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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议和十五大论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有明确的结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那次全会后不到三年，中央作出的历史结论。随着岁月的推移，历史的前进，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次全会，我们更加感受到历史决议中的这个结论的正确、深刻和分量。
党的十五大报告是这样估计的：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邓小平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个科学估计，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二十年的实践发展，更加充分、更加清晰地揭示了那次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
这里说的新时期，就是以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历史内容的新时期。
这里说的新道路，就是在建国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继承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一切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经验，纠正过去长期“左”的错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而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里说的新理论，就是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百年中国的历史巨变和党的历史的三大篇章
十五大报告回顾百年，认为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第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就从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上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从这三次历史性巨变来看我们党的整个历史，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我们党的建立准备了前提；第二次和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实现的，为党的历史相继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江泽民在讲到中央将隆重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时候，特别指出：“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更加自觉地用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不久前，10月22日，在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他又写道：“我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讲过，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要看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拿出更多的成果，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迎接建国五十周年和新世纪的到来。”这些指示，对于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是很重要的。
建党以来、建国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以来”，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三大篇章：从建党到建国，为党的历史的民主革命时期篇；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
历史新时期的开端
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新时期，为什么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而不是以别的历史事件比如说以粉碎“四人帮”为开端呢？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含义的。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是很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有了这个，就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
但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能够把握这个契机，“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但是，十一大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是坚持以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因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历史要求于我们党的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拓新局面的转折。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才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伟大历史转折的十个方面
第一，这次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回顾党的历史，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和延安整风中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有中国特色的具体道路，引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建国以后，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成就都是继续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结果，我们的失误则是背离这条思想路线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的状况达到极致。“两个凡是”则是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某种延续。十一届三中全会继承延安整风的传统和智慧，批评和否定了“两个凡是”，为我们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全会公报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全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第二，这次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建国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党的八大，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以后我们的失误，归根到底，就是抛开了八大路线，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扩大化的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使我们党能够继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推进由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三，这次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要从中央贯彻到各级，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次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有了组织的保证。
这三条，是关键的三条。同这三条相联系，我觉得还要从以下一些方面来作更展开的分析。这就是：
第四，这次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期间，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又强调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平反冤假错案“还要抓紧解决”的任务。虽然在这次全会上还没有条件解决“文化大革命”这个最大的历史是非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是非，但全会公报已经宣布要在适当的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加以总结。这件事是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解决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完成了这项历史任务，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第五，这次全会提出了在转折时期，在纠正历史错误的时候，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根本方针。全会公报中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个根本方针，也就是邓小平在指导制定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刻阐明和展开论述的方针，既使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去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使我们客观地尊重我们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不至于迷失方向，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
这两条是联系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来分析的。
第六，这次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党内许多错误决策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且难以得到纠正，就是因为个人专断发展起来，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民主集中制的进程也是处在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为它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发扬了党内民主，领导层中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在中央会议上表达，最高领导人的错误能够在中央会议上由多数来纠正。这就显示出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巨大威力，使广大党员大大增强了对党的信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不仅成为这次全会的共识，而且由这次全会活生生地体现出来。由此提出了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
第七，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转变到各方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变到对外开放，这三大转变，同随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道，构成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框架。从此，改革开放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时代内容。
邓小平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从国内来说，“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又说过：改革包括对外开放在内。这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第六、第七两条。
第八，这次全会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农村的困境，迫使我们必须改革；农村的条件，又有利于改革在这里取得突破。全会通过的经过重大修改的农业决议，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束缚，还写上了“不许包产到户”，但是总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是对于几亿农民“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所以总的作用，还是启动了改革。文件本身的缺点，也在改革的进程中得到修改和纠正。农村改革的迅速发展和显著收效，有力地带动了城市的改革。
这一条是从第七条中引申出来的。
最后，我以为还要提到这样两条：
第九，这次全会评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新进展。全会公报提到不久前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刚达成的中美建交协议。由此而进一步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并且逐步作出关于战争危险、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外交战略的新转变，为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创造着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十，这次全会展望了祖国统一的新前景。全会公报中说：“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由此引起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和平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新构想。
这样，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三大历史任务。
由于这样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和战略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实际上取代了十一大的路线。正如邓小平在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谈话时所说的：“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新路线，经过党的十二大肯定，又经过以后各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坚持和发展，成为党在新时期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新时期历史进程的阶段和轮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的历史，怎样划分它的阶段，概括它的总进程呢？十五大报告中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论断：“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新阶段是新时期之内的阶段划分。迄今已二十年的新时期，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谈话，这个阶段的主要历史内容，用邓小平的一个概括来表达，就是两件事：“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后一个阶段，即新阶段，从南方谈话以来迄今已经七年，这个阶段的主要历史内容，用十五大的一个概括来表达，也是八个字：“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前一个阶段，是不是还可以再作更下一个层次的段落划分？党史界有主张再分为两个段落的，有主张再分为三个段落的；主张分两个段落的同志中，有主张以党的十二大为界的，有主张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为界的。如果以“拨乱反正，全面改革”来概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谈话这个大阶段的历史内容，那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决议，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党的十二大。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步骤和全面纲领。十二大以前的段落，主要的历史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加上改革开放起步，农村包产到户和沿海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起步的两大实践突破）。十二大以后的段落，主要的历史内容，就是全面改革（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加上科学、教育、政治体制改革，从沿海经济特区开放到沿海众多城市和广大地带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十四大报告语）。公开宣布从农村改革转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两大理论突破，为全面改革提供了指导。
南方谈话实现和推动了理论上的更大突破（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发展机遇和台阶式发展战略论等等），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新阶段的主要历史内容，可以从三个方面（也就是十五大报告所说的十四大的三大决策）来概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新阶段”，或者说“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新阶段”，这是讲新阶段的总体特征；“明确目标，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新阶段”，这是讲新阶段在深化改革上的特征；“更加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新阶段”，这是讲新阶段在指导思想上的特征。
划分历史阶段和段落，概括各个阶段和段落的主要历史内容，也就粗线条地勾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践和理论的历史发展总进程的脉络和轮廓。
十五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十五大的精神，归结到一点，就是在邓小平逝世以后，在国际国内对中国向何处去诸多猜测议论的重大历史关头，郑重地宣布：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这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这就叫做“主心骨”，叫做“我自岿然不动”，叫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坚持是在发展中坚持。十五大又有三大决策：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定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这三大决策，都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从总结近二十年的经验和分析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形势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勇敢地面对挑战和考验，迎接困难和风险，这样的精神状态，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开辟新道路、开拓新局面的精神状态，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的坚持和发展。近一年多来，我们党面对的挑战和考验，困难和风险，是够多的了。我们胜利地召开了十五大，在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再一次坚定明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我们顺利地实现了香港回归，显示了党和国家信守“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庄严承诺的决心和成效，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在切实推进。我们在骤起于亚洲、影响于世界的金融风暴面前，显示了二十年改革和建设所形成的经受风险的能力和清醒沉着、应对自如的本领，引起世界的瞩目。我们在今年夏季南北洪涝的天灾面前，动员广大军民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增强了党和民族的凝聚力。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进一步构建同一系列重要国家的战略关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用新的实绩证明我们党能够肩负起人民的希望，驾驭局势，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打开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十五大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展开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这个基本纲领，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个方面基本政策的实践成果，从纲领的高度加以确认，作出规范的表述，并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决策和新的概括。对这个纲领在当前的实施，特别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上的新的突破和政治体制改革上的继续深入，十五大也作了部署。比如，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提倡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十五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以劳动所得为主体）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以及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新概括，关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概括，关于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概括，等等。这些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和理论的丰富和展开，坚持和发展。
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这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到十五大，我们党在指导思想问题上的认识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如同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是从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六届七中全会制定历史决议到七大，我们党在指导思想问题上的认识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出新的阐发。十五大以后，中央一再要求全党加强学习，努力把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对它的精髓、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它的世界眼光和时代精神、它的科学体系和革命风格的认识，提高到十五大的新水平；强调要按照十五大提出的“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想，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方针，解决好学风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这就是说，全党要以邓小平理论的风格来对待邓小平理论，而不能以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或者自以为是的轻浮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要把虚心学习、全面把握和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当作自己的庄严历史责任，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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