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学研究的新收获——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论史论文,何新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部分。它内容丰富，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有独特的价值。数十年来，赋论的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远没有取得如文论、诗论、词论研究那样的成绩，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何新文君推出了他系统的赋论研究初步成果—一《中国赋论史稿》（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史稿》），这无疑是当代赋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收获。
《史稿》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是一篇题为《中国赋论概观》的绪论，全文万余言，分别就中国赋论的历史发展、基本内容以及价值、特色作了总体论述；正文部分共六章，以断代分章的形式依次论叙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及近代、现当代的赋论。每章均以“概述”与若干小节构成。“概述”论述各时期赋论的发展与特点，条理清晰，各节则重在评价较重要的赋论家或论著；最后是《历代赋学要籍叙录》、《主要参考引用书目》第三篇资料附录。全书二十二万多字，史论结合，理论阐述与文献介绍并重。作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第一部以历代赋论为研究对象的分体文论史著作，我以为采取这样的体例结构是十分适当的。认真阅读之后，我觉得此书更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较为系统地描述了中国赋论发展的历史过程
本书既以“史”名书，确实充分注意到史的描述。在《绪论》中，著者根据自己对历代赋论的探讨，将中国赋论史划分为六个阶段，并作了简要的论述。他认为“汉代是赋论的发轫期。但是，汉代赋论受到当时儒学作为学术思想主流指导文学批评及追求功利风气的影响，赋论家往往以《诗》的“美刺”价值衡量汉赋，对赋提出尚用、讽谏的功利要求，而对它的唯美尚用的审美属性缺乏肯定性的认识，表现出批评“尚用”和创作“唯美”的矛盾。这说明汉代赋论还处于不自觉的文学批评阶段。魏晋南北朝赋论较之于两汉，却有明显的转变和发展。这时的赋论家已重在对赋体创作内部规律的探讨，“开始体现出赋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唐宋则是赋论史上的停滞期，缺少理论上的建树。而元明时期的赋论，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祝尧《古赋辨体》是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以后最有价值的赋学专书，王世贞、胡应麟等人在所著诗话中以较多篇幅集中地论赋、相对于此前笔记、诗话中零星片断的话赋文字，显然有较大发展，这实际上已预示着清代赋话兴盛时代的来临。清代和近代，是赋论史上的繁荣期，尤其是清代丰富的论赋文著，具有集大成的历史意义，将古代赋论的发展推向了的高峰。现当代，是中国赋学研究的新时期，在批判继承传统赋论的基础之上，现当代赋论以现代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同于传统赋论。
上述论述，大体勾勒出中国赋论发展的基本线索，给我们留下较为明晰的印象。
《史稿》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绪论》中的整体概括，还在每一章的“概述”部分，对《绪论》的基本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展开和补充，从而使“史”的线索更为清晰。在叙述各时期某些具体的赋论现象时，作者也常常能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去追根溯源，去探索赋论演变的历史轨迹。如第五章“概述”论清代赋话，就从西汉赋论、魏晋六朝以来笔记、诗话等相关批评形式的纵向考察中，得出了“赋话这种批评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几乎贯穿了自汉魏以来的整个中国古代赋学批评史”的结论，并指出赋话在唐宋以后的缓慢发展，与长期以来形成的“赋为古诗之流”、“赋自诗出”、“赋为诗余”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有重要关系（第128页）。这类见解就很有见地。
又如第六章“概述”论现当代赋论，作者从“五四”前夕不少中国文学史著作将赋纳入其研究范围讲起，谈到“五四”前后鲁迅、郑振铎、刘永济、刘大杰等人的研究成果，并高度评价朱光潜、闻一多对赋论史的贡献，认为他们的赋论“从一定程度上说，真正体现着新赋学研究的精神、特质”（第179页），并肯定李泽厚《美的历程》关于汉赋的论述，“对此后的汉赋研究发生过重要的影响”（第180页）。这些论述，不仅简明地概述了现当代赋论发展的大致轮廓，而且也提出了不少给人以启迪的新颖见解。
二、着重论述了较重要的赋论家和论著
作为一部赋论著作，它当然要以赋论发展历史的描述为主要任务。但是，这种描述不能是纯理论的、抽象的、空洞的，它必须以具体的赋论现象为基础。《史稿》作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史稿》在赋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首先注目于那一个个耸立其间的重要赋论家和赋学论著，诸如对司马迁、扬雄、班固、刘勰、祝尧、浦铣、刘熙载等，都设专节作了深入的论析，指出了他们在赋论史上的贡献和承先启后的地位、影响。
如论清代赋论家浦铣的《复小斋赋话》，作者就以相当比重的篇幅，从“重视赋体创作的独创性”、“注重赋的思想内容与真实情感”、“论赋不以古今而以赋为断”等多方面，多角度地作了充分的剖析，从而断言其“理论性和批评色彩较强”、“有真知灼见”，“在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第146-150页）。
这一类重要赋论家和论著的研究，使《史稿》避免了平铺直叙，泛泛而论，而是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三、资料丰富翔实，持论允当审慎
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是文论史著作的基础，而搜罗赋论资料尤为不易。《史稿》作者从1987年就开始到国内有关图书馆去查阅赋论文献，还请不少朋友代为搜寻、复制。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历代赋论赋话资料大体收集完备，并于1989年打印出一册《历代赋学论著及选本述要》，介绍书籍凡八十余种。另外，作者还打算编辑点校一部《历代赋话丛编》（惜因故未完成）。可见著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已出版的《史稿》一书，涉及各类文献近二百种，其中尚有不少鲜为一般学人了解的古代及现当代港、台学者所撰的赋学论著，如朱一飞《赋谱》、余丙照《赋学指南》、江含春《楞园赋说》、沈祖荣等《赋考》、沈祖燕等《赋学》等等。
《史稿》又有三篇附录，都是介绍有关资料的，其中，附录一介绍历代赋学要籍五十多种，各书皆有提要。附录二是对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扬雄赋研究》一书的专题译介。附录三著录主要参考引用书目一百三十余种，均注明作者、版本，有些流传未广的古籍还注明了藏书单位。这些附录，都颇便利于读者。《史稿》寓独到的理论分析于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在时下一些游谈无根、空疏臆断的论著泛滥的情况下，《史稿》坚持扎扎实实做学问的态度，尤其令人钦佩。
《史稿》尽可能大量占有原始资料，已属难能可贵。更难得的是，持论允当审慎。《史稿》所论，皆言之有据，分析评价，遣词用语都很注意分寸，从不作主观臆断和无根之论，充分体现了作者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书中对司马相如“赋迹”、“赋心”之说详细考订分析，但不立专节论述；将《汉志·诗赋略》与班固赋论分开叙述，都可作为这方面的例子。
新文君《中国赋论史稿》能取得可喜的成绩，并非偶然。据我所知，他从读研究生时起，就有兴趣于古代赋学。近几年来，除了潜心搜集整理赋学文献资料外，还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在赋论方面就就发表了《刘熙载汉赋理论述略》、《赋话初探》、《浦铣和他的两种赋话》、《清代赋话漫谈》、《读〈赋话六种〉札记》、《台湾三部汉赋论著评述》等有一定影响的论文。正因为有长期的专门整理与研究为前提，作者才能完成这部有较高理论与文献价值的史著。
当然，正如该书《后记》所言，这本《史稿》，“原始文献的遗缺或论述的不妥之处当在难免”，比如，一些有价值的赋序或赋集尚未列入论述范围，当代出版的国内及港、台、国外的赋学论著也还有未收入者，印刷校对方面也还有些文字的错、讹没有改正过来。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以臻于完善。不过，就我个人看来，作者名书为“稿”，恐怕就已包含有进一步修订的意思在。赋论史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不仅期待何新文君，而且更期待学术界的同仁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