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观主义论文,学理论论文,思想论文,张一兵论文,构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7-0005-08
张一兵在他的新著《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以下简称“《回到列宁》”)①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叫作“思想构境论”的文本解读理论，这种文本解读理论从他原来写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②一书时的解读立场后退了。十年前，他的《回到马克思》一书一出版，立即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有一种批评是在解释学视野中的批评。他们说，理解不存在客观的、不依理解主体为转移的对象，文本没有自身固有的不依赖理解者的意义，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理解生成的；即使文本有自身的意义(原意)，也是被历史地封存起来了，我们永远无法把握文本的原意，理解的目的不是去把握文本的原意，而是生成文本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言说康德，不能言说黑格尔，不能言说马克思，我们只能说我们理解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回到自己理解创造的那个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走近马克思”(接近而永远不能达到马克思)。那时，我曾为《回到马克思》及随后由孙伯
、张一兵主编的《走进马克思》③所持的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辩护。想不到，十年之后，张一兵自己的解释学立场却“改变了”、“后退了”，退回到他原来的批评者的解释学立场上去了。孙伯教授已经不在世了，而活着的我的解释学立场也没有改变。这样，我原来为之辩护的张一兵，现在也就成了我的批判对象。同样，我这个张一兵的原辩护者，自然也就成了现在的他的批判对象。正如当年我曾经批判过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中相当流行的主观主义解释学一样，我现在也要批判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在我看来，“思想构境论”正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我也确信，要是孙伯教授还活着，他是会支持我对张一兵现在的解释学立场的批评的。
一、什么是“思想构境论”？
张一兵要求他的批判者“至少应当首先设法读懂他们所批判的对象”④。按他现在的解释学立场来说，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按我的解释学立场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至少”的要求。因此，在批判“思想构境论”以前，我要“首先设法读懂”他的“思想构境论”。
然而，要读懂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思想构境论”被一连串的新名词、新术语所笼罩，而且他的表述也并不总是十分确定和一贯，所以要确切把握他的“思想构境论”比较困难。然而，不管多么困难，我们总得“设法读懂”他的理论，才能评论它。在这方面，我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以为大体读懂了。是否真读懂，要由别人来评论了。
我理解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作为一种文本解读的方法论)是这样的一种理论：理解有客观的不依赖于理解者的文本对象(张一兵对这一点的承认也并不是十分坚决的)，文本有自身固有的意义(“原初语境”、“作者思想构境”)，但理解不是对文本自身意义的正确把握(“还原”、“复原”、“复现”、“真实绽出”)，而只是读者主观的构建。
对客观对象和客观意义的承认并不是“思想构境论”的本质观点，而恰恰是与它的本质的观点相矛盾的，表现了这种理论的折衷主义特征。
“理解是读者的构建”也不是这一理论的本质的东西。解释学从不去争论理解是否是读者的建构，连“客观主义”的解释学也把理解叫“重建”。解释学争论的重大的基本的问题是理解与文本意义或作者思想的关系问题，解释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规定了这种解释学理论的基本立场。
“思想构境论”的最本质的观点正是它对理解和文本意义关系的这样一种看法：理解只是读者的思想建构，不是对文本自身意义的把握。
张一兵本人反复强调了这一基本思想，如：
(1990年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时)我第一次还原式地体会到了列宁读书时的真实情境(这一方法后来也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解读马克思《巴黎笔记》等摘录性文本时的做法。可是，现在的我(即创立了“思想构境论”的张一兵)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现代性文本学的幻象了。⑤
我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特别是晚期巴特那种“文本阅读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的思想。⑥
评论：虽然张一兵限定“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巴特的这个命题，但他没有说明那个“一定意义”是什么。作为一种解释学观点，张一兵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我逐步意识到，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历史文本之上，当我们拼命坚持说“马克思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或“海德格尔主张”，并试图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些观念不过是我们让文本在当下语境进行我性言说的结果，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所以，在这一次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我首先自觉地放弃把自己的主观认识直接等同于列宁原初观念的幻觉，从一开始就将文本作者的不在场认定为前提，也承认这种心得性文本的原初语境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这样，我只能依据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在当下言说的文本及其所有可能的征候细节，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⑦
评论：“还原”前加“绝对”一词，是一种保护性措施。解释学发展到现在，还有多少人承认绝对还原的可能性呢？写作《回到马克思》的张一兵，也不会认为他的“回到”是绝对的回到。因此，他的真实思想是：还原是不可能的，真实地把握作者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逻辑空间(张一兵对列宁思想的理解)并不直接来自列宁，而是由我—当下的解读者——所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逻辑之境。⑧
评论：“来自”前加“直接”一词，也是保护性措施。理解并不直接就是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理解和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是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列宁的理解“并不直接来自列宁”，是对的；但是，作为通过对列宁原著的阅读而获得的对列宁思想的正确理解，只能“直接”来自列宁而不是来自理解者的头脑。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能来自谁呢？难道是我们自己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是这样，就不应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叫马克思主义，而应叫“张一兵主义”、“俞吾金主义”等等。张一兵的真实思想是，他关于列宁思想的理解，只是他的“建构”，并不是列宁思想的真实表现。列宁的思想是什么，我不能知道，我能知道的只是我自己的理解。
毋庸置疑，面对静态的历史性文本，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复原原初文本的语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简单的反映论。人们在研究中常常会作出诸如“马克思认为”、“孔子主张”、“在海德格尔那里”之类的指认，事实上，这里的任何一种表意都已经是由我们之思重新建构起来的新的为我式思想之境。⑨
评论：如前所说，“完全复原”和“简单反映论”的说法，是一种起自我保护作用的说法。他的真实思想是：认识不是反映，理解不是复原。
连我——此文本(指《回到马克思》)的原作者都很难完全复现文本的原初语境，或者说很难还原属于这个文本的历史性视域，就更不用说……(其他读者)了。⑩
评论：“很难”不是说的“有可能，但比较难”，而是说的“不可能”。
写作时的原初语境……不可还原(11)。
文本作者尚在当代，处于同一个时代背景、同一种文化情境和语言系统中的人们在面对其文本时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指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之间有“间距”)，倘或面对远距时空、另一种文字系统中的文本时，读者与作者思想构境之间的鸿沟自然就更加难以超越了！解读已经是思想的重新拟现和再构境，而非对原初语境的还原。(12)
评论：读者与文本意义之间有“难以(不能)超越”的鸿沟，理解只是读者的思想构建，而非对文本意义的还原(正确把握)，这正是“思想构境论”的真实意义！
事实上，思想构境论最重要的关节点就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即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13)
评论：张一兵自己指明了“思想构境论”的本质思想。
每一种文本诠释，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进行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性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甚至在历来以史料客观性为追求的文献学研究中，情况同样如此。(14)
评论：看来，我对“思想构境论”的基本观点的理解是正确的。虽然这是我自己对“思想构境论”的重建，但我自认为是对“思想构境论”的“还原”、“复现”，至少存在一个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
二、从何处退却，退向何处？
张一兵自己说，他的“思想构境论”是他在文本阅读方法论上的一个“后退”(“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15)。当然，张一兵自己认为这个“后退”不是理论上的倒退，而是真正的理论上的进步：张一兵反复说，“思想构境论”是他“独创”的一种理论(16)，是“在一个提倡创造性的时代”的他的“哲学创新”，是文本解读的“新的方法论创新尝试”，“是我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创立的文本学解读法的一次超越”。(17)
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是解释学上的进步还是退步？这一理论是他的独创还是对已有理论的重复和折衷主义的混合？这一理论的真正解释学立场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去探究：张一兵从何处退却，退向何处？
从张一兵个人的思想发展进程来说，他是从以前的“求真”精神退却，退到了“主观构境论”。张一兵在以前的研究中坚信：理解有客观的对象(文本)，文本有自身的不依理解者为转移的不变的意义，理解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握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自己的理解正确地把握了作者(例如马克思)的思想，尽管这种理解的正确性不会是绝对的；理解有对错，所以关于某人的思想是什么，是可以而且应当争论的，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之一，等等。现在张一兵从这一立场退却了。当然，他不是从肯定理解有客观对象、文本有自身的意义这一点开始退却，而是从对理解的目的和理解的结果的认识退却，退却到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理解不是还原而只是主观的构想。
从解释学理论发展史中两个基本派别的对立这个更大的视野来看，张一兵是从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退却，退向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而他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又具有不彻底的、折衷主义的特征。
前面已经提及，解释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理解和文本(文本的本质是意义)或读者的理解和作者的思想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解释学争论的焦点。理解和文本的关系问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本源问题和同一性问题。本源问题是指：是文本产生读者的理解还是读者的理解产生文本？同一性问题是指：读者的理解能否正确把握文本的意义？作者的思想能否进入读者的理解？我把肯定文本对于理解的本源性地位和理解能够正确把握文本的意义(作者的思想)的解释学立场称之为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而把肯定理解对于文本的本源性地位和理解只是理解者的创造而不是对作者思想的正确把握的解释学立场称之为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
从解释学发展史来看，在古代“专门解释学”和近代“一般解释学”(也叫“普遍解释学”)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这种理论坚信：理解有客观的文本对象，文本的意义是文本自身固有的(作者赋予的)，理解的目的是去把握(也叫“重建”或“复原”)文本自身的意义，在现实的理解中存在着误解，解释学的任务是要发现消除误解的方法(因此这种解释学也叫“方法论的解释学”)。由于这种解释学相信可以通过正确的理解方法的发现达到对文本意义的完全的重建，以及由于它关注理解的方法而忽视对理解本性的研究，它就带有绝对主义的倾向，没有很好地揭示理解的相对性、历史性。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现代解释学，他把它叫作“哲学解释学”。这种解释学是通过批判近代解释学的“复原说”而建立起来的。伽达默尔声明，解释学的旨趣不是去发现正确理解的方法，而是对理解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认识)。因此，这种解释学也叫“本体论的解释学”。他的书名叫“真理与方法”，但这一提法不是表示他认为理解有真理性问题，解释学应当去研究正确理解的方法，而是表示：理解没有真理问题，因此，解释学也不应是去寻找正确理解的方法，解释学的真正意义是对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理解本性的研究，回答“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本体论的解释学”通过对理解本性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理解的相对性、历史性，这是解释学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这种解释学在揭示理解的相对性和绝对复原的不可能性时，也发展出了一种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因此，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主观主义立场不是很彻底的，在他的理论中含有不同立场、观点的混合、折衷。
在现代解释学理论中，也有不少解释学家继承了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美国的赫尔施等就是。我自己的解释学立场也是这种立场，写作《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张一兵也坚持这种解释学立场，他的老师孙伯教授也坚持这种立场。在“哲学解释学”揭示了理解的相对性之后，现代解释学家所坚持的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一般都克服了近代解释学的那种绝对主义的倾向，承认理解的相对性、历史性。
在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解释学理论，是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出发而进一步发展了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解释学，有人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最彻底的主观主义解释学根本否定理解有客观的对象、文本有自身的意义，认为理解不是去把握文本自身的意义(作者的思想)而是为文本创造(生成)意义。例如，有人说，作者写作的文字还不是文本，只是一种半成品，有待读者生成文本的意义，文本才得以完成。还有人说，理解只是一场野餐会，“作者带来文字，读者带去意义”。因此，理解没有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一切关于文本的意义(作者的思想)是什么的争论都是无谓之举。这种彻底的主观主义解释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中也有所表现。有人说，根本不存在不依赖理解者的客观对象，“回到马克思”是以“设定”存在着客观的、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为前提的，而实际上，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因此，根本不可能“回到马克思”，我们只能回到我们自己理解创造的马克思。有人说，文本没有自身固有的不变的意义，文本的意义是随着读者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没有什么“本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去争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等等。
除了比较彻底的主观主义解释学，还有一些不很彻底的主观主义解释学观点。例如，殷鼎在《理解的命运》一书中，一方面说，“承认作品有原意，只是有目共睹的常识”；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理解不是去发现文本的原意，而是为文本生成意义(“意蕴”)。(18)还有就是以罗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解释学，不去争论文本是否有原意，而是认为理解的目的只是为了有用。
从解释学的发展史和解释学中对立的基本派别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张一兵实现了怎样的一种后退、转变。他是从客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后退到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同时，张一兵的主观主义立场不是一种彻底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而是带着折衷的特征：他一方面承认有客观的文本对象(前面已经指出，张一兵对文本客观性的承认也不是坚定的)和客观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理解不是正确再现文本的意义而只是读者的主观创造，也就是说，理解和文本意义没有同一性。张一兵有点像康德。张一兵的“客观对象”和“文本自身的意义”是解释学中的“自在之物”。张一兵是解释学中的康德，他的“思想构境论”是解释学中的“不可知论”。
从主观的意愿来说，张一兵并不想退向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反，他在建立“思想构境论”的“同时又时刻在提醒自己，切不要掉入巴特和克莉斯多娃的互文性那种相对主义的逻辑陷阱之中”。(19)承认“对象性文本语境”、“原初语境”、“作者思想构境”就是他“时刻提醒自己”的产物。然而，在理解与“原初语境”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他还是一不小心就掉进了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解释学的泥坑之中。
三、理论与实践的背离
包括“思想构境论”在内的一切主观主义解释学的基本理论是荒谬的。撇开各种主观主义解释学理论自身的逻辑矛盾不谈，这些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和人类理解实践(包括持这种理论的人的理解实践)相背离的。解释学是对理解实践的反思，解释学理论是否正确，只能以理解实践为标准。符合理解实践的理论是正确的解释学理论，与理解实践背离的理论是错误的解释学理论。人类的全部理解实践证明了主观主义解释学的荒谬和客观主义解释学的正确。
1.人们都在言说，都在听(读)。言说和听(读)这一事实的解释学意义在于：言说有自身固有的意义，听(读)者能把握言说的意义，思想能交流。言说者之所以言说，是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还有情感等)。表达是对他人的表达。言说有一个(或多个)听众或读者。听(读)者之所以听(读)，是为了把握他人的思想，不然他就不去听(读)了。通过言说和听(读)，思想得到交流。
2.人类有思想史。思想史意味着，一种思想能为他人所把握，或接受，或批判，形成另一种思想，如此继续，形成思想史。假若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是不能为他人把握的，就不会有思想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思想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前提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能为他人把握，也就是能“回到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或马克思进入我们。假若马克思创立的学说不能为他人把握，就谈不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谈不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3.言说总是言说“他者”，说出对象。认识是说出对象的状态、属性、规律等等。例如，说“地球环绕太阳旋转”，“电流与电压成正比与电阻成反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理解是言说他人的思想。例如，说“康德承认‘自在之物’，但又认为‘自在之物’不可知”，“黑格尔认为事物的辩证运动是理念辩证运动的‘外化’”，“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人们言说的这种语言结构是由言说和被言说的东西具有“同一性”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言说“他者”、对象，是因为言说与对象有同一性。俞吾金在批评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时说过，我们不能言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只能说我们自己理解、创造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20)现在的张一兵也说言说“他者”是“非法的”。这不仅不符合人类言说的语言结构，而且也不彻底：一方面，他们的言说(“我们不能言说康德等等而只能言说自己理解创造的康德等等”)总还是避不开说“康德”等等；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创造物对作为言说者的他来说也是一个“他者”。“作品一经产生，作者就死了”这句解释学名言的含义之一，就是作者这个人只能以读者的身份来言说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说，他只是言说“他者”。要求人们不言说“他者”，就是要求人们不要言说！这才是“非法”的要求！不仅别人在言说“他者”，在解释学理论上反对言说“他者”的俞吾金和张一兵在自己的理解实践中也在不断地言说“他者”。例如，张一兵在《回到列宁》一书中说：“列宁哲学思想的非同质性”，“列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初步了解”，“列宁阅读黑格尔哲学的初始视界”，“列宁读书思路的革命性飞跃”，“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认识”，(21)等等。难道张一兵说的不是列宁而是他自己？
言说是言说“他者”，所以言说有一个是否正确的问题，真理性问题。
4.言说者都相信自己所说为真，即真实地说出了对象，不然他就不言说了。当然，说谎者、伪善者另当别论。“说谎者悖论”中的那个说“这个岛上所有的人说的话都是谎话”的人，他也是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恩格斯曾指出，“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但这是为意识形态制造者自己意识不到的。(22)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也相信自己所说为真。张一兵肯定相信自己的“思想构境论”是正确的理论，不然他就不言说了。卡弗对《回到列宁》有这样一个评价：“我们看到了(张一兵)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和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及其文本分析方法的透彻把握……”(23)卡弗相信自己真“看到了”张一兵对他人理论的“透彻把握”。齐泽克在评价张一兵的《回到列宁》一书时说：“这条解读路径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奇迹……”(24)齐泽克相信自己“看到了”真实的张一兵，张一兵“看到了”“真实的”列宁。
张一兵自己虽然在自觉的解释学理论上否认“还原”的可能性，但是在实际的解释学观念中，他总认为自己的所说为真。例如，他说：“在我看来，在前苏东学界传统研究中那种主观强制性的解读话语里，这些文本从来没有被真正打开过。”(25)这不仅意味着张一兵相信前苏东学者没有正确理解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件事为真，也意味着，这些文本的意义是可以被真正打开的！什么叫“打开”？“打开”就是文本原意的“复现”、“真实绽出”，就是读者正确地把握了文本自身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张一兵又说：“由于历史地甄别了列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现实或理论问题形成文献的特设思考语境和复杂背景，我们就不难‘第一次’看到20年间列宁哲学思想真实存在的变化、发展甚至是重大认识飞跃的基本逻辑线索和理论构境空间。”(26)张一兵相信自己“看到”了“列宁哲学思想真实存在的变化”！而他的“思想构境论”却说，读者不能正确把握列宁的真实思想，人们关于列宁思想所说的一切，都只是理解者的主观构建！张一兵在书中大量地使用了这样的表达式：“我发现，……”。他“发现”的当然是事实本身，至少他相信他发现了事实本身，而不是发现了他自己的构想、幻觉。张一兵还说要“读懂”书。什么叫“读懂”？就是把握文本的真实意义或作者的真实思想。张一兵又说：“我以为，列宁在这次研读过程之初并未显现出足够全面的哲学学术积累。……因此，此时的列宁显然还未完全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深层的思境，……”(27)“此时的列宁”当指那个远在一百多年前、住在俄国、说着俄语、身材不高的列宁而非张一兵头脑创造的列宁吧？列宁“还未完全进入”这个说法，意味着列宁什么时候可以“完全进入”，至少可以“进入”吧？张一兵在谈到读自己的《回到马克思》一书时的感受时说：“即使对许多重要的章节段落，也只有当我认真专注地研读并真正进入之后，这些由文字与句段构成的理论和观点才能真正重新激活，自己当初的思考问题域也才能重建起来，进而约略达及写作时原初的思想情境。”(28)理论和观点不是“由文字与句段构成”而只是“由文字与句段”表达！撇开这个不正确的说法，张一兵还是承认可以“真正进入”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的，文本所表达的“理论和观点”是可以为读者“重建”的，虽然只是“约略达及”。“进入”、“重建”、“达及”的当然只能是文本自身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而不能是读者自己的思想。读者自己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不需要“进入”、“重建”和“达及”！
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张一兵的“思想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创造”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悖论：一方面，这个命题告诉人们，一切思想都不为真；另一方面，提出这个命题的人却认为这个命题为真。如果这个命题为真，那么，这个命题就为假；只有这个命题为假，这个命题才能为真！
5.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而要进行实践就要有思想交流。假如不能正确理解别人的思想，实践就不能进行。例如，下级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上级的作战命令，战争就无法进行。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等也是如此。
6.人类有教育事业。教育事业能够产生、存在、发展的前提是：正确理解是可能的，思想交流是可能的。教，就是教师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学生；学，首先就是要把握老师的思想，然后通过批判地继承老师的思想建立自己的思想。
7.人类有出版、广播、电视事业。其产生、存在、发展的前提是：正确理解是可能的。
8.人类有翻译事业。翻译是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张一兵曾为以翻译作品为文本依据进行研究而感到过惭愧，其实这是不必的。能懂外文当然更好，但不仅没有人能通晓所有的外文并能完全依据原著(这里是指以某种语言文字最初发表的著作而非翻译的著作)来进行研究，而且广义地说，一切理解都是一种翻译。翻译可能和有意义的前提正是：正确理解是可能的，理解和文本意义具有同一性。正是因为正确理解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翻译作品来理解作者的思想，翻译也才有了意义。
9.人类社会中有立法、司法活动。立法发生作用的前提是：他人能知法、懂法，如果没有人能懂得立的法，立法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事了。在司法中，要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审判和执行判决，假如正确认识和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判决和执行判决就是不可能的。
10.无论在认识问题上还是在理解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论(讨论、批评、辩驳等等)。争论这一事实的解释学意义正在于：正确理解是可能的。没有正确理解的可能性，就没有“误解”的问题。在理解问题上，争论就是争谁的理解是正确的。批评总是说别人的理解是误解，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只有正确理解他人的思想，才能批评他人。张一兵不是批评他的批评者没有“读懂”他的书吗？他不是批评某些马列主义公共课的教师没有“读懂”马列原著吗？他不是批评前苏东学者对列宁的“哲学笔记”的理解是“伪构境”吗？可是，按照一切主观主义的解释学，包括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争论就是不可能发生和无意义的。不能批评别人，只能批评自己。自己也不能批评，因为，作为被批评者的“自己”对作为批评者的“自己”已经是一个“他者”了。不能正确理解自己原来的思想，就不能作自我批评。
11.文责自负。言说者对自己的观点负责，光荣属于他，耻辱也由他承担；他的观点引起某种社会后果，他也要为自己的观点负某种责任。如果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就不能要求言说者为自己的言说承担什么责任，因为不仅别人不知道他的观点是什么，现在的他也不知道原来的他的观点是什么。说谎者不必为自己的谎言负责，造谣者不必为自己的造谣负责，批评者也不必为自己的批评负责。
12.思想不是头脑自生的。要有思想，不仅要有思想者，还要有思想的对象，这些对象不是头脑中的存在，只是“进入”头脑。假如正确认识和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即对象不能进入头脑，思想就失去了源泉，失去了点燃思想明灯的油，思想之灯就要熄灭。
理解实践方面的依据，就不必再多说了吧。
四、一个忠告
张一兵是我的朋友，是我一向敬佩的学者，虽然年龄比我小，学问却比我大。我对他的“思想构境论”提出批评，并无恶意。从大处说，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其他理解运动也一样)的健康发展确立一个正确的解释学意识，而从与张一兵个人和与南京大学由孙伯老师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我与这一传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的关系来说，是出于爱护。张一兵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团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求真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然而，现在张一兵却离开原有的学术传统，放弃了求真的科学精神，搞了一个“思想构境论”，这个理论会引导他走上一条危险的学术道路，开创一种不好的学术风气。他的“思想构境论”不仅会把所有他人的学术成果全部否定掉，也会把他以前、现在和将来可能的学术成果全部否定掉，因为他的“思想构境论”宣布：一切言说都不为真。他还阻止了他的学术同行、他的后辈通过批评他的学术思想来推进学术研究，虽然他自己是通过批判他人的思想登上现在的学术高峰的。他以后还要上课，还要搞学术研究，还有行政职务，一句话，他还要言说；可是，他的“思想构境论”却告诉他的学生、读者、下级、上级，他的言说不为真，或者至少没有人能真实地理解他的思想。因此，我要在此向张一兵提一个忠告：放弃“思想构境论”，放弃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回到辩证的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上来。
我对张一兵的批评和忠告是否有效，取决于我对他的“思想构境论”的理解是否正确。假如我误解了他的“思想构境论”，那么，我的批评和忠告就失效。如果是这样，我请张一兵原谅，并请他提出反批评，纠正我的误解。但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至少在主要之点上是正确的，那么，张一兵就自行放弃了反批评权——只要他一批评我，就等于宣告了他的“思想构境论”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希望他能接受我的忠告，重新转回到原来的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去。
注释：
①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③孙伯、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④⑤⑥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导言”第50页，“作者的话”第5、10页，黑体为原文所有。
⑦⑧⑨⑩(11)(12)(13)(14)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作者的话”第10-11页，“导言”第44、44、47、48、51、52、52页，黑体为原文所有。
(15)(16)(17)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作者的话”第16、15、10页。
(18)殷鼎：《理解的命运》，第5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9)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导读”第51页。
(20)俞吾金：《实践诠释学》，第34——3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1)(22)(23)(24)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目录”第1—3页，“扉页”，封底，“作者的话”第3页，黑体为原文所有。
(2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27)(28)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作者的话”第9页，“导言”第43、47页，黑体为原文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