服饰特点基本上相似，通常都是头戴花冠或宝冠，耳饰大环，佩带项饰、臂钏、手镯、足镯等饰物，肩披条帛，天衣飘飞，上体或全身赤裸，结各式手印或持法器（图一八）。
4.飞天
在东嘎石窟中，飞天主要绘制在曼陀罗上方两侧及佛龛中佛像的两旁。她们头戴花冠，上身或袒露，或著紧身短袖衣，双手持乐器或供器，有的头顶上还遮有华盖。如东嘎2 号窟后壁佛龛内佛像上方所绘的一组飞天，双腿与身躯的变化十分丰富多彩，再配合以天衣、帛带的上下飘飞，产生出不同的飞行于空中的动态，显示出千姿百态的风貌（图二○）。
5.供养人像
供养人即出资开凿石窟以宣扬佛法的人物。在东嘎两个地点的石窟中，都可以看到一类身着非佛教衣饰的人物，他们通常绘制在石窟门道的两侧以及窟内的侧壁上，有的单独绘出，有的则以听佛说法的身份出现在壁画中。如东嘎第一地点第1号窟东壁左下方所绘的一幅人物像， 顶部有华盖遮罩，下方正中一人坐于马车之上，头缠巾，耳佩大耳环，佩戴项饰，身穿一种带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领口及袖口上镶有一道宽边，下身著长裤，裤脚上也镶有一道宽边，足穿长统靴。从其衣饰华贵、常有侍从相随这一点来推测，他们很可能都是当时古格王国的帝王贵族或者富商大贾一类的人物。
6.佛传故事
西藏佛教壁画中佛传故事的画法一般多采用“十二相图”，主要选取佛一生中入胎、诞生、学书习定、婚配赛艺、离俗出家、行苦行、誓得大菩提、降魔成佛、转法轮、从天而降、示圆寂等十二个场面进行描绘，称之为“释迦牟尼佛十二事业”〔8〕。 石窟壁画中的佛传故事图，也多从这十二个场面中选择，如东嘎1号窟正壁的下方， 尚可辨识出其中诞生、宫廷生活、离俗出家、示圆寂等若干分格绘制的场面。
7.说法与礼佛图
说法图如皮央第351号窟北壁右上方所绘，一佛居于中央位置， 坐于莲台之上，双手结说法印正在说法，周围有祥云、宝树环绕，树下围坐八个弟子分居于佛之两旁；礼佛图如东嘎第二地点甬道右侧上方所绘，一排六人或席地盘坐、或蹲坐于地，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手中持铃，当中四人身穿三角形大翻领、衣边上镶宽边的长袍，二人带宽沿帽，另二人袒露右肩，均面向一个方向，推测系表现礼佛的场面，参拜者的身分可能是此窟的供养人。
8.护法神与力士
石窟中所绘的各种护法神像多作忿怒身，包括各类明王、金刚等。东嘎2号窟窟顶部曼陀罗周边的护法神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兽首人身， 如狮首人身、羊首人身、牛首人身、鹿首人身等，这些护法神有可能原本是当地土著宗教——本教中的神灵，后为佛教降服之后，才成为佛教中的护法神。石窟中的力士像一般绘在装饰性的图案中，如东嘎1 号窟顶部所绘的各种承柱力士，其显著的特点为赤裸上身，下身著一短裤，头发呈波浪式的小卷发，耳佩大环，肌肉发达，孔武有力，分别作承柱、倒立、顶瓶等种种动作（图一九）。
9.曼荼罗（Mandala）
西部石窟中，佛教密宗的曼荼罗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通常都绘制在窟内最显著的位置，占据壁画的中心部位，如东嘎第一地点1 号窟内的三面壁上，都根据佛教密宗曼荼罗仪轨绘制不同内容的曼荼罗（图二一）。
10.动物与植物
石窟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十分丰富，分别有龙、凤、狮、羊、牛、马、鸭、雁、鹿、象等不同的种类。尤其比较流行对兽的构图形式，如双龙、四龙相缠绕、双鹿对鸣、双凤对立等图案，此外还常见复合式的五鹿相环绕、八凤相环绕、一虎逐三羊、一狮逐二羊等动物组合图案，这些图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有可能受到中亚佛教艺术的影响（图二二）。植物图案中以树木为主，其他有花草、果物等，树木多作为背景出现，花草中除了莲花外，多见忍冬纹、卷草纹以及缠枝花草等。
11.几何形装饰图案
石窟的顶部还常见施以各种装饰性的几何形纹饰，其中有菱形、方形、圆形、亚字形、银铤形、同心圆形等不同的单元图案组成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组合图案组成壁画的底纹，或者作为填补空白处的纹饰。各个单元与单元之间，紧密拼嵌、严丝合缝、环环相套，形成规整精细的构图，以其对称、连续、严整的风格与上述富于变化、流畅而生动的动、植物纹饰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
（三）壁画的重绘与改绘
上述石窟中，由于有的洞窟延续使用时间较长，后继使用者出于各种原因对洞窟中某一部分壁画作了重绘或者改绘，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叠压关系。这种壁画的叠压关系如同田野考古发掘中的地层关系一样，为我们提供了确定壁画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可靠依据。 如东嘎第一地点2号窟南壁东侧接近窟门处，有一面积为0.85×0.7米的壁画， 上层凸起，系厚约0.3米的草泥灰面上抹一层白色涂料，上绘壁画。 壁画的内容可识出在一垂幔之下，并排坐有3人，中间一人蓄长发，头发上盘， 上饰头饰，身穿宽袖长袍，衣襟与袖边饰连珠纹样，佩项饰；左右二人均头戴宽沿帽，身披披风，腰束宽带。垂幔之上方还有9人， 衣饰均与下方3人相同。在这层壁画之下，出露下层壁画的局部画面， 上面所绘亦为人物画像，所著服饰与上层壁画基本相同（封三：2）。 从此处壁画的内容分析，推测有可能绘的是此窟的供养人像。上、下两层壁画中的人物具有相同的服饰特点，当系同一时代的人物，绘制壁画时所采用的技法、使用的颜料也都一致，所以二者之间年代相距不会太远，但明显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之所以对这部分壁画加以重绘，或有可能与洞窟供养人关系的改变有关。
五 结语
西藏阿里佛教石窟遗存的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原该地区的空白，对于研究佛教石窟寺艺术在西藏地区的起源、传播及其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系等问题，都提供了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资料，同时也给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有待于深入探讨的新课题。这里，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略作讨论。
1.阿里石窟产生的地理环境
今天阿里石窟所处的皮央、东嘎以及扎不让南岸的吉日、岗察等地，已是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的荒漠地带，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很难相信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中会产生出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石窟寺艺术，一直将包括这一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高原视之为石窟寺艺术的空白地带。
从总体上来看，阿里高原位于欧亚大陆的干燥地带，几乎三面环山，无法受到南方印度洋暖湿季风的滋润，雨量极为稀少，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说是荒凉的草原或沙漠。但是，它的南部地区由于河流强烈的下切作用形成了一些小的河谷平原、阶地，又存在着一些转向湿润的过渡地带，植被相对茂密，出现了树木和沃野，在河流的两岸有着可供农耕的冲积扇，因而为半农半牧或者农业民族的生存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绿洲”。这种情况，与我国新疆的许多地区十分相似。正是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的定居、农业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艺术创造活动等提供了物质基础。西藏历史上“象雄王国”（汉文史籍中称之为“羊同”）的中心区域以及后来公元10世纪兴起于阿里高原的古格王国，其中心区域都在今天的阿里南部扎达盆地一带，都与这种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因此佛教石窟艺术在这里植根并发生、发展，也正是藏族人民积极适应并改造自然，并在此基础上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结果。
2.对石窟年代的推测
西藏阿里石窟的考古发现，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我国石窟寺考古的排年体系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为止，在东嘎、皮央等处石窟中尚未发现直接的文字纪年材料，因此仅能根据壁画风格、人物服饰等相关线索情况，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东嘎第一地点Ⅰ区第1、2、3号窟、东嘎第二地点第1号窟、日土丁穹拉康石窟均未出现有题名的高僧、译师画像，仅见不同名号的各类佛、菩萨、护法、力土以及供养人一类画像。其中，这类供养人像的基本服饰特点是无论男女，都身穿一种带三角形大翻领，袖长过手，衣领及衣边、裤边镶有宽边或饰有图案的服装，腰束宽带，足穿长统靴，靴尖向上翘起。男子头上常戴宽沿帽，而女子则多梳发辫，发辫一般分成数股盘绕于头顶。在中亚与敦煌美术资料中，保留一些吐蕃时期人物服饰的资料，可以与这一服饰特点相比较。这种三角形的大翻领长袍，与敦煌8世纪初绢画“劳度叉斗圣”中出现的吐蕃人物像相似〔9〕，也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莫高窟第158和159两窟中吐蕃赞普服饰相似〔10〕，很可能是当时吐蕃王室贵族的常服。此外，意大利学者杜齐曾公布过公元11世纪后藏芒囊寺（Mangnang）的一些壁画。其中的三位吐蕃王子头戴宽沿帽，也身穿这种带有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11〕。与西藏西部在地理上最为接近的拉达克地区，至今还保存着公元11世纪的一些寺院壁画，其中比较重要的塔波（Tobo）、阿契（Alchi ）等寺中罗桑王子等人物服饰的特点，也与上述几处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相似〔12〕。英国人黎吉生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公元11世纪西藏中部艾旺寺（Iwang ）中所绘的供养人像，也身穿一种带有宽边三角形衣领的长袍〔13〕。由此分析，这些服饰特点，可能反映出早期西藏王室贵族的衣饰特征。而在上述几处石窟中，又未出现其他有题名的高僧、法王、译师像等，人物题材相对比较单纯，因而我们可据此推测其年代或在公元11～12世纪左右，是阿里石窟中的早期遗存。如这一推测不误，则这一年代便有可能是这一地区石窟的上限。另外，从绘画技法上来看，早期的这些石窟壁画都采用了十分生动丰富的晕染法，设色多以青、蓝色为主调，也具有鲜明的特点。
晚期的石窟与早期明显有别。其一，是壁画中出现了西藏佛教“后宏期”各教派高僧、活佛世系传承，如皮央第Ⅰ区第351 号窟内出现了噶当派高僧画像，皮央第Ⅳ区第32号窟内出现萨迦派系统的贡嘎宁布（萨迦五祖之首，1092～1158年）、扎巴坚赞（萨迦五祖之三， 1147 ～1261年）、萨班·贡嘎坚赞（萨迦五祖之四，1182～1251年）等人物。其二，是壁画中人物的衣饰特点已发生明显变化，已不见早期服饰中的三角形大翻领长袍，而流行对襟式（有的带披肩）或小衣领长袍。其三，早期壁画流行的丰富多样的晕染画法，已为单线平涂画法所取代，设色多以红、黄、绿等为主调。综合这些因素，可认为晚期石窟的年代当不早于公元13世纪，可大致定在公元13～15世纪前后，由于目前在皮央、东嘎石窟中尚未发现相当于古格晚期（15世纪以后）的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格鲁派创始人，1357～1419年）画像或题名，所以，其下限可能晚不过公元16世纪。
位于象泉河南岸扎不让乡境内的几处石窟中，唯芒扎地点石窟（即芒扎洞）内发现一则比较清楚的藏文题记：
向上师敬礼！从法身纯净之空中，照耀着报身之阳光，化身万德驱走了无明之暗，在朗杰王宫之中，王族系为释迦后裔，愿国王□□朗旺父子，殊胜各方敌者。如此礼赞之果，曲杰名氏上师，发□他之心，为众生立无数之功德。
艾玛呼，心怀众生之事，于火猪年亲临此地并净化建寺，使众弟子引向解脱之道，以善法悲心向相随有情者及弟子□□喻伽大师讲述大乘佛法，向大德恩师顶礼！
分析这段题记，可以清楚地看到，称其王族为“释迦后裔”，系因古格王室为吐蕃王室的直接后裔，而吐蕃王室按照一些藏文史书的说法，乃释迦之后裔，所以这处石窟显然与古格王朝有关。题记中提到“朗杰王宫”与“国王□□朗旺父子”等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根据藏文文献的记载，吐蕃王室后裔吉德尼玛滚之长子日巴滚的后裔中，即有扎西朗杰、次旺朗杰、朗杰滚布、甲央朗杰一支，其时并修建有王宫名为“列朗杰孜姆”〔14〕，我们认为此处石窟或有可能与这段历史有关。据载扎西朗杰执政时，还派人前往甘丹寺（1409年兴建）等处礼供〔15〕，由此推测，这处石窟的年代，大约也应当在公元15世纪之后。
3.与外部文化的关系
首先，阿里与新疆地区历史上早有联系。由于吐蕃势力的扩张，敦煌也一度成为吐蕃的占领地，通过“丝绸之路”，可与中原及西域各国发生交通往来。沿着西藏西部高原再向西去，它的西南面可通过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而与兴都库什山脉、高加索山脉为自然北境的西南亚地区相通，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中亚干燥地带相近似，历史上都是牧民与队商活动的地区。从西藏西部的西北与北面还可通过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地带，而能够与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塔尔巴合台高地、吉尔吉斯草原、南俄罗斯草原等欧亚内大陆地区相联系。而上述这两个地区，自古以来，可以说就是古代游牧民族迁徙过往、生存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文化上都与西藏西部有着彼此相近的地缘环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西藏西部与外界的交往联系，可能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这个游牧民族的巨大活动空间来发生的。此外，阿里高原还可通过西喜马拉雅的出山口而与其南面的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南亚诸国相互交通〔16〕。
上述这些地区，历史上也都曾经是佛教艺术兴盛发达的重要地区。从阿里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又恰好处在这些佛教流行区域的交接地带，因而在这一地区产生出具有高度水平的佛教石窟艺术，并非偶然。东嘎、皮央石窟壁画的绘制方法、风格特点以及人物与动物的特征等许多方面，似乎还可以看到这种文化交流与影响的痕迹。例如壁画中的对鸟、对兽以及联珠纹饰等，曾经都在西域佛教石窟艺术中流行一时；再如上文所述壁画中人物所著的大三角形镶领长袍，在敦煌吐蕃时期所开凿的石窟壁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吐蕃王族衣饰特点之一。所以，阿里石窟壁画艺术一方面具有着自身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其周邻地区佛教艺术的养分并加以融汇创造，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文化因素，反映出它与其外部文化之间曾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今后，对这些文化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对于认识西藏高原与祖国内陆其他地区的相互联系，以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价值，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附记：本项调查始终得到西藏自治区文化厅、阿里地区地委、行署、扎达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政协等各方面领导的支持和当地藏族人民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加调查人员：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索朗旺堆、更堆、旦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霍巍、李永宪，阿里地区文化局次列塔青、南木加，扎达县文化局旺那、央甲，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占堆。
资料整理与执笔：霍 巍
李永宪
藏 文 翻 译：占 堆
更 堆
Buddhist Grottoes Discovered at Tonca and Pica,Ali,Tibet
CPAM of Tibed
and
Archaeology Faculty,Sichuan United University
In June 1992,a joint archaeological team from CPAM ofTibet and Sichuan United University
discovered
severalBuddhist grottoes on the Ali plateau.Of them,the relativelylarge ones located at Tonca and Pica villages within theterritory of Jada county can be named"Tonca- Pica Grottosite"due to the clos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villages.
From May to August 1994,a team was sent to the grottoesagain for their clearning and coding. There are about onehundred and sixty caves at Tonca and nearly one thousand atPica,including the shrine,closet for meditation,store, andkitchen.The well-preserved colorful mural paintings in thoseshrines show Buddha,Buddhisattva,goddess,asparas, donators,etc.The grottoes whose date is believed to be somewherebetween the 11th and 15th centuries shed much light on theBuDDhist history and grotto art in the area.
注释：
〔1〕参见Tucci Santi e Brigante nel Tibet Ignoto, Mitan 1973,pp174～175.
〔2〕参见：1.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新疆自治区文管会《阿里地区古格王国调查记》，《文物》1981年第11期；2.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古格王国建筑遗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3.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古格故城》，文物出版社1991年。
〔3 〕日土丁穹拉康洞窟最初是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艺术研究所的学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但未进行正式的考古测绘与记录。1992年7月， 由笔者所在的文物普查队首次对此处石窟进行了考古记录与测绘，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编《阿里地区文物志》第六章第134～136页“日土县丁穹拉康石窟”条，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4〕参见霍巍、 李永宪《西藏西部发现绘有精美壁画的石窟遗存》，《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23日第1版。
〔5〕据1992年、1994、1996 年度对扎达县境内佛教石窟遗存进行的考古调查，目前已发现东嘎、皮央、日土丁穹拉康、象泉河南岸岗察、吉日、芒扎以及卡孜、香巴等多处石窟地点，有关调查资料正在整理中。
〔6〕参见：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查拉路甫石窟调查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2.霍巍等编《曲松县文物志》第四章“石窟”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3.陈建彬《西藏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7〕此则藏文题记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占堆先生记录、 释读并译成汉文。
〔8 〕参见布顿大师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中的“分说佛的事业”部分，郭和卿译本，民族出版社1986年。
〔9〕〔10〕〔13 〕参见西瑟尔·卡尔梅《七世纪至十一世纪西藏服装》，胡文和译文，《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 此文后又由台建群翻译为《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发表于《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并附有部分图片，可互参比较。
〔11〕参见注〔9〕台建群译文封底所附图1、2。
〔12〕参见注〔9〕台建群译文封底所附图3；另可参见[美]托玛斯《塔波寺壁画》，中译《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13〕见注〔9〕胡译第87～88页引。
〔14〕〔15〕参见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此书又名《松石宝串》，由西藏社会科学院等联合出版，可参见其第235～239页。
〔16〕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南亚的古代交通》，《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