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教材观——从《狼牙山五壮士》被某些新版教材删除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材论文,基础教育论文,新版论文,狼牙山论文,五壮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也许是笔者杞人忧天，惊悉入选小学语文教材30多年的经典范文《狼牙山五壮士》（以下简称《壮士》）在一些新版的教材中被正式删除或调整的信息之后，总觉得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是一种不祥之兆。
首先使我想到的是，在我国一些编写教材者以种种理由从教材中删除反映苦难的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悲壮业绩、闪耀着“民族壮士”精神的《壮士》的时候，当初侵略我们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们正在处心积虑地篡改侵华历史并以国家行为强行写进日本教科书。
我觉得，在一些新版的教材中删除《壮士》，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代表了当前新教材编写中的一种思潮。此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上海市教材编写组主编徐根荣。他拐弯抹角地讲的一大堆删除理由，其核心观点不外有三条：一是“出于与时代接轨考虑的”；二是“现在的社会以多元化为主，学生们需要更多更新鲜以及种类丰富的知识”；三是编写教材应当“贴近生活，与孩子们的环境接近”。
入选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七根火柴》《草地夜行》《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小英雄雨来》《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红岩》《江姐》《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等课文，以其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生动故事、优美文字，反映了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叶至50年代争取自由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不屈不挠精神，大多是出于名家之手、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经典名篇，影响了一代代学子。这些课文的深厚底蕴传承和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被删除的《壮士》课文同上述其他篇目同属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按照徐根荣的“接轨”说法，此类内容是与上世纪的“教”与“学”接轨的。徐根荣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用了“当初”“当时”“时代”“年代”“战争时期”等概念。看得出，他把编写教材中本应准确把握的若干重大概念都混淆了。划分“时代”和“时期”是有严格标准的。学术界权威人士对中国历史及现实社会的分期，一般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壮士》等内容至少属于“现代”的东西，此文入选时间当属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文革”结束后重建教材的结果。时间才过去了20多年，怎么“那时”和“现在”成了两个“时代”了呢？徐根荣称：那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从小都受到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对这些战争题材的故事有较深刻了解，甚至有些老师还亲身经历过，所以，在课堂上老师讲得动情，学生听得也动心，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恰恰说明《壮士》等内容更不应从现在的教材中删去。那时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比较普及、深入，人们有“较深了解”，教材中不选《壮士》等内容，也许无甚大碍。当今的许多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民族苦难和先辈的斗争史知之甚少、了解不深，民族意识淡薄，更应补上传统教育这一课。那时的老师“讲得动情”是当教师的应有之义。如果现在的有些老师讲得“不动情”，说明有些老师的民族意识也比较淡薄。连近现代的东西都不动情，对古代的东西更不会动情了。至于有些学生不动情，那是情有可原的，教师应该通过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调动学生的情感，填补孩子们的感情空白。
徐根荣解释删除《壮士》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英雄替代论”。他称：《壮士》所反映的时代与现代社会差距太大，和平时期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形式应该进行转化，只要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人都是英雄，比如杨利伟、桑兰、刘翔，他们用新的方式付出，这些方式很贴近生活，与孩子们的环境很接近。事实上，在上海市的新版小学语文课本中，已经收入了一篇讲述刘翔夺冠故事的新闻特写，此举据称“创造了上海市教材快速引进最新时文的记录。”我们认为，《壮士》同刘翔等不属于一个层面上的英雄，二者不能混淆，更不能互相替代。“五壮士”的事迹，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大无畏精神和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刘翔则是体育竞技场上的一位佼佼者，他的成功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各种因素完美结合的结果，当然也有他立志报国、刻苦训练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衡量一名运动员是否“英雄”，更多的是一种“结果评价”。运动员拿了冠军，各种媒体蜂拥而上，千方百计挖掘成功因素，阐释“结果”。运动员挫败竞技场，他们平时训练再刻苦、精神再可佳，也往往不被认可。许多运动员为此而感到寒心。运动员的赛场生涯往往是极不稳定的，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运动员朱建华曾打破世界跳高纪录，当时的媒体对他的报道铺天盖地，也曾誉他为“英雄壮举”。但朱建华在后来的比赛中成绩不佳，屡遭败绩，于是“英雄”便销声匿迹。如果“快速引进时文”，朱建华夺冠的事迹也应引进当时的教材。我们的英雄主义教育不能简单地以时间先后为标准，让“先来”的英雄为“后到”的英雄让出席位。更何况，未成年人可以很容易从身边的报纸、电视上读到杨利伟、桑兰、刘翔的故事，如果从平衡的角度看，语文课本倒应该适当“照顾”一下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距离今天的确较远了，但有水平的编写者不能一味责怪它“与现代社会差距太大”，而完全应该而且可以把它写得精彩动人，使之对今天的未成年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从《壮士》的课文被删除及有关人士的言论中，使我们想到在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重新编写新教材，到底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教材观？我们觉得，就编写语文教材而言，应当坚持“六性”，即人文性、艺术性、经典性、历史性、现实性、稳定性。人文性，主要指民族品格、民族审美、民族气节、民族精神、民族习俗等；艺术性，包括山川秀美、品格之美、创造之美、文字之美等；经典性，主要指典型性及其永久性价值；历史性，主要指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之林中世代延续的精华；现实性，主要指反映时代精神；稳定性，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持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语文教材的编写，应当坚持“六性”的统一，特别应当坚持人文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炎黄血脉世代延续，民族精神不断积淀和传承，其主要载体有三：一是经典文物，如北京周口店遗址、陕西半坡遗址、山东银雀山竹简、湖南马王堆女尸、湖北三星堆遗址、曲阜、泰山、故宫、长城、丝绸之路等；二是文字记载的典型历史事件和典型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雄才大略的文治武功，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的英雄业绩；三是思想家、文学家的名言警句。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孟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等。文物是凝固的历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浓缩的历史，名言警句是升华了的历史。三者相得益彰，共同承载历史的积淀，浓缩着民族的精华，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芒。民族精神传承与发扬，主要靠教育，教育的基本载体是教材和教学。语文是文科教育中的担纲学科，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人文教育的责任。有人主张语文课本应该体现文学、艺术方面的作用，让孩子学到更好的语文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通过思想品德课和历史课等课程。我们不赞成这种淡化语文课人文教育功能的说法。语文课的思想教育功能不是外在的东西，越是艺术性强的文章越富有思想底蕴和情感的冲击力。一篇好的范文，应当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讲，语文教材应该保持它的经典性，现实生活中一些非经典的东西不能进入教材。
教材编写需要与时俱进，该删的删，该改的改，这没有错。但进行删改必须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不能使语文教材披满历史的沧桑而没有现实的星河，也不能只充满时尚而少了历史的厚重。毕竟现实人不是“天外来客”，是祖宗血脉的延续。特别是在当今多元的社会中许多人缺乏核心价值、主流价值，甚至丧失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在教材中淡化中华民族血与火的历史，甚至抛弃。我们总不能一方面感叹孩子们接受历史教育的不足，又一方面亲手把历史教育从课本中删除，因为这次删除的是“狼牙山五壮士”，下次就可能是“黄继光”“董存瑞”。我们删除的不仅仅是几百字的描述文字，而是逐渐抹去孩子们对历史的记忆。远离孩子们生活的德育教育固然要进行改革，但改革要慎之又慎。不能因为时代发生变化，就简单地认为先烈的英雄事迹不再具有教育意义，那样做将是矫枉过正，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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