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祐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祐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在对“元祐体”的认识与评价中，以张戒、严羽为代表的宋人与以吴之振、翁方纲、陈衍及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清人各执一端，截然对立。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诗学观不同并由此决定了不同的参照系统。前者以盛唐为法，近者是，变者非；后者则将“元祐体”放到了诗史的具体背景中来考察，肯定其变乃不得不然。要正确评价“元祐体”，不妨从清人论述中见其长，从宋人批评中见其短，即：元祐诗人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就了宋诗的特色，从而确立了宋诗与唐诗分立并行的地位；而“元祐体”的主要缺点则在于对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倾向缺乏必要的警觉与限制，遂使后来的江西诗派变本加厉，于是宋诗之特点逐渐成为其缺点。
“元祐”是北宋哲宗时年号。在宋代思想文化史上，元祐年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从宋诗发展来说，元祐正当清人所谓“盛宋”时期，“元祐体”主要诗人苏轼、黄庭坚又是宋代的代表性诗人，因此“元祐体”理应成为宋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然而自南宋严羽标举此目以来，论者殊少，远不如西昆、江西、四灵、江湖诸派那么引人注目，这是很让人奇怪的事。究其原因，盖由于此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模糊不清，前人既语焉不详，宋人与清人又见解各异，一般人不加深究，自然无话可说，只好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今试以前人说法为基础，引而申之，兼做辩证，对此概念做一初步探讨。不敢谓了此一段公案，权作引玉之砖而已。
“元祐体”之有无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一节中论列两宋诗派云：“以时而论，则有……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又有所谓……西昆体”。此节严羽原有注。“本朝体”下注曰：“通前后而言之”。“元祐体”下注曰：“苏、黄、陈诸公”。“江西宗派体”下注曰：“山谷为之宗”。如今且将后起的四灵、江湖及遗民诗人撇开不论，严羽所提及的各体之间的关系应如下所示：
今传《沧浪诗话》如《说郛》本、《津逮秘书》本以及郭绍虞先生校释本，均同上注，唯清人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自序云：“严沧浪论诗体，始于《风》、《雅》，建安而后，体固不一。逮宋有‘元祐体’、‘江西体’，注云：‘元祐体即江西派，乃黄山谷、苏东坡、陈后山、刘后村、戴石屏之诗。’是诸家已开风气之先矣。”张氏所谓“注云”，似乎当为严羽原注，然今传各本皆无此注。严羽既以“元祐体”与江西宗派体并列，显然当为二体。苏东坡也绝无人视为江西社里人。刘克庄、戴复古一般被视为江湖派，即使在严羽时代尚无定称，亦与江西派迥异其趣，如此“通前后而言之”，应为“本朝体”之内涵，而“元祐体”或江西派都是涵概不了的。又张氏所谓“诸家已开风气之先”，尤为不通。刘克庄、戴复古生当宋季，于江西派为别调继起，即使受其影响，也只能是旁流接响，“开风气之先”则无从说起。这一段话颠倒时代，乖违常理，断非严羽原注，如王玮庆之补注也不致荒谬如此。疑为明人坊刻本所杜撰窜入，而张泰来以江西人而致力于江西诗派研究，于此等处不加辨识，一似毫无感觉者，亦可骇怪。
严羽之外，近代同光体诗人陈衍亦论及元祐诗学。《石遗室诗话》卷一云：“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这就是所谓“三元”说。在陈衍看来，这是中国诗史上的三个高峰，也代表着诗风递嬗的三个阶段。另一位同光体诗人沈曾植曾稍加修改，以元嘉、元和、元祐为三元。但他们只讲元祐诗学之盛或重在其新变，并未称元祐诗为一体一派。
总之，南宋以来，诗话凡百余种，明确标举“元祐体”诗的似仅沧浪一家。其他人或但称元祐诸公，或称元祐典型，于学术诗文统而言之，含混解会，不加具体界说。再加上东坡、山谷、后山诸公虽有师友渊源关系，却是各成一体，彼此风格好尚几于迥别，要在他们以及更为广泛的诗人群体中抽绎出一个主旨相通的“元祐体”来，似乎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探讨“元祐体”的内涵之前，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宋代诗史上，是否确实存在一个作风大致统一的元祐诗派，或是内涵确定的元祐诗体呢？
我认为，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还比较好说。所谓“元祐诗派”，大致相当于梁昆《宋诗派别论》中所说的“东坡诗派”。其成员除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三人之外，还应该包括苏辙及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弟子，以及《坡门酬唱集》中所收的李之仪与清江三孔等人。这些人在元祐时期多任馆阁之职，政治倾向相近，艺术好尚相通，以宗主论可称东坡诗派，以时代论则可称元祐诗派。然而作为一种诗体来说，却是较为困难的。因为苏门弟子及其外围的追随者，也和苏、黄、陈之间一样，虽然心手指画，递相师承，彼此却是自由发展，同师异趣。所谓自其异者视之，肝胆犹然楚越，何况这样一个各逞才思自由发展的诗人群体呢！然而自其同者视之，遗形取神，求同存异，从这些诗人创作特征中抽取一个彼此相通而与前后诗派有异的“最小公倍数”，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当然，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对此种诗体特征的认识也有很大差距，并会由此导致肯否褒贬截然对立的评价。这也是导致人们对“元祐体”认识困惑的原因之一。
对“元祐体”认识与评价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宋人与清人的诗论中。
宋人论“元祐体”
明人标榜唐诗、贬斥宋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对宋诗的批判不始于明而始于宋。宋代诗话百余种，自成体系、影响最大的当推《沧浪诗话》，而严羽则可以说是宋末对宋诗执行自我批判的集大成者。苏轼、黄庭坚既是“元祐体”的代表诗人，在他们的诗中也集中反映了宋诗的特征或缺点，因此在《沧浪诗话》中很自然地成为集矢之的。透过严羽关于苏、黄诗的论述，即可以感知他对“元祐体”的评价。
严羽论诗，虽然自称“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通“旁”——编者）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实际上很多说法都是从前人夺胎，不过引而申之，构筑成新的诗学体系而已。对严羽影响最大的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如果说严羽是批判宋诗的集大成者，那么张戒则是贬抑苏、黄的始作俑者。这两种诗话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诗格代降的诗史观，二是伸唐绌宋的宋诗观。张戒由近至古，把诗分为五等：“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并称引邹德夫的话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又曰：“《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所谓“《国风》、《离骚》固不论”，是因为从五、七言古近体诗的逻辑发展来说，《诗经》、《楚辞》与后代诗并非一体的发展，不得不举而又另当别论。严羽有鉴于此，遂略前详后，只分三等。其《诗法》篇谓：“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又《诗辨》篇云：“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声闻辟支果即为小乘禅。二者本无分别，冯班《严氏纠缪》所言甚是，然此处以诗格代降等而下之解会即可，亦不必打文字官司。
具体到宋诗发展的诸阶段，严羽认为：“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在严羽看来，王禹偁学白居易，杨億、刘筠学李商隐，欧阳修学韩愈， 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不学汉魏盛唐之大乘正法眼，可谓识力不够，立志不高；然此诸公尚沿袭唐人，似乎虽然入门不正，尚不大差。至苏、黄“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此句意脉直指下文的慨叹：“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这实际是张戒“诗到苏、黄尽”一语的翻版。也就是说，苏、黄逞才使气，卖弄狡狯，正是中断诗学正宗的罪魁祸首。四灵、江湖诸人“自谓之唐宗”，实际上“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堕入旁门左道，当然也不可取。而其尚知学唐，似乎比苏、黄犹有五十步、百步之别。以其才学工力皆不如苏、黄，故其成就仍在苏、黄之下。由此可见，严羽对苏、黄或“元祐体”诗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只是苏、黄毕竟才学过人，虽然是野狐禅，也几于散仙入圣，不可小觑。所谓“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此论贬抑中有肯定。反而言之，亦可谓坡、谷诸公，虽然气象稍欠浑厚，然其才学过人，笔力劲健，前此诸公路头虽正而无此学力，后此诸人路头学力俱差，故总而观之，苏、黄仍为大家。
关于苏、黄诗的特点或者缺点，张戒、严羽所见略同。张戒说：“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长，而先得其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又曰：“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严羽称盛唐诗人的好处在于气象和兴趣，继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此段议论与张戒口吻毕肖，联系张戒的话来看，严羽所谓“近代诸公”，正指苏、黄等人而言。那么所谓“元祐体”的特征，在张戒、严羽看来，主要就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就是偏重句法、修辞、对仗、用韵等创作技巧；以议论为诗即在诗中说理发议论；以才学为诗即资书以为诗，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都是以才学为诗的具体表现。
平心而论，上述诸方面只是特点而未必是缺点，况且仅此数端也不足以尽苏、黄之所长。张戒、严羽拘于格调，不明通变，对宋诗尤其是苏、黄诗不免贬抑过甚，作为对“元祐体”的把握，也有失偏颇。这些都有待于清人来做补充修正。
清人论“元祐体”
文学史上似乎存在着一种“隔代遗传”现象。如唐人越六朝而祖汉魏，明人越两宋而祧盛唐，清人复鄙明之唐体而宗宋调。盖时移世异，剥极必复，文学与其他社会现象同此一理。清人既肯定宋诗，势必推崇宋诗的代表作家苏、黄等人。而且他们往往把论人与论诗结合起来，既以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继续推行者为奸雄，而以司马光、 苏轼等元祐党人为君子，因此对元祐学术、 政治及其诗风也连带加以肯定。苏轼、黄庭坚本为大家，其诗作玉石杂陈、长短互见。 就元祐诗人整体来说，其风格特色更具有多面性。否定者见其缺失， 肯定者见其优长，都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因此，被张戒、严羽视为邪魔外道的“元祐体”诗，在清人看来就成了足供后人师法的宋诗典范。
吴之振《宋诗钞·清江集钞》小序云：“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横阔，而气魄刚直，故能振靡复古。”翁方纲《石洲诗话》既引此数句，复做辨正云：“其论固是，然宋之元祐诸贤，正如唐之开元、天宝诸贤，自有精腴，非徒雄阔也。”虽然他们并未标举“元祐体”之名目，但都是论诗，又概称元祐，因此可以看作是对元祐诗风的总体认识。吴之振认为元祐诗人气象阔大，而翁方纲强调元祐诸贤的诗法精审，两说可互为补充。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以元祐诗人比唐之开元、天宝诸贤，隐然已开陈衍以初、盛、中、晚论宋诗的分期观点。陈衍所编《宋诗精华录》依次分为四卷，卷一按语云：“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皋羽、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 ”这种不顾宋诗自身特点牵强比附的分期方式并不可取，但其以元祐为盛宋， 则显示了陈衍推尊元祐诗学的态度，与张戒、严羽把苏、 黄诗风视为诗学一厄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盛宋诗人，除荆公稍前，余数人皆为元祐党人或坡门弟子。《石洲诗话》中又云：“叶石林诗，深厚清隽，不失元祐诸贤矩矱。”所谓“深厚清隽”，是对元祐诗风的又一补充说明。而此种倾向及其表述方式，对同时而稍后的四库馆臣似乎不无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南宋前期诗人时，往往以元祐诗风作为基本参照。如翟汝文《忠惠集》提要：
汝文……尝从苏轼、黄庭坚、曾巩游，故所为文章，尚有熙宁、元祐遗风。
叶梦得《石林居士建康集》提要：
梦得本晁氏之甥，犹及见张耒诸人，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文章高雅，犹存北宋之遗风。
王洋《东牟集》提要：
（洋）文章以温雅见长，所撰内外制词，尤有典则。盖洋生当北宋之季，犹及睹前辈典型。故其所作虽未能上追古人，而蝉蜕于流俗之中，则翛然远矣。
朱翌《灊山集》提要：
翌父载上，尝从苏轼、黄庭坚游。翌承其家学，而才力又颇富健，故所著作，有元祐遗风。集中五七言古诗皆极跌宕纵横，近体亦伟丽伉健，喜以成语属对，率妥贴自然。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提要：
然其诗在南宋之初，特为杰出，无豫章生硬之弊，亦无江湖末派酸馅之习。方回作是集跋，述紫芝之言曰：“作诗先严格律，然后及句法，得此语于张文潜、李端叔。”观于是论，及证以《紫芝诗话》所征引，知其学问渊源，实出元祐。
杨载《杨仲宏集》提要：
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
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
由上可知，纪昀及其他四库馆臣对两宋文学的基本态度是重北轻南，于北宋则诋元丰而张元祐，这与政治上否定王安石而肯定苏轼、司马光是一致的。其于诗学，则以西昆为宋诗门户，元祐为宋诗典范，江西极其变而伤于生硬，江湖更仄径旁行，入于末流。详其所论，所谓“元祐体”诗，基本特征为才力富健，气势阔大，造句妥贴自然，风格高雅浑成。这种看法，虽然亦不免有以唐诗法度观照宋诗的倾向，但大体还是准确的。与吴之振《宋诗钞》小传中所谓“气魄刚直”、“材致横阔”，翁方刚所谓“深厚清隽”基本相合。“元祐体”与西昆、江西、江湖诸体相对而成大方家数。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对苏、黄等元祐诗人的评价，宋人与清人见解歧异，几于截然对立。个中原因，在于诗学观不同，并由此决定了不同的参照系统。张戒、严羽以盛唐为参照，评价优劣功过，一以唐人为法，近唐者为是，变唐者为非。而清人则是把“元祐体”放在诗史的具体背景上来评价，肯定其变乃不得不然。故对于苏、黄变唐体开宋调的事实，宋人以为过，而清人以为功。又张戒、严羽身为宋人，对宋诗之弊有切身体会，直欲矫枉而不吝过正，故论苏、黄每偏重于山谷，尤其是山谷的缺点。清人出于对明代诗学的反拨，对宋诗每求其长而恕其短，讲元祐则偏重于东坡，尤其是东坡的优长。如此各执一端，故所见迥异。
这两种对比鲜明的评价，一方面给后人认识“元祐体”造成了难以把握的困惑，同时也为进一步全面地把握“元祐体”提供了基础。那就是从清人论述见“元祐体”之长，从宋人批评见“元祐体”之短。分之则成金银盾，各见一面，合之则成全豹，得失相形。要而言之，元祐诗人的主要功绩，在于继欧、梅、苏、王之后，勇于开辟，成就了宋诗的特色，从而确立了宋诗与唐诗分立并行的地位。而“元祐体”的主要缺点，在于对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争奇斗险等倾向缺乏必要的警觉与限制，遂使后来的江西诗派变本加厉，有意走过火一路，于是宋诗之特点逐渐成为宋诗之缺点。如此动态地观照，对于宋诗的种种缺失，元祐诗人恐亦不免始作俑者之诮。然而与西昆、江西诸派相比，可谓前犹不及，后则过之，唯“元祐体”得其中正，故堪为宋诗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