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助推对自贸区人力资本集聚作用的影响
杨凤岐1，刘 军 2，袁庆宏3
（1.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天津战略研究院，天津300204；2.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100872；3.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300071）
[摘 要] 介绍中国自贸区发展及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并阐述政府助推需满足低成本运行条件。禀赋效应挑战交易成本理论，强调助推计划与开明家长式政府重要性。通常情况下迁移和换工作都是理性决策，但民众会观望，外籍人士会困惑。依据真实损失-收益效用曲线，薪酬加倍战术是可行的。各地高端人才难求，高比例流动、不间断式人才库可能是解决之道。招才引智须有长远规划，政府助推、企业响应和个体互动缺一不可；个人事业发展、幸福感和归属感是留人法宝。各自贸区有竞合关系，需统筹协调、错位发展。海南自贸区有全域开放特点，意义重大。正确运用交易成本和人力资本理论是现实需要，亦需提升自贸区人文环境和未来发展潜力。
[关键词] 人力资本；交易成本；自贸区
一、自贸区发展需集聚人力资本
随着海南自贸区①与河北自贸区②建设步伐加快，中国自贸区正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仅从区域面积看，海南自贸区遥遥领先，而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等自贸区面积一般都在120平方公里。但“1+3+7+1+6”③发展梯队与模式各有侧重，优势产业、资源禀赋及区位优势也各不相同，需要有针对性地发挥各地比较优势，起到先行先试与开展风险压力测试作用。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比物力资本更具主观能动性，其渊源甚至能追溯至王阳明心学。钱明和鲁壵（2016）认为主体意识觉醒是王阳明心学与互联网时代共通之处。在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本变得愈加重要；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力量对比也发生显著变化，人力资本主义 (Human Capitalism)正日渐形成。杨壮（2015）认为在互联网共享经济时代，大多数行业的企业老板对员工的依赖已经大于员工对该企业老板的依赖。由于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是决定企业能否实现战略目标的核心要素，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与更加重视智能制造和高端服务业，人力资本的主导作用会愈发凸显。例如作为改革实践者与统领者，沈晓明（2018）在提及海南自贸区人才短板时表示，“海南人才匮乏，尤其是产业人才和国际化人才缺口较大”。因此，在中国自贸区范围内如何实现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乃至与其它各类非人力资本的有机组合和优化配置，就显得愈发重要且具有现实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一般可经由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和人口迁移等来实现[1]。换言之，要提高某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并实现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主要可由上述几种方式来实现。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等资源禀赋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不能偏重一隅。在世界范围内，尚没有哪个国家仅单方面依靠物力资本积累或人力资本集聚就能实现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即便有发展，也一定是不均衡、不可持续的中低速发展。
空气质量和VOCs的任何指导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此外，某些化学组成与特定健康结果之间的联系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寿命、暴露、累积反应和与其他化学品的相互作用，将变得明朗。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需要更多的工作和关注。
二、政府助推有利降低交易成本
从我国自贸区“1+3+7+1+6”推进态势看，其整体布局契合“一带一路”倡议；既突出重点，又面向未来，展现了陆海联动、东西互济格局。在政府助推④计划下逐步实现由点到线、连线成面式制度创新与突破，则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理查德·塞勒（Richard H.Thaler）认为在选择体系的任何方面都不宜采取强制方式，应鼓励人们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放弃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还应以理性预期去改变人们做选择时的经济动机和行为并将副作用降到最小。换言之，助推不是行政命令或强制，而是尽可能赋予人们做出自由选择和更好决策的权利。此外，助推不仅适用于私有或民营经济，在政府部门也可获得推广。要使民众首肯开明家长式政府⑤（Libertarian Paternalism），则必须满足低成本运行条件[2]。
依据科斯(Coase，R.H.，1937)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能决定企业边界。当然其最难实现的前提假设便是交易成本在任何条件下都为零，而这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交易成本过高，无论对经济发展还是人力资本集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甚至能引发经济衰退和人才流失等负面后果。我国自贸区改革紧紧抓住“放、管、服”这个牛鼻子，促进实现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⑥，就是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带动我国整体贸易水平向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靠拢，同时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协作。由于实现政府助推必须满足低成本运行条件，因此长期来看，降低交易成本，无论其是显性的、隐性的，亦或是不合理、不必要的，都会对自贸区改革产生推动作用。
语音研究应该采用相对化和归一化的数据，而非绝对的数据。（石锋，王萍2006）据此得到的研究结果才会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声调分析全部采用相对归一的T值计算（石锋1990），声调T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三、政府助推提高民众心理预期
④助推（nudge）原意是用胳膊肘等部位轻推或触碰某人身体以引起注意，寓意为提醒你在犯错误并要助你回归正确道路。政府助推强调加强政府引导和服务职能，尤其涉及园区规划、全产业链招商和人力资本集聚等事项。
其中客观职业生涯成功往往由外显的、可计算及易被认可的薪资、职务和岗位层级等指标来反映（Hughes，1937）；而主观职业生涯成功内涵更广泛、影响更深远且面向未来，是个体对其一系列职业生涯经历的主观反思[6]。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总体性主观职业生涯成功量表已借鉴吸纳工作满意度、职业生涯满意度、雇佣能力以及职业承诺量表等合理内核，统合了个体过去成功与未来潜力，是动态的且更为个体所看重（潘静洲、周文霞，2015）。简言之，客观职业生涯成功是个体能否做出迁移和换工作决策的敲门砖和本钱，主观职业生涯成功是对自身发展前景、价值观和风险意识的反映，而政府助推计划一旦获得企事业单位响应支持，就会发挥巨大影响力，最终影响到员工对所在企业、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从而左右他们是留下还是离开。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是国家文化和地区文化。我国各自贸区横跨大江南北、纵贯东西，不可能是单一文化，一定有亚文化存在。应珍视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发挥好各自的区位优势。举例来说，集体主义文化在土耳其很流行，员工家庭成员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其组织承诺和离职意愿。此外，组织中的责任（问责）机制也依国家文化而定，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责任文化，一般可由个人—集体主义、文化凝聚力和权力距离来体现（Gelfand，Lim&Raver，2004）[7]。在这一方面，自贸区恰好可发挥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有传承、易感召的优势，广纳海内外人才。
四、政府助推具体政策和措施
首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已实现了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其外来人口占比相当高。我国自贸区招才引智政策应学习北京模式，鼓励高端人才来此短期访学、工作和逗留。从总量上看，源源不断、高比例的人才流动，能极大改善当地人才结构和整体素质并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举例来说，在面积不足两个北京市的以色列，就有250多家跨国公司高端研发实验室，其中有80家来自世界500强企业。仅这些实验室每年就吸引无数英才在此工作和生活并帮助以色列成为创新之国。在我国自贸区中，深圳已在效仿以色列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效。事实上，有多位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青年访问团成员在比较北京、上海和深圳时，已将深圳评为现代宜居大都市。
建议开设心理咨询门诊，当病人消极情绪严重且护理门诊无法通过相关诊疗及护理宣教顺利排解时，建议病人进行相关心理咨询，及时消除不良情绪。
⑦卡尼曼称之为第二思考系统（system two），有别于第一思考系统即直觉思考模式。
从宏观来看，政府助推需关注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培训和迁移（移民）政策，正确发挥好引领作用以集聚海内外各类人才[5]。由于我国自贸区建设尚处于实验阶段，除海南自贸区和上海自贸区⑩外，国内其它自贸区面积都不大于120平方公里，大多毗邻都市主城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招纳、吸引人才条件。有些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和广州，当地不仅有丰富教育资源，经济富庶，且历史积淀很深，从古至今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城市对国内外高端人才的需求还是十分迫切，纷纷出台各种吸引人才定居、工作或短期交流访问的助推措施。大家较为熟悉的有人才绿卡制度、国家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创新创业人才梯队，以及当地自行制定的各项配套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往往涉及住房和购房补贴、户籍或永久居民身份、医疗和社会福利、科研基金和创业基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减免、配偶和子女生活补贴及出入境便利条件等。应该说，政府制定的这些政策具有针对性强、可复制、可推广和易于检查评估等特点，但大家对其长期性和持久性信心不足，外籍人士很多时候还在犹豫观望。
高端人才相较中低端人才就业与择业机会多，薪资水平更高。由于其所掌握知识、技能和经验以及见识和远见更多，往往对所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更加挑剔且充满期待。卡尼曼等在实验中发现，人们普遍厌恶风险且其收益、损失效用曲线并不对称。通常来说，损失同等金额的金钱所造成的痛苦与获得两倍或三倍金额收益所带来的喜悦效用大体相当。这充分证明人们是普遍厌恶风险的，要让人们放弃既得利益，至少要付出两倍或三倍以上的代价才可达到。例如，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官员被问及如何吸引世界一流人才来迪拜定居工作时，他们表示酋长从不担心人才不来，只需在其当前薪酬水平后面加一个“0”⑪即可。有意思的是，当被再次问及如何吸引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此定居工作时，答复是在其薪酬后面加两个“0”。此外，酋长还十分关心在此生活、工作的人们是否有幸福感和到底有多幸福⑫。
改革实践中，各地自贸区政府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完善市政道路管网、优化配套居民区各项服务设施（如绿地公园、教育、餐饮和养老托幼等），以及增设轨道交通密度和频次、顺畅接驳空港和高铁站点，同时倡导实践法治社会、绿色环保、宽容开放、和谐共荣的大环境，已对在此居住或即将迁移到此的国内外人才产生吸引力。当然，一个必不可少的大前提是这里能有他们心仪的工作机会和良好发展前景。反面例子是美国底特律城因汽车业衰落和治安荒废而破产⑬、日本因“失落的20年”而造就的低欲望社会⑭以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英国港口城市利物浦⑮。在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中，除沈阳、哈尔滨和长春这几个核心城市外，其余各地都呈现出人口净流出趋势。国内其他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涌入的往往是本地偏远地区人口，农村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十分普遍。由于大都市圈提供了绝大多数就业岗位并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该“涌入效应”⑯中短期内还会持续。在这一人口迁徙与外出找工作大潮中，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人们愿意向经济发达、法治良好、交通便捷、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文化繁荣以及改革开放前景好的地区集聚。
五、政府助推促人力资本集聚模型
通常情况下，年轻人相较年长者更容易实现迁移，受过良好教育、有工作经验且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能找到好工作（贝克尔，1993）。迁移与找工作过程中付出的高额交易成本，无论显性的、隐性的、制度内的、制度外的以及合理与不合理的，均会妨碍人力资本集聚目标达成。这一规律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都成立，对本国人才、外国人才以及高端人才和中、低端人才均适用。解决之道是以开放倒逼改革，不断转变提升政府职能，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与吸引力。以上海自贸区为例，其改革实践走在全国前列，扎实推进各项“放、管、服”措施，显著降低各类企业和个人交易成本。具体措施包括“先照后证”、变事前强制审批为事中事后有效监管、“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跑路”、“从网上办向马上办、一次办转变”，削减压缩了审批流程，同时强化了政府职能。其最新推出的人才“居转户”政策更是深入人心。
然而，各自贸区宗旨和使命略有不同，导致其所需人才结构也各有千秋。以深圳自贸区为例，高科技企业目前急需白领科学家，而不是一般科技工作者，急需创新型复合型领军人才，而不是刚出校门的毕业生。而内陆型自贸区如西安、武汉、郑州、成都和重庆等，有的为留住优秀大学毕业生已开放户籍制度、给予住房补贴和安家费等。为吸引人才到来，天津也曾实施与武汉类似的“抢人”大战，结果导致大批北京毕业生来天津落户。新增广西、云南和黑龙江自贸区，由于地处边陲，工资水平低、公共服务不完善不发达等原因，目前尚有人才流失的隐忧。
在工分的稀释化中，队干的补贴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有学者[注]李屿洪：《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特殊”工分——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认为，正是各级干部的补贴工过高，致使工分值被拉低，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从而导致集体劳动效率的低下。
作者总结参加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2018（武汉）年会访谈经验，认为国内人才与国外人才对我国自贸区政策解读、预期和权衡有显著不同，其自身“心理资本”多寡也能影响到是否迁移和换工作，乃至后续生活态度与工作绩效。例如某位林姓华裔美国学者谈到，“至少要来去自由嘛”、“跟美国比中国工资还是低的”。另一位白人美国女教授（研究创造力）抱怨无法使用谷歌搜索引擎，缺乏相互信任、交流和依靠的科研团队，不会汉语，配偶和子女一旦来到中国要么难以适应，要么干脆不肯来，来了之后其职业生涯亦受损。另有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华裔教授坦言：“我是很成功的。美国是一个美丽国家，现阶段只有不那么成功的华人教授才愿意回国”。
还有一对华人夫妇均在美国获得教职，为知名学者，育有一对儿女。丈夫半开玩笑地说，“只要在上海给我一套300平米的住房⑰，我就回国”。另一位已在宁波某高校工作数月的加拿大籍女教师则对目前生活和工作表示满意，觉得中国人热情、友善，学校还专门为其配备了助理，解决了绝大多数难题。有位在北京读博士、后在中科院系统留任的陕西籍男研究员表示，在北京很容易找到归属感，喜欢这里的氛围，加之在北京住久了，非常熟悉热爱这里，就决定留下来了。谈及国内住房条件和社区氛围，下一届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候选人之一的某学者建议借鉴台湾新竹工业园模式，为外籍人士专门打造北美小镇，用世界一流人居环境和工作氛围留住人才。
相比政府兴办教育和提升医疗卫生水平，加强企业培训、重视人口迁移对人力资本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加直接。而当人们做出迁移或换工作决定时，往往要经历缓慢思考过程，几乎不可能是一时冲动。最可能的结果是经过深思熟虑且与亲友多次商量后才能确定下来，甚至权衡再三也无法做出取舍。从这一特征衡量，是否选择迁移与换工作是典型理性决策，需卡尼曼所称的非直觉思考系统辅助决策，而人类这一系统具有缓慢、懒惰和受局限等特点。因此，政府制定招才引智政策时应更注重合理、对等、方便比较和长期时效，不应倚重短期效应。
幸福感和获得感离不开心理比较。既然人们普遍厌恶风险且对自己拥有事物评价过高，那么不妨以增量（各种收益）补减损（各种机会成本），且最好按2.5:1的比例及时兑现，以减轻人们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误。另外，最好分门别类设立账户（心理账户），便于人们做出比较和控制开支。如此便是助推而非强制、是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而非追求短期效应。具体来说，那些已取得一定工作成就、经验丰富，同时又对现状不满或面临潜在损失的人才，最易被吸引到自贸区来。对已功成名就或在某一领域独占鳌头的世界一流人才，应积极邀请其来短期访问、讲学或工作；不必追求永久拥有，但求共同奋斗。而对那些有潜力、有理想、有抱负的未来之星，政府和企业应合起手来做好吸引、安置、抚育和培训工作，增强其职业发展信心和归属感。在此过程中，员工对其自身主观、客观职业生涯成功判断、政府是否实行减低各项交易成本的助推计划，以及难得的工作良机、健康的人文社区和开放包容的工作环境，都会对员工幸福感和归属感产生巨大影响（见图 1）。
2018年5月，第四届现代家政产业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的熊知行楼召开，受到参会嘉宾的一致好评，在家政行业内引起积极的反响。在家政人的期待下，2018年11月24-25日，第四届现代家政产业创新发展研讨会孕婴童专题研讨在清华大学的熊知行楼进行，来自主办方单位负责人、职业院校研究学者、行业专家、行业从业人员近200人出席了本次活动。此次活动由全国妇联人才开发培训中心、《家庭服务》杂志社、清华大学老科协现代家政产业研究发展中心、北京市海淀区智慧社区与家庭服务协会主办。
在衡量利益得失方面，塞勒在特沃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前景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禀赋效应，即人们非常不愿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以至宁愿抱残守缺也不去冒“合理”风险。禀赋效应的存在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造成了一定冲击，因为该理论主张即使不考虑交易成本，所有权最初分配状态也会极大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论及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塞勒认为其是唯一能有效组织并调动相关资源的主体。假如政府能向普通民众提供更多自由选择，同时以鼓励性助推政策和措施代替先前的强制禁令，那么政府部门会得到精简，执政能力也会迅速提升。该主张与我国政府不断实现华丽转身，向专家型和服务型政府过渡不谋而合。在塞勒看来开明家长式政府较为中庸，既能保障政府在底线思维之上的行政权力，也能保护公民依法、依规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利⑨[4]。
图1 政府助推促人力资本集聚模型
六、讨论和展望
各自贸区间有一定程度竞争关系，例如武汉市在校大学生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却仍受人才短缺困扰，可能原因是被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吸引，造成人才净流失。换言之，国内外优惠政策对本地人力资本“虹吸作用”⑱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应统筹制定各自贸区及下辖片区人力资本集聚政策，谋求错位竞争与发展。对海南自贸区与河北自贸区，应特别制定长期规划，分步骤实施。这两处自贸区有独特作用、幅员广阔且意义重大。在海南自贸区，有专家称可在某些县全域开发高科技农业，同时保留海南现有重化工业。河北自贸区涵盖京、津、冀三地，雄安新区是重要一极⑲，正处于开发建设当中，未来可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例如国际化教育和旅游，以促进语言通、民心通。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带以及京津冀地区，将组成我国自贸区核心地带并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做出贡献。
如何在实践中正确运用交易成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同时重视人类认知偏误并制定好政府助推计划具有重要影响。依据塞勒心理账户理论，自贸区薪酬改革应多设置“增量项”并提高政策连贯性和长期性，以增强人们对未来看好预期。根据卡尼曼风险厌恶理论，我国自贸区管委会应在辖区内尽可能消除人们在做出迁移和换工作决策时可能感知到的风险因素，以增强确定性、消除怀疑和犹豫。此外，政府和企业还应重视和保护确定效应（certainty effect）⑳，即普通人在做决策时会更加重视结果确定的事物。这要求政府和企业必须信守诺言，提高信用等级。在时机成熟时，推动自贸区周边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和企业培训，也会对自贸区人力资本集聚产生助推作用。实践中已有创新创业大赛、职业技能大赛和各类突出工匠精神、国际化视野的会展活动，也会促进人才交流与流动，实现低成本优化组合。
高房价对人力资本集聚作用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至少不是第一位的。雄安新区遏制炒房投机的措施值得借鉴。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达地区和重要城市房价一般都不低，这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未来应大力发展同质化城镇，保证其在绿地、水体、交通、购物以及教育、医疗和治安等方面符合同一标准。“人是很理智的，把环境和规划做好，又有就业机会，他/她会自动来，尤其是高端科学家和企业家，会受到很多邀请、选择非常多，更需要……目前中国城市建设在‘多、快、好’三方面欠缺‘好’，例如对山河湖泊、历史文化古迹保护不到位以及没有推广浪漫精致设计理念等。北京城市发展难题是一个人承担了五六个人体重，应提倡星座城市和城市族群设计思想，同时突出人文价值、市民需求、系统科学和艺术表现力”（刘太格，2018）。如果说设计一座城市是与土地谈恋爱（刘太格，2018），那么实现自贸区人力资本集聚效应无疑就是双方共同步入婚姻殿堂，需要的是耐心、勇气、远见和相互扶持。
在生命观念建构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揭示隐含于生命观念中的原理与规律，使学生能有效地进行生命观念的迁移，解决生物学具体问题，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
①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6月3日，经海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调研、统筹规划，决定设立海口江东新区，将其作为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先行区域。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表示，中央在设立“1+3+7”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基础上，支持海南建设自贸区，意义确实十分重大。国内之前的11个自贸区总面积为1300多平方公里，现在海南自贸区3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11个自贸试验区面积总和的27倍，是香港的32倍，是新加坡49倍，是迪拜的9倍。但海南当前存在3个短板：一是经济结构外向度低；二是市场主体少、规模小、实力不强；三是人才匮乏，尤其是产业人才和国际化人才缺口较大。以下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均简称自贸区。
②2019年8月30日，中国（河北）自贸区正式揭牌。其面积约为119.97平方公里，与上海自贸区临港片区类似。河北自贸区方案共涉及保定、廊坊、唐山和石家庄四个地级市，分别是雄安片区、曹妃甸片区、正定片区、大兴机场片区。
③2019年8月26日，我国新增6个自贸区，分别位于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和黑龙江六省。“1+3+7+1+6”依次指上海自贸区，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自贸区以及海南和上述新增6个自贸区。
我国发达地区政府已获专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美誉，其在园区规划、招商引资与扩大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吸引人才、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增强民众理性预期也贡献颇多。政府助推各项政策和措施是否深入人心，能否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其是否符合行为经济学原理且能提高当地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通常情况下，主流经济学理论假设每个人都有爱因斯坦的高智商、与计算机相同的记忆力以及圣雄甘地般的坚强意志力。在有些人心目中，这些假设已成金科玉律，而现实却大相径庭。卡尼曼 （Kahneman）、塞勒（Thaler）和桑斯坦（Sunstein）等行为经济学家不同意上述假设，认为决策失误、冲动购买和错失良机等行为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通过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教会猿猴用代币购买食物，卡尼曼等发现人类认知偏误不仅客观存在且由来已久，几乎贯穿人类进化史（约350万年）且有150种之多。这些系统性偏差具有特定方向、结构和特征，几乎不可能被根除，只能通过反思或提醒（助推）得到减弱。人们熟知的例子有大家普遍厌恶风险、重视现在且忽视未来以及过度自信、理性思辨与直觉思考交互影响等。人们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理性思辨⑦既费力又缓慢、因人而异且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总之，人们能理智地进行逻辑思辨的推理能力是有限的。李宝良和郭其友（2017）将上述人类行为特点总结为三个有限：即有限理性、有限意志与有限自利⑧[3]。
注释
⑤也有译为自由意志家长制的。自由意志指要保留人们自主做出决策的权利，而家长制提倡适当影响人们决策过程，以使结果对其更有利。
⑥作者理解“放、管、服”分别指开放和放权，管理到位又不滥用职权以及服务不可或缺；例如在上海自贸区实行的先照后证政策获得企业好评。而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关系是先有贸易自由化，然后在实践中摸索改革，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贸易便利化条件和手段。
(1) {{1,2,4},{1,2,5},{1,2,6}}中的一个子集,{{1,3,4},{1,3,5},{1,3,6}}中的一个子集,和{{2,3,4},{2,3,5},{2,3,6}}中的一个子集是Y中顶点的色集合,因此，1,2,C(ui), i=1,2,…,10,从而每个C(ui)只能是以下集合之一:{1,2,3,4,5},{1,2,3,4,6},{1,2,3,4,5,6},得出矛盾。
⑧即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也会兼顾到社会公平和正义等问题，并非仅考虑其经济利益。
寓园大功告成后，祁彪佳归农之兴尚殷，于是又建丰庄和豳圃。丰庄在园之北，是一片田园。“十月纳禾稼，邻火相舂，荐新粳，增老母一匕箸，及蚕月，偕内子以居焉，采桑采蘩，女红有程课。……余将以是老矣。”豳圃在园之南，是果园，种有桑树及梨、橘、桃、杏、李等果树。“每对田夫相慰劳，时或课妇子挈壶榼往饷之，取所余酒食啖野老，共作田歌，呜呜互答。”[3]432祁彪佳在著述中常有提到陶渊明，并引以为楷模。丰庄和豳圃，既是其理想的养老之地，更是其对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最好注解。
⑨参见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著《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4月第3版，推荐序二，作者何帆；经作者整理。
⑩海南自贸区覆盖海南省全境；包括各离岛在内，如三沙市。2019年8月6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在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设置新片区；主要包括临港地区以及奉贤东部地区，面积为119.5平方公里。
⑪郭爱军称其为加零战术，意味着用十倍薪酬来吸引世界各地一流人才来迪拜并服务当地社会。
在巩晓彬等人相继退出球队之后，山东男篮对于外援的依赖越来越强。大浪淘沙，像阿尔斯通、埃利斯马等一批在中国赛场打出名声的美国外援，以其快速灵活、得分能力突出的特点，开始成为山东队的选择。2004年，一个身材粗壮的左手将进入山东男篮的视野。麦克·图科，开始了他跟山东男篮合作的第一个赛季。
⑫ 2016年2月10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任命一名29岁女子奥胡德·鲁米出任该国首位“幸福部长”，希望这个新设内阁职位能给国家“注入欢乐”；同时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幸福社会，大力提升国民幸福感。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moma, MM)是血液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临床主要表现为血钙增高(calcium elevation)、肾功能损害(renal insufficiency)、贫血(anemia)，骨病(bone disease)，即“CRAB”症状[1]。单纯以血小板减少为首发表现时，容易忽略MM。现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收治的1例以血小板减少为主要表现，诊断为IgD型MM的患者的诊断过程报告如下，并进行相关文献分析。
⑬主要指底特律内城破产，房子1美元也没人要，因为没有就业机会。2013年12月3日，美国联邦法官裁决底特律市获破产保护，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一宗公共破产案。
⑭ 2015年大前研一出版《低欲望社会》一书，认为日本社会目前消费低迷、小城市缺乏就业机会及年轻人大量涌入大城市并倾向于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和汽车，并对奢侈品毫不动心。
⑮刘植荣（2013）网络撰文提醒关注“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指出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越早国家，其萧条城市就越多，其显著标志就是人口数量下降。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城市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例如搞商品中转城、汽车城、出版城、纺织城、化工城和金融城等；一旦该行业出现危机，就会引发经济崩溃。此外城市规模过大，会使居民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上升；当其忍无可忍时就会逃离城市，造成投资与公共资源极大浪费。
⑯对中小城镇来说，则会加剧人口老龄化与“空城效应”。
我国的设施农业技术相对于传统机械技术水平来看，技术上的创新相对困难。因为我国国土面积广泛，耕地形式复杂多变，这种情况为设施农业的技术创新方面带来了很大困难，落后的设施农业技术不能在农业生产中带来优势，因此也很难进行推广。
⑰言外之意是获得该房屋所有权。
⑱西方也有戏称人才流失为 “drainage of human resource”的说法，与此类似。
⑲ 2019年8月30日，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雄安新区揭牌。8月31日，曹妃甸、正定和大兴机场片区同日挂牌。
⑳也被称为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阿莱因其在行为决策领域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获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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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ush and Support on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Clustering in China Free Pilot Trade Zone
Yang Fengqi1，Liu Jun2，Yuan Qinghong3
(1.Institute of Belt and Road for Tianjin Strategy,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04;2.School of Busines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3.School of Busines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free pilot trade zone,investment ways of human capit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push and support which is subject to low cost requirement.The existence of endowment effect challenges the theory of transaction cost,positing the importance of nudging and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of the local government.Usually immigration and job hunting are the outcomes of rational decision;the majority may waiver,and the foreigners might be confused.According to the real loss-return utility curve,the solution of double income is literally practical.It is common to find out that high profile human capital is treasured anywhere.Movable,dynamic while smooth human resource pool may be a cure.Meanwhile,talent recruitment should be long-term oriented,wit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ush and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and individual interaction,in addition to the nurture of career development,happiness and well-being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As per the nature of co-competition,a well-coordinated comprehensive plan concerning China free pilot trade zones should be conceived.Hainan Free Pilot Trade Zone has an attribute of global opening.It is realistic to apply transaction cost and human capital theory altogether for enhancing the potential of humanities environment in the above-mentioned area.
Key Words: human capital;transaction cost;China Free Pilot Trade Zone
[中图分类号] F752.8；F24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416(2019)06-0033-07
收稿日期： 2019-09-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我国自由贸易区人力资本集聚及优化配置中交易成本作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BGL10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杨凤岐（1972—），男，山东德州人，管理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天津战略研究院讲师。刘军（1974—），男，湖北荆门人，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袁庆宏（1964—），男，山东武城人，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
（责任编辑：辛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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