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夏商周论文,路线论文,方法论文,工程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1-0005-15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1996年5月国务院宣布启动到2000年11月工程专家组发布新闻，前后经历了四年多时间，终于向世人公布了一份夏商周（西周）三代年表。这份年表虽然不能说是最后的科学结论，但毫无疑问应该是代表了当今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工程自启动以来，一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关怀，国务院还专门组织成立了由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文物局、中国科协等七部委正副部长组成的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工程的统一领导和有关学科间的协调配合，聘任了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科研攻关。直接参加工程的有来自全国各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权威专家200多人。工程还时刻得到社会各界、海外华侨和国际汉学家的热切关注和支持。因此，工程的成果实际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必须指出的是，工程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仅是一份年表，它还包括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探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以及推动中华古文明研究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等多方面成果。工程的意义是深远的，影响是深广的。笔者有幸，自1996年以来，追随各位工程专家参与了与工程有关的各种学术活动及夏年代学方面的专题研究工作。今蒙《齐鲁学刊》编辑部之约，仅就工程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试作介绍。应该特别说明的是，以下所介绍的所有内容，全为工程专家们的集体成果，笔者所能做的是力求使介绍尽可能全面、客观。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认识不深，这一目标未必能够实现，深望各位工程专家批评与包涵。
概括起来说，工程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配合进展的模式，具体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地理学、科技测年（物理学、化学）等九大学科门类。在研究思路上，工程采用由已知推求未知、由相对晚近推及相对古远的方法，以史学界公认的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前841）为基点，向前推求西周列王比较准确的年代，再向前推及商代后期、商代前期、直至夏代。
一、西周年代学研究
西周年代学研究，是工程的重点和基础。工程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确定从武王克商直到共和元年（前841），即包括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前半共10位西周王的比较准确的在位年代。“西周列王年代学研究”课题设置了8个专题，后又增设“西周金文纪时术语研究”专题，加上文献课题中有关西周年代学部分，实际共有10个专题。这10个专题涉及到不同学科，概括起来，可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文献学研究。1.对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文献进行可信性研究，如“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的可信性研究”，“《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可信性研究等”，以确保有关西周年代学的文献线索的可靠性。2.就西周积年和诸王在位年的有关文献材料进行梳理，通过综合分析，作出合理解释，为西周年代学提供相应的依据。
（二）考古学研究。1.通过对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的分期研究与年代测定，为武王克商年的下限及西周列王年代框架的建立提供参考依据。2.通过对山西翼城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研究与年代测定，以及对遗址内晋侯墓地8组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的序列推排及年代测定，建立完整的晋文化标尺。由于西周王朝年代序列与各诸侯国年代序列基本上是并行发展的，上述考古研究是在找不到更理想的周王朝年代序列的直接材料的情况下，利用燕、晋两国的序列间接推论西周列王部分年代序列。
（三）天文学研究。1.据《春秋》、《左传》、《史记》等现有文献，对春秋历法进行归纳，总结出若干规则，从而推知西周历法之一般，为西周王年研究提供必要依据。2.对“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一日食记录进行综合研究和推算，为西周王年的建立确立一个可靠的定点。3.对西周金文纪时术语作综合研究，提出一个合理解释，作为推排西周金文历谱时的统一原则。
（四）金文历谱研究。对西周时期标有年、月、日（干支）、月相四要素的青铜器，就其形制、花纹、出土地层、铭文内容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考古类型学分期断代。然后以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为尺度，以西周历法研究、金文纪时术语研究的成果为原则，系统整理金文历谱，最终建立西周年表。
以上四方面研究基本上按照两条技术路线进行：一是由前向后，进行考古文化序列的分期研究与测年；一是由后向前，进行西周金文历谱的推排。文献学研究贯穿各个方面，天文学研究基本上与金文历谱研究相结合。试分别详述如下：
（一）考古文化序列的分期研究与测年
1.琉璃河燕国遗址的分期与测年
位于北京西南43公里处的琉璃河遗址，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多次勘探与发掘，已探明遗址中埋有一座城址和大片墓地。古城址的北城墙全长829米，东、西城垣残长各有300余米，城址的南半部已遭破坏。古城东侧发现了大片墓葬区，已清理的200余座西周墓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青铜器还铸有“匽（燕）侯”铭文。据研究，这座古城址是西周时期的燕国都邑无疑，墓地则是燕侯宗族的坟地。琉璃河燕都遗址与西周年代直接有关者有如下三点：
(1)墓葬分期与测年
琉璃河遗址的居址部分，根据其文化层中主要器物的形式分布，并结合陶质、陶色、纹饰以及器物组合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可将其分为西周早期、中期、晚期三期。期与期之间的变化较为明显，可以陶器的各期段特征予以概括说明。
琉璃河遗址中发掘西周墓200余座，其中129座出土陶器。根据地层关系及各类器物的组合关系，可将这120余座墓葬分为6组。它们实际上代表了6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发展阶段。因此，琉璃河西周墓地实际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六段。工程对各期段所采集的系列样品进行了[14]C测年，获得了一批系列数据，可为西周王年整体框架的建立提供参考。
(2)M1193测年数据与第一代燕侯的年代范围
《史记·周本纪》曰：武王既克殷，“于是封功臣谋士……封召公奭于燕”。《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索隐》：“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这说明，召公被武王封到北燕，自己并未亲赴就任，而是由其元子就封。
燕都遗址中，M1193号墓主被认为是第一代燕侯。内出克罍、克盉，有铭文曰：“王曰：‘大保，惟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匽……’克宅匽……”内中“大保”指召公，其称始于成王时。《周王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尚书·君奭》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由此可见，克罍、克盉中的“王”指成王，而“克”是召公之“元子”，是受封于燕的第一代燕侯，M1193是他的墓葬。M1193的椁木保存良好，经[14]C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000±15年。这为周初年代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
(3)H108“成周”甲骨的发现与成王时期的年代范围
1996年秋，“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组在灰坑96G11H108第1层和第3层中发现数块龟甲腹片，均有凿、灼，其中三片刻有文字，共计8字，特别是第1层出土龟甲上刻有“成周”二字，具有明确的时代意义。根据文献记载，成王立，因年幼而由周公摄政7年。期间先平定武庚叛乱，然后营建洛邑“成周”。营建“成周”是西周初期的一件大事，如成王时期著名的青铜器何尊，其铭文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在四月丙戌……惟王五祀。”讲述的便是成王初迁宅于成周之事。因此，“成周”二字具有年代标尺作用。它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年代，即其上限不应超过成王时期。从地层关系上看，H108被一系列西周早期地层单位叠压或打破，是已知时间最早的地层单位，再结合其他包含物特征的分析，推断H108的年代为西周前期偏早阶段，约略在成王之时。AMS测年结果表明，H108年代在公元前1053年至前954年之间，正可与M1193号墓的测年数据对照。
2.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
据《史记·晋世家》载，西周至东周初期的晋侯世系为：
80年代，北大考古学系与山西省考古所在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了西周初至春秋初的中小型墓葬500余座；90年代，又全面揭露了8组17座晋侯夫妇墓。晋侯墓地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西周时期诸侯国墓地中保存状况最好、资料最系统的一处。经综合研究，可将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分为四期七段。再结合晋侯墓所出铜器铭文的考释与《史记》之《周本纪》、《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等文献相比较，可得晋侯世系、周王世系与四期七段的对应关系如下：
表一 晋侯世系、周王世系与曲村遗址墓葬四期七段对应表
墓葬编年典型墓葬
晋侯世系 周世系
M6054、M6069、M6081、
成王
第 第1段 叔虞
一 M6121、M6210
康王
第2段
M6130、M6131、M6214、M62631 燮父
昭王
第
M9、M13、M6、M7、M6308、 武侯
穆王
二 第3段
恭王
期 M6384 成侯懿王、孝王
M33、M32
第4段厉侯（僰马） 夷王
M6434、M7092、M7113、M7176
厉王
M91、M92
靖侯（喜父）
（共和）
第 第5段
M1、M2 釐侯（司徒）
三
宣王
期
M8、M31
献侯（苏）
第6段
M64、M62、M63、M5150、M5189 穆侯（邦父）
幽王
四 第7段
M93、M102
文侯（？）平王
工程对上述墓葬中所采集的系列样品进行了[14]C测定，获得了一批数据。经过拟合，可为各晋侯的年代提供相应的数据，从而为西周王年的确立提供参照尺度。
（二）西周金文历谱研究
推定西周金文历谱是建立西周王年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为构建出一份比较科学的西周金文历谱，工程着重做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1.由春秋历法上推西周历法
《春秋》“经”“传”、《史记》保存着有关春秋历法的丰富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综合研究，大致可归纳出春秋历法的若干规则，从而推知西周历法之一般，为西周王年的研究提供必要的依据。经统计，《春秋》所记年、月、日名干支共393条，此外还有若干朔、晦、闰月的记述。《左传》记有年、月、日名干支，及朔、晦、闰月等413条，当是博采诸国史官的记述以解说或补充《春秋》者。换言之，《左传》的有关记载所反映的是各诸侯国历法的实际情况。将“三传”与《春秋经》相较，发现各诸侯国的历法与鲁国历法大同小异，步朔与置闰方法等均无不同。基于对春秋历法的上述认识，可对西周历法的基本状况作如下推断：
(1)关于“朔”概念的形成与“朔”作为月首的运用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关于“朔”的记载。除发生日食外，“朔”并无具体天象与之相应。即在通常情况下，不能由对天象的观测来确定朔日，而必须运用某种特定的方法推算。这次日食记载说明，以朔为月首的历法及相关推算法，当早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由“朔”入于民歌可知，“朔”的应用已相当普及，其起始年代至少可上溯到前800年左右。“朔”应用之前的西周历法则是由观测特定天象来确定月首。所谓特定的天象，以新月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朏”字正合此意。由于并非每次新月都能观测到，故其对月首的确定也必有某种推算方法。但时常需要由对新月或望的观测来加以调整与确认。这大约就是西周对若干特定月相——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尤为关注的原因，以致把它们作为描述历日的、与干支纪日系统并重的月相参照系列。
(2)关于西周时期的建正
由《春秋》“经”“传”所载有关材料可知，鲁国建正的设置，僖公五年（前656）前以建丑为主，而有6%的年份为建寅或建子；僖公五年以后则以建子为主，而有10%的年份为建丑或建亥。说明春秋前期鲁历的建正尚未有定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对冬至时日的测定欠准确，又由于天气变化等因素不能保证每年进行实测，而且对于回归年长度的把握也不精确，随时有失闰或多闰的情况出现。
由于对冬至时日的测定以确定岁首的观念大约在西周时期业已形成，西周历法专家对冬至时日测定的准确度不会高于春秋时期的历法专家，所以西周历法建正摆动的频率更大。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推排西周金文历谱时可以适当放宽对“建正”、“置闰”、“置朔”的限制。子丑寅三正皆可，甚至可能建亥。这样或许可以对西周铜器排序有新的认识。
(3)关于西周时期的改元及有关年代资料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给出了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至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共365年间周王朝的纪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春秋十二诸侯国的纪年，《本纪》和《世家》也有相关纪年记录，从而提供了西周共和以后至春秋的年代序列。经研究，如下几点可为确定西周王年时参考。第一，《史记》载春秋期间纪年法，可细分为两类：一为逾年改元法，即周王（公、侯）以其前一王（公、侯）去世后即位之次年称为元年，由此顺序下数，直到其逝世之年为止；二为当年改元法，即一些公侯是以先公侯去世后即位的当年就称元年，由此下数，直到其逝世之年为止，这是一种次要的，已被证明的晋、宋、卫等国的若干时段确曾采用的方法。这两种纪年法，可并为讨论西周王年时参考。第二，“本纪”、“世家”、“年表”所载共和以后周王与诸侯国年代，既各自独立，又可彼此参照，互为补充。共和以前的西周年代学状况，亦当相似。因此，若能确认共和以前某诸侯国的年代序列，便可为西周王年研究提供参考。
在《史记》“本纪”、“世家”、“年表”中涉及春秋年代者数以千计，而失误比例极小，可见其年代学的总体可靠性。司马迁对西周年代的处理，态度谨慎，大多付之阙如，因此其保留的少数年代信息，实经反复选择，必有所本。如，《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穆王立五十五年崩”等，都应信据，不可轻易放弃。
2.西周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
金文历谱的建立，必须以铜器断代为前提。在西周铜器中，凡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者，共约60余件。这是构建金文历谱的直接资料。要对这些铜器资料作分期断代，除了就其本身的形制、花纹、出土地层作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之外，还必须联系相关的铜器，以作考察的背景基础。概括起来，相关铜器有300余件。对这些铜器资料，工程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详细的形制与纹饰分析排比，再根据其铭文、同坑、同组等关系，综合考察其发展谱系，将其分为早（武、成、康、昭）、中（穆、恭、懿、孝、夷）、晚（厉、宣、幽）三期。而60余件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置于这300余件铜器组成的整个谱系框架之中进行考察，得出了一份比较科学的铜器断代表，作为推排金文历谱的依据。
3.金文纪时词语的研究
西周金文中常见的纪时词语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学术界对其含义有不同理解。理解不同，推排金文历谱的结果也就不同。工程对这些纪时词语作了反复讨论，并以新出青铜器材料作验证，得如下初步认识：
初吉：自初一（含先实朔一、二日者）至初十中任何一天，甚至更晚。
既生霸：从新月初见的次日到满月当天，约当阴历初三、初四到十三（十四、十五）日。
既望：满月后被观测者认为月亮光面尚未出现亏缺的几天，约当阴历十四（十五）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
既死霸：从满月出现亏缺变化至新月初见这一区间，约当阴历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至月末，甚至到下月初一、初二、初三。
以上情况表明，“初吉”与“既生霸”有重叠，“初吉”非月相。“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顺序明确，均为月相。其中“既”表已经，“望”指满月，“霸”为月之光面。
4.重要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基础上，并以上述金文纪时术语的统一认识为前提，工程对一些能明确定年的重要青铜器作了重点分析研究，为金文历谱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定点。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工程通过对《史记》的《本纪》、《世家》及《年表》之间，及其与《春秋》经传之间所载年代或历日存在的差异分析，证明司马迁给出共和元年以后的周王年代必有所据。共和元年（前841）是建立西周年代学的可靠基点。所以工程对金文历谱的推排采用了由后向前的思路进行，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具有开拓意义。下面有关重要青铜器的情况，亦照此思路择要介绍。
(1)吴虎鼎的发现与研究
1992年在陕西省长安县申店乡黑河工地发现一件青铜鼎，1997年除锈时发现鼎内壁铸有铭文16行163字（计重文165字）。这是一篇记录周王封授土地给吴虎的铭文：“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膳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刺（厉）王命，取吴口旧疆，付吴虎……”其形制、纹饰均为西周晚期特征。吴虎鼎铭文有“周康宫夷宫”，夷宫即周夷王之宫庙，说明作鼎时间不会早于厉王。
吴虎鼎铭记“惟十八年”。厉王、宣王在位均超过18年，但铭文“申厉王命”已证明该鼎不可能作于厉王期（重申厉王已颁下的命令，是说授给吴虎土地的事曾由厉王决定，其所以没有实施，大约是由于厉王被国人所逐，共和行政之故），宣王之后的幽王在位不到18年，平王则已东迁了。因此，这18年只能是指宣王。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宣王十八年确有闰月，其十三月丙戌为初十日，合“既生霸”月相，是年为公元前810年。此可作为西周晚期年代学的一个重要支点。
(2)晋侯苏钟的研究与晋侯墓M8的[14]C测年
出土于曲沃北赵晋侯墓地8号墓的晋侯苏编钟，于1992年从香港回归上海博物馆收藏。钟铭355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7字。钟铭不仅记有“三十三年”的高王年，而且还有七个历日，这是西周金文中前所未见的：
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
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用。
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
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往东。
三月方生霸，王至予□，分行（下叙战事）。
六月初吉戊寅，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
夫曶召晋侯苏……
丁亥、旦，王
于邑伐宫。
庚寅，旦，王格大室，司空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秬鬯一卣……
这组年历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惟王三十三年”的王是指厉王还是宣王；二是“二月既望癸卯”与“二月既死霸壬寅”，其月相与干支无法调和。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大多倾向于厉王说。钟铭说：“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这与周厉王自作的宗周钟“王肇yù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一致。对于第二个问题，学界曾提出多种解决方案，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是两个干支刻倒了，正确答案应该是“二月既望壬寅”，“二月既死霸癸卯”。这样，干支与四分月相说便调和了。另有意见认为，“癸卯”应是“癸巳”之误或“辛卯”之误，只错了一个字。这比刻倒说改动要小得多，又能与月相调和。工程取“癸巳”说，得厉王33年历日如下：前845年，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建丑壬申朔，既生霸戊午十四日；二月建丑甲戌朔，既望癸卯（巳）二十日；二月建丑甲戌朔，既死霸壬寅二十九日；六月建丑壬申朔，初吉戊寅初七日。
晋侯苏钟出于晋侯墓地8号墓中。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实验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就8号晋侯苏墓中所采集的木炭样品分别作了常规[14]C年代测定，两室所得数据一致，经树轮曲线校正，表明其年代为公元前808±8年。这与《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正相吻合。既然晋侯苏死于周宣王十六年，那么苏钟的“唯王三十三年”就不可能是周宣王了，而应该是周厉王。
(3)膳夫山鼎的研究
属于厉王期的另一件重要青铜器是膳夫山鼎。据李学勤先生研究，从如下五方面考虑，可将膳夫山鼎定在厉王期：1)膳夫山鼎形制、纹饰近于宣王初的毛公鼎；2)山鼎铭文字体、格式类似宣王三年的颂鼎；3)山鼎所见图室见于宣王早年的无惠鼎；4)山鼎所见南宫乎作有编钟，钟的形制、纹饰均似厉王未年的虢叔旅钟；5)虢旅其人又见厉王三十一年的□攸从鼎。
膳夫山鼎铭文为：“唯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在周，格图室。南宫乎入右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由于膳夫山鼎纪年为三十七年，是已知西周金文纪年最高的一例，在年代学上有特殊意义。厉王执政之年，文献记载有异。《周本纪》以为37年，而《卫世家》、《齐世家》《陈杞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则在14年至24年之间，今本《竹书纪年》仅13年。据晋侯苏钟已知，厉王在位年必超过33年。现据膳夫山鼎37年，可证《周本纪》载厉王37年奔彘说可信。今取厉王三十七年即共和元年说（共和为当年称元），查张表，公元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
(4)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证验与师虎簋研究
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天再旦”是日出前发生的一次日全食，“郑”的地望在西周都城（西安）附近的凤翔或华县。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日食发生时，在我国西北部地区正好是在天亮后。工程有关专家在新疆北部所作的实地观测结果是：日出前，天已发亮；这时日全食发生，天黑下来；几分钟后日全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这一过程，给人有两次天亮的感觉。因此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天再旦”为天亮时发生的日全食记录是可信的。工程专家对这次日全食进行了推算，并结合“郑”的地望，最后得出“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结论。以前曾有学者得出过与此相同的结论，工程的结果进一步证明周懿王元年当为公元前899年的可信性。这次日出时的日食达到了食甚（食分0.953），方位是东偏北10度；一小时后日食结束，太阳高度12度，方位正东。凤翔的“天再旦”强度为0.10，华县的强度为0.24。
在铜器方面，能支持懿王元年为前899年的是师虎簋。其铭文中有：“惟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格于大室，井伯入佑师虎即位中廷，北（向），王乎内史吴曰。”师虎簋敛口、重环耳、全瓦纹，与其同型的簋有乖伯簋、豆闭簋、询簋等。其中乖伯簋的时代可据九年卫鼎而得，因为两器均记眉敖见周王事。而九年卫鼎与五祀卫鼎的作器者为同一人，又与十五年趞曹鼎的形制相似，学者将他们列为同期器，而五祀卫鼎有“余执龚（恭）王”语，十五年趞曹鼎有“龚（恭）王在周新官”语。可见乖伯簋亦当为恭王器，而师虎簋亦当在恭王前后。
师虎簋铭记有井伯、内史吴二人。内史吴其人的时代主要在懿王世。因此，学界推定师虎簋为懿王元年器。查《中国先秦史历表》，懿王元年合前899年历日，该年六月，建子丙辰朔，甲戌为十九日，正合“既望”月相。
(5)虎簋盖的发现与研究
虎簋盖于1996年8月出土于陕西丹凤，失器。盖面饰直棱纹，铸铭13行，161字。其开头为：“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格于大室，密叔内（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内）史曰”。虎簋盖的直棱纹，学界普遍认为是西周中期恭、懿前后时物。虎簋盖与师虎簋的文考均为日庚，祖考所司都是武职，铭文用字措辞也多相同，因此，虎簋盖的虎与师虎簋的师虎为同一人。虎簋盖铭记王命虎“胥（佐肋）师戏”，应是虎初袭职时之事；而师虎簋铭则自称为师，其事应在后。师虎簋为懿王元年器，则是虎簋盖必在其前。虎簋盖铭有“密叔”内史“师戏”等人。“师戏”见豆闭簋，豆闭簋有“井伯”，此人用事在穆、恭两世。密叔可能即《国语·周语上》所述被恭王所灭的密康公，故“密叔”不应晚于恭王。虎簋盖载王年为三十年，而在西周中期穆、恭、懿诸王中，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盖为穆王器当可确定。查《历表》，穆王三十年合公元前947年历日，该年四月建丑丙寅朔，甲戌为初九，合“初吉”范围。
(6)鲜簋的发现与研究
鲜簋流于海外，直到1986年春，才在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商行获得有关资料，该器现藏于法国巴黎基美博物馆。这是一件无盖的双耳簋，卷唇。腹饰顾首龙纹，以雷纹衬底。口沿下前后有小兽首，其下有扉棱。双耳上有尖耳的兽首，下有垂珥。圈足饰目雷纹，四面有小扉棱。簋铭5行44字，有“惟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王在
京，禘于昭王”等句。
簋铭言“禘昭王”，其时代自然比昭王要晚。考虑到鲜簋的形制纹饰尚有西周早期遗风，它的年代又不会太迟，而西周早期昭王以后，直到西周中期夷王之前，文献所载王年在30年以上者，唯有穆王。因此，将鲜簋定在穆王期最为恰当。查《历表》，穆王三十四年合公元前943年历日，该年五月建丑壬寅朔，戊午为十七日，合“既望”月相。
(7)静方鼎的出现与研究
1996年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馆藏名品选》第三集（编号67），公布了静方鼎资料。静方鼎立耳，小折沿，浅腹，腹正中及四隅有扉棱。口沿下饰饕餮纹带，腹饰内卷角的饕餮纹，侧加倒夔。平底，柱足，足上部有兽面。鼎内壁铸铭9行68字，与昭王南征荆楚有关：“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及）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司汝采，司在曾噩（鄂）师。’王曰：‘静，锡汝鬯旂、旂市、亲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作父丁宝
彝。”据有关资料可知，周昭王南征荆楚始于十六年，终于十九年。其始只是派遣臣下南行准备，后来则是亲征，以致死于汉上。接着穆王即位，继伐荆楚，为父报仇。
静方鼎所记历日跨两年。其开头铭文“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及）静省南国相，设居”，应排在昭王十八年（前978）。查《历表》，依建子，该年十月癸亥朔，甲子为初二日。“相”即“湘”，在今湖南。中和静的这些活动，都是为昭王南巡作准备的。铭文“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写静返回成周向周昭王汇报南省情况，周昭王也来到了河南洛阳成周（前一年十月，昭王在宗周），时在静南省的第二年，即昭王十九年（前977）。查《历表》该年八月戊午朔，庚申为初三日，丁丑为二十日，恰合于初吉、既望。
关于静方鼎在昭王十九年，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扶风庄白出土的作册析方尊、方彝、觥铭文称：“惟五月，王在斥，戊子，令作册析贶望土于相侯，锡金锡臣，扬王休，惟王十又九祀……”“相侯”即湘侯，亦即静方鼎所记静所赴之湘。王遣人赏贶一事，当与静等使命有关。查《历表》昭王十九年五月建子庚寅朔，戌子先实朔二日，是允许的。故析器之五月戊子为五月初一日。当时静的使命完成，八月初遂返抵成周。那个月，昭王也已到达成周了。
这一年有闰月，称十三月。中方鼎（二）：“惟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贶口土……”遣尊、卣：“惟十又三月辛卯，王在斥，锡遣采曰口，锡贝五朋……”是月丁亥朔，庚寅初四日辛卯初五日。从中方鼎（二）等知道，斥与寒相近，其地当在南国荆楚范围之内，作册析器说王五月在斥，此中方鼎（二）等说王十三月在斥。昭王十九年曾两次居留于此。
中方鼎（二）和遣器的“王”，看来仍是昭王。这已是十三月初了，因而昭王并未卒于其十九年。古本《竹书纪年》说十九年“丧六师于汉”，也没说王死（《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而在“昭王未年”下言及“南巡不返”（《太平御览》卷八七四引）。这可以解释为昭王于次年南征楚荆途中，在汉水溺死。事出猝然，其子穆王即位当年改元。昭王因此就仅有十九年。
(8)关于庚赢鼎和小盂鼎
康王时期有金文历日，常被引用的有庚赢鼎和小盂鼎。庚赢鼎铭文有：“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已酉。”惟此铭文只见刊本，且字划多误。小盂鼎铭文有：“唯廿又五年八月既望甲申。”其铭文仅存拓本，其中的“二十五”年或说应为“三十五”年，且“八月既望甲申”的末三字不可见。
二、武王克商年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既是商、周的分界，又是周的始年，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自西汉刘歆以来，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倾力于此。经统计，迄今已形成44种学说，最早的为公元前1127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相差达109年。以往的有关克商年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模糊不清的文献记载。而工程则在充分尊重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考古、天文、文献及金文历谱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一）考古学方面
工程“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课题设置了“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与“丰、镐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两个专题。其中前一专题对碾子坡、王家嘴、郑家坡等先周文化遗址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发掘和全面讨论，为工程对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过渡分界之间的考古文化认识，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
在此基础上，工程对“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组于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遗存进行了全面讨论，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沣西97SCMT1是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构成，其中最底层的是H18，由4个小层构成，时代相当于文王迁丰到武王克商之间，属先周文化晚期单位。该单位包含物相当丰富，所出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可供碳14测年。叠压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此外，还有属于西周早期的H16、H11与属于西周中期的H8分别打破了H18和T1第四层。以上单位均出土有典型特征的陶器群。这样，整个探方就形成了由先周文化晚期到西周初期、早期、中期前后相联的地层关系。因此，工程专家认为：T1第四层与H18的交界处，可作为商周之际的界标。工程还对该遗存的系列样品进行了测年，经拟合，提出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之间可作为武王克商年的参考范围。
（二）天文学方面
与武王克商年有关的天文学资料见于青铜铭文利簋和先秦两汉文献《汉书·律历志》引《尚书·武成》（即《逸周书·世俘》）、《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尸子》佚文、《荀子·儒效》与《淮南子·兵略》等。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利簋，铭文记载武王于甲子日克商，证明传世文献关于克商日记载的正确。铭文古奥，各家考释不能取得一致，特别是涉及克商之日天象的“岁鼎克闻夙有商”一句，如何标点、训释，分歧很大。经于省吾先生提出、张政烺先生申论的一种意见认为，“岁”即岁星，“鼎（贞）”作“当”讲。按照这种解释，则克商之日的“岁鼎”，就是岁星上中天。
《武成》和《世俘》记克商过程，两者除个别干支歧异，文字几乎全同，学术界多认为《世俘》即《武成》。文中所涉及武王伐商前后的3个月份、19个日干支、3个月相，与《召诰》、《洛诰》、《顾命》、《毕命》所载周公营洛、反政、成王临终等史事时的月份、日干支及月相前后呼应，形成严密的周初年代系统，可作为检验克商年的主要条件。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伶州鸠这段话可能是周朝乐官世代相传下来的，也可作为考论克商年的依据。
工程对上述天文学材料进行了反复讨论，并利用最新科技手段进行推算，在综合相关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个方案，即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这三个方案均在考古测年的范围之内。
（三）文献学方面
讨论武王克商年的第三条线索是从文献记载中的西周积年来进行推算。由于西周共和以后的年代是明确的，西周末年为公元前770年。以此为基点，往前加上西周积年，即为武王克商年。文献中所见西周积年有257年、270余年、277年、284年、293年、352年等不同说法，其中257年说见古本《竹书纪年》。若据此数，则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古本《竹书纪年》是战国文献，但西晋出土时经整理，后又散佚。据此书所定的克商之年，与《武成》、《召浩》、《洛诰》等篇的历日不合。《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陈梦家《西周年代考》、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均认为“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乃预言周王朝衰亡年代；具体当指周显王之末，六国次第称王，周天子气数已尽时。周显王在位于公元前368年至前321年。如自公元前321年上溯700年为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在位年与武王在位年，则西周积年当在270余年。因此，武王克商应在公元前1040年以前。
《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矣。”《孟子·尽心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古代所谓“百有余岁”，一般认为在50年以上，则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至少在550年以上。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孟子称孔子为“王者兴”之列，必当指孔子盛年时。取孔子“三十而立”说，则孔子具王者气象当在公元前520年左右。由春秋元年公元前770年，至孔子盛年公元前520年共250年。则550减去250年，剩下300年为由文王至西周末之积年。据今本《竹书纪年》，文王受命于33年，至其卒年41年，共在位14年，武王于42年继父位，52年克商，共11年。西周自克商后之次年始，因此，300－（文王14+武王11）＝275年，是为西周积年。
据《史记·鲁世家》，自伯禽之子考公至懿公弟27年共228年，加上伯禽46年（《鲁世家》集解引徐广曰：“皇甫谧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共274年，再加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西周积年共278年。
以上两数，也在考古测年范围内，可作参考。
（四）通过金文历谱往前推，通过甲骨文日月食往后推，也可提供武王伐纣年代的方案。
根据金文历谱及《武成》历日、《国语》“岁在鹑火”等天象，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根据武丁时期五次月食推算以及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西周积年257年，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27年。根据《武成》文献及利簋“岁鼎”为岁星当头解，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4年。以上三数也均在考古测年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工程对前1046年方案作出了倾向性选择。
三、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分考古学研究和甲骨学研究两条线索进行。
考古学研究主要是指殷墟文化分期与测年。古本《竹书纪年》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商后期8代12王，均居殷都。自192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安阳殷墟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发掘，殷墟文化分期序列已基本建立。工程启动以来，又对殷墟作了进一步补充发掘。此外，1998年工程还在洹北花园庄发掘了早于殷墟第一期的商文化遗存。花园庄遗存分早晚两段，经研究其晚段可初步推定为盘庚、小辛、小乙时代。在此基础上，工程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并获得了相应的测年数据，为商后期年代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范围。
在甲骨学方面，与商后期年代学有关的有“殷墟甲骨文日月食研究”和“甲骨文周祭祀谱与商末年代”两个专题。前者主要是为了解决商王武丁至祖庚时期的年代。属于这一时期的宾组卜辞里，有五次月食记载；历组卜辞里，有五条日月食记载。这些日月食记载都附有干支，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代天文学计算，确认其发生的具体时间。工程经过甲骨文学家与天文学家的合作研究，得宾组卜辞五次月食发生的时间依次为：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此外，历组卜辞中有5条可能的日月食记录，因为学术界对于这些记录是否为日月食还存在不同认识，并且关于历组卜辞的时代存在分歧，所以工程暂不用这些材料计算年代。
宾组卜辞属武丁到祖庚年代。根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1)如果乙酉夕月食当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公元前1181年。(2)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从甲骨分期看，壬申、乙酉月食放在祖庚世比较好。
“甲骨文周祭祀谱与商末年代”主要是为了解决商末文丁、帝乙、帝辛三王的年代。甲骨卜辞及晚商青铜器铭文表明，商王及王室贵族用翌、祭、彡等五种祀典轮流祭祀先王先妣。受祭祀的先王先妣的顺序是固定的，按先王即位的世次，周而复始地祭祀，形成周祭。
在甲骨文里，最完整系统的周祭祀谱见于黄组卜辞。在黄组卜辞里，被列入周祭系统的先王始于上甲，终于康丁，共31位；先妣始于示壬之配妣庚，终于康丁之配妣辛，共20位。一个祭祀周期的长度是36旬或37旬。平均来说，36旬与37旬的周期大致相等、即一个祀周的平均长度与一个太阳年数长度相近。这样，周祭实际上具有纪时功能。
商末黄组卜辞和青铜器周祭材料中，二祀和六祀的各有3组，据研究，必分属三王。这说明，黄组周祭应有三个系统，对应商末文丁、帝乙、帝辛三王。
在三个周祭系统中，帝辛（纣）的材料最可靠。其中元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联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原则，周祭中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延长至二十五祀仍合理，故祀谱应属可信。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据此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1080、1075、1060等，如果武王克商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所以帝辛元年在公元前1075年为妥。
文丁和帝乙周祭情况不十分明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文丁到帝乙之间，帝乙到帝辛之间周祭是否连续，二是无法准确区别文丁和帝乙的周祭材料。按照过去划定的二祀到十祀的帝乙材料，如周祭没有中断，则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以26年为佳。今用帝乙26年说。估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文丁的周祭材料少，难以据此推定其在位年。
前述殷墟文化分期与测年，为商后期年代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范围；甲骨文日月食研究和周祭祀谱研究，又为商后期王年提供了两个可靠的定点板块。再结合文献所记商后期总积年和有关商王年代，便可对商代后期年代作出大致推算。
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七百七十三，另本作“二百五十三”或“二百七十五”，经研究是依今本《纪年》所改，不足凭信。绝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这样改动最小，数字又合理，所以，以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
盘庚迁殷到灭纣，共273年。武丁元年在公元前1250年，则武丁以前有68年。武丁59年（据《尚书·无逸》），武乙不少于35年（据古本《竹书纪年》），估定为35年，文丁不少于11年（据古本《竹书纪年》），估定为11年，帝乙应有26年，帝辛应有30年。以上总共不少于229年。剩下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总共不多于44年。
四、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自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到商王阳甲共10代19王为商前期。商前期诸王的在位年数，见于汉代以前文献者，只有五王：商汤（13年），外丙（2年或3年），仲壬（4年），太甲（33年或12年），祖乙（75年）。其余14王的在位年则付阙如。汉代以后的文献，如《史记·殷本纪》、今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册府元龟》、《通鉴外纪》、《通志》、《皇极经世》等，虽详记商代各王在位年数，但问题颇多。因此，我们无法根据文献中的商王在位年数构建商前期的年代框架。
但我们尚可根据有关文献，梳理出商王都城所在，从而为考古发掘与[14]C测年提供线索。(1)亳都。《墨子·非命上》：“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荀子·王霸》：“汤以亳，皆百里之地也。”汤以后，太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大庚、小甲、雍已、太戊诸商王当均居于亳。(2)隞都。古本《竹书纪年》：“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史记·殷本纪》：“帝仲丁迁于隞、”嚣、隞音近而通。商王仲丁及其弟外壬居之。(3)相都。古本《竹书纪年》：“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尚书序》、《史记·殷本纪》均谓：“河亶甲居相。”仅河亶甲一王所居。(4)邢墟。古本《竹书纪年》：“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史记·殷本纪》“祖乙迁于刑。”《尚书序》：“祖乙圮于耿。”有学者认为，刑、庇、耿即为一地。祖乙之后，祖辛、沃甲、祖丁均居于邢。(5)奄墟。古本《竹书纪年》：“南庚自庇迁于奄。”今本《竹书纪年》：“（南庚）三年，迁于奄。”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这些都城所在，并有了显著成果。工程启动以来，又有了新的突破。经发掘与研究，有四处都城遗址可大致确认：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与亳都；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与烺都；安阳花园庄遗址早段与相都；邢台东先贤遗址与刑墟。
根据地层关系、伴出器物等因素作综合考虑，工程的专家普遍认为，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都是商人灭夏后所建的最早商城，两城的始建与使用期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工程以上述遗址为基础，将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分为五期：第一期：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如96YSJ1T28⑧、⑨、⑩）为代表；第二期：以郑州商城C1H17、偃师商城86J1D5H25为代表；第三期，以郑州商城C1H1、C1H2乙、偃师商城85YS5T1H3为代表；第四期：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第五期：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HDH11、98HDM10和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
工程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花园庄遗址和东先贤遗址都采集了系列含碳样品，并进行测定和研究，获得了相应的数据。再将考古分期成果和[14]C测年数据进行整合，可初步推断夏商分界即商代始年当在公元前1610至前1560年之间。这一数据可得到文献所载商积年的支持。
商前期年代框架的构建依靠两个定点：盘庚迁殷之年和夏商分界。据古本《竹书纪年》，大多数学者相信盘庚迁殷到纣之灭亡共273年。若武王伐纣年为公元前1046年，则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18年。
关于夏商文化的分界，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之间等说法。工程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根据[14]C测年数据与考古分期成果的整合，初步推断夏商分界当在公元前1610～前1580年之间。
推定夏商分界的另一线索是由已知的武王克商年加上商代总积年。商代的总积年有600余年、500余年和496年三说。496年说见古本《竹书纪年》和《易纬稽览图》。古本《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因古本《竹书纪年》明记496年是29王之积年，则不足《殷本纪》商代30王之数，如计入未立而卒的太丁，则商代有31王。据此，陈梦家先生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一句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纪年》原文可能如《通鉴外记》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汤至文丁是29王，不包括帝乙、帝辛两王。工程据商末祀谱的排比，得帝乙在位26年，帝辛在位30年，二王共在位56年。故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假设武王克商为公元前1046年，上推552年，可得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598年（若取整数，可定为前1600年），正好在上述考古测年范围内。
五、夏年代学研究
工程的夏年代学研究分文献学、考古学、天文学三条技术路线进行。考古学方面，工程设置了“二里头文化分期研究”与“早期夏文化研究”两个专题。1997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河南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王城岗遗址召开了“商前期与夏文化研讨会”，通过现场考察和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一期还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应该到嵩山南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去寻找。“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相传为禹所居的阳城所在地登封王城岗和启所居的阳翟所在地禹县瓦店做了大量工作，补充发掘出了许多新材料。
工程对属于早期夏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作了分期与测年，结果如下：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以王城岗一期、煤山一期为代表；第二段：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为代表；第三段：以王城岗四、五期、瓦店三期为代表；经北京大学AMS对王城岗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并拟合，得出第一段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190～前2105；第二段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132～前2030年；第三段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50～前1965年。
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以二里头遗址一期为代表；第二期：以二里头遗址二期为代表；第三期：以二里头遗址三期为代表；第四期：以二里头遗址四期为代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合作，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拟合，并与考古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出二里头文化各期年代范围：四期为公元前1560～公元前1521年，三期为公元前1610～公元1555年，二期为公元前1740～公元前1600年，一期为公元前1880～前1730年。
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遗址一期之间，从文化传承关系和[14]C测年结果分析，仍存在缺环。有学者认为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某些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二里头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正可填补其间的空白。
天文学方面，工程设置了“《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夏小正》星象与年代”、“禹伐三苗综合研究”三个专题，以配合夏年代学的研究。这三个专题都获得了具体的年代数据，可与上述考古测年数据相调和。从而为夏年代框架的建立提供了参考点。
在上述考古测年与天文计算的基础上，再结合文献所载夏代总积年，便可对夏年代框架作出初步估定。文献所见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1)471(472)年说：《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冢纪年》则为：“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当以年代较早的诸书所引为准。(2)431(432)年说：《易纬稽览图》：“禹四百三十一年。”（“禹”指整个夏代）这是殷历家的说法。《世经》：“伯禹……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431与432之间的一年之差，亦或传抄致误，当取年代较早的殷历为是。
关于471年说与431年说相差40年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解说：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自禹元年起算。工程采用前一种解说。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已推定为公元前1598年（前1600年）。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我们用两种方法：一种由已定的商代始年，依夏总积年为471年上推；二是从考古学上推定夏文化的上限，依靠[14]C年代数据推导出夏王朝开始的年代范围，最后将二者加以整合。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现将夏文化的上限推导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132～前2030年。由公元前1598年（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再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69年（前2071年），取其近似值，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正好在工程考古测年所得夏代始年的范围之内。
收稿日期：20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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