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与政府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变化的最新趋势
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以前的30年，其路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来的20年，其路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平均增长速度低，二是波动强度大。这个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不到6.8%；按从高点到高点计算，周期性波动出现了8次，其中有5次增长型周期，3次古典型周期；周期时间最长的为6年，最短的为2年， 平均波长不到4年；波动幅度最大达到近60个百分点。所以，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起大落现象非常明显。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平均增长速度高；二是波动强度较小。这个时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比计划经济高出3个百分点。从繁荣到繁荣的周期性波动已经出现了3次，第一次是1978年到1984年，低谷在1981年；第二次是1984年至1988年，低谷在1986 年； 第三次是1988年到1993年，低谷在1989年。这3次周期均为增长型周期， 消除了绝对衰退，周期时间最长的为5年，最短的为3年。由此，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较高的运行效率，又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有了这个背景认识后，我们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处在什么样的运行轨道和周期位置上。本次国民经济向下调整，实际上是从1993年5 月开始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1992年达到14.2%，1993年第二季度开始的货币政策收紧，使当年的发展速度下降0.7个百分点，为13.5%， 之后的速度逐年下滑。尽管1996年5月中央银行开始减息， 货币政策采取“单向性放松”（只有减息，现金投放推动的货币供应政策继续从紧），但是，国民经济发展仍然处在下降通道之中。从各方面迹象看，可作出如下判断：自1993年5月以来的宏观经济向下调整基本到位， 今年将成为由下降通道转向上升通道的“拐点”年份。
得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有四：第一，本次下调时间达5年之久， 比以往下调时间最长的1959～1962年和1979～1981年要长出1～2年。第二，如果今年的GDP增长速度如我所估计的7.5%左右，以1993年的14.2%为起点，下调了6.7个百分点，达到改革时期周期性下调的平均幅度。 第三，达到了政府在调整初期确定的宏观目标，即：将过快的速度和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压下来，现在不仅不存在通货膨胀，而且从1997年10月以来，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一直在负值区间进行。目前我们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如何扭转通货紧缩格局。 增长速度在今年年初计划值的8%以下运行了数月，这是企业和政府努力想改变的情形，因为速度继续下滑将使企业、政府财政陷入进一步的困境，实际失业率将进一步提高，这是人民不愿看到的情形。第四，在1996年5月1日至1998年7月1日连续5次减息的基础上，政府从今年7月开始实际上采取了货币、财政“双松”的政策，目的是刺激经济回升，缓解企业和政府财政困难，增加就业机会，力争今年实现8%的速度目标， 这些政策效应会自今年下半年起逐渐显现出来。上面关于“拐点”的判断，着眼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
二、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特征和成因
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凯恩斯于1936年在《通论》中论述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关于中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对这一概念有一个限定词“结构性”，就是说，中国目前存在的是“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表现为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的主要是工业制造业，是经济学中所讲的“私人物品”，而公共物品和包括交通、通讯、水利和生态工程、城市环保、公园、文化博物馆等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教育、老年保健等公益事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短缺的。在这个领域，政府管理的主要目标不是刺激需求，而是增加供给。从消费结构的角度看，表现为需求不足的主要是食、衣和家庭需用品等，住和行的供给相对不足。今年上半年，有关部门调查得到的结论是，100%的商品表现为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 这应当是指可动产性工业制造品，而不是不动产、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
当然，那些容易短缺的产业和商品，在周期低潮时期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效需求不足。比如住房，目前城镇居民、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8.8和22.5平方米，比1978年的3.6和8.1平方米增长了145%和178%，但是，绝对量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低的。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城乡居民对住房的潜在需求将会是很大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预期，住房的有效需求压力就会比较大。不过，住房长期潜在的需求压力，不排除短期有效需求不足。上年全国商品房积压比前年增长25.4%，今年头7个月，住宅投资增长22.2%，竣工面积增长15.1%， 销售面积增长了55.3%，但是，全国仍有7000万平方米以上的商品住宅积压量，商品房需求的增长还是比较缓慢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价格门槛过高，上年经济下滑，总物价水平只上涨了0.8%，房价却上涨了8.1%，今年上半年，经济继续下滑的同时总物价水平下降3%，而房价又上涨了3%以上。房价过高，抑制了房屋的市场需求，这种来自于价格门槛的需求不足问题，可以通过目前政府还在运用的价格调整政策来解决。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一般性工业制造品需求不足。那么，一般性工业制造品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是怎样产生的呢？
第一，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不对称，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矛盾影响有效需求的增长。随着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很快，消费者的偏好不断改变，但是，大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在按照计划经济条件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方式进行生产，产品结构不能随消费者的意愿变化而调整，结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销路，放在库房。统计中的“供给”包括这些库存积压品，而需求是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经济周期性收缩使需求增长放慢时，供大于求的缺口扩大，需求不足现象突出。
第二，随着经济向下调整，失业率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减速，从而影响有效需求的形成。1995～199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从22.5%和29.4%下降到6.6%和8.5%。今年1～8月，城镇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只有6%，农村人均收入第一季度为2%，第二季度为－0.7%。在这样的收入增长背景下，消费需求必然减少，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总量相对不足。
第三，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提高，这势必限制消费需求的形成。由于实行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政策，劳动者的职业和收入变得不确定，人们既担心下岗，又担心未来收入下降，加上对个人养老、子女上大学要自费等方面的考虑，所以，社会消费心理和行为发生显著变化，每增加1块钱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份额减少， 用于储蓄的份额增加。
第四，高层次消费品价格门槛过高，影响消费结构调整过程中新增消费数量的增长。这里讲的高层次消费品，主要是指对住、行、文化等方面的消费品。在追求温饱的消费阶段，城乡居民的消费基本上停留在数量扩充上，重点是满足衣和食，这时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总消费中的份额很高。在温饱基本满足之后，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重点是在住和行等更高层次的消费上花钱。但是，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而言，目前的房价又太高。在北京，一栋100平方米的三居室房子，按1平方米6000元计算，要花60万元，这是一般工薪家庭难以承受的。如果普遍实行消费信贷，按双职工年薪2.5万元计算，在付10%的头款后， 即使一家三口不吃不喝，也要20 多年才能还完； 如果从家庭年薪中拿出5000元作住房积蓄，要100年以上才能还清房屋信贷。 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老百姓不得不满足于小面积和福利住房，一部分老百姓努力节省开支存房款，并等待房价下降时再花钱购房。在这种情形下，住房购买需求不足。
第五，本次经济低潮期新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抑制了部分消费意愿。一般来说，老百姓的购买行为受预期影响，在通货膨胀预期阶段，购买意愿提高，越是涨价，购买意愿越高；在通货紧缩预期阶段，购买意愿下降，越是降价，购买意愿越低。最近几年来，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就年度来看，从1994年最高时的21.7%降到1997年的 0.8%；就月份来看，在上年9月达到零通胀后，到今年8月（－3.3%）， 价格总水平一直在负值区间运行，而且负值率几乎是逐月加大。面对这种通货紧缩现象，老百姓的通货紧缩预期不断强化，有的消费者推迟购买，有的消费者放弃一部分购买数量，结果是，全国商品零售额增长速度减缓，总消费需求增长减速。
第六，除了消费需求增长减速以外，投资需求形成的热度也比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下降。其原因，一是企业的资本预期利润率下降，利润平均化趋势明显，原来那种超额利润机会减少，“只要投资就有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的投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项目要作选择，投资行为愈益谨慎；二是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由软变硬，债务企业化、破产和下岗普遍化，使得企业在从银行申请贷款时变得比较有自我约束，原来的“投资饥渴症”基本消除，制度性投资膨胀程度下降；三是信贷额度制取消从而贷款自由化程度提高后，黑市信贷占信贷的份额减少，加上商业银行的竞争程度提高，信贷供给的增长快于信贷需求的增长。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使得全社会的实际投资需求相对于投资品供给而言显得不足。
从长期角度看，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在经济发展的扩张、繁荣阶段，仍然比较容易产生需求膨胀的问题。但是，在经济的紧缩、衰退时期，需求不足将更为突出，紧缩、衰退的时间越长，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越高。
三、近期宏观经济发展的目标选择
1.关于增长速度
今年年初和3月的九届人大提出，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目标是确保8%。到目前为止，政府和新闻媒体一直没有松口，坚持8%的计划指标。我想，从政府角度看，坚持8%不松口有道理， 因为这有一个信心问题。如果在洪灾、出口下降、周边危机不断的时期改变口径，会使各界人士对政府的持续增长政府发生动摇，人们可能预期下一步的经济更困难。而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会场规则”（会场中有一个人站起来，所有其他与会人员会跟着站起来）和“领导示范效应”（领导说“是”大家跟着说“是”；领导说“不是”大家跟着说“不是”）非常明显的国家里，政府决策层不宜轻易改变说法。但是，作为对政府有科学咨询作用的研究专家，应当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出发，从现实可能出发，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思路，这可以减少决策的失误。
从专家研究的角度看，今年实现8%有没有可能呢？最近， 有一个国家级信息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不仅实现8%有可能， 而且可以刚好达到8.1%。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它的可信度显得不高。今年6月统计数据公布时，我就提出，今年实现8%有难度，实际增长率估计在7.5%左右。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一观点。
从简单的计算看，上半年只有7%（实际上，5、6月在7%以下），全年要达到8%，下半年就得实现9%，下半年要比上半年加速2 个百分点，不大可能。另外，从7、8月以来工业、农业、出口、零售和投资这5个指标的变化动态看，下半年要实现9%的GDP增长速度， 可能性不大。
从供给（生产法）角度看，工业增长率上半年为7.8%，7月下降到7.6%，8月回升到7.9%，但回升力度不大。上年实现8.8%的GDP 增长速度时，工业增长11.1%，今年在农业增长“持平或略有下降”、第三产业增长速度“略有加速”的条件下，工业要有10%左右的速度才能保障8%的GDP增长速度。今年下半年，前2个月的工业增长不足8%， 后4个月即使超过10%，下半年也不过10%，全年估计在9%以下。 由于长江、松花江和嫩江等大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灾，粮食可能减产，今年的农业增长要保持“持平”不容易。今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估计略高于上年，但加速幅度不大。
从需求（支出法）角度看，对GDP增长速度影响最大的是出口。 上年出口增长速度为20.8%，今年上半年1～8月只有5.5%，其中的8月为-2.9%，后4个月还有可能是负增长，全年估计低于5%，比上年收缩近16个百分点。在目前我国出口对总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或贡献系数为0.2）的情况下，意味着出口影响总量增长速度大约3个百分点。就是说，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不变的情况下，GDP 增长将下降到5.8%。这样，5.8%以上的速度要靠内需增长加速来实现。内需中，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市场销售增长缓慢，老百姓的购买欲望为改革20年来之最低。今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为6.8%， 几乎只有上年11.1%的2／3不足，7、8月开始回升，达到8%～9%左右。在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推动下，后4个月零售增长应会超过10%。但是， 全年要达到上年11.1%的水平比较困难，因为在老百姓的通货紧缩预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货币收入增长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消费需求增长的加速需要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剩下的是投资需求。今年的投资需求形势比上年乐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第一季度达到低谷（10.3%）以后，逐月、逐季在加速，第二季度为13.8%，7、8月分别高达22.8%和26.9%。这样下来，全年可能实现20%的增长率（1～8月为17.4%），比上年的（10.1%）快一倍。但是，由于投资回升引起经济回升大约有半年的滞后期，第二季度开始回升的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应在第三季度末才能明显。而且，这一次加速投资的重点不是一般的工业制造品，不是搞重复建设，而是在交通、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等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生产在价值增长的叠加效应，以及对就业的吸纳效应，不像工业制造品那么明显，所以，在投资回升几个月后，GDP增长回升不会太快。所以， 今年的投资增长加速要弥补出口增长的减速有困难。国民经济增长的实际值比预期值低0.5 个左右的百分点是可能的。
今年经济增长的实绩低于计划，主要是有几个年初未预料的情况。一是东亚、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亚洲金融危机因为日元的惯性贬值而加深，使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出口增长减速超过预期。二是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洪灾，使粮食有可能减产，农业产值增长低于预期。三是刺激内需见效较慢，这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以往只要有2～ 3次减息， 老百姓就会很快提高购买意愿，增加消费需求。现在不同，中国人民银行减息5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还是从1995年的26.8%降到8%左右。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内外不确定性较为明显，不仅外部因素、短期因素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内部增长机制、长期因素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计划定多高才合适？从周期趋势发展惯性、内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来看，今后若干年内的增长计划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太高了，在10%以上，会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太低了，在7 %以下，会产生通货紧缩，导致较高的失业率。今后5年， 经济增长速度选择范围在7%～11%的区间比较可行。如果今年实现7.5%，则接近“政策箱”底部，明年的计划可在7.5%以上进行选择。保守一点， 定在 7.5%。但这会让人感到政府对刺激经济没有信心，甚至有的人会问：你今年定在8%，实际只有7.5%，明年定在7.5%， 是不是意味着还要让经济下滑到7%以下呢？基于这一考虑，我建议定在8%～8.5%。 这样，既稳妥又给人们一个偏好一点的预期。
2.关于币值变化
关于人民币币值的变化，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主张贬值，以缓解周边地区货币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以达到刺激增长、稳定出口的目的；另一种意见主张币值政策不变，容忍人民币随其他货币贬值而自然升值，理由是人民币正进入可以自然升值的阶段。我主张，在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条件和形势的变化来确定人民币币值是否调整的政策。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有四个：一是物价变化，二是出口增长，三是贸易平衡，四是外汇储备。从经济学一般理论来看，国内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甚至出现通货紧缩时，意味着本币内在购买力提高，一般不应贬值。如果通货紧缩转化为通货膨胀，而且通货膨胀率在1年期存款利率以上较远，才可考虑本币贬值。
从贸易收支状况看，虽然出口增长下降，但进口增长下降更快，结果是贸易盈余迅速增加。今年1～8月的贸易盈余达到313.8亿美元， 平均每月在40亿美元左右。随着新近出台暂停石油、柴油进口政策的实施，今后几个月内进口增长还会有所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本币贬值，也是不合道理的。从外汇储备看，目前我们有1410多亿美元的规模，大大超过国际上合理规模的标准，即4个月进口用汇的需求。今年1～8 月，进口用去873亿美元，月平均110亿美元左右，4个月只需 440 亿美元。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时，外汇储备只有210亿美元，而当时4个月用汇量也超过了400亿美元。在外汇出现超常储备时， 让人民币明显贬值，道理也不很充分。日元在储备很大的情况下曾一度大幅度贬值，似乎可以否定我们的结论，但应当看到，日本内需不足的程度明显强于中国。另外，用本币贬值的办法来刺激外资，有可能事与愿违。至少，在贬值的初期，会增加外汇流出，部分外资企业有可能将部分利润抽走，增量外资可能改变初衷，推迟甚至放弃进入中国投资。所以，企图靠本币贬值刺激外资进入，至少要有一个过程。
最近一年多来，东南亚、东亚和日本让本币贬值，目的是想刺激外需、外资增长和经济回升，结果是，这些国家在金融资产缩水60%～80%、GDP缩水50%左右（按美元换算）的基础上， 反而出现了外资减少和经济衰退。到今年9月初，马来西来的林吉特贬值40%多， 而留在国内的外资只有危机前的10%，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将为－2%。 今年印尼的经济增长估计为－10%，泰国为－4%，韩国为－6%，日本在上年－0.7%的基础上再为－0.5%，菲律宾将从上年的5.7%降到今年的2%。可见，试图用本币贬值办法来刺激出口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收效甚微。小国是这样，大国将更加如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不少地方还未摆脱贫困、农村市场潜力大、城乡消费结构升级还远未完成，以及工业化进程还未终结的大国经济而言，外需固然重要，但是内需更重要。尤其是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36%、出口依存度达到20%的情况下，过分强调依赖外贸和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可能是不明智的。
四、政府如何进行宏观经济政策操作
两年以前，我曾建议政府在坚持1996年提出的“稳中求进”方针的前提下，逐步实施松一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刺激出口的同时，政策的重点转到“搞活内需”上来，即使我们提出了“九五”期间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意味着5年中年年紧， 而是有的年份紧一些，有的年份松一些，有的年份有更多的政策灵活性和弹性。所以，我提出了“适度放松”的政策主张。当时，我并未预见到东亚、东南亚、日本和俄罗斯会在上年和今年爆发金融危机，那时只是发现企业开工、社会就业、人均收入下降，厂商的投资意愿和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不高，尽管政府财政的日子还好过，但是企业和银行的困境持续下去，在一定时候会产生我们不敢承认的生产、市场、金融和政府财政的综合性危机。
经过1～2年后，不仅企业、银行困难加重，而且政府也感到财政困难了。所以，政府不得不从今年7月开始实行财政、货币双放松的政策，不仅用具有一定行政性质的办法要求各银行增发贷款，而且连续调整投资计划，最近又推出1000亿元国债。年初计划在前年减少赤字100 亿元的基础上，今年比上年再减少100亿元财政赤字，由上年的550亿元降到今年的450亿元。实际上，在企业生产滑坡、通货紧缩度提高、 出口增长速度下降、消费市场低迷的背景下，政府的开支应该是增加的，可以适当扩大赤字，用赤字办法筹措财政资金以补公共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之不足，带动全社会投资需求的合理增长。问题是，到今年 3月，财政部还在讲“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到今年年中，中央银行也一直在讲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年初计划Mo增长15%，可是到6月底只有6.6%。尽管1996年5月1日以来减息5次，但是， 央行始终不承认减息是放松银根，认为它并不改变“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结果是，单一的减息几乎没有起到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作用，出现了所谓“货币政策失灵”，有人因此怀疑利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持续到今年6月底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实际上忽视了1996 年提出的“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度弹性”的思想。这个政策操作与经济发展的实际趋势“相背驰”，延缓了通货紧缩的时间，加大了经济增长速度减速的惯性。
现行的财政、货币政策实际放松是在今年7 月朱镕基总理在内蒙古等地考察时提出当前“存在通货紧缩现象”以后。这一判断非常正确，并使财政、货币政策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实际上是由“紧”转“松”的变化。现在回过头来看7、8月以来的政策操作，会发现“适度放松”方向很明显：（1）向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发行2700 亿元特别国债用作资本金；（2）增发1000 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和适用性住房等建设的国债；（3）公路交通建设投资由计划的1200亿元调高到 1800亿元；（4）加大水利建设、环保、通讯、福利设施等公共建设的投资；（5）要求各银行加大发放贷款的力度；（6）Mo增长由6月底的6.6%猛然增加到10%以上；（7）继续出台一些给企业减税的措施；（8）财政赤字由年初的450亿元实际提高到960亿元。这些政策的出台，尽管离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晚了差不多1年至1年半，决策者在1 年多以前没有意识到预期和惯性的效应，而了解这种预期和惯性，刺激经济从低谷转向回升是很有用的、必要的。
现行财政、货币政策放松的效应，会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逐渐显示出来。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发展能“稳中求进”，我想，下一步的财政、货币政策放松的力度应该逐渐变小，均匀一些。如果放松太快，力度太大，刺激措施叠加太多，很有可能在明、后年出现经济加速过猛、通货膨胀超出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导致经济运行的“大起”，之后又来搞强有力的大紧缩，结果还是出现“大起大落”的强周期波动。所以，我建议下一步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要贯彻“向上微调”的思想，放松政策措施不要密集出台，而要用微调的办法，货币和财政松闸的幅度小一点，次数多一点，让经济系统稳一点，持续上升的时间长一点。今后的政策操作，应更多注意用微调方式调整企业、家庭和个人的预期。一些放松政策出来以后，有时可以看一看，根据效应大小相机决策。
下一步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可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在保持现金投放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从金融制度创新而不是减息的角度加快储蓄转化投资和消费支出；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将商业银行的存、贷利率的决定权，从中央银行下放给商业银行，允许商业银行实行浮动利率制，中央银行一方面调整基准利率，一方面给商业银行存、贷利率规定上限和下限；三是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力度，提高调节短期资金市场的频率度，以此保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财政政策在债务扩张上的空间明年可以大一些。国债发行量可以在今年3600多亿元的基础上，明年发行4500亿元是可以接受的，其中的500 亿元可以用来发行社会保障债券。另外，可以适度增加经常性预算开支，主要是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工薪，以此增加人均收入，刺激大众购买力。至于税费方面，减税的空间已经不大，但是，可以加快税费统一、实行“单一税制”的改革，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应该有一个完善的税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单一税制。目前的税、费并存的双轨制很不规范，尤其是费，渠道太多，随意性太大，难于收取和管理。过渡到单一税后，应对税制、税种、税收结构、税率进行全面清理，建立一个公开透明、规范管理的税收体系。因此，下一步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和其他制度改革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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