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课热”的冷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思考论文,慕课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1-0010-07
两年来，慕课海啸向高等教育界袭来。对此，既有大量支持者，也有不少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慕课的魅力何在？人们为什么害怕和抗拒慕课？其革命性影响体现在哪里？慕课产生的背景和思想基础是什么？慕课的未来走向如何？大学应该怎样应对？本文根据最近西方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分析，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和反思。
一、“慕课热”降温—— 一个有趣的现象
如果说2012年是意气风发的“慕课年”，那么，2013年则成为慕课频频遭遇失败和质疑的一年。2013年8月，凯斯·德尔文在《赫芬顿邮报》上提到一个失败的案例：慕课提供商Udacity创始人之一塞巴斯蒂安·特伦去年曾与加州州长杰瑞·布朗签署合作协议，该公司支持圣何塞州立大学三位教授开发和讲授的慕课，每门课150美元/生，比通常的课便宜很多。如今三门课程的通过率分别只有29%、44%和51%，远低于预期。双方已经宣布暂停该项目，研究问题出在何处。[1]
而就在两个月前，《波士顿评论》上有篇文章提到，同一所大学的哲学系教授们发表了一封致哈佛大学明星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公开信，解释他们为什么拒绝支持使用他备受推崇的慕课课程“正义论”，该课程由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创立的在线课程平台edX提供。信中说，“我们系没有正义论能解决的教学问题。”他们不仅反对桑德尔的课，而且反对各种慕课，因为慕课“将取代教授、颠覆院系，为公立大学的学生提供蹩脚的教育”。其反对理由如下：第一，慕课不能为学生提供比传统课程更好的学习体验。第二，即便不谈慕课的质量，风险投资企业(Coursera和Udacity)或名牌私立大学创立的非营利机构(如edX)将把高等教育私有化，加剧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本来就已经悬殊的贫富差距。第三，他们担忧，慕课将加速教授空心化的过程，有利于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采取缩减开支的措施，令兼职教师和青年教师沦为慕课明星教授的助手。[2]
另外一个例子是大牌教授突然改变对慕课的热情，转而采取观望态度。9月3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刊文指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米切尔·邓奈尔已经决定不再开设他在Coursera上的“社会学引论”慕课，该课程从2012年夏天开设以来已经有来自113个国家的4万名学生学习。而一年前，他曾在《高等教育纪事》上宣扬其慕课经验，《纽约时报》为其做过头版特写。Coursera创始人之一——达芙妮·科勒还在TED讲座中宣传过他的课程。邓奈尔教授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他担忧州立法机构以这些课程为借口削减对州立大学的资金支持，最终将破坏大学的经济状况。该公司询问是否可以为他的课发许可证，让其他大学以在线和面对面讲授相结合的方式使用课程内容，这样可以为大学节省一些经费。他觉得公司不该以此牟利，同时担忧这种使用方法的教学效果。[3]
作为常青藤学院之一，著名的文理学院阿姆赫斯特学院的教授们则以70∶36的投票结果决定拒绝与edX在线课程平台合作，拒绝卷入“慕课热”。在多数院校争先恐后投入“慕课热”的情况下，该学院的决定确实令人吃惊，表现出对慕课的谨慎态度。在edX上开设慕课绝非便宜之事。学院可以选择免费，但是如果需要公司的帮助，该公司每门课收费250000美元，每次额外时间收费50000美元，而且还要从课程收益中抽成。加上人力成本，教授们通常要在慕课上花费100小时来开发，运行之后每周还要花费10小时。慕课能否产生收益还是未知数，所以大学在做出投资决定时往往很谨慎。不过，对拥有16.4亿美元捐款的阿姆赫斯特学院来说，钱并不是决策时的主要考虑因素。主要原因在于，慕课与其“通过亲密谈话来学习”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慕课可能带来一种新的竞争，导致美国高等教育的集中化，令大学本科学位贬值。不过，该学院也并非完全排斥在线课程，而是要在慕课这一主流群体之外探索自己的在线教育技术，其新型教学方法可能包括“啪嗒跳出的”课堂和在线视频等。[4]
从前是狂热战胜了现实。人们曾对慕课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待它是一场“让天下所有人免费上课”的革命。但当人们发现慕课的结业率只有5%，对学生的要求又很高，教学方法也没有多少新奇之处等问题之后，失望情绪自然难免。上述几个例子都说明，慕课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人们或许不再有非理性的狂热，更多地会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新事物。这对慕课的长远发展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二、人们对慕课的误解
那么，慕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慕课是英语缩略语“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音译，意指“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不过，如果深入细节，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词的含义很模糊，会引起很多争议。比如，“大规模”是多大？一万人还是十万人？是指报名者还是指积极学习者，抑或最终结业者？“开放”是指学习资源可以完全免费地、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吗？“在线”的含义应该不那么模糊，但是有些慕课课程创造的是在线和离线环境的结合体。而且对于“课程”的界定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一百万人下载了苹果公司的媒体播放软件iTunes的系列讲座，它是大规模的、开放的、在线的，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必须根据对课程的定义方式才能区分参加该讲座与通过慕课平台Coursera或edX参加同一话题的慕课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教授讲的课)。或许我们无需这么较真，只消说名牌大学通过Udacity、Coursera和edX等平台提供的开放课程就是慕课即可。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就像“大规模”一样，“名牌大学”的门槛是什么？谁来决定哪些学校是名牌，哪些又不是名牌？[5]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继续教育部主任加里·马金曾列举了五个“不”：(1)慕课不是在线课程，它之所以被有些学生当作在线课程，是因为它有可能成为本科阶段拿学分的课程；(2)慕课不会取代教学，慕课是老师制作的，但不是让老师教而是像学生自己读书一样使用的东西；(3)慕课不是开放的，并非可随意下载；(4)慕课也不是永远“大规模”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从通用的本科教育转向针对特定群体的专门用途的课程；(5)慕课不会彻底颠覆高等教育，但可能对现状造成威胁，改变高等教育的格局。[6]
慕课出现之后一直争议不断，人们对慕课的态度基本上分为三种——反对、支持或怀疑。反对者对在线课程的扩张感到恐惧，担心教授们的饭碗将被电脑夺去。在反对者看来，慕课是被过分吹捧起来的泡沫，是对教育核心价值的破坏，是高等教育被无耻政客劫持并与商业机会主义沆瀣一气的最糟糕结果，是造成社会不公正和经济剥削的工具。支持者则认为，慕课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能够在未来十年为高等教育的组织和运行带来根本变化，是一种“颠覆性的革新”，是一种民主力量。怀疑论者虽然承认慕课的作用，也承认传统高等教育存在问题，但仍然认为在线和离线混合型的教学比慕课更好。
普林斯顿大学教育学教授拉里·库班曾谈及人们对慕课的误解。他特别强调传输讲授的工具与教学方法的差异，认为慕课只是把课程交给学生，还有待老师讲授。学生学到什么部分取决于老师如何教。在线讲授既不是教学，也不等于学生学习。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以及在线讲授都是传输讲授的工具而不是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指提问、举例、讲座、背诵、讨论、训练、合作学习、指导、模拟、项目学习等。将慕课与教学方法合并起来，这会误导师生和公众关于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东西。1968年曾设想出笔记本电脑原型的阿伦·凯说，“你可以在每个教室里放一架钢琴，但它不会带给你现成的音乐文化，因为音乐文化体现在人身上。”重要的是音乐而不是钢琴，知识和教诲并不在电脑上。在线讲授也是如此。人们将传输讲授的工具与教学方法混为一谈，这是对慕课的最大误解。[7]
作为慕课的支持者之一，韦恩州立大学在线课程项目部主任詹姆斯·马诺将慕课反对者的声音总结为五大神话，并逐一进行驳斥。(1)开设慕课纯粹是为了钱。慕课不是教育革新，而是企业牟利的行为，是高等教育“沃尔玛化”的急先锋。一只看不见的资本之手在暗中操纵。但这种“每项教育技术背后都藏着阴谋”的说法是没有证据的。批评者没有看到，对现状的真正威胁不是“大学的商业化”，而是有利于学生的、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免费的或低成本的教育选择对学生是有利的。(2)以慕课为基础的教育将造成两极分化的结果：能够负担得起传统教育的少数有钱人接受“真正的”教育，而大部分人将只能接受廉价的职业培训。但这种说法是基于两个错误的假设：现有的高等教育是平等的；技术提供的新学习形式一定比校园教育低劣。2011年的皮尤调查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没有为学生提供与其花费相称的价值。大学学位现在还有价值，但未来的学生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的将来押在获得大学学位上面了。(3)慕课天生质量低劣。真正的学习依靠因材施教，课堂教学拥有以技术为媒介的学习所不具有的优势。慕课缺乏真正学习所需要的关键因素——人际互动。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有些慕课没有为学生提供他们需要的学习指导，有些慕课效果不好的真正原因是教学设计有待提高。这些方面是可以逐步完善的，并非内在问题。个人化的学习与面对面的互动并不是一回事，对于有效学习非常关键的个人化的辅导并不是面对面互动所独有的。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慕课的质量会进一步改善。(4)慕课是机械性的。慕课的使用将把讲授贬低为机械的信息传递过程，从而威胁到教育的核心价值。这个神话支持第三个神话，因为慕课是标准化的、非个人的，无法做到因材施教，无法适应人的创造性和思想的多样性。其实，如果进行适当的设计，也可以实现个人化的学习方式。(5)这种把戏已经领教过了。慕课是一系列破裂的时髦技术泡沫中最新的一个。过高的希望之后肯定是幻想破灭。慕课与其他教育技术革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可能实现个人化学习。有关慕课的神话掩盖了批评家讨厌慕课的真正原因。他们反对慕课并不是反对慕课本身，而是反对慕课所代表的教育模式：更依赖学习的科学性而不是个别辅导；从地点到过程的转变；将输出验证和输入生产拆分开来；重新定义教师的角色；权力从学院转向学生等。反对该模式的人应该提供基于教育研究的理性论证，而不是指责慕课成为教育帝国主义的帮凶，宣扬想象中的危险。这些神话扭曲了慕课挑战传统教育的合法性，忽略了它作为教学革新催化剂的潜力。慕课通过质疑教育正统思想的必然性而挑战了我们的假设和想象的可能性。[8]
这种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恰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慕课的了解，修正自己对它的一些错误认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彼得·斯塔克对慕课的总结或许更全面些：它能让课程像电视一样免费让人观看，让教授和大学比历史频道更好地提供有关历史和其他话题的知识，能产生真正的教学革新，能挑战50分钟的课堂讲授观念。但是，慕课不能改造高等教育，不能彻底消灭课堂讲授，不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将知识民主化。慕课或许能增长智慧，或许能增强同情心，有助于理解别人的感受，或许能让人变得更聪明，或许能让教学成为自我定义的更重要的部分，或许能强化中学生对名牌大学的狂热追求。[9]
三、慕课的革命性影响
慕课之所以令人害怕和抗拒，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其革命性的影响。本文接下来从人际关系、大学和潜在社会后果三个方面论述慕课的颠覆性影响。
(一)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弗吉尼亚州瑞金大学副教授玛丽·曼吉坎谈及慕课对人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慕课的反对者将其比喻为魔鬼，恰恰是因为魔鬼具有捉摸不定的本性。它模糊范畴界限，颠覆自然秩序，从而引起混乱。慕课恰恰就是一种混合体，它让人难以归类，威胁到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受过教育的清晰标准，从而颠覆社会秩序、引起混乱。人们对大学经验的基本理解有两层含义：它出现在固定的时间段以及被称为校园的固定地点。这些已经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它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很少注意到它，更别说去质疑它。受过大学教育不仅是指上大学的事实，而且是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影响着人们对于结婚对象的选择和社交圈子的建立。慕课这种新型教育威胁到社会等级体系的存在。教育与具体地点越来越脱离关系，不再要求固定地点的校园与特殊社会群体的联系。高等教育将逐渐成为可以获得的商品，而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当高等教育不再是18-22岁年龄段群体的学习过程而成为终身学习的过程，你还怎么区分谁上过大学、谁又没有上过大学呢？当人们开始通过非传统途径获得教育后，社会等级模式会如何改变？等级差别界限模糊将为更加平等的社会创造存在空间。[10]
(二)对大学的影响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廉价的在线课程会大幅度降低高等教育的成本，从而将许多传统大学逼到墙角。慕课对学界的颠覆性影响在于，某些政策制定者把慕课作为增加生产量的手段来推广。通过慕课平台交付教育服务的私有化被许多政客看作解决成本、开放性、竞争和生产率等高等教育危机的办法。正如多伦多约克大学教育系副教授理查德·卫伦所说，“可携带的、可重复使用的教育资源的大幅度增加以及鼓励学术自由职业者的技术和政策将可能扩大高等教育任课教师的规模，从而挑战学界管理的传统做法。”技术催生的学术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分离可能给高等教育带来结构上的变化。该教授将慕课与开放性的在线学术期刊(如PLoS One和Scientific Reports)相提并论，认为大学精英和研究者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否认学术期刊守门人的功能，他们担忧开放性可能威胁学术自由和机构自主性，更愿意延缓其发展过程。[11]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认为，慕课是人们使用技术将教育变得更普及的系列努力的最新一次尝试。在线教育可能刺破高等教育泡沫。消费者已经意识到他们花钱太多而收获太少。一旦他们开始逃离市场，在大学之外找到学习的新方法，大学通过提供毕业证书给学生以证明他们学到了知识的垄断权自然土崩瓦解，慕课就真正成为“颠覆性的革新”。哈佛大学因其品牌价值远没有到担忧生存的地步，但在线课程非常适合学生生活的新节奏，这足以令大学感到担忧。在传统校园，许多学生已经认为不上网的时间是一种令人感到孤独的限制。教室已经成为教授竭力要把学生的注意力从手机和笔记本上拉回来的战场。大学老师中最脆弱的部分(尤其是文科教授)已经感受到威胁。文科院系萎缩，课程遭到删减，教授岗位减少，研究和奖学金面临干涸困境。慕课加剧了人们对明星教授的追求。慕课制造了一些超级明星，如飞往世界各地讲学的哈佛大学的桑德尔教授，而不那么有名的教授可能沦为高级教学助手这一陪衬角色，面临低工资、低福利、无就业安全感甚至下岗的威胁。[12]
斯坦福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特伦是慕课平台之一——Udacity的创始人。他野心勃勃地想要创建“21世纪的大学”，认为传统大学学位已经是过时的东西，要提供更适合现代劳动市场的终身教育的新形式。另一个慕课平台Coursera则采取与名牌大学合作的方式，在平台上推出这些学校的课程。这些慕课平台的领袖认为，虚拟教室和真实教室的结合将推动大学前进。慕课与以往在线课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学生的投入”。慕课与视频公开课不同，虽然也有教授解释概念和在黑板上板书的视频，但其讲课被分成5分钟-15分钟的片段，中间插有练习和测验。提出的问题有助于学生投入，而提供的强化练习则起到加深理解和巩固记忆的作用。云计算设施能够使得大量数据以非常低的成本储存和传输，课程和测验可以通过YouTube等社交媒体自由传输。Facebook等社交网络提供了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开展问答与交流的数字校园。传统上由教授和教学助手进行的批改试卷、辅导、讨论等劳动密集型工作都可以由电脑完成。高级分析软件用来研究学生的课堂行为，编程人员通过使用算法辨认出数据中的模式，以便了解学习风格和教学策略，这些可以用来进一步改善慕课质量。总之，慕课将把高等教育从工业化时代带到数字时代。慕课的完善还需要从改作文到授予证书等很多领域的“更先进的发明”，若更深入地进入开放性的、探索性的文科领域，则可能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无论如何，慕课将迫使大学管理者和教授们重新思考自己关于教学的意义和形式的许多观念。[13]
(三)潜在的社会后果
慕课可能被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拿来作为削减对公立大学的资金支持的手段，使得本来就已经陷入资金缺乏困境的大学雪上加霜。慕课还可能被学校当局用作裁员的武器。此外，慕课还会加剧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担忧，未来“有钱人的孩子由教授来教，穷人家的孩子由电脑来教”(见德尔班科一文)。除了这些影响外，法国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副教授吉昂皮耶洛·佩提格利里还特别列举了慕课最糟糕的后果，即慕课的存在可能成为放弃改革的方便的借口，因为传统教育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仍然可以为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长期的经济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技术民主化其实掩盖了它的贵族化本质。慕课不是进入大教室的数字钥匙，而是那些教室里的信息广告片，甚至变成进入封闭小区的数字明信片。为此，慕课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殖民主义：考虑到制作和推崇慕课的人员和资源，我们很难认为它是外来者对既得利益者的颠覆，反而更可能类似于一种殖民主义，即权力将控制向更弱势的人和地区扩张的政策和做法，与此同时增加其文化的影响力和对资源的控制。所有教育机构都有双重社会功能——个人发展和文化发展。发展有时候涉及确认，有时候涉及质疑和改革。所有教育都意味着培训和社会化过程。与让学生不仅变成知识和文化的接受者而且成为知识的所有者、批评者和生产者的自由教育不同，殖民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化，它教育民众接受和认可来自遥远中心的“高贵的”、强势的文化，并把本地权威变成译者。[14]
这种文化帝国主义观点得到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阿特巴赫的呼应。他在《作为新殖民主义的慕课：谁控制知识？》一文中指出，看看支持慕课的内容和技术源于哪里，就会明白控制知识的是谁。慕课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导推动的，现有的大部分课程都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慕课提供商也都来自技术发达国家，大部分慕课是由美国教授制作和讲授的，慕课的内容都是基于美国学界的经验和教学理念，指定的阅读教材也是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编写的，大部分课程用英语讲授，即便讲座和材料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语原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也都是西方的。但我们都知道，无论知识还是教学方法都不是中立的。学术民族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慕课通过将技术置于现有知识框架体系内来强化西方的高等教育霸权，而世界其他地区只能搭便车，但很可能使用别人开发的技术、教学观点和内容。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严峻课题，而且慕课的方便和便宜使得其影响力延伸到发展中国家的非精英群体，慕课将进一步扩大西方学界对全世界的影响力。[15]
四、慕课产生的背景和思想基础
慕课产生的背景和思想基础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是外部社会压力和学校自身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技术进步为其提供了物质支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私立大学所得捐款减少，公立大学的政府拨款也大幅度削减。与此同时，由于大学越来越明显的公司化倾向，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开支越来越大，导致大学学费不断增加。学生辛辛苦苦念完大学却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自然会去质疑上大学的价值。大学热衷于追求在排行榜中的好名次，对大学的社会使命和学术自由的承诺显著减弱，加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手机一代的新要求和新问题，这些都构成了慕课出现的大环境。而所有这些环境变化其实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教育工具化、知识商品化以及有关大学角色和功能及开放性的新认识。
正如圣母大学教授帕特里克·迪恩所言，慕课远非激进的革新，而不过是几十年来处于现代大学核心的一些趋势的自然延伸而已。几十年来，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背离了创立时的文化和思想传统。宗教性的学院也越来越世俗化了。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缺乏多样性。教授们热衷于狭隘领域的科研，学生群体也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大学逐渐都推崇同样的政策：在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期刊和全球公认的学科杂志上发表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协会，强调自然科学研究，要求文科按自然科学的模式创造知识。而这种标准化的转变部分是认证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量化考核造成的。创造新知识的要求迫使大学越来越同质化。在不同学校的课程、教师和学生越来越没有多大差别的情况下，慕课自然就成为在经济困难时期整合资源的最便宜方法。[16]
美国大学的堕落由来已久，大学对学术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承诺已经大幅减弱。正如德克萨斯公共政策基金会高等教育中心主任托马斯·林赛所说，当今大学教授们“不仅忽略而且抗拒大学层次的美国民主原则学习”。不仅如此，大学已经放弃了培养自由思想的努力。大学曾经被认为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那里没有未经审视的假设，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当今道德相对主义支配下的人文科学则否认思想自由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自由教育的非自由翻新已经制度化，联邦政府推动全国性的公民教育大纲，其原则与有限政府和位于“美国例外主义”核心的个人自由格格不入。在当今的大学，数百名学生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多数人面前放着笔记本，即使有机会与老师交流，却发现他是研究生助教，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的核心课程自然成为慕课受到学生欢迎的原因之一。[17]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西蒙·库伯博士认为，慕课不过是早已经发生的思想变化的自然延伸而已。当今大学体制对于知识、教育、大学角色和功能以及开放性的一整套假设成为慕课的思想基础。[18]
首先，知识商品化。人们完全从市场的角度看待知识的价值。卡森和施密特教授所说的“让天下所有人免费上课”的乌托邦梦想是建立在具体的知识类别上的。特定背景下工具性的、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才受到特别重视。作为全球产品，知识已经变得具体化、同质化和标准化，而且被视为单向的信息传输。知识被当成商品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学生被视为消费者，老师变成了商人，大学教育变成了职业培训，与市场关系不密切的学科衰落，等等。高速无线技术、高速网络、智能手机、云计算电脑等技术进步让在这些技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生越来越习惯于自如地通过在线平台学习以及与老师互动。正如迪肯大学副校长简·赫兰德所说，“学生期待像银行和商场提供的服务那样的用户友好型的、自助型的、24小时营业的学习体验。”[18]在这里，学生被视为消费者，知识成了被操纵的外在的东西而不是纳入到身份意识中或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解释的内容。
其次，教育工具化。旨在确保教学质量的监督管理体系造成教学方法的标准化，任何非正统的或激进的内容或教学方法都被边缘化。学生期待教育的高效和实用，而让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上网的数字技术更好地满足了学生消费者的需要。这正体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马萨·诺斯鲍姆所说的“令人悲哀的教学转向，即从推动质疑和个人责任转变成为了取得好成绩而灌输”[18]。在工具化的学习中，作弊已经成为“提高效率”的方式，没有了道德约束力。而全球大学排行榜成为扩大大学影响力的营销手段，用基于市场原则的标准将大学禁锢起来导致了大学科研的商品化，大学教授争先恐后地与企业合作搞科研，学者以科研成果高低论英雄。这导致了科研和教学的割裂，教学遭到贬低，越来越商业化的科研更多地用来满足私有企业的需要。教学活动被贬低，被外包，被随意糊弄，被虚拟化。教育成为物美价廉的商品的观点正是慕课得到称赞的背后原因之一。新技术能够降低昂贵的劳动成本(教学、批改作业等)。慕课的成功恰恰在于剔除了教学中人的因素。
第三，大学角色与功能的转变。过去几十年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学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无论是学生人数还是大学数量都在戏剧性增长。因为政府支持的力度赶不上大学扩张的速度，大学自身的定位也发生转变，其培养能够参与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公民的使命遭到削弱，大学更多地被视为企业而不是公共机构，成为知识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商业化、私有化和碎片化，传统大学的教学、考核、认证等活动被分割开来或打包后交给私营机构。慕课不过是私有公司将传统学习模式应用到信息技术上来开辟新市场而已。将课程远距离传输给数万学生等同于教育的观念或大学被数字技术取代的观念只能发生在大学理念已经被极端贬低的情况下。将慕课视为全球化的最新成果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可谓异曲同工。
第四，人们对开放性的崇拜。到了21世纪，人们似乎对政治、地理、文化、信息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开放性”都持赞赏甚至公然崇拜的态度。大学更多地被视为把持知识大门的精英，是获取知识道路上的障碍。教育被纯粹理解为市场，慕课就是要颠覆从前的教育形式，推动从前被限制的教育结构和资源对全球渴望获得大学教育的消费者开放。开放的教育平台能够克服现有大学模式的局限性，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把大学贬低为知识提供者，完全忽略了支配教学的复杂关系和大学的文化塑造功能。像数字文化中的很多开放性一样，慕课能够以“解放”内容流动的新形式，即使其与最初创造它的形式和结构脱离关系来扩展商品化过程和剥削。
总之，学习被视为消费的观念，学术民工的去技能化和无产阶级化，知识作为具体化的全球产品的同质化和标准化；高等教育被切分成互不相干的服务；大学作为社会和文化机构的功能遭到削弱。但这些现象都不始于慕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慕课虽然有明显的缺陷仍然可以激发广泛兴趣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慕课只是将教育中的种种问题放大了而已。
五、慕课的未来走向——大学该如何应对？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多米尼克·卢克斯教授指出：展望未来，慕课不大可能成为高等教育的救星，也不大可能造成传统大学的解体。最有可能的未来是开放新的访问平台，供人了解更多内容。慕课因为与传统大学合作可能变得更传统一些；但像所有“革命”一样，它也会让大学变得与从前完全不同。[19]
慕课的术语和格式都变得多样化。比如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SPOCS(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它是哈佛在edX平台上开设的供人缴费拿学分的限制性的小型在线课程。[20]
至于每所大学的应对策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许是不会引起争议的笼统原则。最近刚刚加入英国慕课平台FutureLearn的华威大学副校长尼格尔·斯瑞福特在谈及加入慕课行列的原因时说，该校参与慕课不是因为担忧未来大学会消失，也不是害怕与他人竞争，更不是想抓住机会大赚一笔，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扩大能见度和影响的好方法，同时为那些没有机会读大学的学生提供一种实现大学教育利益的机会。对大部分名牌大学来说，未来主要可能是在研究生教育上面。面对慕课的冲击，多数大学的反应可能是更谨慎地思考在线和离线形式本科教育的扩张。[21]
对非名牌大学来说，在高等教育陷入更普遍的产业化的时代，如何凸显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专业就成为关键。正如达特茅斯学院数字学习项目部主任约书亚·金博士所说，对每个大学来说，重要的不是问“某种慕课有没有市场”，应该问的是“我们的教授和学校的特长在哪里”。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才是关键所在。在定位自己的优势之后，进行市场需求分析，然后探索提供低成本课程结业证书和非学位项目的可能性。若没有足够的需求，则可以开发免费的网上学习课程。无论如何，每所大学都至少应开设一门体现大学特色的课程，让全世界都知道要学习某门课程就必须到这所大学来。[22]
任何教育都是一种旅程，慕课在前进路上的成功与失败应该被学生和老师视为获得新教育选择和改善教学的机会。慕课不是万灵药，对大学面临的很多议题很难提供切实的解决办法。它是前进路上的垫脚石，是探索教育改革的实验室，激发教育者去寻找更有创造性的、更连贯的、更加个人化的、共同学习的模式。正如慕课提供商Udacity创始人之一塞巴斯蒂安·特伦所说，“对那些宣称我们的实验已经失败的人来说，你们必须明白革新取得成功的方式。很少有想法是经过一次尝试就能成功的，循环反复是革新的关键。我们已经看到学习效果和学生参与程度的明显改善。”[23]对于还处在发展阶段的新生事物，我们还是需要耐心和同情，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为好。虽然慕课仍然存在各种问题，但它毕竟开辟了一条道路。考虑到当今大学的体制性腐败，这样一条道路还是给人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