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与超越：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其系统功能、特征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与其他文化因素一起实现文化系统的总体功能。
无论对文学作品作静态分析，还是对文学过程作动态观照，都可以看到文化对文学的制约和影响。文学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封闭系统，而是与其他文化因素互换信息能量。从根本上说，文学受制于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
一般把文学作品分析为内容和形式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作品的内容与文化的关系无须多说。人类原始文化时期，有文学神话内容，以幻想的方式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农耕文化有农耕文化的文学作品，工业文明有工业文明的文学内容。文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实际上是文学的“文化性”的代码用语。
文学形式比内容具有更大的恒久性，与文化的关系似乎不那么直接，但也同样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更为深层内在的产物。一个民族盛行的某种文学样式，在另一个民族文学中却是“缺类”；某一时代风行某种文学结构，体现某种风格色彩；诗歌为什么几乎是每个民族文学的第一批产品？同是古代诗歌，为何古希腊和印度是鸿篇巨制，而希伯莱和中国却是短章小曲？对于这些，经过一番艰苦认真的分析工作，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根源。十八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清教革命的关系，中国新诗创作与“五四”运动、法国哲理小说与启蒙思想，这些都是清楚明显的史实。再如二十世纪文学结构由时间性向空间化发展，由线性叙事发展到散点透视，这是以二十世纪心理学的成果、对外在世界的失望、理性思维向非理性思维演变等文化精神作根抵的。
将文学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看，文学创作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信息加以主观的选择和表现，创作成作品，经过发行流通，到读者阅读接受。读者的阅读接受本身是一种再创造，赋予作品以新的意义。读者的阅读效应又作为客观世界的文学信息的一部分，影响作家的文学选择和表现。这样文学活动形成一个环形双向运动的动态流程。
在文学活动过程的几个关键环节都可以看到文化的作用和渗透。
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客观世界”，当然不排除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蓝天白云，湖光山色经常成为文学中的形象，但文学世界里显得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的精神的情感。即使是自然环境和物象，只要进入文学中，也已经赋予了人的意义，投射了主观色彩，不再是“自然天成”的环境和物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是文化模塑的结果。虽然文学强调作家的创造性才能，真正伟大的作家也力图时行文化超越。但这种“创造”和“超越”是有限的，难逃“如来佛的掌心”。尤其是文化深层的东西，积淀为民族意识，作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这种意识进行他的文学选择和表现。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作家总是带着前人的遗产、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之中。文学史上虽有时代的叛逆者，不顾时代的风风雨雨，躲在艺术的“象牙塔”中，营建“永恒的美的世界”。但把眼光越过具体的行为，在整个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巡逡，时代的现实文化在作家的创作中仍留有明显的痕迹。就是我国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英国十九世纪的“湖畔派”诗人，他们的创作中又何尝没有时代之光的烛照？退隐避世本身就是对现实文化的一种选择方式。
作品的发表流通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中间环节，它把作者的个体行为引向社会群体。在文学产生发展的初期，作者本人承担起发表流通的工作，他的当众朗诵就是一种发表。以后有了“行吟诗人”，他们既吟唱自己的作品，也演唱别人的诗作，从事文学的传播。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和完善，印刷出版成为文学流通的最主要手段。现代科技的发展，影视、电脑作为文学流通的媒体日趋发展。文学流通方式的变化，取决于物质文化、技术手段的发展。而文学流通方式的发展，无疑对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社会影响面，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出版无疑是当今文学流通的最主要方式。并不是任何作品都能进入流通、得以出版。出版部门面对呈交给他们的大量作品，首先经过一番选择工作。出版者以他想象中的读者群为选择依据，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作品能否受到一定数量读者的欢迎？作品是否符合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规范？前者是经济效益的考虑，后者是社会效益的考虑。这双重效益的考虑，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在选择中，群体的美学—道德体系、维护现实稳定的政治体系等起着重要作用。审查制度、文化市场管理制度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世上虽然也有仅为自己阅读而写作的东西，如日记。也有过作家宣称写作只供自己看的作品。但日记不是真正的文学，只要是传世的作品，就有作家自己以外的读者。我们试着设想：如果作家写的作品，总是锁在抽屉中，死前将其焚毁，真正只写给自己看。这样的文学虽然也是人的创造，但它与文化的社会性本质相悖。作为文化因素的文学，是经过流通发行，达到文学消费的读者阅读，在审美感受中获得群体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超越。
然而，读者的审美阅读活动，并非消极地被“文本”所主宰，而是在“期待视野”中积极参与制作，赋予文本符号以新的意义。因而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的审美感受，表现出审美差异。读者的这种“期待视野”，是文化综合作用在读者的文学阅读时的表现，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结构，不同的文化心理等综合成不同的“期待视野”。在文学活动的“读者阅读与接受”这一环节中，文化以“期待视野”的形式，作用于文学。
事实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已经有一个想象中的读者群。这一虚构中的读者群作为对话者，在创作过程中与作家交流信息（虚构信息），影响制约着作家的创作。作品完成后，真正的读者也许与作家想象中的读者不一致。但读者的“期待视野”作为信息反馈，一方面从表现对象——客观世界影响作家的再创作，另一方面从作品的流通发行方面，同样影响作家的创作。
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认为：“艺术不是‘人类的母语’。艺术语言的产生是缓慢的，而且是很困难的。它并不是从天上落到人的怀抱之中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它的产生不是自然的、必然的或有机的：一切都是人为的，都是试验、变化、匡正的结果，都是文化的产物。”②
二
文化作为文学的高层级系统，其整体功能制约着子系统的功能。与文学（大而言之是文艺）同一层级的其他文化子系统也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深入一步去分析，可以看到，其他文化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有亲疏不同的层次之分。
从共时性角度看文学与其他文化要素的关系，我们认为对文学影响最大的是道德文化和宗教文化。文艺、道德、宗教，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外在的和内在的）的不同方式，其着重点不一样，也各自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演变规律，但三者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它们就像三个相交的圆，有两圆相交的部分，也有三圆相交的部分。
以“向善”为理想和导向的道德系统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行为规范、社会价值和人生目标的综合系统。它以善、道德理想、道德原则、价值方针、道德动机、道德评价、良心等为主要意识范畴，成为文化大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即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既在情感节操行为意志方面鼓舞人们坚持进步，不断超越，又在理智良知、思想认识方面，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它以应该、正义、合理、人道、美好、善良、高尚、幸福、光荣等伟大的人的文化旗帜，改造着社会、冶炼着人生，使人类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道路，沿着文明的方向不断延伸。”③和文学一样，道德也是以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为反映对象。道德所追求的是“善”，是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高度吻合，是与社会发展规律一致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普遍利益体现。文学艺术所追求的“美”，“是包含或体现社会生活本质、规律、能够引起人的特定情感反映的具体现象。”④善和美都以符合客观规律的“真”为基础，而美又以善为前提。从根本上说，作为创造美的文学，是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类精神追求的利益。这种“满足”和“实现”的根本依据是“善”——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推动人的进化和完善。
宗教和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几乎都同时诞生在对茫茫苍穹的膜拜之中，在人类精神生活史上，文学艺术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依附于宗教体系，宗教成为文艺的载体。随着对事物认识的精细化，意识分类化，文学从中就独立出来了。但宗教对文学的影响从没间断，宗教思想、宗教传说、宗教习俗、宗教语言渗透在文学之中。无数作家从宗教中获得创作灵感，运用或改造宗教题材。宗教甚至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道德、宗教、文学分别追求的善、灵魂拯救和美，都表现出一定的理想色彩，因而与现实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距离以宗教最大、道德最小、文学居其间。三者作为精神活动，知、情、意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其中“情”扮演异常重要的角色。情感是道德、宗教、文学活动中最活跃的精神因素，它们往往是以情感的渗透、诱导、感染，让人们作出情感性选择而产生其社会效用。
从历时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演变发展的文化分解为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两大部分。它们对文学的影响，随着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在一个比较封闭、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里，传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比较大。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在长期发展中保留、沉积下来，比较适合民族生态环境、民族心理的部分，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缺乏内部、外部的新因素刺激的情况下，传统文化会凌驾于现实文化之上。但如果社会内部发生剧烈动荡，现实文化的影响大于传统文化。现实文化以政治文化为代表，政治运动、政权更迭、战火狼烟，都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以巨大冲击。
从文化的角度看，社会动荡就是原有的文化系统结构发生裂变，由打破原有平衡达到新的平衡的重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实文化成为异常有力、活跃的因素，它支配、制约着其他文化要素。如果社会剧变的“荡源”不是出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化发生冲撞，这时候文化影响文学的情况比较复杂，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都会尽其所能地各自作出“表演”。社会的剧变，首先是一场现实的变革；与外来文化冲突，民族传统作为“文化反弹”，也得以强化。一般而言，接受主体是一种主动的“对外开放”，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拥抱外来文化，这时现实文化起的作用很大；若接受主体对外来文化不持欢迎态度，而是迫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接受这份异域的“厚礼”，这时文学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手段，民族传统文化之魂神游其间，传统文化的太阳高悬于文学殿宇之上。
三
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既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它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子系统的独立性和自身的功能，显示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有论者将人类作为活动主体，分析其得到社会允许和必需的基本活动，认为有改造活动、认识活动、评价活动和交往活动。而以人为客体对象的文学艺术活动，却将上述四种活动融为一体，“它同时兼有对世界的认识，对它的价值理解，对它的理想改造（在某种程度也是物质改造），最后包括主体之间交往的形式。”⑤
正是文学艺术活动融合了人类基本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文艺在文化系统中的独特地位：它虽然归属文化，但又不像文化的其他部分，它不是部分地、片面地，而是完整地代表文化，是文化的全面投影。加上文学内容的丰富性、生动性和艺术表现的感染力，使得文学不仅是文化结构中的简单元素，而且反映着人的行为方式、行为规范以及人的需要和人的心灵。可以说，文学就是“小文化”。
对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人们常用“镜子”映照设喻。这里的“生活”，当然是人的生活，换言之就是文化。前苏联学者卡冈就直接用镜子比喻文学艺术对文化的作用，“艺术能够争取到文化自我意识的作用，艺术仿佛是一面镜子，文化从中照见自己，并且只有在认识自己的同时，才能认识它所反映的世界。”⑥然而比喻总是弊脚的。“镜子”说对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形象、通俗的说明，而决非科学的表述。文学对文化的“映照”，不是囊括万物的准确定影，而是以美为终极追求的、对文化的本质特征的反映，是经过作家审美过滤，抛弃许多文化事象，深入到文化的内在深层，反映出这一文化区别于另一文化的独特结构、独特内容、独特规律，从而获得这一文化的审美的、完整的影像。
文学作为“小文化”，它的审美性和完整性导致它两个方面的文化功能：对文化的超越和成为文化的载体。
先看文学的文化载体功能。文学以人、社会、自然作为表现对象，反映文化的内在本质，当然要求对文化作真实的记录，成为一种形象的文化载体，让文化得以观照自身、认识自我；把动态发展的文化凝固成静态的物化型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冈才称文学为“文化的自我意识”。因此，从各民族的远古神话中，可以看到各民族早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通过荷马史诗，能够了解古希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家庭、风物等文化现象和深层的文化观念。也因此才有但丁的《神曲》“是欧洲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之说，才有歌德的《浮士德》“表现了欧洲新兴资产者三百多年的精神发展史”的评论，恩格斯才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的著作中所能学到的还要多。”⑦
当然，文学的文化载体功能不仅表现在个别作家、个别作品当中，宏观地、整体地看，一种文化模式，一种文化的历史类型、一种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不同体系的文化冲突和交流等，都清晰、生动、完整地在文学中得以表现。
我们以中西文化模式和中西传统文学的关系来看。文化模式是一个文化体系内诸文化要素协调一致的整合状态，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深层结构。比较中西文化模式可以看到：在诸文化要素的构成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和政治文化居中心地位；西方传统文化则是以宗教和科学居主导地位。中西传统文化的模式，都有各自传统文学的母题、形象和艺术风格中得到鲜明、完整的映现。
就文学母题而言，西方文学中最突出的母题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作为生命个体，人显得多么渺小，人面对各种各样不知由来的敌对力量，作出苦苦的挣扎和种种抗争。这种敌对力量虽然表现为外在的命运或内在的人性中的“恶魔”，但实质上都是宗教中那个万能的神。因而西方文学关注的不仅仅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更关注人与神的关系，往往表现出对人生价值的终极性关怀。而中国传统文学中最突出的母题是劝恶从善。文学直接承担起“教化社会”的任务，把它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手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基本情节模式。人生的幸与不幸，决定着自身的行为；而行为的当与不当，就看是否符合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因而中国文学关注的是人的现实行为，而这不仅是个人的幸与不幸，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太平。
就文学形象而言，西方文学多抗争型人物，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俄底浦斯，到浮士德、鲁滨逊、于连到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存在主义作家笔下的自由选择的人们，他们与神力、与命运、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生的种种窘境作出种种抗争，在抗争中显示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传统文学多顺从型人物，顺从与天道合一的道德律条。中国文学中显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是以最大限度地克制自我、服从伦理规范，在社会为你安排的等级位置上承担起你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是典型的道德演绎，《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似乎不乏抗争性人物，但梁山好汉终于招安纳降，青埂峰下那块顽石和凭着金箍棒大逞威风的孙猴，都终归佛门。
就文学风格而言，西方文学有着浓烈的悲剧色彩，中国文学更具喜剧氛围。宗教与科学、道德与政治，都是主观把握世界的文化形态。但分别居于中、西文化核心地位的两组文化形态，其相互关系不一样。宗教是对虚幻世界的盲目崇信，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科学把握，它们运动方向相反，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紧张关系之中。道德与政治都是以人的现实行为为关注对象，两者相互渗透依存，处于融合统摄的关系之中。西方文化的内在紧张关系在文学中表现为浓烈的悲剧色彩：即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软弱动物，又企图主宰这个世界，以叛逆、抗争的态度来处理面临的一切，即使明知其结果是悲剧，也要为自己的选择作出痛苦的追求，表现出崇高、悲壮的基调。西方文学常把人物推到两难选择的境地，又非作出选择不可，在这个艰难选择的过程中，让人性中的神性和魔性来回拉锯，辗转、撕裂人的心灵，显示出惊心动魄的悲剧力量。中国文化内在的和谐气氛，加上认定祖先留传下来的道德律条与客观规律是一致的，一切无须去作自己的追求与选择，只须用道德律条去约束自己的现实行为，按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整个社会都在和谐的运转中。人生不是去奋斗，而是顺应、享受现实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学的喜剧氛围就是这种文化氛围的映现。喜剧氛围在中国文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大团圆的结局、“歌颂”文学的主体地位，敏于对现实的观察而少于人生的形而上思考，以中和温雅见长而少于西方文学的壮烈磅礴。
再看文学的文化超越功能。文学以美为出发点和归宿，“若说‘所有的美都是真’，所有的真却不一定是美。为了达到最高的美，就不仅要复写自然，而且还必然偏离自然。”⑧所以，文学是高于现实文化的一种文化超越。
文学的文化超越功能，不仅根源于文学本身的审美性和价值评判性，还与文化的功能与性质有关。文化是社会群体的创造，它把人从动物的人提升到社会的人。文化确立了种种规范，将人的行为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然而，“人的塑造，人的全面再生产是文化的第一功能。”⑨其最终目的是让人摆脱束缚，走向自由。文化的这种现实手段和终极目标的矛盾，是文化内在结构的限制性和自由性的矛盾两重性的体现。一些文化因子在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约束力，如伦理、道德、政治、习俗等；另一些文化因子则在人的想象力和自由意志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和创新，文学就是其中异常活跃的一分子。文学创作主体根据自己的理解，依据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超越现实文化，给文化输入新的信息。在文学世界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实现；塑造洁白无瑕的心灵，铸造伟大崇高的人格，描绘绚烂绮丽的理想图景，新的道德、法律、政治制度可以在想象中实施。
文学的文化超前性，给文化注入信息，和其他文化因子交换能量，在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的情况下，会导致现实文化的变革。在各国文学史上，都有一批被禁的作品，这是文学超越现实文化的反证，是现实文化对文学的文化超前所作出的推拒性反应。作为文学促进现实文化变革的例子，可以举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对南方黑奴悲惨遭遇的描绘，成为导致美国南北战争的原因之一，女作家也被称为“一本书引起一场战争的小妇人”。
文学的文化超越和文化载体两种功能显得矛盾：超越意味着突破和发展，呈现为一种动态趋向；载体则是反映、容纳和确定，表现为静态的积淀。这种矛盾实质上是文化系统复杂性的表现。文化既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又是文明成果的累积。文学就是以对文化的突破和认同、发展和确定、动态和静态的两极反映，真正成为文化的全面投影。
注释：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阿·豪泽尔《艺术社会学》第29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③胡潇：《文化现象学》第350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④王朝闻主编：《文学概论》第29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26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⑥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27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⑦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页。
⑧卡西尔：《人论》第17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⑨郭齐勇：《文化学概论》第24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