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信息技术背景下中国如何迎接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技术论文,中国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正在进入国际传播的全球化时代，传播科技正以几何级数成倍增长，变化速度着实惊人。若说本世纪所发生的最大社会变迁是传播科技，甚至与18世纪欧洲的产业革命等量齐观，也并不过分。如果我们缺乏深谋远虑，不能对传播科技作出通盘规划，整个社会恐怕就会被科技所驾驭，以致迷失方向。所以，面对传播科技的挑战和欧风美雨的冲击，第三世界仍当提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守株待兔，期望头痛的事情自然会消失。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如何面对传播科技的挑战，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这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
一、中国对外交流的历史回顾及其启示
中国原本并不封闭，而是一个乐于对外开放的文明国度。它对古代世界各国先进的文明（包括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等等），既有吞江吐海般的巨大的包容量，又具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极强的消化力。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外族入侵、以武力占据中原的朝代。但其结果总是这样：中原人民吸收了外族的优点和长处，同时对外族进行了同化，而且外族并不拒绝这种同化（或汉化）的过程。因此，各种边远地区的外族也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对外开放萌芽于商周，兴起于秦汉，鼎盛于隋唐，发展于宋元，动摇于明末，夭折于清初。这条简单的历史线索表明，中国在明末清初之前的漫长历史中都是对外开放的。因而，当时的中国也被世界公认为是高度文明和非常强盛的国家。
然而，在中国的明末清初之际，其时正是全球经济开始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实力强盛、科技发达和对外开放的大好时期。曾被美国总统里根称赞的未来学著作N·金格里奇：《机会之窗》一书写道：“公元140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先进的探险王国。那时，他们的舰队比欧洲任何舰队都强大得多，他们到过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探险。若能继续下去，也许他们已在非洲之角击败葡萄牙，并在大西洋沿岸与其相遇。这是每个中国人常引以为自豪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也就是说，中国本应该以更大的规模实行对外开放，但是，由于当时国内矛盾激化和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侵略威胁，明末清初的几代王朝开始反其道而行之，推行了“海禁政策”，从主动的对外开放逐渐转变为日益被动的闭关锁国。这是中国失去进入全球化文明世界的第一次历史性机会。
从此，中华国势日趋颓败。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其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代价是惨痛的：“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马克思《鸦片贸易史》）。
那么，导致近代中国积弱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的原因何在？除开中国数千年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式封建经济基础之外，消极地恐惧和应付外来的侵略威胁，也是重要原因。近代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外国人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从而危及甚至推翻自己的统治。可见，外来的侵略威胁和国内的“不满情绪”，是造成清王朝推行越来越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的两条根本原因。
事实上，在外来侵略和国内封闭双重矛盾的困境中，中国近代一批改革家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意识。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林则徐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魏源编著了《海国图志》，徐继畲编著了《瀛环志略》，这些著作为当时中国人“放眼看世界”提供了粗略的依据。其后在“师夷长技”的思想指导下，在清朝掀起了“洋务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思想、敢议论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使开放意识成为朝野上下一股不大不小的新思潮。这批思想家大都掌握一定的世界知识，不少人曾涉足西方，他们善于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中外对比中去论证清廷的改革方法。但是，中国近代改革家的言论多为某一具体问题而发，实用有余，理论不足。对外开放后的许多必然碰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中西文化的冲突、清廷和欧美的社会制度、中西道德观念冲突、中外合资后的经济前景、中国开放后与西方各国的关系等，他们很少涉及。这主要是因为，清廷对外开放是被迫的，缺少对外开放的社会实践，而且“开放派”与“闭关派”冲突激烈；加之，近代中国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剧烈，而且力主对外开放的改革家们自身在文化、理论和思想素养上也存在许多缺陷。这就使得近代中国人的对外开放意识，只能像黑夜中的点点烛光，一阵狂风吹来便可熄灭。因此，清朝无论采取闭关锁国还是被动的对外开放都只能寿终正寝了。
纵览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曾经几度强盛，强盛得令人叹为观止；又几经衰败，衰败得令人痛心疾首！拂去历史的积尘，我们便可以发现一条清晰可见的规律：当中国主动对外开放时，则强盛，而且愈强愈开放；当中国闭关锁国时，则衰败，而且愈衰败愈封闭。在中国历史上，强盛与对外开放，衰败与闭关自守，委实是两对不可分割的伴生物。
二、我国的信息基础工程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来，几乎各个领域都在全面对外发展，同时也在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观念、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从而为长期保守封闭的国家带来了许多的变化。政治方面，今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民主制度，甚至于已经走向一个中国化的民主制度；经济方面，中国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此，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一书甚至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新的世界强国，这并不是‘能否’，而是‘早晚’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复苏，紧接着便是其政治势力上升以及潜力巨大的军事力量的出现，这将是世界在21世纪必须面临的事实”。
然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我国的传播事业的世界化一直举步维艰，中国传播媒介在世界上的影响还远不能适应大国应有的地位。面临新的国际传播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国际传播政策的选择和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正变得日益密切。可喜的是，我国的国家信息基础建设在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竞相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浪潮的推动下，已于1994年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金桥”、“金关”、“金卡”工程以及科教网络的建设已开始启动。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召开了被誉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决定》着重指出，要“逐步建立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大力推动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的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决定》还强调，“要有计划地建立全国科技信息资源传输的设施，建设连接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教信息网络，实现科技信息共享和交流的现代化。”与此同时，还大力倡导信息活动和工作的国际化，以适应国际化经济的社会需求。《决定》有关信息工作的内容将指引和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
（一）Internet在中国
1994年中国作为第71个国家加入Internet。1995年前，国内屈指可数的Internet用户完全限制在教学和科研范围之内，商业用户几乎为零。1995年4月，邮电部的ChinaNet开通，从而结束了中国Internet上无商业服务的局面。一时间，中国Internet用户迅猛增加。有关资料表明，ChinaNet在试运行阶段的两个月就接纳了1000多个用户；国内的企业界近期掀起了Internet“域名”抢注热，希望通过在Internet上制作公司的Homepage抓住时机宣传自己的企业和产品，用比电视、报刊、广播广告少得多的花费，起到传统媒介所达不到的宣传效果。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办公室预测，1995年底中国Internet的在线(on line)用户将达到10万个。
目前，中国已有7条专线与Internet连接，它们分别是：教委128kb/s专线一条；邮电部ChinaNet 64kb/s专线上海、北京各一条；中科院高能所64kb/s专线一条；化工大学64kb/s专线一条；吉通公司256kb/s专线一条。但是，由于中国进入Internet的专线太少而且通信速率较底，随着用户数的增加，经常会出现拨号占线、信道阻塞现象。然而，随着专线数数目的增加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加强会逐渐改善这一局面。
正如中国英特尔总裁兼总经理安德罗·格罗夫博士所说，互联网络将加剧全球竞争。一个国家不进入网络，经济就会处于劣势。格罗夫认为，建立“网络社会”，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竞争和发展的问题。对信息的及时掌握缩短了作出决策的时间，加强了全球的竞争。为了保持竞争力，人们必须掌握和使用网络社会的工具：电脑和网络。格罗夫博士断言，如果一个国家不通过国家与外界连接起来，它就会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格罗夫说，他对中国朝着“信息时代”迈进的速度，印象极为深刻。他说，中国正在超越许多西欧国家，中国人对电脑技术的热情、对应用技术的开发以及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兴起等都是引人注目的。可以这么说，未来的经济将是网络经济，而中国已经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二）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
1.“金”字工程
“金”字工程是以三金工程为龙头，带动我国信息通信业的大发展。
三金工程即：
金桥工程：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
金关工程：建设外贸专用网及外贸业务有效的管理系统；
金卡工程：建设全民信用卡制度及信息交换系统。
在三金工程的旗帜下，各行各业陆陆续续提出许多“金”字工程：
金智工程：建设全国教育科研网；
金税工程：建设全国税务业务网；
金企工程：建设全国企业信息系统；
金农工程：建设全国农业信息系统；
金卫工程：建设全国医疗信息系统；等等。
“金桥工程”即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工程，是我国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之一，它与邮电部通信干线及各部门已有的专用通信网互联互通，互为备用，建成覆盖全国的中速信息通信网。“金桥”网可以传输数据、文件、话音、图像，将为金融、海关、外贸、旅游、气象、交通、国家安全、科学技术等各种信息业务系统，提供包括天上的卫星网和地面的光纤在内，天地一体化的完整通信体系。金桥工程利用经济信息系统开始起步。目前已与24个省、市签约，共同建站联网。金桥工程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在“金”字号工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国家的公用网和基干网，各应用系统均充分利用金桥网。
“金关工程”是“金桥工程”的起步工程，它将为海关、外贸、外汇管理和税务等企业和部分业务系统联网作出贡献，建立出口退税、配额许可证管理、进出口收汇结汇、进出口贸易统计等信息应用系统，加强和完善外贸管理。同时开展EDI应用试点。为在我国全面推广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和电子邮件业务，实现通关自动化和无纸贸易创造条件。
“金卡工程”即电子货币工程，它将为银行和内贸、旅游等有关部门服务，利用“金桥”网，联通和完善业务信息系统：为金融系统推行信用卡和现金卡，逐步实现现金存款和现金支付电子化；为商贸、旅游等行业提供新型电子支付手段，减少现金流通，提供方便。金卡工程首先从银行起步，同时也将大力推广种类繁多的卡基应用系统，将使人民生活更方便，更舒适，并逐步推行各种符合社会需求的电子增值服务，建立信息交换服务中心，共享信息资源，提供一个可靠的通信网络和公正、良好的信息服务体系。
“金税工程”是配合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为严格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流失而实施的一项全国性信息化工程。我们仅用半年时间初步完成了50个中心城市、涉及795个县的工程建设，并开始试运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铺开，并将分阶段建成我国税务管理信息系统。
“金智工程”已经落实，这就是教育科研网络采用三个层次结构：网络中心、地区网络中心和高校校园网。服务内容为：电子邮件、图书情报查询系统、电子新闻、文件传送、信息开发服务、科学计算、远程教学、多媒体通信、网络目录服务、教学管理信息系统。
其余的金字工程目前大多在计划中，如“金农工程”涉及农业的信息系统，全面工作尚未展开，其中一个子系统——菜篮子工程全国联网则正在进行中。“金卫工程”也在规划中，据悉，要将全国300家医院信息系统联网，并构成远程医疗系统。其他“金”字工程还在不断提出，处于规划和酝酿阶段。
2.政府部门开办的行业信息服务网
新华社的经济信息、国家信息中心的增值网、内贸部的商情与物资供求信息网、铁道部的铁道运输管理信息系统、煤炭部的煤炭管理信息系统等，这些机构由于拥有政府机构的资源与权威性，因而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如新华社通过其技术局、编辑部和通信网为“中国经济信息”提供技术支持、信息源与服务系统，并通过在各地的分社推销。由于信息量大、内容广泛、有权威性，目前在国内拥有最大的读者群，年收入超过1亿元。
3.民营在线信息服务网
政府部门开办的信息服务网的优点在于资源、资金相对较为集中，能够有效地搞大规模的开发利用；缺点是对市场需求的反映不十分灵敏。而民营网则以小型居多，由于他们具有“灵敏的嗅觉”，能够更好地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因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目前，我国民营网的具体数目还无法统计，因为很多还处在业余、半公开的萌芽状态。仅在北京地区大概就有20家，其中，有些服务网的信息内容是朝着综合信息的方向努力，目标与读者群是企事业单位、知识阶层、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
总的来说，中国的信息业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但中国的信息业已经开始起步了，中国不仅已经在着手建设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而且正积极与世界接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决策者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一历史时机，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信息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不能及时而又充分地重视信息工作，我国将不能及时地跟上国际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步伐，中国的富强和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林的历史宏愿将不可能实现。
（三）必须建立多国语言及文化的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
如果以全球信息网为代表的、由美国主导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按照目前的样子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切以美国的语言、美国的思想、美国的文化为核心的局面。不难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将沦为美国模式的变种。
而美国的高科技制造商是不会去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即使世界范围的通信统一使用美国语，美国人非但不会有什么障碍，反而只会感到更加方便，况且这也是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刻意追求的。因此实现多媒体高速公路的国际间的通信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不仅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紧要课题，对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信息网时代争取建立新的信息与传播秩序，我认为，随着计算机一天天地进入大众化时代，就是要争取使多媒体高速公路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和硬件，按照以各国的特点和文化为基础的想法来进行开发。
为了做到建立世界通用的、使世界上每个人都能真正受惠的计算机及通信手段，现在就有必要从其基本部分重新加以认识。例如，现在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能对应多国语言的计算机结构，至于多媒体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在多国语言环境中，才能够使中国、日本、阿拉伯等各个国家之间平等而且尊重各自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交流。等到有朝一日以各国固有的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用网络将世界连接起来时，才会有更多的人享受到多媒体高速公路的好处，才有可能实现真正国际间的和睦相处。
以上正是中国在开始建造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时必须考虑的，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网络系统，但不能一味照搬美国模式。
（四）可能崛起的“中国网络文化”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同日本学者池天大作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指出，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外来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系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国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道理就在这里。对世界著名学者汤因比的这番论述，池田大作也表示赞同：“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
1988年，《日本经济新闻》对2000年世界语言的经济实力进行了模拟调查，其结果表明：英语的地位与现在没有变化，但汉字语言圈的比重却大幅度增加，以至在语言方面也将出现“亚洲时代”。英语在70年代和80年代都保持在35%左右，到2000年仍然占绝对第一位，即34.9%。日本语，从70年代占第4位上升到80年代占第3倍，到20世纪末将达到11.4%，与俄语保持微小的差距。明显有了跃进的是中国语，它由80年代的第7位将上升到2000年的第5位，即由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1%升到5.3%。在这次预测中没有涉及东南亚各国的中国语的经济力量，如果再加上这个因素，中国语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是不可忽视的。就亚洲来说，朝鲜语到2000年占1.2%，对占第10位的葡萄牙语将构成威胁。中、日、朝语构成的汉字语言圈的经济实力，将占全世界的16%（《日本经济新闻》1988年8月6日文章，题《汉字语言圈跃进》）。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不仅具有政治凝聚力，而且还具有日益增长的全球性的经济实力，极有可能在“放任权力和自我授权的”全球性网络上形成“中国网络文化”。
三、宏观调控国际信息传播
随着全球网的建成，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跨国资料流通、计算机、资料处理等问题成为一些工业化国家决策的中心。事实上，现在美国超过50%生产都与基础信息事业息息相关。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必要迈入信息时代。同时，一些国家在另一些国家内进行信息殖民，这是信息时代的公共政策的一个焦点性问题。而第三世界国家显然就是“另一些国家”。
在这里最直接的影响是一个文化问题。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它们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如果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华被某一种文化所取代，这对人类将是一种灾难。为了未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措施来维护本国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面对世界文化垄断化的威胁，发展中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进行宏观调控，是它们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关键措施之一。
这种宏观调控不是仇视西方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中。国际信息与传播交流在当今世界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它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使一种文化消亡。关键在国家的决策机构采取什么政策。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家主权对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进行宏观调控，就是掌握主动权的战略。正如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的，要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抵制腐朽文化思想入侵：“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意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信息和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思想进行坚决地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的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第43—44页。），在这一点上，第二世界国家的一些作法值得我国借鉴。
据J·V·克莱恩说，197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以预测信息交流的未来。克莱恩在其报告中声称：
“加拿大下一届政府的主权将深深依赖于电子信息传播。如果我们希望拥有一份信息文化，那么我们将继续通过广播和电视来实现这一点。如果我们希望掌握我们的经济，那么我们需要一个老于世故的电子信息传播手段，在加拿大发展并拥有符合加拿大要求的系统。为保持我们的纯粹性和独立性，我们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能力有效地掌握数据库、跨国的数据增贮，以及信息服务的内容……”
当论述操纵未来信息交流活动时，这份报告使用了对于政府来说异乎寻常的强硬口气：
“除非可行性项目现在正在着手进行，加拿大的纯粹性将在两个主要领域受到危害。首先，加拿大人已经被外国无线电广播所淹没，并且一个新降临的难题是迫切的需求。同时，存在的一个危机是，外国人有兴趣达到一种协议，来分享一个主要市场——资料处理业务市场，这样做甚至会使资料库的信息储存也变成外国‘血统’。其次，加拿大深深依赖于电子传媒技术的进口。在某种程度上，例如卫星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加拿大又是技术进步竞争的最前沿。技术进步的利用需要公众支持，从而不致引起公共基建上的巨大消费；这是能够提供工作机会的生产性的、国际水准的一种竞争。时间很重要，我们今天失败的事，明天也不可能成功。”
总之，像加拿大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已经意识到了全球化国际传播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技术和经济领域的信息传播范围，而导致一系列复杂的文化、政治以及社会方面的问题。加拿大已经着手建立自己的能有效抵制外国媒介入侵的媒介系统，法律系统，以确保加拿大文化的纯粹性和法定主权的广阔范畴。在这里，加拿大是一个较早和较好的例子。可作为其他国家从事无线电、网络城市建设的榜样。
另外，新加坡的媒体模式也是成功的典型。新加坡能够在不断取得高经济增长、大大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识的同时，杜绝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弊病，保留亚洲社会的特性和本质，也避免了其他国家或地区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普遍可见的弊病和问题包括：社会失序、价值解体、道德沦丧、家庭崩溃、毒品泛滥、罪犯横行、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贫富悬殊、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等等。而新加坡的独特媒体模式正是它的整个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和其他因素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加坡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现代化不一定要西化”。
众所周知，国际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着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不平衡。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依靠经济、科技的强势使信息传播单向流向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建设国家信息基础工程以逐步纳入全球化传播体系；另一方面就目前而言，还不得不采取适度堵截的方法来抵御西方传播媒介，以防范西方传媒对本国政治、文化和认同意识的冲击，同时，力争建立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但从明确的情况看，效果不甚理想。堵截的方法，不但成本越来越大，而且由于高等技术的采用，堵截越来越困难，也容易引起本国公民的议论。而国际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技术援助和本国投资。这又非短期所能达到。但从长期来看，这又是必须贯彻的，因为无论就政治、经济而言，它都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问题。因此，最根本的政策还是要根据国际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特征，从各方面积极发展自身、强化自身、完善自身，以此来抵制“信息殖民”。毕竟，“堵”只能暂时地、部分地解决问题，“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兴”即兴盛和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广播电视节目等各种信息内容，在本国广大人民心中树立起既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又要爱惜自己民族文化的意识，在人民心中筑起抵御外来糟粕文化入侵的“长城”。在以“放任权力和自我授权”为特征的全球化传播时代，最终，文化的较量才是最后的较量。
1.发展和完善本国的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使其真能抵御外来的诱惑和挑战，真能维护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随着国际信息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外部世界的种种面貌、不论是经济活动还是政治体制，不论是科技卫生还是文化教育，不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待人接物，不论是伦理道德还是生活习惯，统统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品味也让人比较，会有人挑剔也会有人向往，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各国的执政力量唯有清正廉明、励精图治、完善民主和法制、真心实意为本国人民服务，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各民族唯有不断地学人所长、补己之短，不断更新自己的社会机制、推进自己的经济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如不努力就难于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同一性，就难免会有国家解体、民族涣散之虞。
2.致力于提高本国传播媒介的国际竞争能力、提高本国受众对本国传播媒介的信任度和向心力，并进而战胜外来媒介、信息，消融外来文化。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日趋增强，新闻传播手段日趋现代化，传统媒介的硬件设备已逐渐接近国际水平。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已有条件和西方新闻媒介展开竞争。问题在于我们得进一步改革我国传播媒介的运行机制和新闻工作的观念。我们知道，一家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力是由媒介满足受众需要的程度和信任度所决定的。这包括媒介传播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广泛性、分析的深刻性以及宣传报道的艺术性。在与国际传播媒介的竞争中，中国传播媒介所要建立的目标是，第一步，对中国事物的报道，要在国内的受众中有强有力的权威性，即要让中国受众建立一个共识：中国事物的报道，只有中国的传播媒介才是真实可靠的，可以信赖，其他的各国媒介至多只能参考一下而已。第二步，要在国际上树立相当的权威性，即要让世界各国受众认识到，对中国事物的报道，只有来自中国传播媒介的才是真实可靠的，从而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牢牢吸引住国内受众，进而吸引住世界各国受众，和西方媒介一争高低。
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国传播界同心协力、艰苦工作。目前，我国的传播界特别要明确一点：与50年代传播环境不同，我国目前的传播环境是在开放环境、与世界各国传播媒介的竞争中进行信息传播。这需要有新的传播观念。比如说，我们要争取新闻的第一时间，大众传播称为首因效应，指人们的第一印象一旦形成便很难被后来的异质信息所动摇或修正。这就要求改变我们新闻媒介对一些重要事件报道“后发制人”的旧方法。在50年代，我们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受众的消息来源单一。“后发制人”是有效的。而在全球开放的环境下，只有争时间、抢时间，才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在封闭的传播环境下，一般的新闻报道基本上采取“一面讲”的方法，即只传播一种观点、看法，而在开放的环境下，必须采取“两面讲”的方法，即正面的观点、反面的观点，或正确的观点、错误的观点，或友好的观点、敌对的观点都公开报道，并加以分析才有助于受众明辨是非，以正视听。在和国际传播界的竞争中，更应该倡导刘少奇在50年代新闻改革提出的“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赢得国际、国内受众。
3.电子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也为繁荣民族文化提供了机遇，那就是信息技术上的革命分割观众和听众，信息传播日趋个人化。“第三次浪潮到来，使强大的群体化传播工具被非群体化传播工具所削弱。报纸逐渐失去读者。大型杂志被小型杂志所取代。……内容不同的电台吸引了不同专业爱好的听众。强大而集中控制生产形象的电视广播网一统天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有线电视进入美国家庭，使观众非群体化，……所有这一切的共同特点是，把观众分散。每分散一次都增加了文化的多样性。”（阿尔文·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1983年，第17—18页。）从本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发达国家里的个人已经从过去的有限选择过渡到感到产品过剩的转变。广大受众将来感兴趣的不是“广播”(broadcast)而是“窄播”(narrowcast)。例如，目前，不通过卫星，美国人已可以在家里接收到1000多个电视节目，假如把《卫星电视周刊》上的Satellite Tv Week上面列的150多个电视频道也包括在内的话，美国人一天可以收看到的节目又多了2700个或更多。信息社会信息传播小众化和大信息总量的传播特征，同样对各国媒介如何提高本国传播媒介的可信度、竞争力提出了要求，而且似乎更为迫切。
同时，这种发展趋势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国家通过语言文字、行政、法律、经济、技术、文化评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对民族文化采取扶持政策，生产出富有民族特色、本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电视、广播、网络多媒体节目，以在多种国际信息传播渠道中争得一席之地，吸引本地的观众，保存民族文化，最终建成本国的信息文化。因此，“新的全球传播体系很可能是执行更加多元化的方针，而不是在全球执行清一色的方针，像第二次浪潮时代的旧传播媒介所做的那样。所以，全球化和清一色化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将要看到的可能不是已故的加拿大传播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测的单一的世界村，而是好几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村——全都用电线(line)同新的传播媒介系统联系着，但是又全都努力保留或提高他们的文化。道德、民族或政治个性。”（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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