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望的挣扎 人性的扭曲——论毕飞宇近作中的女性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作论文,人性论文,女性论文,世界论文,毕飞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毕飞宇是一位擅长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家，在近年发表的《青衣》、《玉米》、《玉秀 》三部中篇小说中，极其细腻地展示出一部分中国当代女性的生存景观及心灵的历程， 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与好评。我认为，上述作品表现出一些女性面对生活的诱惑，在 无助的挣扎中身不由己地跌入人生欲望的陷阱，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与自我价值的失落 。并从人性的角度上透视出酿成女性悲剧的内在基因，暗示出既定命运对女性文化心理 、生存境遇的先天塑造及严酷制约。
一
作为三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筱燕秋、玉米和玉秀，她们都具有相当强烈的内在欲望，甚 至对于生活前景作出了美好的设计。筱燕秋，这位二十年前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青衣演 员，即便在被艺术弃置的寂寞岁月中，也没有放弃希望，每天都在做着东山再起的梦幻 ，重返舞台，不仅是她的理想与获取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乃至于是她的 全部生命。玉米是一位性格倔强、办事精明、颇有心计的乡村姑娘，凭借其父是大队书 记这一家庭的政治优势，她渴望并且有信心找到一个富有政治光环、前途无量的生活伴 侣，要在全村人的羡慕甚至妒忌中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最大满足。玉米的另一个欲望， 就是让家庭在全村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尊严。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成为玉米难以 割舍的情结和执著不懈的追求。玉米的妹妹玉秀，天生丽质，对人生充满天真的幻想。 她渴望走出偏僻的乡村，到镇上的供销社里当一名会计，在她看来，那是既轻松又惬意 的工作，而且，凭着她较好的容貌，不愁找不到一位如意郎君。
人总是有欲望的，特别在青春期，更骚动着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其欲望的背后，大都 表现出对既定的现实生活状况的不满，渴望通过努力进入一个更高的生存境界，在社会 中扮演一个令人尊敬的角色。尽管在人的各种复杂的欲望中，含有自私、阴暗、卑劣与 污浊，但是，在历史发展中，往往正是这种内在的欲望，对沉寂、停滞的现实生活产生 巨大的冲击力，因此，三位女性的欲望都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然而，问题的关键是 能否顺利实现欲望，不仅在于个人的主观努力，更在于客观现实是否为抵达欲望提供了 充分的保障和应有的条件。恰恰在这里，三位女性出现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即它们所面 临的生存环境与自身欲望却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与错位。其结果，在这种完全相悖的境遇 里，企图到达欲望的彼岸，只能是一种虚妄的设想!筱燕秋祈盼重返舞台，再度大红大 紫，应该说，烟厂老板慷慨解囊，为她的圆梦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然而，她却 人过中年，面对青年演员的迅速崛起，新陈代谢，这一严酷的生命法则，只能把她的满 腹欲望化作一道令人伤感的空中虹霓。玉米，这位心强好胜的乡村女子，由于得力父亲 的政治权势，一度与飞行员彭国梁联为婚姻。在那些日子里，从最初的书信往来到见面 后的肌肤相亲，玉米每天遥望蓝天，想象着国梁驾驶银鹰的情景，似乎自己也飞在虚幻 的云端里。然而，不久父亲因生活作风问题败露，遭到了撤职的处分，随之而来的便是 彭国梁的退婚。此时的玉米则遭受到家庭权势的崩溃与理想婚姻顿时化为泡影的双重失 落。当年的一切美好的设想和苦心的追求如今只剩下伤心与绝望。玉秀，这位丰姿绰约 、飘逸不群的少女，却在一个晚上看电影之际，突然遭到了一伙人的强暴，使她一下子 跌进黑暗的深渊，悲愤、羞辱、痛不欲生，从身体到心灵都遭到了致命的伤害，对于曾 经有过的欲望和理想，不啻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不难看到，人生的艰难险恶，如何轻 而易举地击溃了三位女性的美好欲望，所有的向往与激情最终都化作一道令人伤心的破 碎的风景。
如果三位女性的人生经历到此结束的话，也不失为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作家仅 仅完成了对社会肤浅的批判。可贵的是，毕飞宇没有浅尝辙止，而是把笔锋进一步深入 到人性的深层领域，发现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欲望的煎熬中，满足个人的欲望，成为三位 女性唯一的生存目的。为此，在抵达欲望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运用 屈辱、卑劣的方式叩响欲望的大门，越过了作为一个人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丢掉了人 格和尊严。筱燕秋为了抓住机遇，千方百计地巴结、讨好烟厂老板，直至与老板上床， 奉献出自己的贞操。她为了霸占舞台，不仅不顾生命的危险去医院流产，甚至，作为B 角，她竟然不给A角上台的机会：“筱燕秋一口气演了四场，她不让，不要说是自己的 学生，就是她亲娘老子来了她也不会让，这不是A档B档的事，她是嫦娥，她才是嫦娥。 ”此时舞台上的嫦娥，不仅成为她生命中的全部欲望，而且也是她整个生命的化身。当 她因治病，延误了演出时间，看到学生春来业已上场并且听到了满场观众的喝采声时， 她意识到自己的艺术生命至此已宣告终结，在彻底绝望中精神崩溃，变成了一个疯子。 正是可怕的欲望，使她丧失了艺德和操守，甚至泯灭了人性与人情。如果认真审视玉米 与彭国梁之间的婚姻关系，便会发现其情爱的虚假性。在他们的书信交往中，除却70年 代初非常流行的政治话语外，既看不到双方的情感交流，更没有发自内心深处的撞击， 即便在双方短暂的接触中，所突现的仅仅是彭国梁的动物性的生理欲求。然而，对于这 桩婚姻，玉米却一往情深地陶醉在幸福的感觉中，这种感觉，与其说来自爱情，更不如 说是来自彭国梁作为一名人民解放军飞行员所带来的光彩，从而，既满足了玉米渴望出 人头地的虚荣心理，同时也为她的家庭增添了无上荣耀，却看不到一个少女对于爱情本 身应有的理解、思考特别是发自内心的情感的期待与追求。父亲被撤职后，彭国梁的退 婚使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撑，在极度的沮丧、绝望中，为拯救溃败的家庭，不惜把自 己作为填房，嫁给了一个在年龄上可以作她父亲的公社副主任，从此，沦为这个男人生 活的奴隶与泄欲的工具。妹妹玉秀在遭到强暴后，不堪忍受村人们的歧视，离开家乡， 乞求姐夫为她安排一条生路，然而，在对权力与亲情的依附中，依然没有逃脱生活的厄 运。从筱燕秋到玉米玉秀姐妹、她们在艰难的挣扎中试图改变个人的生存环境与既定的 悲苦命运，但是，她们都把满足欲望的希翼寄托在某种外部的力量上，结果，在盲目的 行为中，欲望对人性施行了残酷的伤害与扭曲，最终只能上演一幕女性丢失自我的人生 悲剧。
二
在对女性的描写中，毕飞宇不仅精细地描绘出她们的生存景观与丰富的情感世界，而 且深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与深邃，着重发掘人性丑恶的一面。昭示出由于精神的残疾， 使她们为了欲望的满足，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
首先，在许多女性心中，存在着对权力的崇拜意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王权国家 ，一直到今天，官本位意识依然是笼罩全社会的普遍思想。在人们的心目中，权力不仅 能使人富有，而且能把人变得神圣、高贵与威严。在攫取权力的行为中，最能充分地暴 露出人性中的自私、卑劣与残忍。因此，在当今社会中，权力依然是最能扭曲人性的一 把寒光凛冽的利剑。玉米的父亲王连方不过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但这小小的官职却使 村民敬畏，甚至凭借权力，奸污村里的许多妇女。正是这种颇有政治权势的家庭环境， 极容易培养出玉米渴望出人头地、处处逞强的虚荣心理。从小她就想亲近与拥有权力， 在她母亲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她就主动地接过管理家庭生活的重任，并在对妹妹的征 服中享受权力的快感。她之所以喜欢彭国梁，其潜在心理是彭国梁作为飞行员所拥有的 政治光环，这光环已经映照出对于权力的接近。当家庭失势、婚姻破裂之后，挽救家庭 、保护亲人便成为她人生的首要欲望。为此，她以果断的态度选择了权力。因为她知道 ，只有权力才能使破败的家庭恢复往日的体面，自己的亲人才有出头之日，当她决定嫁 给同她的年龄有巨大悬殊的郭主任时，表现得分外的理智与清醒：
玉米肯定补房，郭家兴的年纪肯定也不会小，这一点玉米才有准备。刀子没有两面光 ，甘蔗没有两头甜，玉米无所谓。为了自己，玉米舍得，过日子不能没有权。只要男人 有了权，她玉米的一家还可以从头来，到了那个时候，王家庄的人谁也别想把屁往玉米 的脸上放。
玉米为了心中的欲望，不惜把个人的青春与幸福全部抵押出去，至于作为一个少女应 有的自然的天性以及对于爱情的憧憬均被权力消解与泯灭，最终，因为对权力的崇拜与 攫取则完全丧失了自己。如果说在婚姻的选择上充分地暴露出玉米对于权力的向往与依 附，那么，婚后则表现为玉米小心翼翼地维护住自己取得的生存地位，她对郭家兴极尽 谄媚、讨好之能事，甚至为了让郭家光得到性欲的满足，不惜象娼妓似的作践自己。此 时的玉米，从身体到心灵，完全沉沦到非人的境遇，哪里还有一点人的尊严与独立，人 的灵魂和价值?
在毕飞宇建构的女性世界中，女性心理一方面表现为对权的崇拜、渴望与依附，另一 方面，在男权文化与礼教观念的长期压迫下，又承袭了男尊女卑、夫荣妻贵等腐朽的封 建思想，丧失了女性自我应有的性别意识，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女性解放的呐喊声如 今早已化为一片可怕的沉寂。无论是玉米还是玉秀，作为现实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存在， 都不想凭借个人的力量拯救自己，仅仅把婚姻的选择视为改变个人命运的唯一的契机。 玉米坚信：“做女人的可以心高，却不能气傲，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一个机会。” 因此，她们彻底放弃了一个女人应有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丈夫权势与荣耀的余荫下体验 到一点可怜的欣慰与满足。因此，玉米对郭家兴的选择，既是对权力的投靠，也是对男 权观念的认同。同样，从家中逃出的玉秀，一方面想得到姐夫权力的庇护，另一方面， 也想通过婚姻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与姐姐玉米不同的是，造成玉秀生活悲剧的更重要 的原因则是来自传统文化中贞操观念对她的折磨与桎梏。玉秀被人强暴后，不仅遭到周 围人的唾弃与歧视，更为可悲的是这种观念已经不自觉地转化为她内心的认同，成为她 终生无力挣脱的精神地狱。强烈的自卑感，使玉秀丧失了对个人价值的自信与肯定，丧 失了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气和激情。在她的心中，总是笼罩着一层挥赶不去的阴影：“被 人啃过的甘蔗谁还愿意再嚼第二遍，作为一个女子自己已经很不值钱了，这个无情的事 实比自我作践还让玉秀难过，玉秀对自己绝望，这份凄凉，可以说欲哭无泪。”这种心 理上的巨大障碍，使她面对喜爱的郭左时，尽管情窦初开，心旌荡漾，但是来自自卑与 伦理观念的压迫，最终使她把火一样的激情冰冻在心灵深处。
在对女性的戕害中，除却政治意识，伦理道德等社会属性外，作家还洞察到在复杂的 人性中还潜在着源远流长的更为普遍的自然属性，着重剖析其中所隐含的“恶”。诸如 虚荣、嫉妒等便是伴随人类发展延续至今的非常广泛的心理现象。例如，作家在对筱燕 秋的刻画中，就极为深刻地揭示出虚荣与嫉妒如何象魔鬼般地诱惑这位杰出的艺术家一 步步走向堕落与疯狂。二十年前，年轻的筱燕秋正是出于嫉妒的心理运用粗暴的手段严 重地伤害了自己的老师，她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深重的代价并由此改变了个人的命运。 二十年后，面对再度崛起的机遇，殊不料，人过中年，这一艺术生命的杀手却向她露出 了狰狞的面目。作为她多年来精心培养的弟子春来，既是延续她艺术生命的希望与寄托 ，同时，又对她现在的明星欲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甚至成为取代她的天敌。名利欲望 与虚荣心理，使她凭借资格的优势，不惜破釜沉舟，同春来也同自己的生命展开了一场 不无悲壮的搏斗与较量，最终因不堪失败与绝望陷进了不能自拔的精神病态之中。在筱 燕秋的生命历程中，惊心动魄地呈现出虚荣与嫉妒等作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如何 污染与损害人们的善良、朴实与清纯。除此之外，作家还发现人与人之间总是有一种相 互仇视、折磨乃至残害的阴暗的心态。不过，这种丑恶的心理往往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 隐藏在人性的深层领域。在毕飞宇的小说中这种邪恶的心理竟然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亲人 之间。玉秀遭受奸污，作为姐姐的玉穗不仅不体贴安慰，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最肮脏 、恶毒的语言羞辱她。同样，玉秀在离家出走时，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用野蛮的方式报 复了自己的姐姐。玉秀投靠姐姐后，却发现没有权力的玉米无力改变她的命运，于是为 了讨得姐夫的欢心，转过来巴结姐夫前妻的女儿郭巧巧，同专门与玉米作对的郭巧巧结 成了联盟。本是苦命的亲姐妹，此时却自相残杀，暗中展开较量。随着郭巧巧的离家出 走，眼看大势已去的玉秀才不得不跪在姐姐的面前，乞求她的宽恕。同样，当玉米发现 了玉秀与郭左之间的情愫时，为了维护家庭的荣誉与个人利益，便非常果断地向郭左揭 发了玉秀那一段不能见人的历史，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毁灭了玉秀的情爱，并制 造了玉秀的悲剧。这一笔非常残酷地揭示出玉米人性深处的阴鸷与恶毒，完全粉碎了家 庭伦理的温情脉脉的神话。总之，在对三位女性的描写中，作家力图从人性中的不同层 面发掘阻碍女性价值自我发展、自我发现，并最终导致悲剧结局的内在基因，从历史与 生命的双重空间中去考察女性的自我迷失与价值的失落。
三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毕飞宇着重从人性的角度勘探出一些女性走向自我失落的 内在原因，从而说明正是她们亲手为自己酿造了一杯生活的苦酒，在整个悲剧中，个人 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毕飞宇作为一位具有现代理性意识的作家，在揭示这类女性的 心理状态时并没有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指向与严峻的批判态度，而是充满着深切的理解与 同情。在谈到《青衣》中的人物时，作者说：
在我的身边，筱燕秋无所不在，她心中的那种抑制感，那种痛，那种不甘，我时时刻 刻都能体会得到，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变得和筱燕秋一样焦虑了，为了摆脱，我只能 耐着听她唠叨，然后，把对她说的话说完。
从这段话里，不难感觉到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在情感上多么紧密地贴在一起。因此， 面对大多数女性的生存现实，毕飞宇经常处于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冲突中，既有理性的清 醒，更有挥赶不去的情感认同。首先，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女子，渴望把自己从不堪忍受 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人生境遇，尽管由于理性的匮乏，在 盲目的抗争中最终毁灭了自己，但是，这种不甘于现状的努力毕竟表现出一种非常可贵 的生命的激情与活力。在筱燕秋的身上，虽说有许多人格的缺陷，然而，她对艺术的执 着的追求，把艺术视为自己生命的献身精神分明闪烁出人性的光彩。不可否认，玉米与 玉秀所选择的拯救自我的方式，不仅没有把个人送往理想生活的彼岸，而且，正是这种 愚昧的行为，把自己沉没于生活的旋祸之中，不过，我们由此看到，她们要打破沉寂的 生活，从生命的深处爆发出抗挣现实的呐喊。其次，作家不仅关注一些女性为了满足欲 望所导致的人性的扭曲与自我价值的失落，更同情她们在艰难的挣扎中所付出的沉重的 情感代价。叔本华说：“欲望按其实质来说是痛苦。”(注：转引自全增嘏主编《西方 哲学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2页。)这种由欲望而来的痛苦，在毕飞宇 的小说中集中表现为女主人公在两难选择时其心灵情感上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在欲 望的驱动下，一旦在行为上违背了做人的基本原则，那么，人性中尚未泯灭的尊严、人 格与良知便会向自我发出严厉的谴责与渴望救赎的吁求。筱燕秋和老板睡过后，“给她 留下的只是刻骨铭心的难爱，”回到家后，不敢承受丈夫纯洁无邪的目光，心理只有羞 愧和内疚。这说明，筱燕秋在付出贞操与尊严的同时心中却留下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 伤痛，在她的一生中，犯罪感与耻辱感将永远成为她心理情感中一片阴影。在县城一家 旅馆里，玉米第一次把自己的处女之身交给郭家兴时，“她觉得自己扒开的不是衣裳， 而是自己的皮。”事情过后，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自怜涌上心来。”为了满足郭家兴的 兽欲，玉米甘愿作践自己，小说中写到：“一早醒来，郭家兴发现玉米早已醒了，已经 哭过一脸泪。”这含蓄的一笔，透露出玉米心中被压抑的屈辱、痛苦与凄怆。玉秀投奔 姐姐后，为了能找条出路，她屈身巴结郭巧巧，在对她小心服侍、阿谀奉承的同时，心 中却充满对她厌恶与蔑视。面对年轻的郭左，玉秀，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方面压抑 不住天性的舒展与情感的放纵；另一方面，出自对触犯伦理的畏惧与强烈的自卑感，她 对自己的心理行为作出了严厉的批判与彻底否决。怀了郭左的孩子后，更是在爱与恨、 生与死的激烈的情感冲突中煎熬着一颗痛苦的灵魂。因此，她们在盲目的行动中，不仅 没有冲出苦难罗网，而且，随着人格的丧失，在心灵上烙下了累累的精神创伤，对此， 作家怎能不发出一声哀婉的叹息?
作家对女性的情感的认同，固然来自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来自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 的理解与关爱，同时，不应忽略的还有来自作家所持的文学观念。在一篇创作谈中，毕 飞宇曾表述过有关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的看法：
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一性格，二命运，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构成了现实与虚 拟的双重世界……有一句老给我们听到的次数太多了，曰：性格既命运。这句老话因为 被重复的次数太多差一点骗了我，写完了这部小说，我想说命运才是性格，这个结论是 狰狞的，东方式的，它决定了人的从动性，它决定了汉语作为被动语态的妥协功能。
毕飞宇的这一看法，使我们想起了悲剧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尽管人物性格 在近代悲剧中越来越重要，但导致悲剧结局的决定性力量往往不是性格本身，而是原始 形式或变化了的形式的命运。”(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109页。)显然，毕飞宇的意见和这种悲剧观念是相通的，这一创作观念，不仅 赋予作家悲天怜人的广阔的情怀，同时，更具有穿透表层生活经验进入到人类命运的深 度与力度。正如以上所分析的，小说中的三位女性，既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牺牲者，更 是个人悲剧的制造者。但是，依据作者的这种文学观念，她们不应对个人的悲剧负主要 责任，因为，在她们背后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深奥莫测的命运力量，她们的一切人性的 缺陷与盲目的行为都受到这一既定命运的安排和播弄。例如，一定的外部环境对女性自 我价值的实现便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玉米、玉秀生活于文革时期，其荒诞、恶 劣的现实境遇为人性的异化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她们这些生 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女子，要想摆脱困境，实现心中的欲望，唯一可以利用的资源就只有 自己的青春与肉体。既想改善生存条件出人头地，又想保持清白之身，心灵上不遭受损 害，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筱燕秋二十年后又有了重返舞台的机遇，但可悲 的是，艺术已进入与金钱联姻的商业化时代，因此，筱燕秋个人的苦难中，却分明折射 出艺术在这个时代中所富有的悲剧色彩。又例如，作为酿成女性生活悲剧的内在基因— —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管是社会属性还是自然属性，均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积淀。其中， 诸如对权力崇拜意识、男尊女卑观念，伦理道德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产物，并且， 这一切又全部转化为女性的自觉的价值认同，成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至于虚荣心，嫉妒心理更是人类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尽 管人类在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中取得伟大的进展。但是，对于人性中自身的精神病态却无 能为力。出于对女性的关爱，作家从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中发掘出女性在文化心理上 所存在的严重的精神痼疾。表现出毕飞宇不但从现实的层面关注她们的生存，而且，更 进一步从生命本体倾注着对女性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