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物传记写作状况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当代论文,状况论文,人物传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历史上具有写作人物传记的悠久传统，生逢西汉鼎盛时期的杰出史学家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写作人物传记的开山祖。他撰写的《史记》中的“本纪”、“列传”，篇篇皆为人物传记，并且把每个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从此以后，历代官方或私人修纂的纪传体的史书，无不仿效《史记》的体裁，把“本纪”、“列传”作为主要内容。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传纪写作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列传的现代传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人物传记写作的状况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当然，当代人物传记写作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而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本文拟就建国四十多年来的人物传记写作的历史作一简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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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叙述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的写作状况，就不能不先从几个数字说起。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间，我国（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共出版人物传记五百多种（不包括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人物传记），仅1959年就出版了一百二十多种，这是非常可观的收获。这些人物传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各个领域中的英雄模范，如《郝建秀》（林音频、刘树墉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矿山英雄马六海与连万禄》（苗培时著，华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陈永康》（黄穗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等。
（二）为人民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如《刘胡兰小传》（梁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温野、臧秀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伟大的方志敏》（叶坪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等。
（三）对社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郑成功》（方白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洪秀全》（束世征著，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谭嗣同——近代中国启蒙家》（杨正典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等。
（四）对祖国文化作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如《墨子》（任继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贽》（朱涤之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司马迁》（季镇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曹雪芹》（周汝昌著，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述、许姬传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
上述人物传记的作者来自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职业，其中有普通教师，也有著名专家、学者。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等校的历史教师和政治教师都积极投入人物传记的写作；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的知名教授，如张岱年、邓广铭、游国恩、冯至、王瑶、朱东润等也都把写作人物传记同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写出不少高水平的人物传记专著。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组织写作人物传记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吴晗利用公务之余主持编写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以青年学生和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机关干部、工人、农民为对象，从1958年到1965年共出版一百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人物传记，写及的近代人物就有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李秀成、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等等。这套小丛书的写作基本上做到了文字简明浅显，甚至口语化，对有些复杂的史实和生僻的汉字也都作了注释和注音，因而这些人物传记深受读者喜爱，成为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
从当时的读者反映看，在上述五百多种人物传记中，要以《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陈广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著，群众出版社1960年版）这三部传记的读者面最广，影响最大，在当时颇有“轰动效应”。
根据一些专家的评论，在上述五百多种人物传记中，以吴晗的《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最高，时至今日，仍在人物传记中处于领先地位。
不可否认，人物传记写作也受到了“左”的思想的干扰。1957年以后，不少传记作家唯恐触犯“忌讳”而辍笔。绝大部分的传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如宣扬阶级斗争为纲等等。据统计，1956年中国只出版了八种人物传记，是建国十七年来最少的一年。最为悲惨的，因写《朱元璋传》而知名的吴晗，又因写《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被作为“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靶子而遭受攻击批判，结果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朱元璋传》这部优秀的人物传记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厄运，被禁止在社会上发行。在“文革”十年中，“左”的思想更是泛滥到各个领域，正常的出版秩序完全被打乱。那时，为配合“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而出版了几本颠倒是非、歪曲历史的人物传记小册子，如《孔丘发动的一生》（洪广思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孔家店的二老板孟珂》（上海市卢湾区工宣办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等。人物传记写作就这样被“左”的思想践踏了整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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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覆灭和1979年以后对“左”的思想的清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在人物传记写作方面也冲破了种种禁区，不仅可以写古人，也可以写当代人；不仅可以写死人，也可以写活人；不仅可以写有定论的人，也可以写仍有争议的人。总之，形成了传主开放的新局面，一切值得写的人物都可以作为传记的素材。
据不完全的统计，我国近十年来约出版人物传记三千多种，仅1987年就出版二百八十多种。足见我国人物传记写作之繁荣。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出版人物传记最多的一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人物传记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人物传记的传主的覆盖面相当广泛，古今中外，尤其是当代知名度高的人，几乎都被人做传，概括说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宋庆龄、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叶剑英、粟裕等。
（二）近代史上的先驱者，如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
（三）近代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捐躯的先烈，如谭嗣同、秋瑾、宋教仁、李大钊、方志敏、张自忠、杨靖宇等。
（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章太炎、李达、杨献珍、陈寅恪、钱穆等。
（五）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朱自清、巴金、丁玲、沈从文、钱钟书、冰心、萧乾、梅兰芳、齐白石、冼星海等。
（六）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国民党政要，如李宗仁、于右任、阎锡山、张治中、劭力子以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等。
（七）古代的名君、名相、名将以及文化名人，如赢政（秦始皇）、刘秀（东汉光武帝）、李世民（唐太宗）、玄烨（康熙皇帝）、诸葛亮、魏征、王安石、岳飞、戚继光，以及孔子、屈原、李白、李清照等。
（八）在历史上留下恶迹的人，如秦桧、袁世凯、汪精卫、金壁辉、杜月笙、康生、江青等。
在这些人物中，周恩来、孙中山、鲁迅等人一直是近年来传记写作的“热点”，出版社关注选题。有关周恩来的传记达六十多种，有关孙中山的传记有三十多种，有关鲁迅的传记有五十多种。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者和读者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近年来人物传记的题材比较多样，有叙述传主一生事迹的全传，如《康熙大帝全传》（孟昭信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张之洞大传》（马东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有对传主夹叙夹议的评传，如《苏曼殊评传》（李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陈独秀评传》（李洪钧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有小说形式的文学传记，如《徐悲鸿的一生》（廖静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有回忆录式的自传，如《懒寻旧梦录》（夏衍著，三联书店1985年）、《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有把同一类型人物编为一书的合传和连环传，如《廉吏传》（周怀宇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十奸臣》（张星久编，荆堤出版社1988年版）、《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朱文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还有叙述传主与某一事业或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地区相联系的片段传记，如《陈嘉庚兴学记》（王增炳、余纲同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傅作义将军与北平和谈》（王宗仁、史广冉著，华艺出版社1991年版）、《丁玲在北大荒》（郑笑枫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
在近十多年来的人物传记写作中，涌现出一批才华出众的传记作家。朱仲丽原来是一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老干部，离休后发挥“余热”，一心致力于人物传写作。她写的《女皇梦——江青外传》（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轰动了文坛。在这以前，她还写过《黎明与晚霞——王稼祥文学传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难以忘却的昨天——王稼祥小传》（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都深受读者欢迎。现在她已成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传记作家。在这批作家中，还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高产作家”。以写毛泽东而闻名的解放军作家权延赤，近年来勤耕于文坛，写有《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掌上千秋——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与江青》（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伟人的足迹——毛泽东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陶铸和他的亲人》（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等十多部人物传记。以写科学普及读物著称的上海作家叶永烈，近年来热衷于撰写“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他写有《王洪文兴衰录》（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张春桥沉浮史》（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姚氏父子》（大连出版社1988年版）、《蓝苹外传》（大连出版社1988年版）、《陈伯达》（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十多部人物传记，同样受到读者欢迎。新闻记者出身的解力夫，近年来在写外国要人传记方面硕果累累。他除写有《纵横捭阖——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身残志坚——罗斯福》（世界知识出版社）、《临危受命——丘吉尔》（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坚韧不拔——戴高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大器晚成——艾森豪威尔》（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外，还写有反面人物的传记《盗世奸雄——希特勒》（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专制魔王——墨索里尼》（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这三部揭露法西斯罪恶的著作，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在众多的人物传记中，佳作颇多，这里不及一一细述，只选择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做一简要介绍。
《周恩来传（1898—1949）》（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是近年来人物传记中的一部优秀作品，是中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的大型政治传记。这部传记利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周恩来的文稿、信件、电报、发言提纲手稿，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记录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会议记录，国共两党谈判记录，当年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的有关人士的日记、回忆录，等等，这些资料大多至今尚未公布。这部传记如实地叙述了周恩来在民主革命时期寻求真理，确立信仰的曲折过程，反映了他在各次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所做的顽强探索和巨大贡献，展现了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联系群众的品德，以及他的个人性格和多方面的才能，同时，对他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的某些失误也做了客观的具体分析。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澄清了社会上曾流传的一些误解。书中对周恩来参与处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细节也做了生动的描绘。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部传记的特点，那就是“真实”。它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而是真实地记载了周恩来在1949年前的近半个世纪内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关于鲁迅的传记中，最成功者可属林非等人合著的《鲁迅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林志浩的《鲁迅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彭定安的《鲁迅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走向鲁迅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这几部传记各具特色，前一部《鲁迅传》以生动的笔调，写出鲁迅的思想、人格、情怀、艺术和学识；后一部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把鲁迅的战斗历程、作品评述和思想发展三者结合起来，而侧重叙述鲁迅后期的战斗精神，对鲁迅的杂文的评介给予较多的注意和较重的笔墨，充分展示了鲁迅的业绩和品格。《鲁迅评传》则把鲁迅做为一个普通的人来描写，着重分析了哪些条件和事实影响了他的思想，铸造了他的性格，规范了他的发展途径和决定了他的战斗历程。书中还分析了鲁迅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其思想和事业所造成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走向鲁迅世界》是一部具有哲理性的传记，作者在总体立意上，以“走向鲁迅世界”为视角，以描述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观察、理解、诠释为主要目标，来构成一个理解与接受的世界。例如书中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就有一段哲理性的论述：“在鲁迅与许广平面前，便有几重搏斗：内在的与外在的、感情的与理智的、旧道德的与新道德的、理论的与实践的、家庭的与社会的，这是一种爱的、幸福的痛苦，也是一场思想、性格与人生道路的考验。”（第331页）相对于以往问世的多部鲁迅传，《无法直面的人生》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集中刻划鲁迅的内心痛苦，展现他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生命历程；第二，侧重描述鲁迅的思想和心境的发展过程，并将这种过程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精神悲剧的突出表征加以强调；第三，作者以自己与鲁迅精神痛苦的共鸣作为写作的基本动力，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语式，使全书笼罩在因认同鲁迅的悲剧而产生的愤激和悲哀情绪之中。这五部鲁迅传记对不同层次的读者，有不同的满足，前两部为青年了解鲁迅提供了重要材料，后三部则为研究和教学人员进一步认识和探索鲁迅提供了重要启示。
这里还值得提及的一部重要学术专著就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柳如是号河东君，明末名妓，善画工诗，嫁与南明礼部大臣钱谦益为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她的生平很少了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其广阔的思路、独特的考据方法，从柳如是同时代人的文集和诗词中，对柳如是的生平事迹做了翔实的考证和介绍。例如，作者考证出柳如是原姓杨名朝，以朝云为字，又称云和云娟。类似这种珍贵的考证在书中随处可见。这部历史人物传记展现了作者的学识渊博和功力之深，所以一直为学术界所推重和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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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的成功，往往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为了写好人物传记，许多作者在理论准备、资料搜集、文字修饰等方面都作了巨大努力，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一部又一部的佳作。从大量优秀的人物传记看，其共同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一）观点新颖。观点如同灵魂，任何一部人物传记都必须有鲜明、尤其是新颖的观点。没有观点，特别是没有新鲜观点的人物传记，无异于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绝对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近四百多年来，妇孺皆知的明朝宰相严嵩被戏剧、小说描绘成一个狡诈谄媚、残忍专横的奸佞臣子。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呢？《严嵩评传》（曹国庆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中说：“严嵩仕宦生涯的前期，政治上正直有为，清高自恃；文学上崇尚汉唐，领一代风骚；生活上清贫克俭，不求奢华。”入阁以后，“对当时的‘南倭北虏’之患的解决，他有一些积极的设想和努力，收到过一些积极的效果，也起过一些消极作用。他卷入了尖锐激烈的官场权利之争，对嘉靖时期的财政困弊、吏治败坏，不能有丝毫的作为，其子严世藩的为非作歹、抬权纳贿，更使他遭致言官、政敌以及不明真相的官员的弹劾”，“最后落得个革籍还里和子遭弃市、孙被远戍、家受籍没、孤身寄食墓舍，死于贫病之中”。因此作者认为，“要把历史上的严嵩和戏文中塑造的严嵩形象区别开来”，“要对严嵩的材料进行考证、辨伪，剔除其私敌对他修怨横议的成分，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功要讲清，有过要讲明，即不因人废事，也不以事废人”。（第115页）这种深刻的分析和论断，冲破了前人的传统观念，颇有见地。
（二）史实准确。优秀的人物传记一般都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而在大量的史料中，不可避免地泥沙混杂，真伪相掺。撰写人物传记必须善于在这其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在岳飞一生的战绩中，有无朱仙镇一役是多少年来为史学家所困扰的一个问题。《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作者邓广铭对此作了详尽考证。他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又无中生有地添出朱仙镇一役。经过仔细的考证，邓广铭断言道：“所谓朱仙镇的这次大捷，完全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第443—444页）因此，邓广铭所写的《岳飞传》就没有采用这条虚构的史料。
（三）评论公允。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就其功过来说，有功大于过，有过大于功，也有功过参半。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传记作家，对人物应作公允的评论。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都有失公允。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杰出的民族英雄。当时，他作为钦差大臣在广东严查鸦片走私，焚烧缴获的鸦片，与英国侵略军进行顽强抵抗，其功勋彪炳千秋。另外，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和流放新疆期间，还注重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建树颇多。杨国桢在《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充分阐述了林则徐的这些政绩外，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他青年时代作为福建巡抚张师诚的随员，间接参与了镇压蔡牵起义的活动；在晚年署理陕甘总督任上，又直接策划镇压了甘肃、青海一带藏族农奴和贫苦牧民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这就使人们全面认识到林则徐一生的功与过。
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近代中国对外交涉中以丧权辱国而著称于世。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约”，与俄国签订“中俄条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卖国外交。然而，他在戊戌维新中却同情康有为，对维新派弃旧图新的措施表示赞赏，在慈禧发动政变时还设法关照“新党”。所有这些，苑书义在《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都有详尽而公允的论述。
（四）文笔生动。一部人物传记要吸引读者，必须在艺术性上下工夫，力求文笔生动、优美，引人入胜。许多人物传记，特别是以文学形式撰写的人物传记，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成功，在作家笔下的人物大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弘一法师》（徐星年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书中对弘一的日本籍妻子在杭州定慧寺没有能够见到弘一的伤感心情的描绘极为动人，读了那些扣人心弦的文字，谁都会轻轻地掉了眼泪。前面提及的《徐悲鸿的一生》、《林巧稚》、《苏曼殊评传》、《吴三桂大传》等等，也都是讲求辞章、传神动人的传记，读起来无疑是对美的一种愉快享受。
我国的人物传记写作正处在发展之中，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传记创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的传统框框，仍然束缚着相当一部分传记作家的思想。相当多的传记作者似乎都满足于在传记中赞扬传主，缺乏一种客观和深入分析传主的眼光。尤其是对当代政治家、英雄人物、著名学者等，往往多有神化溢美之辞，鲜有犀利透彻的洞察和把握，甚至囿于所谓的“公论”或“定论”而人云亦云。
第二，较少有人涉及传记写作理论的研讨。目前国内尚无专门讨论传记学的理论刊物，刊登传记作品的杂志既不刊载有关传记理论的文章，也极少发表讨论传记作品得失的评论。因此，有关传记写作的理论探讨，除偶尔见于《人物》和《光明日报》的专栏外，通常是由传记作者在其作品的前言或后记中进行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朱东润教授曾开设了国内唯一的“传记写作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但是随着朱教授在1988年去世，这门专业也就在无形之中取消了。
第三，许多传记作品在体裁和风格上缺少变化，又很少有人在多元化方面作新的尝试。因此在传记的写作形式上，容易流于平庸化。许多传记受传统年谱形式的影响，偏重于纵向地记述传主的行状，缺乏对人物作横向的比较，如传主对自己生平的认识与作者对传主的评价之间的对比。
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读者对人物传记这一精神食粮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多，对其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展望二十一世纪我国的传记写作，人物的热点将会是二十世纪的学术思想名人和著名政治家。目前，许多传记作家都在积极选择题目，广搜资料，准备在人物传记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优秀人物传记不断涌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附识：本文属稿期间，曾得到人民出版社戴文葆编审、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教授的襄助，谨此深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