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的指称——超越分析哲学视野的文学表意路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视野论文,哲学论文,论文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分析哲学视野下文学语言指称讨论的反思
对文学语言指称问题的研究主要源于分析哲学对意义与指称关系的讨论。由于分析哲学家认为不存在不可证实的真理，而所有证实归根到底都是经验的。基于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文学语言没有指称。分析哲学的先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在《意义与指称》(1892)中率先区分了语言的意义和指称。按照弗雷格的说法，意义指一个句子的思想，指称指该句子的真值(真或假)。从语义学上理解，弗雷格所谓意义大约相当于内涵，指称大约相当于外延。弗雷格认为，文学语言的指称具有特殊性。他在谈到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及其主人公奥德赛时说：“聆听一首史诗，除了语言本身的优美声调外，句子的意义和由此唤起的想象和感情也深深吸引打动了我们。若是询问真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离开这艺术享受，而转向科学的思考。这里只要我们把这首诗当作艺术品而加以接受，‘奥德赛’这个名字是否有一个指称，对我们来说就是不重要的。”①即想象或虚构的语言没有指称，只有意义，探讨文学语言的真值问题将导致我们为了科学的态度而放弃审美的兴趣。分析哲学家奥斯丁也认为，文学语言是语言的“寄生用法，是‘不当真的’，是‘不完全正式的’用法，指称的正常条件可能不起作用”②。由于否定文学语言的指称性，在一些分析哲学家眼中，文学的意义只剩下字面意义。艾耶尔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诗人所写出来的句子是有字面意义的。……说许多文学作品大部分是由假话所构成，并不等于说它们是由妄命题所构成。事实上，语言艺术家写出没有字面意义的句子是非常少的。而在这种情况出现的地方，那些句子是为了它们的韵律和平衡而精心选择出来的。”③后来一些分析哲学家的观点有所变化，比如塞尔有保留地承认虚构话语也有指称，即以“伪装”指称来创造虚构的人物和事件，读者可以在话语中指称这些人物和事件④。
我们看到，20世纪文学理论界对文学语言指称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可证实性为标准，文学语言因其虚拟性、形式性而被断言具有不可证实性、伪指性。瑞恰兹将文学语言视为情感语言的一种形态。情感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在于：“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称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科学用法，但是也可以为了表述触发的指称所产生的情感的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情感用法。”对于科学语言来说，“指称方面的一个差异本身就是失败：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就感情语言而言，指称方面再大差异也毫不重要，只要态度和感情方面进一步的影响属于要求的一类”。也就是说，情感语言的表达未必趋向于这个表述所指称的任何东西；其次，“在语言的科学用法中，不仅指称必须正确才能获得成功，而且指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也必须属于我们称之为合乎逻辑的那一类。……但是就感情目的而论，逻辑的安排就不是必要的了”⑤。瑞恰兹进而提出诗歌是一种“伪陈述”，创造一种“佯信底世界，想象底世界，诗人与读者共同承认的虚拟的世界”⑥。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认为，“诗歌的指称主要不是取决于它与所表示的现实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它被置入语词语境中的方式”；在诗的语言中，我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符号自身，“由于对现实的信息传递功能的丧失，诗歌中的情感表达变成了一种艺术手法”⑦。雅克布森也是将语言的诗学功能与指称功能对立起来，认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包含了六个因素：说话者向受话者发送信息，而信息需要在一个语境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还应有一个共同的代码以及接触。这六个因素决定了言语活动的六种功能：指称功能、表情功能、意动功能、元语言功能(解释功能)、交际功能、诗学功能。多数言语的中心任务是指称对象，即说明语境，这就是所谓指称功能。纯以话语为目的，这是语言的诗学功能，它是语言艺术中起决定作用的、核心的功能。诗学功能鼓励与培植了日常语言中未被注意的潜在结构，凸显了文学语言的自由性与结构性特征：部分与整体的相互依赖，声音与意义、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横组合与纵聚合的相互作用，因而“这种功能突出了符号的可感知方面，加深了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根本分野”⑧。德国接受美学家施蒂尔勒(K.Stierle)认为，文学语言主要是一种伪指语言。他区分了语言两种不同的用途：用于描述、叙述实在对象的他指(referential)功能和用于文学虚构的伪指(pseudoreferential)功能，“在语言的伪指功能中，指涉的条件不在文本之外，而是由文本本身产生的。在伪指性使用的文本，亦即虚构文本中，我们无法把作者想要说的与他实际上说出来的东西区别开来。……从根本上说，语言的伪指作用只是以伪指形式出现的自指性”⑨。伪指的语言不直接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它主要是一种自指(autoreferential)的语言，具有自我指称的功能。与施蒂尔勒的说法近似，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罗普·弗莱将语言分为向外的(就离开符号而言)与向内的(就指向符号本身或对其他符号而言)两种，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向内的语言，“语词结构可根据意义的‘最终’方向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来分类。在描述的或论断性的文字中，其最终方向是向外的。这里，语词结构意在表征对它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由它表征外在事物的精确性来确定的。……而在所有的文学的语词结构中，意义的最终方向是向内的。在文学中，向外的意义标准是第二位的，因为文学作品并不佯装去描述或论断，所以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⑩。解构批评也悬置了文学语言指称问题。德里达不把指称对象作为研究话题，认为意义只能在文本之内通过延迟、延异来获得，文本无法通达真实世界。米勒也说：“文学把语言正常的指称性转移或悬搁起来，或重新转向。文学语言是改变了轨道的，它只指向一个想象的世界。”(11)
从上述基本倾向于否定文学语言指称功能的讨论中我们得到了两点启示：第一，文学语言因其虚拟性创造出一系列人物和事件而具有伪指性；第二，文学语言特有的建构功能决定了文学文本的陈述形式，使文学语言具有某种自指性。不难看出，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学者的见解主要受惠于索绪尔，其他各派的观点基本得益于分析哲学。但是，分析哲学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共同特点都是否认文学语言与指称物或现实的关系。分析哲学的指称理论以可证实性为标准，认为语言中最基本的名称所指的就是构成世界之实体的简单事物。而索绪尔看重语言自身的建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对文学语言指称的讨论存在致命的缺陷：一是局限于语言论视野，或者如分析哲学那样把文学理解为无指称的字面意义，或者如形式主义把文学理解为语言符号的作用机制；二是文本中心主义，没有看到读者接受及社会文化在文学指称和意义生成中的作用；三是在思维方式上陷入了语言与世界、虚构与真实的二元对立；四是认识论诉求，如语言哲学对指称的讨论便隐含着通过语句逻辑条件的分析追求真理的渴望。而文学语言指称既是语言的，又是超语言的；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本体论的，它指向人的生存状态与可能世界。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分析哲学和索绪尔语言学，突破语义学和实证主义思路，从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去考察文学的指称问题，探究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学表意的各个关联域。
二 文学指称链分析
文学语言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不追求对实在世界的描述，而注重对可能世界的想象。这注定了文学要超越语句，构筑意象系统，因而文学语言的指称具有整体性，利科称之为“第二级指称”。我们看到，分析哲学的通行做法是用语句的真值条件来确定个别词项的内涵和外延，两个逻辑上等价的词项在现实中有相同的外延，因而具有相同的内涵，指称是一个表达式的意义与它的指称对象相等同。可见在分析哲学那里，指称是以实证主义的真理概念——日常现实性概念的相关物为依据的。毫无疑问，这一级指称对文学是不存在的，文学作品整体所构筑的世界才是作品的指称，“文学作品只有在悬置描述性活动的指称的条件下才能通过它特有的结构展示一个世界。换句话说，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把第一级指称悬置起来话语将其指称表现为第二级指称”(12)。在这里我们很容易想起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3)。文学语言的指称恰恰标志着语言的自我超越，在更高层面上还意味着人类对现实的一种自我超越。文学语言的语义内涵不仅包括它所创造的可能世界自身，还包括它所描写的语境，而其外延不仅是作品创造的可能世界，还包括社会文化背景、文学传统和读者与之接触的方式。文学语言语义内涵与外延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学指称的复杂性。
文学语言的指称具有自指性与伪指性，但文学却同时具有现实性和真理性。这是文学指称中的悖论所在，也是分析哲学视野下文学指称讨论的盲点和误区所在。纳尔逊·古德曼视文学为构造世界的方式之一，但他承认“构造世界总是从已在的世界开始；这个构造其实是一个重构”(14)。利科也认为：“被诗歌话语带入语言的东西就是前客观的世界，我们生来就是置身于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构想着最本己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动摇对象的支配地位，以便使我们对世界的原始归属关系存在下去并把这种归属关系表达出来，而这个世界是我们居住的世界，也就是说是始终先于我们而存在并且打上了我们劳动印记的世界。”(15)文学语言对可能世界的营造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对现实世界的参照，我们可以借用韦勒克的一个术语，称为“间接指称”。他说，文学语言对现实的“指称是间接的，它是通过类比而产生的对与普通现实有关的想象的世界的沉思。文学的个别组成部分并不指示现实，只有艺术作品的整体蕴含了现实意义”(16)。韦勒克说得很清楚，文学语言不存在分析哲学所关注的语句层面上的指称，但是作品的整体又多少包含了对现实的指称。那么文学语言乃至文学本身的真理性何在呢？由于分析哲学把弗雷格在语义学意义上的指称概念纳入英美经验主义认识论传统之中，往往以“对现实的符合”的真理观要求文学，文学语言不追求表征现实的伪指性，一不留神变成了文学语言乃至整个文学不能表达真理的伪指性。对此，罗蒂有一个中肯的反省：“当代分析哲学引发了大量关于‘文学客体真理性’的讨论，但是这场讨论的动机与文学理论相距甚远。”(17)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即使我们把指称从文学的语句扩大到文学的整体，文学所表达的真理依然是有限的，但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说，文学语言和文学本身仍然具有真理性。一方面，文学是一种特别的语言游戏，文学语言致力于再造虚拟现实，把指称和符号结合起来，其“指称不是先于语言而存在，而是某个言语行为的效果，通过生产其指称物，该言语行为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现实，即通过语言做成了某事”(18)。这使得文学的虚拟世界具有某种自足性和自恰性。另一方面，虽然文学文本不以指称外部世界为最终目的，但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赋予文学语言以拆解自身理性规范、呈现可能的形象世界、承载人间希望以正当性。文学文本虽然不能给出任何关于现实的东西，但每个文本都提供了令人惊异的新奇的事物，从而构造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想象生活的方式。所以保罗·利科认为，诗歌的语言也是一种真理性的语言，因为每首诗“都突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诗歌把世界当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来谈论。科学语言把我们引向与物的单纯联系，而“诗歌通过阻碍产生这种对可控制东西的盲信，维护了科学，维护了一种真理的理想，根据这种理想，所表明的不是由我们支配的，也不是可控制的，而仍然是令人惊异的事物，仍然是天赋的东西。”(19)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文学同样也不以表达真实与真理为目的，制造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正是文学追求的效果之一。这使得文学的指称时常超出文学的意象世界之外，关联到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埃柯说，文学作品“建立起一个‘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是既不真实也不可能的；它的存在与一个社会用什么方式思维或说话的文化秩序联系在一起”(20)。文学语言违反了通常代码的语义编码模式，极易形成歧义与含混，作为一种语言建制与具体的语义模型的关系难以确定，形成文学的指称越位或指称扩张现象，由此造成的语言意义与文本指称之间的摩擦是文学文化的基本存在形态，其意指规则既超越了现实也超越了语义真值条件，成为人类超越自我的一种方式。就此而言，文学的根本性质和功能并不是真善美，而是对人类自身的拓展和延伸。由于文学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既是语言创造物，又和经验世界、文学传统、作家创造、读者阅读等相联系，溢出了单纯的语言框架，形成了文学文本的多重指称和不同于科学文本的多种表意路径。加拿大学者琳达·哈琴认为，文学文本指称涉及自我指称、文本内指称、文本间指称、文本外指称以及所谓“诠释性指称”等多个方面。(21)她的这个说法虽不够全面，但有其合理性。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并加以改造，研究文学指称所呈现的放射性分布，揭示文学的动态指称模式。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文学语言有一种自我增殖、自我衍生的倾向，这就是文本的自我指称，或称自指性。文学文本的自指性最早是由被称为形式主义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提出来的，解构批评沿袭了这一说法。在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性和陌生化的论述中，就包含了突出文学语言自我指称的考量。到了新批评那里，艾略特说：“诗的意义存在于，而且只存在于语言中。”(22)结构主义更是把文学视为一个封闭的存在。巴尔特说：“叙事作品不表现，它不模仿……叙事作品中‘发生的事情’，从指物的(现实的)角度看，是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历险。”(23)解构批评家德曼说：“修辞从根本上将逻辑悬置起来，并展示指称反常的变化莫测的可能性。我毫不迟疑地将语言修辞的、比喻的潜在性视为文学本身。”(24)虽然上述说法夸大了文学的自我指称功能，但是文学语言的确存在自我增生现象。比如元曲与杂剧中有些作品尽显遣词造句方面的技巧，却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文化内涵。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十二月】“元来是一枕南柯梦里，和二三子文翰相知，他访四科习五常典礼，通六艺有七步才识，凭八韵赋纵横大笔，九天上得遂风雷。”此曲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写到作品中以示机趣。文学建立了内部连贯一致的、形式上统一的虚构的叙述框架，这就是文本内指称。形式主义反对再现式现实主义把文学与现实或外在世界相等同的做法，把文学归结为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致力于研究文学的语言、叙事、反讽、象征等，其实就是在一种内指称框架里看待文学。文本外指称是把文学创作视为展现事实、通过文本追溯事件的行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人类有模仿的天性，文学是对自然和人的行动的模仿。这为文学外指称提供了依据。文学史上不乏依托历史或现实经验进行创作的作家，巴尔扎克自称是法国社会的“书记”，杜诗被后人称为“诗史”，就是如此。从理论上说，文本外指称实际上是韦勒克所说的文学对现实的间接指称，即文学文本或多或少要参照经验世界。但是，文学对经验世界的指称已经打上了语言活动的印记而不同于经验世界本身。对结构主义影响很大的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说，语言“对世界的认识是由这一认识本身所能接纳的表达方式所决定的。语言重新生成世界，但却使世界受制于语言自身的组织结构”(25)。而文本间指称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里法特尔认为，文学指称常常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指称。他说：“诗歌的话语建立在语词与文本或文本与另一文本的平衡上。”(26)文本间指称是文本之间的互文与借用现象，是文学的相互关联与影响。所谓“诠释性指称”指文本虚构性世界和读者真实性世界之间的互动，因为文学的指称只是在整个阅读过程里才逐渐地浮现出来。
总的说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内指称、自我指称、文本间指称、外指称或诠释性指称，每一种指称都与其他指称相交叉或重合，文学是多种指称活动构成的网络。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需要探究文学的多种指称潜能和表意路径。
三 文学指称与文本意义解读
我们对文学指称的讨论已经超出语言以及文学语言讨论本身，涉及文学的写实与虚构，文学指称对象的属性和地位，文学的传统与革新，以及读者接触指称对象的方式等方面。通过对文学指称各个环节的整体分析，可以透视文学的表意体系，从而对文学的性质、意义与功能进行新的定位，推进对文学活动的认知与判断。
文学文本运用语言符号向人们传递特殊的审美信息，文学阅读则首先要破译语言符号的编码方式，文学理论也需要对文学的意指过程进行结构分析。就单个文本来说，从文字编码，到语义编码，再到文化编码，每个文本传递了多重信息，构建了表意层级。就文本群来说，各类文本指称会有所侧重，文学解读借此发掘文本的不同表意路径。侧重内指称的文本追求自足语义世界的创造；侧重自我指称的文本推崇歧义，加深符号与对象的根本分离；侧重文本间指称的文本通过语言、结构或事件(意象)等暗指或挪用其他文本；侧重外指称的文本虽然包含对表现对象的特殊选择，但这类文本突出政治、历史背景，常常按照时间、因果序列把事件各个部分联系起来，造成一种拟真实或仿历史的叙述外观，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现实主义文本，它们提供了过去事件的痕迹。侧重内指称和自我指称的作品属于雅克布森所说的发挥语言诗学功能的写作，侧重外指称和文本间指称的作品建立了文学和世界、文学与传统的关联。从文学指称的构成看，固然外指称对文学十分重要，不仅一些作家作品追求文学外指称效果，文学阅读也离不开现实经验的参与，但是内指称、自我指称、文本间指称通常是文学指称的实质和核心，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一个作家在如何处置文学时所产生的焦虑和所采取的步骤，也是一个作家驰骋想象力、发挥创造力的广阔天地所在。正如卡勒所指出的，当我们把文学当作文学时，“我们总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它就如何阐明意义所作的明确表述与它自己在阐明意义时的具体做法之间是怎样联系的。文学是一种作者力图提高或更新文学的实践，因此它永远含有对文学自身的反思”(27)。
文学文本的指称模式与文学的意义建构、文本的意义解读关系极为密切。从指称的角度看，内涵丰富的作品多有指称越位现象，如柳宗元《江雪》，明里指称的是一无所获的垂钓老人，实际指称政治改革失败宁折不屈的柳宗元自己。其实这种现象在隐喻、象征、反讽类作品中比比皆是。现代主义作品的晦涩难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称越位造成的，即表面描写一物，实际却暗示另一物。而意蕴复杂的作品多半存在着指称扩张，即包含了各类指称的元素。例如《红楼梦》的开头石头自述、空空道人抄录、曹雪芹整理可谓自我指称。大观园的盛衰和四大家族的故事是内指称，所折射的明清之际人情世故是外指称，和《金瓶梅》等先前同样以性爱和大家庭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的关系是文本间指称等，所有这些为《红楼梦》提供了多样解读可能性。我国长期流行的以“文本—世界”为导向的文学反映论认知模式直接指认了文学文本与外在现实的对应关系，在审美规范上竭力推崇描写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类型，实际上是把文学指称简单地归结为外指称，消除了语言意义与文学指称之间的差异关系，文学的意义只剩下文学的现实内涵或社会内涵，“这种指称幻觉可以说毁坏了符号的完整性，由于假定指称物与能指之间的直接同谋关系几乎取消了所指。由此形成了一种不完全意指(符号/指称物变成了能指/指称物)”(28)，遮蔽了文学文本指称和文学表意的多重可能，把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了。表面上看，文学反映论对文学指称的指认与分析哲学截然相反，但在致力于语言、意义和实在之间统一性的认识论诉求方面却颇为一致。
和古典型文本相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本语义模型和指称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指称越位和指称扩张进一步凸显了文学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冲突，使我们从对文学的日常经验认知中超拔，文学作为人类自身的拓展与延伸成为作家和读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演练场。比如不少元小说写作以其自我指称和自我再现质疑文本外的存在，挑战了先前现实主义文学把虚构指称当作真实现实，仿佛某事确实发生了的隐含假设。后现代主义文学、历史元小说等提出了许多文学指称的新话题。后现代小说如阿特伍德《幸福的多重结局》，所写的几种爱情、婚姻选项都以白头偕老告终，以其多种编码方式为读者提供了几种语义模型，离异了现实的单向发展维度和阅读的线性认知秩序。而诸如巴塞尔姆《白雪公主》对格林童话的戏仿，简·里斯的《藻海无边》对《简·爱》的改写，都颠覆了原先的语义模式，不仅建立了文本之间的指称，还造成了指称越位和扩张。历史元小说更为复杂，它常常把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纠集在一起，把历史人物文本化，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消解事实/虚构的单极性，与文本之外的经验世界形成紧张的对立。如罗伯特·库弗《公众的怒火》把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卢森堡夫妇案件以及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等公共人物写入小说中，但是历史在被戏谑化地表现的同时又被语言的叙述所解构，以此证明历史与现实只是一种建构。上述情况提醒我们要注意勘察不同文学指称模式和表意路径对读者阅读的影响，研究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注释：
①弗雷格：《意义和指称》，见《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7页。译文略有改动。
②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62,p.104.
③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④J.R.Searle,"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in Aesth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 :The Analytic Tradition An Anthology,P.Lamarque and S.H.Olsen(ed.),Oxford:Blackwell,2004,p.326.
⑤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页。译文略有改动。
⑥瑞恰兹：《科学与诗》，见徐葆耕编：《瑞恰兹：科学与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5页。
⑦J.Mukarovsky ,"Poetic Reference",in Semiotics of Art Prague School Contributions,L.Matejka and I.R.Titunik(ed.),London:The Mit Press,1977,p.156,p.160.
⑧Roman Jakobson,"linguistics and Poetics",in language in Literature,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ed.),London:The Belknap Press,1987,pp.69-70.
⑨施蒂尔勒：《虚构文本的阅读》，程介未译，见张廷琛编：《接受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⑩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11)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12)(15)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304页，第425页。
(1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页。
(14)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姬志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6)René Wellek,The Attack on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26.
(17)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1982,p.110.
(18)Warwick Slinn,"Poetry and Culture:Performativity and Cultural Critique",New Literary History 30(1999),p.63.
(19)保罗·利科：《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见胡经之、张首映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
(20)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p.61-62.
(21)参见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213页。
(22)T.S.Eliot,On Poetry and Poets,New York:The Noonday Press,1961,p.8.
(23)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1页。
(24)德曼：《阅读的寓言》，沈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25)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页。
(26)M.Riffaterre,Semiotics of Poetry,Bloomington and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p.19.
(27)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译文有改动。
(28)Linda Hutcheon,"Metafictional implications for novelistic reference",in On Referring in Literature,Anna Whiteside and Michael Issacharoff(ed.),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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