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日本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战后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历史上，经济援助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日本在东盟国家的利益以及它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做的一切，最明显地表现在它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努力上。”①战后年代，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占其双边官方发展援助(ODA,Official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45%以上。80年代尽管东盟在人均国民总产值上已达到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以东盟国家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仍然获得35-40%的日本双边ODA。亚洲是日本援助的重点，而东南亚又可谓“重点之重点”。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成为日本援助的重点，但所获日援只是东南亚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中国的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东盟国家（按世界银行分类，中国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口远远多于东南亚。即便以单个国家来比较，印尼所接受的日本援助额，也多于中国。日本的援助政策为何如此重视东南亚？日本官方的解释是：“亚洲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上与我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我国的相互依存关第，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地域相比较更为紧密。再者，东盟等中等收入国家实现了富有活力的经济成长，对以贷款为中心的资金的需求旺盛。”②（以上论述，参照表1）。
本文将分三个部分讨论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政策。首先分析日本援助东南亚的经济原因，其次研究政治成因最后讨论日本援助对东南亚政治经济的影响及其走向。
援助、贸易与投资
日本的ODA的政策目的是多重的。它既有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做出反应的一面（作为发展工具），也有为它自身的利益服务的一面（作为外交的手段）。但毫无疑问，后者的分量远远大于前者。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日本援助和政策目的，主要有两大类：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促进日本的经济利益，始终是日本对东南亚援助政策的组成部分。它具体表现为通过援助，振兴日本产品的输出、确保能源供应、为日本的企业在东南亚商业活动创造有利的营运环境。战后日本通过战争赔偿，在东南亚建立并扩大了产品市场。日本自1955年到1977年，总共对11个国家和地区支付了15亿美元的战争赔偿。其中，除了韩国和南太平洋岛国米克罗尼西亚外，都是东南亚国家。1958年，战争赔偿是日本唯一的一类具优惠性的对外资金。而且，只有到1965年之后，非赔偿性的优惠性资金日元贷款才超过战争赔偿，成为日本援助的主力形态。在50、60年代，日本和中国尚无邦交，贸易也难以正常开展，于是，“就不得不重视取代中国作为输出市场的东南亚市场”③；赔偿实际上为日本产品、特别是当时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机械产品提供了出口补贴，为日本打开东南亚市场立下汗马功劳。④
随着日本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它的出口市场的重头转向欧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极大地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发展。但是，东南亚国家仍然是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如表2所示，在东南亚6国中，目前，唯有经经济不振的缅甸同日本的贸易无足轻重。此外，除印尼（石油输出国）对日贸易有顺差外，其余5国对日贸易都有很大的逆差。在对日贸易逆差达58亿泰国，“贸易关系已成为泰日关系的一个不断加剧的摩擦点。自80年代中叶以来，泰国一直力图就重新调整双边经济关系问题同日本磋商。日本方面则把ODA（以及民间投资）视作减少因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带来的摩擦的一条途径”⑤。
东南亚又是日本的资源、能源供给的重要来源之一。来自东南亚的石油、天然气、木材、天然橡胶、有色金属、食品，曾经是支撑高速成长时期的日本经济的支柱之一。尽管日本在60年代能源消费结构转向石油化，依赖中东石油进口，在铁矿上偏重澳大利亚、南美等进口源，但是，东南亚仍然是日本的天然气、热带木材、天然橡胶的主要进口来源，而且，印尼始终是日本的一个稳定的石油来源。更重要的是，东南亚扼守着日本的来自中东的石油和来自于澳洲的铁矿石两条海上通道，这事关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
东南亚也是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优先地区。1985年西方5国财政部长会议促使日元大幅度升值后，日本的制造业为解决国内劳动力昂贵问题，大举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东南亚国家成为日本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界中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中首选的投资地区。如表3所示，从1987年到1991年，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大半被东南亚和中南美瓜分。日本对后者的投资大都是证券投资，所以件数少，每件金额大；而对前者的投资则以中小企业的制造业投资为主，所以每件金额小，但件数多。
为了适应、引导日本民间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的这一新的投资热潮，日本通产省大力倡导发展援助、投资、贸易三位一体的经济协力战略。⑥在这一战略中，经济援助起着一种“引水”的作用，它应当向注入水泵中的“引水”引出更多的水那样，引来更多的投资──民间资本的直接投资。经济援助的“引水”作用是多方面的。从“软件”方面来说，它为日本民间资本在投资对象国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起着某种类似政府风险保险的作用。从“硬件”方面来说，打好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而把投资收益率高的制造业部门，留给民间资本投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10年来，日本资本进入东南亚的基本模式是，以技术援助、政府“软”贷款（通称为“日元贷款”）为主的经济援助在先，民间资本随后。由于近10年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目的主要是利用那里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日本制造业投资的产品不少返销回日本，或销往欧美等地。⑦构成所谓援助、投资、贸易三位一体的经济协力模式。
表1 日本对东南亚的官方开发援助（支出纯额：百万美元）
赠款 贷款 合计占日本双边ODA年总额的%
1980 861 44.0
1985 962 37.6
1990 624 1,755 2,379 34.3
1992 737 2,624 3,361 39.6
1980 59290
350 17.9
1985 76 84
161 6.3
1990 167701
868 12.8
1992 227 1,129 1,357 16.0
1980 35 5994 4.8
1985 70170
240 9.4
1990 494153
647 9.3
1992 186845 1,031 12.2
1980 70119
189 9.7
1985 117147
264 10.3
1990 172246
419 6.0
1992 159255
414 4.9
1980 13 5366 3.3
1985 24102
126 4.9
1990 60312
372 5.3
1992 70
86.9
157 1.9
备考:对中国
1980 3.40.9
4.3 0.2
1985 43345
388 15.2
1990 201522
723 10.4
1992 260791 1051 12.1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编《我国的政府发展援助》，通商产业省编《经济协力的现状和问题点》各年版。
表2 日本对东南亚6国的贸易额（1991年） （单位：百万美元）
菲律宾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缅甸
输出1,771 10,8039,582 6,32714,11591
(2) (1) (1)
(1)
(1) (3)
输入2,157
5,0385,458 10,7675,13345
(2) (2) (3) (1)
(3) (5)
② ①
① ①
② ③
注：括弧()内数字表示日本对于该东南亚国家处于第几大进口或出口对象|国地位，［］表示日本对于该国处于第几大贸易（输出+输入）国地位。
资料来源［日］亚洲经济研究所编《经济协力手册》1992年。
表3 日本向低度开发国家的投资情况(1987-1991) （百万美元）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件数
金额
件数
金额
件数 金额
件数 金额
件数 金额
LDCs
1,920 10,092 2,456 13,158 2,417 15,749 2,091 12,214 1,774 10,903
亚洲
1,345 4,930 1,747 51,828 1,712 8,304 1,500 7,084 1,287 6,026
东南亚 1,342 4,868 1,737 5,569 1,701 8,238 1,499 7,054 1,277 5,636
中南美 4504,816 5076,428
421 5,238
339
3,628 290
3,337
资料出处：〔日〕通商产业省《经济协力的现状和问题点》（1992年）P.210。
从福田主义到宫泽主义
日本对东南亚援助，除了上述经济目的外，还有多重的政治目的：一、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二、增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在东京看来，东南亚的稳定，对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三、向其它西方发达国家显示日本作为西方一员所作的努力。四、在地区性和全球性事务中建立日本的地位和影响。
东南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50年代，同东南亚国家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战后处理”，成为日本经济重新进入东南亚的先决条件，而日本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则是这先决条件中的先决条件。对于日本来说，战争赔偿既是赎罪的表示，也是改善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在50、60年代，日本同东南亚保持良好关系的目的完全是商业主义的：为日本企业进出东南亚市场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如上所述，赔偿以及60年代后半叶开始的对东南亚的非赔偿性日元贷款援助，实际上是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补贴。60年代日本在东南亚赤裸裸的商业主义行为，引起东南亚社会对日本普遍的不满。70年代上半叶，东南亚各国掀起了包括抵制日货在内的反日社会运动。1974年初，日首相田中角荣历访东盟5国途中，泰国、印尼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当时，日本的舆论认为，东南亚的反日运动的主要成因是：1、对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的残暴行为记忆尤新，担心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再度走军事大国之路；2、60年代日本经济对东南亚的进出方式，被东南亚人看作是种经济侵略。⑧
东南亚的反日浪潮成为促使日本调整它的东南亚政策的因素之一。1977年3月福田纠夫首相访问东盟国家途中在马尼拉发表的“福田主义”，就是这一调整的集中表现。福田代表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决不做军事大国；日本将从“对等的合作者”的立场出发，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做贡献；为此，日本将向东盟国家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同东南亚国家开展“心与心相接触”的文化交流；在越南侵略柬埔寨后的印支半岛问题上，支持东盟的立场。⑨
福田主义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援助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驱使日本进行对外援助的动机，若把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这一口惠刨掉不算的话，那么，促进日本自身的商业利益是压倒一切，甚至舍此别无其它动机。⑩当然，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对于战后日本的经济安全，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50、60年代，日本在完全依赖日美安保体制来解决它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在东南亚地区的稳定问题上，也完全指靠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换句话说，日本在安全问题上，扮演了一个“免费乘车”的角色。
因此，福田主义出现的背景不仅仅是东南亚的反日运动。美国在越战的消耗中，国力大大衰落，不得不撤出越南，使日本不能不对美国独撑冷战下的东南亚安全局面的能力产生怀疑。1973年阿拉伯国家针对西方国家实施的石油禁运所引发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战后首次负增长的恶影响。而美国作为西方盟主，竟无力阻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的联合行动，无法为西方国家提供能源的安全保障。因此，1973年之后，日本开始在保持日美安全合作体制的同时，探索独立的安全政策。福田主义就是这一探索的最初政策结果之一。
所以，福田主义的新意，就在于它明确表明了日本要参与东南亚安全建设的政策方向。当时，福田对日本的新的东南亚政策作了如下的注解：“日本应当通过寻求全球繁荣和和平，来保障日本的繁荣和和平。我们应当努力同亚洲国家建立更强的关系，因为它们在人种上、文化上和经济上同日本有着紧密的关系。”(11)他又说：“日本应当采取那些同它对东南亚不断增长的责任相称的行动。”(12)同福田主义一道被宣布的对东南亚的10亿美元的援助，就是当时日本做出的它与它的“责任相称的”主要具体行动。从福田主义开始，促进东南亚的稳定，正式成为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政策目的的一部分。
美国的压力也是导致日本对东南亚援助政策的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美国的衰退，美国政府对不断扩大的美日贸易逆差、对日本在安全事务上所谓“免费乘车”等现象的不满日益增加。从70年代初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分担负担”(burden-sharing)，分担维持符合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安全秩序的负担。美国要求日本分担的负担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地域，改变以往商业主义的援助方式，从维护西方安全利益的观点出发进行援助。70年代后半叶以来，由于美军退出越南，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柬埔寨战争的持久化，使东南亚、特别是泰国成为美国向日本施加“分担负担”压力，进行战略援助合作的重点地区。如表4所示，1970年，西方国家对东盟国家的双边援助中，40%是由美国提供的，日本援助只占27%；而到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新冷战”顶点的1984年，日本援助所占比重升至54%，美国援助降至15%。
福田主义不仅意味着日本东南亚政策的修正，而且也是日本修正它的整个援助政策的序幕。1978年7月，福田首相在西方首脑的波恩会议上宣布，日本将在1978年到1980年的3年间实现ODA倍增。从1980年到1992年，日本又实施了3次ODA倍增计划。(13)1980年日本政府正式定的国策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把对外经济援助作为它的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该战略的核心仍然是日本的经济安全，但其安全的利害观同以往的商业主义取向的经济外交的利害观相比，大为扩大。首先是地域上的扩大，从对日本的邻国（东亚）的稳定的关注扩展到对全球特别是中东、北非、西亚的稳定的关心；其次是内容的扩大，从以往的只关心同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维持友好的双边关系扩展到地区性的稳定。所有的“纷争周边地区和国家”，不论是在亚洲，还是在中东或其它地方，不论日本是否介入或被卷入“纷争”的当事国，只要它们同日本的经济利害有关系，或者是维护日美安保体制所需要的，都应当成为日本外交的重点。大平正芳首相组织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研究小组提交的同名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日本的防务开支对GNP比远远低于其它西方国家，日本应当更加努力地进行技术、经济协力（援助）事业；由于日本的宪法限制，“经济协力是日本在国际关系活动中持有的唯一的积极的手段。”经济协力的目的，“不能只着眼于经济的眼光，而且还应带有政治的考虑，有必要进行综合的判断。”(14)
带着“全球战略”色彩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出现，并没有危及东南亚作为日本援助的头号重点地区的地位。可以说，福田主义是在日本扩大它的援助规模和地域之际，明确肯定东南亚作为它的援助对象的优先地位。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倡导者大平首相在1979年底决定向中国提供巨额日元贷款时，提出了日本对中国经济协力三原则。原则之二是在对中援助“注意同东盟保持平衡”，再次确认了东南亚优先的政策。(15)在80年代，日本双边ODA的地域分配比重大体是，亚洲占7成。拉美、非洲、中东各占1成；在流入亚洲的日本ODA之中，东南亚占6成。
福田内阁之后的日本首相，除了少数短命内阁外，几乎都要在任上出访东盟国家。而每次访问，都少不了经济援助这一“礼物”外交，在东盟某国的首都发表一个全面阐述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演说。最近一次的日本首相对东南亚的访问，是1993年1月宫泽喜一首相对东盟国家的访问，并在访问的最后一站曼谷发表了被称之为“宫泽主义”的政策演说。由于这是在冷战结束，东南亚经济在80年代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后，日本首相对东南亚的首次访问，因此，宫泽的演说受到普遍的重视。宫泽主义主要有4点内容：1.日本将促进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对话，积极参与建立东南亚安全保障的新秩序；2.继续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开放和发展；3.与东南亚国家共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促进民主化进程；4.日本将同东盟国家合作，共同构筑印支半岛的和平和繁荣。(16)同16年前的福田主义相比较，宫泽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它表明日本想直接，而不仅仅是通过援助和经济合作的方式，参与亚洲多边安全体系的建设。日本突破不向海外派兵的宪法限制，通过《和平维持活动》法，派自卫队军人参加柬埔寨和平维持活动，就是这一政策的现实体现之一。
不过，在宫泽主义里，经济援助仍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宫泽在演说中表明：在日本的以ODA为中心的经济协力中，“仍将一如既往，以包括东盟诸国在内的亚洲为重点地域。”他还提出所谓对印支半岛的“连携式援助”构想，即日本将同发展水平较高的东盟国家合作，援助印支半岛国家。印支半岛，特别是富有经济发展潜力的越南以及传统上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柬埔寨，将加入日本援助的重点对象国的行列。(17)
表4 日美对东盟国家援助额比较：1970-1984
援助金额（百万美元）和在西方国家的双边援助中所占的%
东盟国家 援助来源
1970
1975 1980 1984
印尼 日本
128.8(27%)209.6(37%)426.1(42%)
286.3(37%)
美国
195.0(42%)98.0(17%) 146.0(14%)
114.0(15%)
马来西亚 日本 2.2(7%) 64.6(64%) 81.2(62%)270.5(82%)
美国 3.0(10%)2.0(2%)1.0(0.7%)
菲津宾
日本19.2(44%)72.1(44%) 109.6(48%)
190.1(48%)
美国21.0(48%)65.0(39%) 53.0(23%)137.0(35%)
新加坡
日本 5.8(21%)7.6(67%) 8.0(47%) 32.5(72%)
美国─ ─ ─ ─
泰国 日本16.9(23%)44.4(52%) 196.9(61%)
260.0(66%)
美国37.0(50%)14.0(16%) 17.0(5%) 36.0(9%)
东盟5国 日本172.9(27%)
398.3(43%)821.9(49%)
1039.4(54%)
合计美国256.0(40%)
179.0(19%)217.0(13%)
287.0(15%)
资料来源:转引自Charies E.morrison,"Japan and the ASEANCountries:the Evolution of Japan's Regional Role ",in Inoguchi andOkimot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Vol2,Stanford UniversityPress,Stanford,1988,P440.
结论：影响和趋向
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效果如何？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从日本的援助目的的角度来看，应当说它是很成功的。
从经济的角度看，日本通过对东南亚的援助、贸易、投资，已把东南亚纳入以它自身为“头雁”（借用日本官厅经济学者大来佐武郎的“雁行发展理论”的说法）的东亚地区经济体系之中。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来看，日本援助的“银弹攻势”确实起了作用。“日本的首脑到东南亚诸国及非洲诸国正式访问的时候，所受到的异常热烈的欢迎的背后，是对经济协力的期待。”(18)日本的经济协力，成为东南亚国家制订对日政策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据《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海湾战争后，日本派海上自卫队前往波斯湾扫雷，向柬埔寨派遣和平维持部队时，中国和韩国均明确表示“悬念”（不安），而东盟国家政府大都表示“理解”。一位东盟国家的外长在匿名的条件下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我们之所以发表“可以理解”的谈话，是因为不想失去日本的援助和日本这个巨大的市场。”(19)
从日本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外交的角度来看，日本增强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是日本向美国表示它“作为西方一员”所作的努力。冷战结束后，日美经济矛盾突显，日本加快了它的“再亚洲化”的进程。但是，日本政府认为，它的“再亚洲化”应当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偏狭的。举个具体的例子来看，近年来，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总理一直倡导建立东亚经济协议体(EAEC:EastAsian Economic Caucus)，这个经济合作框架的最大特征是把美、澳、新排除于外。对此，日本持反对态度，并阻止EAEC的建立。据东盟外交消息灵通人士说，在1992年第4次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召开之际，“日本的外交官暗示，要是EAEC的构想通过的话，日本将削减援助”(20)EAEC至今仍然只是一个构想而已。
东亚是唯一真正由日本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地域。对于东亚，日本不光提供援助资金，而且还通过技术援助，政策交流，影响东亚国家的发展战略。这同日本对非洲、中东、拉美的援助只出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宰有关政策问题形成鲜明的对比。东亚经济特别是东盟国家和中国经济在过去10余年中持续的增长，尽管首先应归因于这些国家在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同时，采取了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但日本的援助和经济合作也是功不可没的。东亚经济的持续增长，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威望，特别是在“援助世界”里的发言权。国际援助非洲会议和柬埔寨经济复兴国际会议相继于1993年10月和1994年3月在日本首都东京召开，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在90年代后半叶，东南亚仍将是日本援助的重点地域。具体地说，发展水平较高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将继续保持日元贷款的“受惠大户”的地位。发展水平较低的印尼、菲律宾仍然是日本援助的重点国家。最近，印支半岛上的越、柬、老等国进入了日本援助重点国的名单。从经济的角度看，日本拥有的巨额贸易和经常收支顺差，巨额的外汇储备，使日本有必要向海外输出资本，（用日本官方的话来说叫“资金还流”）。日本政府于1993年7月宣布的第5次ODA中期目标预定在1993年到1997年5月期间，日本支出的援助纯额不低于750亿美元。精于计算的日本人自然会把经济发展已步入“顺调”、政治比较稳定、投资利益回收有保证、在第三世界中与日本保持最密切经济关系的东亚近邻国家，作为它的下一步援助的重点。在90年代后半叶，估计流往东南亚的日本援助，仍将占它的双边援助的3到4成。从政治上来看，如日本在柬埔寨的和平维持、经济重建所做的努力所表明的那样，日本打算把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半岛作为它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试刀之处”。用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谈经济援助与日本的亚洲外交的话来说，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是日本在国际政治角逐中的“选举基盘”，而援助就相当于日本为在竞选中获胜必须投放的“政治资金”。(21)
注释：
①Charles E.Morrison,"Japan and the ASEAN Countries:theEvolution of Japan's Regional Role",in Inoguchi and Okimoto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Vol.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88,p.438.
②日外务省编《我国的政府发展援助》，1993，P117。
③（日）山本刚士《战后日本外交史之三：通向先进国家之路》三省堂，1984年，P.130。
④例如，1960年日本向缅甸、印尼、菲律宾三国输出的机械中，赔偿关联输出分别占69%，43%和31%。（日通商产业省编《经济协力的现状和问题点》1975年，P.135。
⑤PrasertChittwatanapong."Perspectives onJapan's ODA Relations with Thailand",in Bruce M.Koppel and Robert M.Orr.Jr.eds.,Japan'sForeign Aid.Westview Press.Boulder,1993,P.97.
⑥日通产省编《经济协力的现状和问题点》1990年版“总论”。
⑦据日方统计，1987-90期间，东盟国家对日本的机械品输出中，由日本在当地的独资和合资企业生产后“逆输入”的比重达60%。见日通产省编《通商白皮书》1991年版，P.131。
⑧（日） 荻原宜之《东南亚联盟》有斐阁，1983，PP159-61。
⑨（日） 荻原宜之《东南亚联盟》有斐阁，P236-42。
⑩1958年首次刊行的通产省的《经济协力的现状和问题点》(P.1)写道：“有关经济协力基本政策的基调是，在立足于国际协调精神，为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还必须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方面，为扩大输出市场，确保重要原材料的输入市场，做出贡献。”
(11)Straits Times,Dec.13，1977；转引自C.M.Morrison文，P.422。
(12)Tokyo JOAK Television,Aug.22，1977；转引自C.M.Morrison文，P422。
(13)关于日本政府的ODA倍增中期计划，参看拙文《冷战后的日本对外援助政策走向》，载《日本学刊》1993年第4期。
(14)（日）《大平总理政策研究会报告书》自由民主党广报委员会出版局，1980。
(15)（日）田中明彦《日中关系：1945-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P.112-13。
(16)（日）《日本经济新闻》1993年1月7日。
(17)（日）《日本经济新闻》1993年1月7日。
(18)（日）卫藤沈吉、山本吉宣《综合安保与未来的选择》讲谈社，1991,P.49。
(19)（日）《日本经济新闻》1993年1月4日。
(20)（日）《日本经济新闻》1993年1月4日。
(21)（日）中江要介《经济协力与日本的亚洲外交》，载藤井隆编《世界与日本》同文馆，1992,P.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