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之谜论文,人与论文,新途径论文,饮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3887（2001）02—0002—03
马文·哈里斯是中国读者已经熟悉的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的起源》等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中译本。他的著述风格十分鲜明，观点独到，视野开阔，高深而又平易，雄辩而又详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9年8月我来到美国耶鲁大学，除了短期任教外， 大部分时间是去图书馆。当我在图书馆电脑上把马文·哈里斯的著作目录调出来时，看到的有二十多种，那种惊喜之感有如阿里巴巴走进藏宝的山洞。当即借来《好吃：饮食与文化之谜》浏览，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未曾料到这位以理论建构为特长的学者也会专门尝试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而且涉猎到人类学以外的广阔知识领域。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但是人们吃什么，不吃什么，为什么吃又为什么不吃，这些看起来非常平常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去做深入的探讨。“口味无争辩”，好像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然而，正是在这些有关吃的不起眼的问题中，原来也蕴涵着异常深奥的文化之谜。
马文·哈里斯从肉食主义与素食主义的争执入手，把人类社会中由吃所引发的种种奇特现象和习俗作为解析的对象，把读者带入饮食人类学的知识视野，告诉我们吃的文化差异和民族个性，在特定社会中应该吃什么，怎样吃，如何看待各个文化特有的饮食禁忌，如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不吃猪肉、印度教的不吃牛肉、美国人的不吃山羊肉、马肉和狗肉，以及个别文化的饮食癖好，如有的社会喜欢吃蛆虫和蚱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喜欢吃马肉，大约有42个社会喜欢吃老鼠肉，而新几内亚的弗瑞人（Fore）要吃死去亲人的尸体，等等。这些饮食习俗的背后有多少遗传学的因素，多少消化生理学的因素，多少营养学的因素，又有多少文化学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甚至为什么在20世纪出现了拒绝食用肥肉的反传统风潮，为什么在七八十年代以来自北美波及全球的食用深海鱼油的风气，以及最近以来愈演愈烈的追求野味而排斥人工饲养动物肉的风习，诸如此类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在本书中均可以找到学理上的答案。
饮食人类学对人的归类概括很简单：“人是一种杂食动物”。这也是马文·哈里斯这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基点。兼具了草食动物的广泛适应性和韧性以及肉食动物的凶狠与强大。这里面蕴涵着许多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也许有人会争辩说，猪和蟑螂也是杂食动物，它们和人的差别几乎不亚于草食动物与肉食动物的差别。也有人会质疑说，作为杂食动物的人能够像肉食动物那样吃其他动物的肉，却不能像牛羊一样吃草。看了本书，你就会了解到，人不能像牛羊一样以草为食，是因为人的胃无法消化过多的纤维；人和猪、蟑螂不同，他的杂食范围要宽广得多，特别是他的觅食与猎食手段（能够上天、入地、下海）和食物生产手段，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不了解人类在吃喝方面的先天生理基础和后天习得技能，就无法全面理解人的特性与文化进化的奥秘。
按照启蒙主义哲学的观点，人是惟一的理性动物。他的思想和行为是以理性为指导的。理性原则应当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没有不可理解的问题。然而，理性已经告诉人们，肉食是重要的营养来源，为什么各个社会中充斥着这样那样的肉食禁条呢？
其实，与其笼统地把人看成理性动物，不如说人是一种独特的观念动物，人能够在某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之下做出惊世的举动，有些甚至让绝大多数人感到无法理解。那么，这些能够支配人——宇宙间具有最高智慧的生物——的行为的观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通过文化传承而世代相沿的，为什么它们可以让个人和整个社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呢？文化人类学家在解答上述问题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解答的核心便是文化的作用机制。马文·哈里斯在这方面有超越文化决定论的更为周全的看法。例如，用启蒙主义的理性观来看，犹太教《旧约》借上帝之口规定不可吃猪肉，这完全是非理性的。现代医学在1859年发现了旋毛虫病与烹煮不够的猪肉之间的临床关联，神学家们利用这一发现为《旧约》的食物禁忌辩护，认为宗教禁忌有科学的基础，因而是理性的，好像上帝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健康才不让人们吃猪肉。马文·哈里斯把这个争议的难题还原到犹太教及其猪肉禁忌所由产生的自然环境，论证了中东地区的气候和生态不适合家猪饲养而有利于反刍动物（牛、羊）的饲养，古代以色列人迫于成本与收益的生存压力和人口增长压力，不得不放弃他们原有的养猪生产。从这个角度判断，上帝的禁规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出于医学科学的理性考虑，而且是无形中代表着出于自然选择需要的一种更高的生态理性。同样道理，印度人把牛奉为母神，禁止杀牛和吃牛肉，绝不是他们的肠胃不能消化牛肉。就连佛教“不杀生”的教义也是由人口激增与环境资源枯竭的矛盾为发生背景的。
据我的理解，马文·哈里斯的研究思路代表着文化人类学发展的一种前沿的方向，即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部上去探索，动用各种可能的学科资源去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好吃：饮食与文化之谜》正是这种探索方法的极好例证。书中引证的生理学、病理学、精神医学、药学、营养学、农学、畜牧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诸多前沿领域的文献和新成果，并不亚于人类学和考古学。从理论上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沟通与结合是人人都会认可的好想法，但是具体到实际研究中，这种结合究竟如何实现，怎样具体操作，却是让多数研究者感到为难和困惑的。我们在马文·哈里斯这里可以得到非常有益的启迪。在他的视野中，文化的和社会的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总是同更加广阔的经济、生态、地理和人种、人口等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他尝试解答“文化之谜”即文化疑难问题的方法，必然兼顾到文化的、社会的方面和生物的、生态的方面，给人提出较为深层的、意想不到的答案。
比如，对于西方人喝牛奶与东方人不大喝牛奶的现象，人们通常只是从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角度加以解释，但是却无法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习俗。马文·哈里斯认为，文化习俗并不是饮食偏好与禁忌的万能答案，真正的答案要到生态史与文化史的结合部中去寻找。现代医学生理学表明，一个人是否能够食用奶和奶制品，是有其生理条件的，那就是看他体内的“乳糖酶”是否充足。缺乏乳糖酶会导致不能消化奶中所含乳糖的结果，所以只有乳糖酶充足的人才喜爱喝牛奶，吃奶油、黄油和其他奶类食物。那么，东西方饮食风俗的一个基本差别，是否就可以从这一个生物生理的原因上得到说明呢？问题绝不会如此简单。马文·哈里斯在本书第7 章“嗜乳者与厌乳者”中对这个文化之谜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层层发掘，发现乳糖酶充足与否并不是单纯的生物遗传现象，而是有生态地理和历史文化原因的。世界上的“嗜奶者”民族主要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北部，美洲、澳洲和非洲的原住民基本上都没有奶食传统。进一步分析又可以看出，欧亚大陆最北面的人口最喜好奶食，南面的人口不好奶食，而中间地带的人口介于二者之间，是相对少量的奶食者。人类从奶食中获取的最重要营养物质是钙，北欧人最需要大量的钙以弥补太阳光照不足，以防止软骨病的发生。奶食给予他们高大的骨骼，浅肤色与金发色，但是浅肤色容易患皮肤癌；南方的热带人有充足的日照，可以不用奶食而通过植物食物获取所需的钙，他们是深肤色和深发色。欧洲石器时代的祖先们面临患骨病的危险，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的双重作用使他们选择了扩大食奶的生存策略。经过数千年的传承，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便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乳糖酶充足的基因的传播带。这是文化因素反作用于生物遗传因素的有趣特例。通过这样的全景分析，不光是东方人与西方人的食俗差别，就连北欧人与南欧人在体格和外貌上的差异，都可以通过奶食这个文化之谜的解答得到某种理解的线索。
诚然，人类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的大跨度重新整合也会冒一定的学术风险，尤其是在涉及较多的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时。可以想见，马文·哈里斯的一些大胆假设难免会招致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的批评。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用论辩的方式为自己的跨学科探索开路。 在1999年出版的《后现代时代的文化理论》一书中，我们看到他用微观进化的观点来诠释前苏联解体的原因。用智商（IQ）理论来探讨种族主义和政治学问题，（注：M.Harris.Theories of Culture in Post- modern Times[M].AltaMi.ra Press,1999.chapterl4 and6.）其争议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马文·哈里斯的著作不仅常常有让人吃惊的“大胆假设”的一面，也不乏“小心求证”的一面。比如本书第10章对吃人问题的讨论，就是具体问题具体求证的范例。“同类相食”的现象在生物界中时有发生，在人类中是否也是如此呢。自从有人类学这门学科以来，关于吃人习俗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一位叫阿伦斯的人类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一部书《人吃人的神话》，他综合分析了古往今来有关食人的各种资料，认为那都是虚伪的叙述，并不存在现实的人吃人行为。马文·哈里斯提出，应当首先明确，作为人类学问题的吃人现象指的是“在其他食物并不缺乏的情况下社会所认可的食用人肉的现象”，而不应包括在紧急情况下发生的人吃人行为。随后，他又进一步区分了获得人肉的两种不同方式：用暴力去捕捉、杀害被吃者与和平地获得被吃者的尸身。前者被称为战争性的食人，后都被称为仪式性的食人。按照这样的分类原则重新处理有关吃人的种种记载和报告，本来难以说清的问题就理出了头绪。经过马文·哈里斯的详细论证，我们可以不再怀疑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同类相食”现象的真实性，而且还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某一类型的吃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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