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最早的巴金研究学者明兴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巴金论文,学者论文,明兴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15)02-0077-04 一、明兴礼与中国现代文学 明兴礼(Jean Monsterleet)1912年9月12日生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大区诺尔省的一个市镇翁斯科特(Hondschoote)。1934年他在瓦尔(Vals)耶稣会神学院学习哲学，三年后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1937年被法国耶稣会派遣来华传教。在赴华前他特意蓄起络腮胡须，认为既尊重客居国的礼仪，又表现出对孔子的尊重。由于中日战争爆发，原打算经西伯利亚来中国的路已经不通了。他于1937年8月7日从马赛港乘船，9月19日抵达香港作短暂停留，再赴日本神户转道来华。10月3日抵天津，10月15日来到北京德胜院(La Maison Chabanel)。 1937-1939年，在这所接纳来自世界各地耶稣会会士的德胜院学校里，明兴礼学习了中文和中国文化历史。在熟识了约五千字的中文后，他便被派往天津工商学院(现在的天津外国语大学)，担任该校体育总监和校舍学监。他接触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巴金的作品，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开始的。“1939-1940年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时，我腋下常夹着一本小说，刚开始阅读巴金的小说。学生们很高心我对他们当时最受欢迎的现代作家感兴趣。”(Chine-Ceylan-Madagascar，1947)明兴礼在众多的中国现代作家里首先选择了巴金，正如他说的：“是因为巴金的小说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的家庭。要了解当时的中国，了解她的社会和文化，那么家庭便是她最基本的组合细胞。”(王祥，1995) 1940-1945年，他被选派来上海徐家汇神学院攻读神学，五年间他成为徐家汇藏书楼和震旦大学图书馆的常客。他以巴金的代表作《家》作为研究始步，撰写了论文La Condition Humaine dans Chia Famille de Pa Chin(《巴金〈家〉里人的状况》)，这篇约万字、20页的评论是国外研究巴金《家》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也是明兴礼评论巴金的第一篇文章。他分析了《家》里觉慧、觉民、觉新和琴这四个主要代表人物，指出“小说《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当时)中国年轻一代所面临的问题：家庭问题、婚姻自由问题、理想问题”(Monsterleet，1942)。 继评论巴金的文章发表后，他又发表了评论曹禺和老舍的文章。据他本人说，这三位作家是他最喜爱的。他在1945年神学院毕业获得神职后返回了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担任英语老师。明兴礼的许多评论文章都是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期间写成的，包括巴金评著、曹禺戏剧论和老舍小说论。可以说是这所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生们的思想促使他努力思考，勤奋写作，进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学者地位。 1946年4月，他到上海搭船去巴黎完成他的文学博士论文。明兴礼的博士论文是以12位中国现代作家作为专题研究，包括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冰心、苏雪林、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周作人、沈从文。同时他还翻译了巴金的小说《雾》作为博士论文补充文，目的是让法国乃至世界熟悉这位作家。1947年5月10日，明兴礼在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正式通过了文学博士论文。1953年，他根据博士论文的章节框架编写了一部法文著作Sommets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以答谢世界对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经出版商巴黎朵玛的协助，这部中国现代文学专著最终被作为法国作家克洛岱尔(Claudel)《认识东方》的丛书发行。同年香港的朱煜仁将法文版《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编译成中文，改为《新文学简史》，由香港新生出版社出版。 在1951年即将离开中国之时，明兴礼选译了巴金赠送给他的短篇小说集《还魂草》里的《莫娜·丽莎》，刊登在Rythmes du Monde(《世界节奏》)当年的第一期上。刊物编者按中写道：“巴金描写的悲怆人生使他获得了人类痛苦的歌手。”小说里的法国女子莫娜·丽莎支持中国抗日，选择翻译这篇小说体现出明兴礼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是答谢巴金数年里给予他的帮助。 由于法国朵玛出版社在出版巴金《家》和作品翻译上存在分歧，后来又因出版社经济拮据等原因，最终明兴礼的数年奔波努力竟付诸东流。所幸经由明兴礼的牵头，巴金认识了旅居法国的李治华，为他们之间后来的翻译合作播下了友谊的种子。1953年，明兴礼以约翰·德雷蒙(Jean Deremon)的笔名选译了《家》第26章，译名为“奴隶之心”，刊登在法国巴黎Les Nouvelles Litteraires(《新文学报》)1953年4月23日第五版上，文中刊印了一幅由法国素描画家和雕刻家贝尔纳·米耶莱(Bernard Milleret，1904-1957)所绘的素描《鸣凤投河》。这是《家》中一个章节的最早译作，见证了研究者和作家为此所付出的努力。报刊编辑语写道：“《激流》如同一尊见证中国觉醒的丰碑，这篇《家》节选是社会和文学的写照，是生于1904年小说家少年生活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刻画，我们为此刊登而感到高兴。” 在华旅居14年中，1942年至1953年研读中国现代作家11年，明兴礼以第一位法国巴金研究学者的身份在西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行列中名列榜首。 二、明兴礼与巴金 从1946年第一次在沪拜访巴金起，明兴礼就与巴金约定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在1946年11月至1951年2月的六年时间里，明兴礼共收到巴金的31封来信。虽然他给巴金的法文信已经不存于世，但巴金的中文信均由神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无疑这些信笺成为诠释作家和研究者之间真实友谊的弥足珍贵的文献。 1946年4月，明兴礼来到上海，准备搭船去巴黎完成博士论文。他突然萌发了一个大胆而很有见地的想法，去拜访巴金。1946年5月30日，应巴金的正式邀请，明兴礼首次叩开了巴金的府邸大门。“中等身材，鼓鼓的脸庞，乌黑的头发留着短短的纹路，眼睛炯炯有神。”(Chine-Ceylan-Madagascar，1947)①巴金的热情接待使身着黑袍的明兴礼从拘束到自然。他拿出正在撰写的巴金评著初稿请巴金审阅。巴金饶有兴趣地翻阅评著的法文初稿，就著作的框架提出了修改建议。 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明兴礼共收到巴金的七封来信，内容涉及他的博士论文、《家》和《雾》的法译、《家》、《雾》、《火》、《憩园》和《寒夜》等作品的创作思想、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纪德的人品与思想及俄罗斯作家赫尔岑与德国名人梅森堡女士的友情等。上海的初次见面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拜托明兴礼做《家》的法文翻译删节工作，并同意把《雾》译成法语作为他的副博士论文。明兴礼的博士论文在巴金的悉心帮助及戴密微和卡雷两位重量级教授的指导下，于1947年5月正式通过答辩。明兴礼立刻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巴金，巴金回信道喜：“我应该向您道贺，您平稳地通过试验得到学位了。我很想知道当时的详情，一定很有趣味。”在当时这部博士论文是中国和法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作家的文献。博士论文和《雾》法译的成功使明兴礼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绩斐然，成为法国巴金研究的第一位学者。 1947年9月，明兴礼返回中国路过上海时第二次拜访了巴金。巴金特意在一家中餐馆款待了他，祝贺他顺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回到天津后他在津沽大学(原天津工商学院)外文系教授比较文学课和法语课。他还特意给学生们举办了巴金与宗教的专题讲座。除了繁忙的教学外，他继续撰写巴金评著初稿剩下的几个章节，《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全书法文稿都是由巴金亲自审阅。尽管巴金不完全同意明兴礼的评论观点，但他还是求同存异：“我并不赞成您的一些见解，但这是我们两人立场的不同。您有您的宗教，我没有；您相信上帝，我不信。但我尊重您的信仰自由。”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得知巴金来北京参加会议这一消息，明兴礼特意从天津乘火车来京，第三次拜访了巴金。在巴金的推荐介绍下，明兴礼拜访了胡适、沈从文、陈占元、曹禺、冯至等作家。又在巴金的指点推荐下拜读了茅盾、闻一多、卞之琳、端木蕻良等作家的作品。 明兴礼和巴金之间的友谊基础是巴金佩服这位沟通中西文化勇者的胆识，而明兴礼则敬仰巴金待人宽厚和真诚的举止。三次拜访巴金，三次不同的收获。从接触巴金到拜访巴金，直至最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巴金研究学者，明兴礼的每一步成绩都体现着巴金待人的宽厚和坦诚。在明兴礼拜读了巴金的《随想录》法文版后，于1993年写下了他停笔40多年后对巴金的评论文字：“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使我最为感动：作家以自己家庭史为背景刻画了一个成都封建家庭史，他的爱与恨都是源于这个家庭。”“法国友人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愿意了解中国，勤奋地学习汉语，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巴金，1991)这是巴金赞扬明兴礼数十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辛劳的弦外之音。这番对话是两位友人昔日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地为中法友谊作出贡献的写照。 三、明兴礼研究巴金的特点 1942年研读巴金作品时明兴礼指出：“《家》里的人生哲学是英雄的哲学、痛苦的哲学，这种哲学充满了宽厚、属于天启论的哲学。”(Monsterleet，1942)“他所传布的情感的力量……好比一座火山，从那里冒出的强烈的火焰为的是要光照这个黑暗的世界，燃烧这个罪恶的社会。”(明兴礼，1950)他认为巴金“是一位充满恻隐之心的人”。他高度赞扬了《家》，说这部作品“在中国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中要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巴金的小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转变……是代表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乃至还不了解中国的世界，明兴礼的赞语确实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 《家》、《雾》和《莫娜·丽莎》的翻译使明兴礼进一步理解了巴金的信仰。他认为：“巴金在写《家》和《秋》时，作家对‘坚信’这个词的含义知道的不是很清楚。”巴金感兴趣的“并不是搏斗，也不是赌注，他所感兴趣的是：搏斗带来的刺激，赌注激起的兴奋”。“巴金是一个易激动的人，他的‘坚信’仅仅是夸张和悲剧的革命激情。”当时评论界认为，巴金是个“爱落泪的人”，但明兴礼则认为，巴金的作品除了展现一种伤感外，体现更多的是献身精神和爱人类的一种狂热的革命毅力。他认为，作家怀着这种崇高心境“努力为人类去征服幸福，而不为自己。信仰给他力量和勇气，但信仰不给他带来幸福，此外他也不需要幸福。”明兴礼的评语与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教务丛刊》)的主编伯德费神甫不谋而合。两位法国研究者都认为：“巴金有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理念，其信仰很接近基督教的信仰，很相似但又不是。”(Monsterleet，1942) 《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出版发行于60年前，出自于一位西欧宗教人士之手，一位在中国居住近14年的神甫。这部评著是当时国内外第一本研究巴金的著作，首次采取传记形式，运用中西作家、戏剧家作品主题类型的比较方法，以基督文化诠释巴金作品。书中保留了巴金致明兴礼的五封信，为了解巴金所受外国作家影响及理解巴金的宗教观点提供了文献佐证。为了使这本评著更能体现巴金的创作风格和思想，明兴礼请出版社协助把巴金翻译东欧作家亚奈米洛夫小说《笑》的片段印在封面和底页上，以此来说明巴金是如何通过世界语的翻译来关注和同情弱小民族的生存状态。 这部评著共分八个章节，叙述巴金信仰的形成及外来文化对他的影响，以他运用的宗教词语来诠释作家伦理理念的萌发。经过卡雷和戴密微的悉心指导，表达出与作家直接对话的深刻感悟。从剖析《家》的第一篇论文起，明兴礼就将写“‘农民家庭史’的盛衰为主题的赛珍珠和以写‘北京都市’人物沉浮为题材的林语堂来作比较，得出巴金的《家》更凝练、更紧凑地集中在四代同堂家庭冲突的刻画，认为他的文笔直接插入到中国家庭的内部，小说构架更胜一筹”(ibid.)。 “牺牲一己，服务他人”，这是对巴金信仰的经典评语，是带有基督文化观的赞语。明兴礼用了五年时间认真研读了巴金的作品，认为“巴金之所以博得大众的心理和青年们的拥护，就是他以自己的生活为小说写照”，“控诉这社会上的不平等和人类自相残杀的事实”。他听从巴金的建议，以《忆》、《短简》和《生之忏悔》为蓝本，解读了巴金信仰的形成，又通过两次拜访中的谈话和书信内容详尽地了解到西欧文化对巴金创作上的影响。 运用比较手段突出巴金作品和思想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这是明兴礼评著的亮点。他把罗曼·罗兰给予巴金影响的第二章从法文原著中抽出，专门发表在《比较文学》杂志上，来说明巴金与罗曼·罗兰这两位作家在创作思想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随想录》和《内心旅程》正是作家自省的共同点，“欧洲的良知”和“把心交给读者”是两位作家宽厚待人的相同之处。明兴礼感悟到“他(巴金)的理想英雄见解和把生命视为斗争的观念”。他认为是罗曼·罗兰给予了巴金一种理想，一种舍己为人的高尚的伦理精神。 明兴礼从法文原著中共抽出四个章节，分别发表在不同刊物上，原因应该有两个：一是向教会会员提交自己多年来对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成果，阐明外国宗教人士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二是通过对中国现代作家巴金作品与欧美作家作品的比较使爱好巴金作品的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生活的艰难境况。正如《传教杂志》的编辑评论道：“明兴礼以他杰出的比较评析才能，成功地把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和戏剧家和欧洲的小说家、作家和戏剧家作比较，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巴金的人生观、家庭观、孝顺观、爱憎观以及巴金对人类和上帝所持的态度。” 四、结语 明兴礼在1993年的回忆录里写道：“作为一名耶稣会传教士，我沿着17世纪利玛窦、汤若仁、南怀仁等前辈们所走的路，来到中国传教，把我所见所闻告诉我的同胞们。希望他们也像我一样，认识巴金，认识他的赤热的心，他的慷慨激情，他的优秀的冷静和简朴，他的忠诚友谊，以及他对敌人的百折不饶。”明兴礼奉利玛窦、南怀仁等前辈传教士为楷模，十年励志，耕耘辉煌。他是当时第一位集巴金作品翻译、评论、创作为一体的第一位法国巴金研究学者，是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位成绩斐然的先驱者。他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以及巴金作品的翻译可视作法国宗教人士与中国现代文学结下难舍难分的友谊情结的成果。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不能忘记这位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传教士。他谱写了中法现代文学的篇章，播下了中法人士交往的友谊种子，使世界认识了巴金，认识了这位讴歌人生，追求光明，追求文明制度的慈祥作家。 注释： ①首次拜访巴金后，明兴礼感慨道：“有谁知道这位伟大的、诚实的、忠厚的小说家本人哪一天不会评价青年和宗教的理想呢?!”临走时巴金赠送给他两本题词的作品：《短简》和《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