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与普朗查斯结构主义的
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
张 勇
（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 要： 阿尔都塞与普朗查斯结构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20世纪中期以来国家理论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国家理论复兴的重要理论源泉。他们两人对教条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阿尔都塞提出了以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理论，普朗查斯从结构主义视角提出了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理论，分别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做出了重大发展。两人的理论成果仍然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 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国家理论；阿尔都塞；普朗查斯
国家理论是政治学的根本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回归国家”学派的出现代表着国家理论的再度复兴。但国家理论的复兴并不是没有理论脉络的，“回归国家”学派的理论根基在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尼克斯·普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国家理论。而普朗查斯深受其导师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影响，其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渊源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理解阿尔都塞和普朗查斯结构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理解当代国家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民众非常愤怒，他们不敢相信盟国竟然这样评价该国总理。而以色列政府虽然对此没有公开回应，但在犹太人游说集团影响颇深的美国，奥巴马所受的压力不言自明。
一、结构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论背景
结构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提出，在理论上主要针对国际工人运动中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即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唯一决定作用，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简单反映，国家是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统治工具。这种机械决定论被称为经济主义，或者被称为国家理论的工具主义，它的形成也是由来已久。
（3）了解各水域锚舶船及小船航行习惯，熟悉港区各水域浅滩、礁石、碍航物及岸线情况，以便恶劣天气来临时心中有数。在恶劣天气来临时，尽量避免通过通航密度大的水域或在通航密度大的水域停留。
经济主义在第二国际中就已经出现。第二国际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坚持用机械决定论思想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形成了很大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理论家考茨基。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像自然科学发现了自然界的客观必然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马克思主义具有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合理性。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像自然界的发展一样遵循自己的必然规律，是一个不需要人为干预的自然过程，根本上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动所决定的。随着经济进程的演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是不可抗拒的；不管资产阶级如何进行阻碍，都无法改变这个迅速到来的历史结局。在考茨基看来，人类历史就像是一个坐标轴，在什么时间点上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由客观必然规律决定的，这是一种“数学精确性”。革命本身也是在社会规律的作用下自然爆发的，这就像物体在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下发生一定的运动一样。在这里，人的自觉活动将是无能为力的。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把国家归结为经济基础的简单附带现象，认为政治活动应当把经济当作它的主要目标，对国家的研究也被搁置一边。
普朗查斯认为，相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特征，工具主义国家理论本身存在问题，与现实实践不符，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和政治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波拿巴现象（国家自主性），但是仅仅把其视为特殊时段、特殊形势下的特殊案例，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特征。而资本主义国家恰恰普遍具有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甚至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也是存在的：在这里既没有一般意义的一种平衡，也没有社会各种势力的灾难性平衡，亦即主要矛盾的根源。这就意味着，这种自主是被刻划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游戏中的一种可能性，实现这种自主的各种变化和形式要依靠各种社会势力的具体形势，这种自主既不能降低到这些势力的平衡的那种一般图式，也不能降低到构成凯撒主义特殊现象的基础的那种灾难性图式”［5］293。
二、多元决定论与上层建筑相对自主性
从20世纪早期开始，相对于考茨基式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新马克思主义批判一元决定的机械论和宿命论，转而关注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强调这些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阿尔都塞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一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相对自主性的研究尚未得到重视，有待于进一步展开。他主张对马克思辩证法重新挖掘，以期超越对马克思著作中一些含糊术语的简单理解，摆脱教条主义，以新的思考来发展马克思思想的新活力。多元决定论是阿尔都塞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成果，他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与社会历史观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其实质上就是强调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具有自己的相对自主性，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要素构成一个多元结构，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
（一）多元决定论与马克思的辩证法
与多元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观相对应的是庸俗的、教条主义的经济主义，即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将经济基础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唯一决定因素，将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基础这一社会本质的简单现象，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看作是经济因素这一根本变量所引发的机械进程。它庸俗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预定的历史规律，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变动都有历史的定数，经济基础改变了，相应的历史状态就会出现，人类社会就像是物理机械那样精准。如此看来，这种唯物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又陷入了某种唯心主义，它不但不能理解所谓的“历史残余”问题，也不能理解处于同一经济水平的国家何以具有不同的社会形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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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组基本矛盾来理解，这样也不会理解这一革命的成功。俄国革命及其成功是复杂的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共同造成的“统一的全国性危机”的结果。在俄国革命爆发前夕，“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在起作用，而且为同一个目的在起作用，尽管这些矛盾的产生原因、意义、活动场合和范围不尽相同，有些矛盾甚至根本不同，但它们却‘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因而不能再说只是一般矛盾单独在起作用。”［2］88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只是提供了俄国革命发生的基本条件，但这些基本条件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革命的爆发，革命的爆发必须具备一些导火索和催化剂，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环境”与“潮流”。俄国革命爆发前夕的有利“环境”与“潮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剥削制度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内在矛盾，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内在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历史条件，例如1905年革命的总演习，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疲劳。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并不是基本矛盾的简单表现，而是独立存在，独立发挥作用，并构成一个多元整体而造成了俄国革命的成功。相比之下，德国则缺乏这种有利的“潮流”与“环境”，它甚至还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强大国家，一个由官僚、军队和警察构成的足以镇压革命的专制帝国。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的德国遭受了工人革命失败，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薄弱的俄国却取得了革命成功。俄国革命的成功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
阿尔都塞依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马克思绝对不是通过简单倒置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而得到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观，而是对其进行了根本性改造。首先，马克思从根本上抛弃了黑格尔社会历史观中的基本术语，而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更具深刻性的概念取代了市民社会。而关于国家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与在黑格尔那里有了内涵上的根本性差异。黑格尔将国家理解为最高的善与绝对理念的现实，而马克思却将国家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剥削阶级的镇压机器，不是什么居于社会之上的公正力量的代表，也不是什么“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其次，马克思也从根本上变更了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政治形式、意识形态等）不再是简单的本质与现象、内在真理与外在表现的关系，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结构关系。据此，国家、法律、意识形态并不只是经济基础的附属物，他们作为相对独立的存在同样可以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而这些是简单的经济主义所体察不到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一元决定论。他所认为的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归根到底是内在本原——绝对理念的表现形式，它们不具有相对独立性。简单地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能保证其转化为真正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只能导向机械的决定论。必须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结构上的根本改造。“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完全不是单纯地剥去外壳。如果人们清楚地看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和黑格尔的‘世界观’（即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所保持的紧密关系，那么，要真正地抛弃这种‘世界观’，就不能不深刻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否则，在黑格尔逝世已经一百五十年和马克思逝世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不论你是否愿意，你就势必会继续拖着著名的‘神秘外壳’这件破烂衣服。”［2］92
（二）多元决定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
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相联系，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也是一种多元决定论。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另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2］101
总之，历史高效课程教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教师只有一丝不苟地学习新课标，转变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认认真真地做好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追求每一堂课都高效化，帮助学生轻松地学习历史，这样才可能成功地构建出高效的课堂。当然，这需要广大的中学历史老师不断去实践，去总结，共同推进历史高效课堂的发展。
阿尔都塞认为，凭着这种多元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观，人们可以进一步理解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残余”问题，即旧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在新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革命所造成的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并不能完全消灭就经济结构所承载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它们往往以某种形式或明或暗地在新经济结构上继续存在。理解这一现象只能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元决定论出发，其根源在于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人类历史进程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相对于经济基础而具有一定独立性。如此就可以理解在俄国和中国发生经济结构的根本革命之后，作为历史残余的旧政治形式与意识形态何以还能够持续存在的问题。
生19：刚才生18说的是特殊情况，我是把情况一般化，其实也就是将探究二中的那个图中的顶角∠C剪开，将点C变为C1和C2，如图7和图8，上面有关结论也相应成立．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迥异于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其本质上是一种多元决定论，强调与事物有关的多种矛盾或者因素共同构成一个多元结构，正是这一多元结构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与具体变化。在这种多元结构中，有一个基本矛盾或者因素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作用，这一多元结构中的其他矛盾或因素同样在发挥作用。这一多元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对事物发展起到决定作用，基本矛盾或因素的根本性作用要通过其他矛盾或因素体现出来，其他矛盾或因素的缺失或不同将导致多元结构决定作用的变化以及事物发展方向的差异。考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仅要把握事物的基本矛盾或因素，还要把握作为矛盾或因素整体的多元结构。
阿尔都塞认为，经济主义的错误认识源于其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社会历史观之间关系的错误理解。正如前所述，经济主义的辩证法将马克思的辩证法视为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颠倒。关于社会历史观，经济主义把机械决定论的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加以简单应用，同样是对黑格尔社会历史观的简单倒置，也没有涉及社会历史观中的结构改造。
也就是说，在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发挥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同时，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也在相对独立地发挥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要素共同构成一个多元结构，这个多元结构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就像“链条的两端”，二者都不可缺少。而上层建筑的形式与其他一些周围环境因素并不是经济基础的简单反映，而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不能归结为经济基础所造成的外在现象。基于此，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多元决定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具有普遍性。
阿尔都塞认为，这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真正本质，也就是它的多元结构特征。机械决定论的错误在于其注重基本矛盾的一元决定，而完全忽视了其余因素的作用，或者将这些因素简单理解为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机械决定论的辩证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马克思曾经讲过：“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111-112于是，机械决定论者就据此认为，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头脚颠倒，将意识改为物质，将物质改为意识，把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可以转换成马克思的辩证法了。但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简单地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内容改造。两种辩证法不仅存在思辨性与经验性的对立，而且存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异，即一元决定论与多元决定论的不同。
阿尔都塞用其多元决定理论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而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批判机械的决定论和经济主义，强调了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自主性和上层建筑自身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实际上，阿尔都塞所阐述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在恩格斯那里早就有所说明。恩格斯早就注意到第二国际内部经济主义的缺陷，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讲道：“新的独立力量（指国家——引者注）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4］701
三、国家与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普朗查斯继承和发展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思想，认为生产方式（1）是人类社会某一历史阶段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构成的整体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环节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但经济环节的根本性决定作用并不等同于直接的决定作用，经济环节决定在某一历史阶段哪个环节（政治、经济或者意识形态）发挥直接作用，而不总是亲自发挥直接决定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环节具有相对于经济环节的相对自主性。普朗查斯所考察的国家相对自主性与阿尔都塞有所不同。阿尔都塞将上层建筑（包括国家）相对自主性视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和特征，即主要关注与经济基础相比，上层建筑对历史进程的相对独立决定作用。普朗查斯则主要将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运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社会（阶级）的自主性。阿尔都塞主要批判的是经济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历史观，而普朗查斯主要批判的是工具主义国家—社会观。因此，普朗查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独立于社会统治阶级的自主性。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相对自主的行动主体，它从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但在具体领域和具体行为上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资产阶级的诉求亦步亦趋，它有时候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但有时候又反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要求，因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考茨基所宣传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时期一度非常流行，它使一些社会主义者从中汲取胜利的信心，成了他们指导工人运动的理论根据。但这种理论观点也有它致命的缺陷：第一，缺乏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考察。考茨基也谈到过意志自由对于人的活动意义，但往往把人的活动同动植物对周围环境的消极适应相提并论，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能够主动改变世界的行为，因而不能制定任何积极进取的策略。按照这种机械的决定论，工人阶级只能静静等待社会主义革命的自动到来，而不必去做任何事情推动革命的早日到来。因此，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而迫切需要人们行动起来的时候，这种理论观点就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抛弃了。第二，这种经济决定论完全忽视了上层建筑所具有的独立性，将经济因素视为人类社会的唯一决定因素。这种理论断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进程将使资本主义最终灭亡，但是现实中却是20世纪早期欧洲的工人运动却纷纷失败，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这是经济决定论所无法解决的悖论。［1］366-367这种经济主义的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延续到了后来的第三国际中。
普朗查斯认为，无论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都没能关注到政治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政治领域仅仅被视为一个附属于经济或社会领域的被动现象，“政治丧失了其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相对自主水平的特性。换句话说，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科学概念没有了，而这种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形态的不变的模型，控制着这一关系在这种形式的各种状态和各种阶段的种种变化。没有认识到这种关系，从理论上说表现在两种形式中，（1）将政治溶化在经济中，（2）将经济纳入到政治中”［5］295-296。这一缺陷的进一步结果就是强调了国家权力相对于社会势力的工具性，而忽视了其相对自主性。
阿尔都塞以20世纪初的欧洲工人革命为例来解读自己提出的多元决定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德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了工人革命，但除了俄国取得了成功之外，其余都相继失败。按照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按照这一逻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首先出现在那些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国家。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成熟且社会阶级矛盾纯而又纯的德国、英国、法国本来最应该首先爆发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是现实却是欧洲“最落后的”俄国最先爆发革命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的革命却纷纷失败。这让那些科学的经济决定论者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以一种简单化的、庸俗的态度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将经济因素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决定因素，而不考虑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经济以外的历史因素。
《傲慢与偏见》和《南方与北方》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英国社会思想变化的契机：工业革命给当时传统保守的英国社会带去了新思潮，帮助英国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并倡导实干精神，信仰自由和女权主义，使其成为19世纪的工业强国。
与阿尔都塞相比，普朗查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社会（阶级）具有自主性的原因，而阿尔都塞的理论仍然只是一种概括的理论描述。普朗查斯从结构主义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为什么会有相对自主性。他认为，任何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经济环节都是有一定要素构成的，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者、产品所有者。这些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生产方式中是不同的，进而决定了国家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时代，生产资料（除土地外）所有者和劳动者是重合的，劳动者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领主和贵族的土地上劳动，产品归领主和贵族所有。产品所有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者处于对立地位。封建领主和贵族为了保障自己获取产品的地位，必须用政治权力为自己的经济权利保驾护航，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必须同时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此时的政治和经济是融为一体的，甚至经济要附属于政治。而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成熟的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者、产品所有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生产资料所有者和产品所有者是重合的，而劳动者处于对立地位。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产品也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已经不必直接通过政治权力保障自己的经济权利，它的经济制度已经保障了自己获得产品的权利。资产阶级与政治权力出现了适度分离，资本家和国家的公务人员不再是同一批人，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具有了相对自主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在实际占有关系的框架中，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赋予国家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以针对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自主性。”［5］310由于政治权力具有了相对自主性，它也就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运行逻辑，从而与经济环节呈现若即若离的关系。
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对资本主义的存续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保证国家能够处于一定的超然地位，弱化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从形式上维护整个社会的统一稳定。“国家具有在政治阶级冲突当中维持‘秩序’（当然是指政治秩序）的职能，同时也是作为统一的调和因素而维持全面秩序的职能。国家防止政治上的阶级冲突不至于破裂，因而这种冲突反映着一种社会形态的统一。”［5］43为了发挥国家的职能，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一定自主性是必需的，从而也使国家具有了政策灵活性。
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不仅不会威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恰恰是为了保障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划分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就是从直接的生产活动中直接获取物质收益，政治利益则更长远，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从而持续地从生产活动中获得物质收益。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捍卫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它捍卫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有时候就可能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相冲突，即“国家和这些阶级的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只有靠国家与这些阶级之间的相对自主才能建立起来”。［5］318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会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这表面上是不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但是却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下来，从而能够使得资本家持续获得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有助于捍卫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把分裂的资产阶级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国家代表他们的整体利益；把统一的被统治阶级分化为简单的个人，防止他们凝聚成强大的力量。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是多种多样的，有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有不同地域的资产阶级等。资产阶级是一个统一概念，但实践中的资产阶级却是各自分裂，甚至物质利益是相互对立的。需要有一种力量把分裂的资产阶级提升到统一的统治阶级高度，这就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可能违背了某些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却是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总资本家。“资本家阶级国家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说明如下：它似乎是负责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并实现政治上霸主的作用，这种作用资产阶级是不能做到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保持了一种相对自主性。”［5］322其次，资本主义国家要千方百计地瓦解工人阶级，不让工人阶级组成统一的整体。通过政治的手段和宣传的手段，它让工人阶级相信国家的前途跟自己个人的前途是一致的，它让工人阶级相信自己可以通过选票或其他手段影响政府，它让工人阶级相信自己也可以是国家的主人。从此，公民的概念取代了被统治阶级的概念，反抗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的力量变成了单个的公民个人。一旦统一的工人阶级变成了零散的个体，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重大伤害，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捍卫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普朗查斯认为，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对此有一大段论述，值得引用。“在各种结构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关系提出的那些限制中，国家的这种相对自主可以根据下列情况而不同：其一，它对那些统治阶级的功能所采取的形式，其次，现有各种势力之间的具体关系。比如说，国家可以作为这些阶级的政治组织因素而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可以在国家对这些阶级的党派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在这里，国家的相对自主可以从它与这些党派的关系中加以解释，而这些党派还继续发挥它们自身的组织作用。或者，国家可以作为这些阶级的霸主组织的因素而继续发挥作用以使它本身代替这些党派。或者，在某些形势之下，它甚至可以完全控制这些阶级的政治利益：这就是法兰西波拿巴主义这一具体历史现象的形势。在上述这最后的例子中，国家的这种相对自主到了这种地步，以致统治阶级或派别似乎要放弃它们的政治权力，正像马克思在分析第二帝国时所说的那样。”［5］324但是，无论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自主性，它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所需要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关于上层建筑和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理论既是对20世纪初期以来新马克思主义（强调上层建筑）的继承，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社会悖论的不满，从很大程度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空间。正如普兰查斯所说，马克思主义“遗忘”了国家理论，没有以像《资本论》这样的专门著作的形式形成一种详尽的国家理论，因此需要建构一个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事实上，关于相对自主性的国家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普兰查斯本人被认为是沟通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桥梁，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回归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考切波就是从普朗查斯的理论中获得了灵感，带来了国家理论的当代复兴。在当代国家理论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理解和借鉴阿尔都塞和普朗察司的国家理论。
注释
（1）普朗查斯所谓的生产方式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所构成的经济形式，而是一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形式及其上层建筑的结合总体。
大约晚上九点多，白天的喧闹刚刚退去，夜晚的北大校园灯光柔和，一片安静，校门上挂着的大灯笼则显得五彩缤纷。
参考文献
［1］奚广庆.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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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08（2019）01-0006-06
［收稿日期］ 2018-10-14
［作者简介］ 张 勇（1982-），男，山东新泰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发展、国家治理。
（编辑 张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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