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经验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13)04－0009－09
一、引言
当代技术哲学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在未来又该如何发展和改进？这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将探讨的问题。我认为，技术哲学在过去的25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伴随与以往技术哲学不同的新问题和新路径的出现而到来。技术哲学的许多新发展是不错的。然而，我认为，目前，在技术哲学领域中仍存在大量发展不足或者处于停滞状态的地方。我将指出这些地方，并为其前进之路提供建议。
为了增强我论证的有效性，首先，我将在第二部分“经典技术哲学：路径家族”中描述该传统共同的特征，经典技术哲学约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经典技术哲学的主要部分是由诸如海德格尔、埃吕尔、芒福德、马尔库塞、奥特加·伊·加塞特等致力于批判现代技术对人类生存境况影响的哲学家们形成的。然后，我将在第三部分描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技术哲学是如何出现了超越这一传统的新方向的，超越的途径是通过基于传统、对传统的回应，还是独立于传统？我将界定这三条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占据主导地位的方向或曰路径。这些路径我将其称为“当代的技术哲学”。
接下来，在第四部分，我将就当代技术哲学在当下的没有做到的或做得不好的地方展开评论。我将指出在技术哲学的当下议程中存在的漏洞，详细审查已经有过研究但错却过了改进机会的领域。最后，在第五部分，我将指出未来的新方向，这将有助于填补漏洞和完成改进。我的评论将必须简明扼要，因为我的目标不是呈现技术哲学的一条全新路径，而是辨析发展不足的和被忽视的领域，并提出一些建议来帮助其更好地发展，进而使其在学界为人所悉。
二、经典技术哲学
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技术哲学被一种路径，更确切地说是由相关路径组成的路径家族占据主导地位，该路径现在被描述为经典技术哲学。经典技术哲学是由来自诸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神学及相关领域等不同传统的哲学家和人文学者构建的，包括马丁·海德格尔、赫伯特·马尔库塞、雅克·埃吕尔、伊万·伊利奇、阿诺德·盖伦、汉斯·尤纳斯、路易斯·芒福德等哲学家。该传统关注现代技术对人类生存境况和社会的影响。该传统对现代技术对人类生存境况和社会的影响采取批判式的路径，并主张现代技术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害的观点。该传统致力于辨析这些害处并对之予以反思，同时，也致力于探求人类怎样才能与技术发展一种更好的关系。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典技术哲学，最好的途径是将其置于其所在的时期，并厘清其在对什么予以回答。我认为，最好将经典技术哲学视为对技术乐观主义图景的一种批判式回应，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的图景是尾随启蒙运动和其对进步的理想而形成的、在现代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在20世纪，一个发达的技术社会开始初具规模，并呈现出很多病态，且这些病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源自现代技术时，将技术视为带来进步和乌托邦的乐观主义式的启蒙图景需要被加以纠正。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已经开始予以回应，并发展了一种对技术更具批判性、悲观主义的图景，且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启蒙运动所描述的恰好相反。
技术的启蒙图景作为一种正面的力量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00多年前的17世纪，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始认识到和赞美自然科学对技术发展的巨大潜能之时。在这个世纪之中，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已经成形，包括个人自主，自然界是没有活力且可被预测的，人类理性的优越性，科学方法的优越性。在这样的世界观导引下，形成了科学知识可被应用到控制现实和促进人类实际利益的观点。目前，我们把此称为应用科学技术。关于人类理性的适用范围和优越性的乐观主义充斥着那个时代，并导致了人类深信此类应用科学通常能对人类有益且几乎无负面后果。我们可在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作品中看到对技术的这种乐观主义憧憬，譬如笛卡儿、弗朗西斯·培根、霍布斯、莱布尼茨，他们都设想技术能够使人类控制自然，能够带来个人自由、幸福和财富。
在20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们所梦想的发达的技术社会终于开始成为事实。技术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人能逃脱技术的影响。在这个世界中，出现了工业部门的广泛扩张，理性化的生产过程和劳动模式，城市的快速增长，批量生产和消费社会。然而，与这些发展带来的好处相伴随的是，显著的衰落也来了。技术被大规模地用于战争和迫害，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空前破坏负责，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的罪行。甚至技术使得完全的核毁灭的威胁成为可能。除此之外，也证明了人类控制自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证明了许多技术发展是对自然有害的。技术发展制造了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对人类构成了威胁。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允诺也变得模糊。在技术社会中，劳动过程被理性化，变成了单调的、没有人情味的和充满压力的。在消费社会带来许多好处的同时，它也被赋予物质主义、精神价值丧失和社区瓦解的特征。这些变化将来自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技术图景置于重重压力之下。
因此，在整个20世纪，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用一种代替的、更悲观主义的技术观念做出应答，这种观点与启蒙运动的那种天真的观念相反，它批判现代工业社会。这些思想家批判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的控制观念，批判技术主要是好的这种思想。他们强调技术的负面性和破坏性，断定人类不是被技术解放，而是人类开始屈从于技术。他们也宣称人类已经失去了对技术的控制，现在，技术在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生活的质量不是被改善，而是伴随理性化、齐一化、异化和肤浅消费的过程而变得更糟。
批判理论学派的学者们也发现了技术和工业社会的这种负面特征，批判理论是一个有影响的哲学运动和社会理论，该理论主要由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们推进。法兰克福学派由一群德国思想家组成，自20世纪30年代伊始，就开始聚焦于广泛流传的社会批判。其成员有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赫伯特·马尔库塞和(更宽泛的意义上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他们于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启蒙运动导致技术理性哲学，在此中，自然界和人类都变成了被支配的对象，反过来技术理性哲学导致法西斯主义和集权主义社会。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1964)一书中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将人类禁锢在一个生产和消费系统中，在此中，人们为了购买更多的新产品而被单调的工作束缚，并使得批判性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不可能的。该书是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的先锋们的著作之一。最后，哈贝马斯拥护这样的观点：启蒙运动导致了对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理性的片面强调，这已经对人类居住的环境构成伤害并且限制了人类表达自我的潜能。
关于现代技术的类似的否定性评价，除了批判理论之外，还有其他的路径，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和神学。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丁·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已经占据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全部，将人类和世界变成了具有功利价值的持存物或商品。他的思想被像艾尔伯特·伯格曼和赫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这样的新海德格尔主义者大量接纳。在雅克·埃吕尔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埃吕尔将技术描绘为一种无法阻止的自主的力量，这种力量依据其自身的逻辑构建了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侵蚀着人类的自主性。现代技术也被20世纪的后现代哲学家们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从否定性的视角进行描绘。
三、从经典技术哲学到当代技术哲学
如今，虽然经典技术哲学依然方兴未艾，但公正地说，该路径在技术哲学领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主要的新发展将技术哲学领域进行了改变。这些发展大部分是对技术哲学领域中一些学者所业已注意到的经典路径之缺点的一种回应。对经典路径的第一个批评是指其描绘的技术图景是单方面否定和悲观的，对技术的正面关注微乎其微。虽然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期间，技术的悲观主义形象有其影响力，但这种基调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业已改变，一种不同的技术形象在集体意识中出现，即将技术视为一种更矛盾的力量：这种力量既能为善也可能为恶。
第二，经典技术哲学倾向于一种决定论的现代技术形象，将现代技术视为无法阻止的、自主的力量。它将技术描绘为一种依据自身的逻辑发展的力量，这种逻辑源自科学理性原则，与人类真实选择无关，这种力量会带来内在的、必然的社会后果，且这种后果与其使用的情境无关。这种思想也遭到攻击。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元勘(STS)兴起，STS是面向经验的，旨在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STS注重技术的偶然性和社会建构性，不同的技术设计和使用所带来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的可能性。(西斯蒙多，2003)随着STS而来的是，技术哲学家们开始详细说明技术的概念，同样地，将技术的发展和后果描述为偶然的、社会塑型的和依赖情境的。
对经典技术哲学的第三个批评是经典哲学太笼统和太抽象。在多数的研究中，技术被作为整体研究，即以“大写字母T来指称技术”。几乎没有注意到不同技术之间的差异性，没有仔细研究具体的技术实践、具体的技术物或者具体的技术过程。通常，技术被界定为技术科学理性或者思想和行动的形式理性之道，这种定义比对技术的日常理解更广义或更抽象。因此，经典技术哲学很少论及具体的技术和与此类技术相关的具体问题。它很少关注技术和社会的具体发展，很少关注此类发展的经验研究，因此，它也很难支持其对技术本质和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宏大叙事。此外，经典技术哲学对技术的抽象的、宿命式的描述没有留给这个传统对未来提供建设性建议的空间。在技术的决定性和自主性形象导引下，在没有关于技术是如何发展的、使用的以及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具体理解的条件下，显然很难做出关于技术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加以发展和使用的任何实际可行的叙述。
(一)经验转向
追随这些批评，哲学家们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开始研究替代性的路径，这些路径不受传统路径问题的困扰。该行动产生的路径被描述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克洛斯和梅耶斯，2000；阿特胡斯，2001)。尽管如同我所认为的那样，但更准确地说是两种经验转向：在应答经典传统时，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这两者都被描述为经验转向。其中之一保留了与经典传统的友好关系及其所关注的主题和问题，然而另一条则是彻底背离了经典传统。首先，我将对这两条路径分别予以讨论，之后，我将说明二者的共同特征。
第一次经验转向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此时，经典传统中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的工作冲破了经典传统的假说和方法的藩篱。新海德格尔主义者、新批判理论家和后现象学家开始聚焦于具体的技术和问题，试图发展情境化的、少决定论的技术理论或者开始借用STS的研究，开始对现代技术采取不那么敌托邦的、更实际的、更平和的态度。譬如，安德鲁·芬伯格立足于批判理论的传统，借用了STS的技术概念而发展了一种技术理论，该理论注重技术的情境化本质，注重技术被发展和使用的不同可能性。(芬伯格，2005) 唐·伊德已经发展了一种评价性较少而描述性较多的技术现象学，该研究不重在研究技术对人类经验的影响，而重在研究技术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调节人和其环境的。(伊德，1990)新海德格尔主义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的具体研究，并对其细节极为关注。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在技术哲学领域，开始纳入了一些新的传统，如实用主义、后结构主义和面向STS的哲学，这具体体现为哲学家劳瑞·希克曼(Larry Hickman)、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唐娜·哈拉维和布鲁诺·拉图尔自然地聚焦于具体的技术和实践，并规避决定论和悲观主义。更普遍的是，技术哲学开始更多地与STS、文化研究、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交互影响，这导致不同的观念注入了技术哲学领域，这种注入促进了一种对技术的更富经验化的、少决定论的、多描述主义的或者中立的立场。其结果是形成了关于一种技术和其社会意义研究的路径家族，这种路径与经典路径对技术的态度相比更具体、更经验、更建构主义，其悲观主义的程度较少。除此之外，新路径非常注重发展和使用技术的替代方法，并有支持关于如何发展和使用技术的较为具体和有经验支撑的见解。阿特胡斯在其主编的《美国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一书中对此予以了概括。(阿特胡斯，2001)
这种更富经验的路径与经典路径有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旨在理解和评估现代技术对社会和人类生存境况的影响。在技术哲学中，这两者都可归为面向社会的路径。我将描述的另一种经验转向是面向工程的。其主要目标是理解和评估工程实践和工程产品，而非任何发生在社会之外的事情。这种经验转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它也对经典路径不满，但这种不满更激进。其代表人物有约瑟夫·皮特(Joseph Pitt)、彼得·克洛斯(Peter Kroes)和安东尼·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他们认为技术哲学的问题在于它不是真正关于技术的，技术哲学的问题在于其关注技术的社会后果。这使得其遗忘了技术自身。他们主张，技术哲学的进步需要远离社会后果，走向技术自身。技术哲学应当致力于详细地描述和分析工程实践和工程产品，并依据此来达到富有经验的、描述充分的技术和工程哲学理论。此种理论建构不仅作为目的自身是有价值的，而且作为从事对技术社会后果进行更为哲学的研究的一种手段也是有价值的。此种新路径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技术哲学的新方向》(皮特，1995)和《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克洛斯和梅耶斯，2000)的出版。
面向工程的新路径除了是经验转向的一部分之外，还包括其他的新型特征，譬如，其关注工程和哲学描述。因此，在下面会有单独的一部分来对此予以更充分的描述。本部分将讨论的是该路径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面向社会路径的共同之处，以及是什么使得它们均成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代表。事实上，它们都是对经典技术哲学的批评式应答，都主张技术哲学应是更富经验的，应是更关注具体实践、具体技术和具体的技术物，应在评价之前先进行描述，应是更少决定论、更多建构论或情境化的技术概念。这两种路径都提到需要打开“技术黑箱”，并揭示构成技术的各种实践、过程和技术物。这两种路径以完全不同的方法体现了共同的假定，它们详细地解释技术哲学的新正统，这种新正统被归为技术哲学领域的经验转向。
(二)面向工程的新技术哲学
我上面所描述的面向工程的路径与经典路径不同不仅是因其经验转向，而且还因其关注工程和哲学描述。鉴于此，我将特别关注这两个特征，并对其予以独立讨论。首先，我们思考其对工程的关注。该路径所体现的“工程转向”伴随着并早于关于技术哲学领域应开始关注技术自身而非其社会后果的再三要求。美国的卡尔·米切姆就是从事此研究的第一批人之一，他在其常被引用的《通过技术思考》(1994)一书中建议技术哲学关注关于技术和技术内部工作方式而非技术外部后果的合理描述。这一呼吁被其他人重复，如约瑟夫·皮特、安德鲁·莱特、彼得·克洛斯、安东尼·梅耶斯，他们赞成这两个新方向，即更多地关注技术自身和更多地注重哲学描述而非评价。克洛斯和梅耶斯是这条新路径的领军人物，他们主张遵循STS关于技术的研究，哲学必须打开技术黑箱并描述其内部的一切。(克洛斯和梅耶斯，2000)他们提议技术应与科学哲学一样，以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加强来指导工程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分析式澄清。②
克洛斯和梅耶斯认为技术哲学除了关注技术和工程之外，还应关注描述而非评价和规范性的分析。他们声称，技术哲学领域不应当摒弃规范性的问题，但为了理解现代技术及其内在机理，应聚焦于描述性分析而不是对其的评价或为其规定方向。因此，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当下所示的那样，主要是一种描述性的技术哲学而非规范性或评价性的。其旨在描述的精确性和概念的清晰性，主要是聚焦于工程实践和产品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
鉴于该路径是面向工程的而非面向社会的，因此，社会的重要作用在该路径中常常受限。该路径的许多哲学家都认识到工程是社会的一部分，工程与社会相互影响。譬如，关于工程设计的哲学描述常常是指设计工程师与工厂、承包商、合法的实体和其他代理人的关系。关于技术物的描述常常强调它们的双重本质：事实上，它们既有一个物理的结构，也有依赖于设计师和用户的意向和使用的功能。(克洛斯，2010)因此，鉴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很少被直接予以说明，该路径引入了技术与社会互相依赖的观点，并以此种方式而间接地致力于社会后果的分析。
在21世纪初，该路径开始繁荣。在各个国家，分析哲学的研究导引三对技术和工程科学的本质探寻，并开始出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研究。研究主要由工科大学承担，常常是由具有理工背景的哲学家或者对哲学有兴趣的工程师来从事。研究主题包括工程设计过程的结构、技术物的本质和功能、工程知识的本质、工程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工程科学的方法论结构。最近，在《技术与工程科学的哲学》(梅耶斯，2009)这本厚达1472页的手册中，用近50章的篇幅记载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这些研究来自代表此新路径的各位作者们。
(三)应用技术伦理学的兴起
技术哲学领域的第三个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的对技术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此研究出现在应用伦理学与职业伦理学总体上都处于上升态势的时期。反观在伦理学中出现的职业伦理和应用伦理，这两条截然不同但却互相重叠的路径，我们能察觉到面向技术的伦理学的两个新领域的出现。一个领域是，我们看到了针对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工程伦理的兴起。工程伦理聚焦于通过系统化地描述普遍伦理规则和职业准则，和通过为工程师在其工作中所遇到的道德问题和困境提供解决的方法和技巧，来帮助工程师建立职业责任感。
另一个领域是，我们看到了有关技术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兴起。其所关注的不是职业责任，而是伦理问题，即，总的来说，社会必须处理在社会中技术引进和使用技术时的伦理问题。此类问题包括克隆是否应当被禁止，或者网络用户享有何种程度的隐私。所有这些工作都由应用伦理学来完成，应用伦理学对技术的关注日益增加。首先是，如计算机和信息伦理以及纳米伦理等新领域就是这种情况，其分别关注与计算技术和纳米技术相关的伦理问题。应用伦理学的大多数其他领域都没有将其焦点置于技术，但与技术相关的问题却在应用伦理学中渐渐普及。如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和神经伦理学等领域就是这样。
技术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和职业伦理学研究已经大部分从技术哲学的主流中独立出来。然而，此研究与上述的经验转向有共同之处。该研究也倾向于关注具体的实践和技术，倾向于拒绝对技术的片面否定路径，并常常抵制技术决定论。另一方面，许多关于技术的伦理学研究并非使用STS和经验转向中的情境化的技术概念，也并非真正地打开“技术黑箱”。当代技术伦理学与经典的和面向社会的当代技术哲学有共同之处，即它是规范性的和评价性的，是倾向于关注技术的社会后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通常不试图确定现代技术是善还是恶，以及我们是该拒绝还是拥抱它。当代技术伦理学更倾向于接受我们生活在技术文化之中，在此，新技术的持续引入和利用是社会运作的常规部分。然后，当代技术伦理学要求我们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来处理此类新技术，与技术哲学中典型的面向社会路径相比，当代技术伦理学更多实践、更少反思。
四、当代技术哲学的局限
在第三部分呈现了技术哲学的三条当代路径，其中两条(面向社会和面向工程的当代技术哲学)来自技术哲学领域的经验转向，另一条(应用技术伦理学)与其他两条路径一起涌现。现在，技术哲学领域主要由这三条路径来界定。在这部分，我想问的是，它们是否界定了一种可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成熟的、全面的技术哲学，或者是技术哲学领域是否还有可改进的地方。我的立场是我们应当对这三条已经出现的路径感到高兴，它们是超越经典技术哲学的一种改进。但是，尽管它们涵盖的领域宽广，但一些重要的话题尚未被阐述，还有其他话题被以某种方式涵盖，而这种方式不允许它们有充分的进步。
我想说：技术哲学已经专注于如下三个重要问题：(1)技术是什么？(2)如何理解和评价技术对社会和人类生存境况的影响？(3)在与技术的关系中，我们该如何行动？我相信这三个问题依然正确地界定着技术哲学。第一个问题是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所关注的核心，尽管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其更倾向于对技术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角色的描述和解释。第二个问题属于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的领域，但对问题的评价属于道德评价时，它也属于技术伦理学的领域。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完全是关于技术伦理的。
我所关心的是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因为现有的研究都不足以为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提供全面的、有说服力的答案。③让我们来以相反的顺序思考这两条路径。
第一，技术伦理学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有着规范性有限、评价性有限的议程：它关注的是道德，且仅仅是道德。技术伦理学只关注技术的道德评价，提供道德方面的对策。但是，道德规范性仅仅是其中的一种，道德价值仅是价值的一种。我相信技术哲学的任务是评价技术的后果，这种评价与不同类型的价值和善恶标准相关，而不仅仅是集中在道德的善与恶。社会后果不仅是因为道德原因而善或恶的，之所以如此还有其他的理由。
让我来对此予以举例说明。当下，人们通过网络来购买越来越多的商品。这意味着人们去市中心的次数减少，这已被认为减弱了城市凝聚力。这是好还是坏呢？此时，伦理学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因为在得出此发展是道德中立的结论之前，其只关注在线购买物品是否违背了道德准则(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然而，我想让技术哲学在此能通过一个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即关于社会凝聚力和融合是重要的价值观念，并有人期望技术来将之发扬的价值判断。然而，这些价值观念不是常规意义上所界定的道德价值观。伦理学仅仅涵盖了何为道德的好与坏，或者何为从道德上来讲是有价值的，但许多事是因道德之外的原因而有价值的。除了道德价值之外，我们还有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集团的或个人的价值。我们需要一种关注一切事物价值的技术哲学，这种技术哲学能区分出技术的各种正面和负面后果，能为它们为何是好的和坏的提供理由。这样的技术哲学将能辨别出在与技术相关的社会问题和难题中起到作用的不同价值观，并对其进行权衡。
或许有人会说我向往的在伦理学的范围内也是可以完成。他们主张伦理学聚焦于最广义的善，讨论各种各样的价值。伦理学的定义确实也是如此广博。然而，事实上，这种广义的概念很难在应用伦理学中发挥作用。为了阻止对第三种实践的伤害和与它们保持一种彬彬有礼的合作，伦理学通常是被狭义地界定为关于行为的道德评价，很少关注社会属性或关注生活质量。因此，当我谈到伦理学的狭义议程时。是指在实践中实施，而非理论层面的。
当代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以一种比技术伦理学更广义的方式来评价技术。然而，它缺乏一种成熟的价值论，借助这种价值论，可以鉴定与技术相关的处于危险之中的各种价值并使其彼此保持平衡。因此，我们几乎没有理论可以对如在因特网或生物专利威胁下的本地知识的文化价值进行评估，或者对面对面的友谊的社会价值与计算机为中介的友谊进行评估，或者使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达到平衡。该领域的许多评价都是临时性的，在其后几乎没有理论支撑，且许多都是诉诸直觉的。譬如，关于新技术将我们的存在理性化、框定或商品化并因此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构成危害的论调几乎是没有根据的。在我看来，该领域将从价值论特别是与技术契合的价值论的发展中受益匪浅，与技术契合的价值论可区分与评价技术后果有关的各种类型的价值，可分析在技术物和技术过程的设计和使用中，这些价值是如何得以发扬或被伤害的，可研究我们是如何使这些价值保持平衡的。
第二，技术哲学依然是有缺陷的，其关于技术影响的许多哲学研究不是基于社会以及社会与技术相互作用的成熟理论。其所进行的大量工作依然是理论上不足的。关于特定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所进行的研究缺乏成熟的文化理论或关于文化与技术相互作用方式的成熟理论。关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对友谊之影响所进行的研究缺乏关于友谊、诚信和亲密的成熟理论，缺乏技术物对这些品质的调节或影响之方式的成熟理论。没有关于这些是什么以及技术如何影响它们的成熟的和已经被证实的理论，是很难做出任何关于技术对文化或友谊之重要性的可靠论断的。然而，这种理论常常是缺乏的或者发展不充分的。概言之，该领域需要大量的关于技术物是如何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相互作用的成熟理论，需要对这些社会现象本身予以更好的阐述。这种理论可吸取STS或者其他社会科学的思想(与经验转向一致)，可汲取主流哲学的营养，或自力更生，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地将这些思想纳入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之中。
第三，我将思考目前技术伦理学特有的一些局限。最重要的是，与特定技术的应用伦理学相对，缺乏技术伦理学通论。尤其是，几乎没有关于推进技术伦理学领域的理论或方法论的研究工作。经验转向在技术伦理学中并未带来一部呈现该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的单一作者的专著。④此外，与此相关的是，几乎没有关于如何以一种道德上负责任的方式来发展新技术这一问题的阐述。一方面，技术伦理学着重地关注与既存技术相关的社会伦理问题；同时，另一方面，也着重地关注工程师的普遍责任。技术伦理学所缺失的是有效的模型，这些有效模型可使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时，能对我们如何考虑众所公认的规范和价值观，我们如何预测新技术在未来应用中的道德和规范问题进行评估。即，所缺失的是关于伦理性技术(ethical technology)评估的有效模型，和关于新技术伦理发展的有效模型。
最后，我想表达关于面向社会和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将渐行渐远之可能性的一些关注。显然，这两条路径有着极为不同的主题：前者关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关注工程。若围绕它们的这两个共同体之间不进行互动，那将是有危险的，技术哲学会因此被一分为二。在某种程度上，在将技术哲学作为其主题的百科全书的条目、介绍性的文本和选集中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其中一些几乎只关注两条路径中的一条，并在很大程度上或彻底忽视另一条。这是一个遗憾，因为它歪曲了技术哲学。事实上，这两条路径可互惠互利。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阐发了技术物和技术实践、设计过程以及设计与用户关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可用于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发展了社会—技术关系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被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用来更好地描述工程的社会情境。因此，我希望这两条路径不被分开，而是相互作用，并在有共同关注的领域中相互交融。
五、结论：技术哲学议程
我在前面部分所论述的是，虽然技术哲学在过去25年之中所取得了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的成就，但仍有需改进之处。在剩余的部分，我将对如何战胜我所列出的挑战给出建议。⑤
第一，让我们考虑技术哲学领域对价值应用理论的需求。如我所示的那样，挑战是指发展使我们可基于伦理和非伦理的价值观对各种技术和技术实践进行广义评价的理论。关于不同类型的价值的研究属于价值论的领域，价值论是不同于伦理学的一个哲学分支。就技术哲学来说，我们需要一种思考技术与价值实现之关系的价值论。这样的理论能辨别出不同类型的价值，如伦理的、审美的、文化的、社会的、集团的和经济的价值等，同时也能辨别出社会中技术物和技术过程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第二，我们需要研究一种关于如何对这些价值进行比较的视角。我们如何对安全价值和隐私价值进行比较，并如何判定哪一个更重要？我们如何能对强劲经济的价值和干净的环境的价值进行比较？第三，我们需要考虑在技术中怎么实现价值，以及技术怎么促进价值。技术物能体现价值吗？当使用技术时，是什么因素而不是技术，决定价值是被促进还是被损害？这些问题中的第三个最近已在设计的价值理论(尼森鲍姆，1998)和价值敏感性设计(弗里德曼和卡恩，2003)中展开。我目前的研究与前两个问题有关。(参见布瑞，2007)
我曾经主张，关于技术，要研究两种至关重要的价值，即幸福和社会福祉。(布瑞，2007)如赖特(Wright)(1963)所认为的那样，价值是多样性的善。说某物有道德价值就是说它在道德上是善的，说某物有经济价值就是说它在经济上是善的。其他类的善如文化的善或经济的善都是这些价值的衍生物。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关于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理论，研究技术是如何从正面或负面影响这些善的。在这个领域，对技术和美好生活(伯格曼，1984；海格斯、莱特和斯创，2000)以及技术和美好社会的关系(芬伯格，1995；温纳，1996)已经有重要的研究。但为了在这些领域进行深入的推进，我们需要大量的哲学家来对此予以研究。我们需要繁荣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对话，并突破这些问题的极限。
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技术哲学领域第二个需要改进的是发展更多和更好的关于技术与社会(方方面面)关系的理论。可对这两种理论进行粗略的区分。人—技术关系理论是描述人与技术物或人在技术实践中是如何发生关联及如何相互影响的微观理论。技术—社会关系理论是描述技术产品和技术实践是如何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关联并相互影响的理论。技术—社会关系理论是宏观和中观的理论，如，它们可以描述技术物是如何影响政治过程或技术设计过程是如何与经济过程相互影响的。当下，在技术哲学领域，很少有这样的理论被广泛接受。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理论，如唐·伊德关于人—技术关系的现象学理论、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兰登·温纳的技术物政治理论以及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理性化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只与特定的问题契合，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来涵盖更多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技术关系，我们一方面需要关于技术物与技术实践之相互作用的理论，另一方面，也需要关于人类知觉、认知、行动、体验、认同、身体意象、道德建设、道德审议、人类本质、基本的信念和价值观等的理论。没有这些无论是来自哲学领域自身的还是从社会科学借鉴的理论，我们对人—技术关系的理解与评价将几乎进展甚微。现在，在技术哲学领域，我们有些好的理论，像伊德的和拉图尔的，但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同样地，关于技术—社会的关系，我们一方面需要关于技术物、技术实践和发展过程之相互作用的理论，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结构、机构和过程(如政治学、经济学、高等教育、全球化、友谊关系、性别问题)、文化实践和信仰以及自然和环境问题的理论。目前，在技术哲学领域，这样的理论很少，也几乎没有一个获得广泛支持。
为了推进我们领域的发展，我提议将技术和社会/人关系的两种理论的发展进行排序。首先是发展技术的行动能力理论(theories of technological agency)⑥：技术物和技术实践是如何影响(作用于)其被引入和使用的环境的，它们如何产生后果以及这些后果所依赖的其他因素是什么？幸运的是，包括我(布瑞，2007；2006)在内的几位哲学家在从事此研究。其次是发展技术与现代性理论：将技术变迁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与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宏观理论。在《技术与现代性》一书中，我与安德鲁·芬伯格以及汤姆·米萨(Tom Misa)一起将此类理论置于技术哲学议程的更为核心的地位，并加强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进而推进这些理论的发展，使这些理论成为富经验的，并能适用于个案的。(米萨、布瑞和芬伯格，2003)
我将回到技术伦理提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我相信。在技术哲学领域中，需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第一，我们需要更好的关于技术物道德能动性的理论：技术物和技术过程如何体现道德价值和规范，在行动中这些道德价值和规范是如何被表达的？这个问题与我前面所言的广义的价值问题相连，在那里，我已经提到了现有的一些有意义路径。第二，紧密相关的是，我们需要有将人自身考虑在内的有关技术调节的能动性的伦理理论。我们需要明白技术的使用或在场是如何影响人类行动的道德维度和个体责任的。汉斯·尤纳斯(1985)极有影响的著作对此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在经验转向之后，我们也需要关于此的理论。第三，我们需要发展关于伦理技术评估的理论和方法，我想借此展开新技术伦理后果的研究和评价。目前，这样的理论几乎不存在，这使得伦理学家很难在新兴技术的评估和发展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为对预期伦理问题的评估常常是推测性的。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包括发展技术伦理纲要的方法，这使得我们可以对新技术将要或可能出现的规范问题和伦理问题做出有依据的预言。第四也是最后，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用于围绕新技术引进而引发的社会和政治争论的伦理分析和指导，此方法能够使得这些争论以一种包含相关利益群体的方式进行讨论，并允许关于相关道德争论的深思熟虑。(参见斯维斯和瑞普，2007)
这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大好时机。近10年，有很多进步，这个领域正在健康成长。现在，到了走向下一步，需要加强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时候。为了一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显示出我们能比提供一系列有趣的理论和观点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显示我们是一个一起致力于共同的问题和议题的学术界，在此中，学者们常常展开关于进入这些问题和议题的最佳途径的探讨；在此中，学者们互相知晓彼此的工作，并互为基础。我期望我关于当代境遇的分析以及我对未来的议程的分析能为这些目标贡献绵薄之力。
收稿日期：2012－12－01
注释：
①虽然传统的技术哲学在20世纪占据了技术哲学的主导地位，但它并非是唯一的路径。这种传统的路径属于卡尔·米切姆所言的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之列(米切姆，1994)。米切姆还指出了另一条主要路径，他将其称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该传统主要由工程师创建，对技术持较为肯定的观点。我对此路径将不做讨论，因为它对当代技术哲学的影响不像传统的路径那样有影响力。后面我将提到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有点源自米切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但与其不同，它更具有当代性，它是由哲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创建的，对技术持中立和描述性的态度，而非一种肯定的态度。
②不可否认，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偏重规范的。因此，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还有规范性的分析。然而，重点是关于技术知识的类型和其在技术科学中作用的描述，甚至认识论的许多工作也是描述性的和概念性的。
③也许，在阐述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技术和工程本质时，当下的路径也有其局限。然而，在本文中，我更关注的是技术伦理学和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
④这是一个我想坚持的大胆声明。百科全书方面，有米切姆的《科学技术和伦理学百科全书》(2005)。在经典路径中，有像汉斯·尤纳斯《责任命令》(1985)那样的专著。但在经验转向之后，似乎没有单个作者撰写过关于一般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可达到一本书的篇幅，甚至很少关注技术伦理学之应用形式。
⑤我将提倡的许多新路径都能在特文特大学哲学系的新研究计划中找到，这个研究计划的名称是“技术的解释和规范研究与技术文化”。我是该计划和该系的负责人，同样也是该校新任命的技术哲学专业教授。
⑥强调技术对环境等的能动作用，与非传统视域中将技术视为客体相对。
标签：哲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