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历史巨变，揭示“中国之谜”——《中国的“受控核聚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之机理分析》一书介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巨变论文,机理论文,之谜论文,一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整整进行20年了。20年来，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突破前人设置的重重禁区，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对中国改革成功经验作探讨的理论工作远未完成，以至于许多西方的人们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因为它既不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义，也不符合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因而被他们称之为“中国之谜”。对“中国之谜”的求解的重任，历史地落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们的肩上。朱延福教授的新作——《中国的“受控核聚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之机理分析》（以下简称《“受控核聚变”》）一书，就是试图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概括中国20年来的改革经验，将中国经验理论化、模型化、工程化，以解开所谓的“中国之谜”的一种大胆尝试。
《“受控核聚变”》一书借用一个物理学的范畴来概括中国的改革模式，初看起来令人费解，其实是有深刻寓意的。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启动了改革机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它们的方式和结果却大相径庭，基本上可分为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对于前者，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激进模式、大爆炸模式、休克疗法等等，对于后者，称之为渐进模式。但是，渐进与激进只是个速度快慢的问题，它们不能从根本上区分两种改革模式的本质、方向、范围和方式，不能区分社会主义的改革与非社会主义的改革，因而是很不准确的。《“受控核聚变”》一书通过对中国改革模式重大特征的分析后发现，如果说苏东的改革是一场失控的“核爆炸”的话，中国的改革就是一场受控的“核聚变”。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且非常深刻的。首先，它表明中苏改革方向上的差异。苏东的改革是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实现经济的私有化，建立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不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聚合”问题。而中国的改革目标是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这如同将两个不同原子合成一个新原子的“核聚变”一样，是一个复杂的聚合过程。其次，它表明中苏改革方式上的差异。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组织领导之下，由“总设计师”事先设计、“总工程师”严格施工的受控过程，而苏东改革一开始就没有总体设计，最终都失去控制，结果不仅炸毁了原有的制度结构，也使经济和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再次，它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深刻性。核聚变是在原子核内部发生的深刻变化，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事物最深层次的变化。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在社会经济的“原子”层次发生的深刻变革，它与改革前的简政放权、企业下放等对计划经济浅层次的改良、修补是根本不同的，因而具有某种革命性。还有，它表明市场化改革的风险性。核工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核风险，一旦发生核事故，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同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风险的。70年代以来，中国和苏东共有10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市场化改革，结果是“九死一生”，这说明社会主义的改革风险是相当大的。最后，它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大意义。我们知道，实现受控核聚变将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同理，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将使社会主义的巨大“制度潜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人间奇迹。
《中国的“受控核聚变”》一书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两个基本范畴入手，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这里仅举几例。对于社会主义，作者认为可以从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进行定义。过去人们往往注重结构性定义，而且将一些非本质的东西、甚至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定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集装箱”，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甚至认为人民公社、大跃进、吃食堂等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社会主义定义庸俗化。作者从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认为从结构上看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共产党为领导，从功能上看，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这样定义社会主义显然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对于市场经济，作者认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收入和财富分配方式。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高效率是不容怀疑的；而作为一种分配方式，其内在的分化机制也是不可否认的。作者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难点和风险，前人对市场经济的疑虑与畏惧，苏东改革进程中的挫折与失败，均起源于市场经济的二重性。这样就比较全面地把握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征。
关于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作者全面分析比较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得失。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对传统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否定，指出它有自己独特的长处，即平等性、可控性和凝聚力，也有它一定的历史地位，即它在一国经济重创后的恢复时期具有特别的作用。但是它的弊病是缺乏效率，这是计划经济的致命缺陷。由于没有解决运行的动力和效率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运行是难以为继的。对于市场经济，作者认为其优势主要表现在自由、公正和效率上。其中效率优势是市场经济的最根本优势，也是它取代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当然市场经济也有不足之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需要另外的机制加以补充。在制度选择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作者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源和成长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则是人工的、工程性的。因此，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无条件的，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有条件的，其难点在于如何保证国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运行并持续地进行再生产，防止国有经济向资本主义的异化或向传统计划经济的蜕化。为保证这一条件，作者认为必须要始终保证党组织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控制权。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介条件。
关于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也就是怎样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平稳地、有效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或者我们平常所说的如何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经济控制论模型。这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也是揭开所谓的“中国之谜”的关键所在。作者认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信息结构是典型的纵向结构，信息的流通形式是上级对下级的指令和下级对上级的报告，信息的供求关系是上级对下级的信息垄断和下级对上级的信息依赖。这种信息关系可以叫做行政信息依赖，它是一个多级的科层结构。 （1）职工依赖企业。由于实行固定就业制度和固定工作制度，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工资关系是由国家决定的，不存在相互选择问题。职工的工作岗位和工作任务是由企业安排的，他们只能被动地按照企业发出的信息指令从事劳动和工作。职工不仅在工作上依赖企业，而且他们的整个生活乃至生老病死都得依靠企业安排。（2）企业依赖政府。 企业按照政府的计划指令组织生产，产品全部由政府有关部门收购和分配。企业的生产成本由政府支付，同样，盈利也全部归政府所有。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给企业下达生产指令并提供生产条件，企业有权停止生产，所造成的损失完全由政府负责。（3）政府依赖党委。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并不是最高的决策机构，它还要受到同级党委的控制。在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当中，党委都是同级机构的最高决策核心。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行为不过是党委意志的表现。这一点从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实践来看，概莫能外。
初始的信息依赖决定了改革的路径依赖。社会主义的改革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的思想文化。因此，社会主义的改革应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变革。但是，改革又不可能同时铺开、齐头并进，而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序列展开，这就构成了改革的路径。按照书中的模型所示，在逻辑上改革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条是由下而上，沿着具有市场因素的集体经济→计划控制的国有经济→经济控制机关→政治控制机关的路径展开；另一条恰恰相反，由上而下，沿着政治控制机关→经济控制机关→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路径展开。这两种改革路径正好就分别代表了中国改革模式和苏东改革模式。由于苏东改革模式所走的是一条从政治休克到经济休克的激进道路，首先摧毁了原有的共产党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摧毁了原有的信息中枢，而新的市场经济信息系统又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所以指导经济和社会运行的信息供给严重不足，导致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均处于失控状态，社会的大动荡和经济的大滑坡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受控改革模式则是以原有的计划信息系统支撑市场信息系统的发育和成长，坚持不立不破的原则，始终保证了充分有效的信息供给，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协同一致。作者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角度证明了中国模式优于苏东模式的原因。
当然，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不成熟、不完善和可以商榷的地方必然存在。比如，对于改革程序问题，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均衡改革模式好呢，还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推后的非均衡模式好？作者似乎倾向于后一种模式。但如何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作者似乎将其舍象掉了。再如，如果按作者的主张，坚持企业党组织掌握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控制权，那么如何处理党组织与企业董事会的关系，如何建立标准的现代公司制度？作者也没有展开分析。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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