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有两种偷盗儿童的传说和“水浒传”_水浒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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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水浒传》成书于明嘉靖初年,此说遭到一些学者质疑。不过,这些驳论,我以为并没有能够推翻掉我据以立论的证据。问题由争论而展开和深化,总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讨论至此,我想回过头来考察一下质疑者所坚持的《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之说,看它到底能不能够成立。

拙文《〈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①曾提出明初朱有燉创作以李逵、鲁智深为主角的杂剧,但他却不知道有《水浒传》存在;假设当时已有《水浒传》,他应当是有条件知道的人。由是质疑明初就有《水浒传》之说。由于该文主要是要论证《水浒传》成书在嘉靖初年,故对于这个观点没有详加申说;现在既然讨论“元末明初”说的问题,就有必要加以讨论了。

朱有燉(1379-1439)是明初一位著名的杂剧家,一生所作杂剧,据《百川书志》著录有三十一种,全部流传下来。其中二种,一写李逵,一写鲁智深,朱有燉称它们以及元杂剧同类题材的作品为“偷儿传奇”。他在杂剧《豹子和尚自还俗》(以下简称《自还俗》)之《引》中说:“暇日观元之文人有制偷儿传奇者,其间形容模写,曲尽其态,此亦以文为戏,发其胸中之藻思也。予乃效其体格,亦制偷儿传奇一帙,名之曰《豹子和尚自还俗》。”②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以下简称《仗义疏财》)之《引》也说:“予乃戏作偷儿传奇一帙,使伶人搬演歌唱,观其轻健骁捷之势,以取欢笑。”③我们今天通常把元代以来搬演宋江等人的戏剧称为“水浒戏”,这是由小说《水浒传》而命名,但朱有燉当时并不知道后来还有一部《水浒传》,在这位王爷看来,宋江三十六人都是盗贼,不过这些“下愚无赖之徒,尚能知仁义忠顺之一端耳”④,故将他们搬上舞台,称为“偷儿传奇”。本文舍弃流行的“水浒戏”之称,采用作者朱有燉自取之名,其中除了有尊重作者本意之外,还有还原历史之意,不要误以为元人和明初人已有“水浒”概念。

朱有燉和他的二种“偷儿传奇”的思想艺术得失以及它们在戏剧史上的地位,不在本文讨论主题之内;本文只是以它们为历史坐标,来考察明初是否真有《水浒传》的存在。

有人据《仗义疏财》万历间脉望馆钞校本第一折宋江上场的一段说白,证明朱有燉已经知道宋江的队伍不再只有三十六人,而是一百零八人,他自述上山始末与《水浒传》所写完全相同,其对梁山泊的描叙,与《水浒传》第七十八回入话赋十分近似,能说《水浒传》在明初没有成书吗?脉望馆钞校本的这段说白节录如下:

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名顺天呼保义。某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匪妓阎婆惜,被巡军拿某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营。路打梁山过,有某八拜交的晁盖哥哥,知某有难,引半垓来小偻罗下山救某,将监押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把交椅。晁盖哥哥因打曾头市身亡之后,众弟兄让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偻罗,啸聚在此八百里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播天庭,三十六员英勇将。

倘若未有燉的《仗义疏财》真有这样一段文字,确实可以证明他已经读过《水浒传》。但遗憾得很,这段文字在宣德年间周王府的自刻本上根本就没有。周王府自刻本不但没有这段文字,而且全剧也没有分成四折,自刻本后一段受张叔夜招安平方腊的剧情也被脉望馆钞校本删去,换上第四折捉拿赵都巡。不但剧情改动,连角色也改,原本是燕青化装成媒婆配合李逵,改成女将一丈青扮媒婆。

杂剧在演出中被一改再改,是很正常的事情。元代高文秀的杂剧《黑旋风双献功》和无名氏杂剧《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的宋江开场白也都有这样几乎相同的文字,难道它们是元代就有的吗?当然不是,这些文字也都见于万历脉望馆钞校本,《黑旋风双献功》还见于万历臧懋循《元曲选》,总之它们都是明代万历间舞台演出本改订成书的,掺进了当时正在流行的小说《水浒传》的东西,绝对不可以当作是纯粹的元代和明初文献,不加辨析地引用来作为创作时间的证据。

《仗义疏财》小引说,“《宣和遗事》记宋江一伙之事甚详”,也就是说,朱有燉当时所能看到的记载宋江一伙的最为详尽的文献,只是《宣和遗事》。如果他知道小说《水浒传》,话就不能这样说了。这的确是实情。《仗义疏财》和《自还俗》虽然只是演述李逵、鲁智深,但剧中的宾白和唱词,仍反映了宋江一伙的大体情况,而这些情况的叙述,就是依据《宣和遗事》。

《宣和遗事》记宋江一伙是宋江加三十六人,实际上是三十七人,人数和具体姓名绰号与南宋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略为有异。这是《宣和遗事》的特征之一。《自还俗》叙宋江派李逵下山去召回脱离梁山出家做和尚的鲁智深,宋江上场就说:梁山三十六人,缺了鲁智深一名,违背了“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的誓愿,一定要劝鲁智深还俗回山。宋江将三十五人名单念了一遍,云:

第一名智多星吴加亮,第二名铁大王晁盖,第三名玉麒麟李义,第四名青面兽杨志,第五名混江龙李海,第六名黑旋风李逵,第七名九纹龙史进,第八名入云龙公孙胜,第九名浪里白跳张顺,第十名活阎王阮小七,第十一名霹雳火秦明,第十二名立太岁阮小五,第十三名莽二郎阮进,第十四名大刀关必胜,第十五名豹子头林冲,第十六名小旋风柴俊,第十七名金枪手徐宁,第十八名扑天鹏李应,第十九名赤发鬼刘唐,第二十名一直撞董平,第二十一名插翅虎雷横,第二十二名美髯公朱彤,第二十三名神行太保戴宗,第二十四名赛关索王雄,第二十五名病尉迟孙立,第二十六名小李广花荣,第二十七名没羽箭张青,第二十八名没遮拦穆横,第二十九名浪子燕青,第三十名铁鞭呼延绰,第三十一名急先锋索超,第三十二名行者武松,第三十三名拼命二郎石秀,第三十四名火船攻张岑,第三十五名摸着云杜千。

此三十五人,加上花和尚鲁智深便是三十六人,宋江不在三十六人之中。这个名单与《宣和遗事》完全相同,只是个别人的绰号名字有个别字的差异,如“莽二郎阮进”、“玉麒麟李义”、“铁大王晁盖”,在《宣和遗事》今存版本中作“短命二郎阮进”、“玉麒麟李进义”、“铁天王晁盖”。

这份名单与《水浒传》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三十六人与一百零八人的总数相差很大,而且其中一些人物的姓名绰号有差异,如“玉麒麟李义”、“混江龙李海”、“莽二郎阮进”、“赛关索王雄”、“火船攻张岑”,在《水浒传》中是玉麒麟卢俊义、混江龙李俊、立地太岁阮小二、病关索扬雄、船火儿张横。从前者变成后者,决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中间应当有一个演变过程,只是我们还缺乏材料来显现这个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到晁盖在三十六人之中,排名在智多星吴加亮之后,只能算是梁山的第三号人物。这与《水浒传》情节相去甚远。《水浒传》写宋江在江湖上享有盛名,但梁山事业是由晁盖开创的。晁盖与吴用、公孙胜等人聚义,智取生辰纲,上梁山火并王伦,才有了梁山的局面。宋江拖延了许久,被逼得无路可走,才上了梁山,直到晁盖死后,方坐上第一把交椅。朱有燉把宋江排在三十六人之上的领袖位置,晁盖在三十六人之中虽排名靠前,但论地位却根本无法与宋江相比,这说明朱有燉没有见过《水浒传》,他所读到和听到的宋江一伙故事要比《水浒传》原始得多。

此外,二种“偷儿传奇”的二位主角鲁智深和李逵,无论出身经历,还是气质性格,都与《水浒传》的鲁智深、李逵大相径庭,差距不能以道里计。

《自还俗》鲁智深上场自报家门,道:

贫僧姓鲁,俗名智深,原是南阳广慧寺僧人, 因幼年戒行不精,被师嗔责,还俗为民。跟着宋江哥哥,在梁山泊内落草为寇。带着我亲母,如今年老,朝夕奉侍。 自去年被我哥哥宋江打了我四十大棍,我受不得这一口气,走来这清溪港清静寺内,出家做个和尚。看了这修行办道的人,不强如那做贼的也呵!

“偷儿传奇”的鲁智深,俗名就叫智深,而不叫单名“达”。幼年为南阳(今属河南省)僧人,既没有在渭州经略府做过提辖,出家之地与五台山也相距甚远。他是还俗后才到梁山泊落草,因擅杀无辜被宋江责罚,心中不平,脱离梁山队伍,再次出家在清静寺做了和尚。这与《水浒传》中有菩萨心肠的鲁达鲁智深,判若两人。朱有燉还写鲁智深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与《水浒传》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鲁智深大不相同。

众所周知,鲁智深是《水浒传》中极为活跃、也深受读者喜爱的人物,他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和桃花村、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野猪林救林冲,等等,无私无畏,疾恶如仇,行侠仗义,有勇有谋,朱有燉若看过《水浒传》,当不会如此糟蹋鲁智深。

朱有燉写作《自还俗》所能依据的资料十分有限,大体上应当是想象虚拟的成分居多。《宣和遗事》天书著录三十六人名单中有鲁智深,涉及他的文字仅有一段云:“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李横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其呼延绰却带领得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宋江为寇。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三人来后,恰好是三十六人数足。”⑤鲁智深上来了梁山,才补足了三十六人之数。《自还俗》叙宋江派李逵下山劝导鲁眢深回山,以足三十六人之数,依据的就是这一段文字。元杂剧《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今存万历脉望馆钞校本。按其题目,鲁智深当是全剧主角,但脉望馆钞校本第一折主角是扬雄,第二折、第三折主角是李逵,第四折才轮到鲁智深,不合常理;就其情节看,刘庆甫夫妇和强占庆甫妻的蔡衙内贯穿全剧,几个正末在各折中各自起讫,也不合常理。看来这个万历钞校本距离元代面貌大概已相当遥远了。而朱有燉看到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本子可能是原本或者是接近原本的本子,他的《自还俗》中鲁智深有一段唱词道:“你道我年纪大,我道是胆气刚。我也曾黄花峪大闹把强人挡,也曾共黑旋风夜劫把猱儿丧,也曾共赤发鬼悄地把金钗飏。”按万历脉望馆钞校本《鲁智深喜赏黄花峪》虽有重阳节下山赏红叶黄花之说,但鲁智深打蔡衙内是在云岩寺,且无赏秋情节,与黄花峪毫无关涉,“我也曾黄花峪大闹把强人挡”,当是该剧原本的情节。至于与黑旋风李逵以及赤发鬼刘唐共干的勾当,也都找不到元杂剧的出处,但应该是有出处的,只不过剧本已佚亡了。朱有燉写《自还俗》虽是“戏作”,但也不是毫无依傍,他吸纳了《宣和遗事》和元杂剧的一些元素。

“偷儿传奇”的另一种《黑旋风仗义疏财》,叙李逵奉宋江之命,往东平府籴粮一百余担,五辆大车往回拉,途中遇见赵都巡以李老头欠官粮五十担为由,要霸占李老头的女儿李千娇。李逵拨出五十担粮替李老头还账,赵都巡仍然强夺李千娇而去。李逵上山复命,宋江再派李逵去营救被害父女。李逵与燕青搭档,一扮新娘,一扮媒婆。扮新娘的李逵在洞房里把赵都巡打得皮开肉绽,捆绑起来,连同他搜刮百姓的钱财,一并交与官府严办。救得李老头父女之后,李逵三十六人受了张叔夜招安,一举剿灭了方腊。

与《自还俗》一样,此剧也是朱有燉“戏作”,同样也是有所依傍。剧中李逵听到宋江要派他下山执行任务,他心中猜测是何任务,唱道:

【红绣鞋】莫不是出水寨与人争竞,莫不是下梁山打探民情,莫不是有冤屈告状要分明,莫不是方腊贼来作耗,莫不是蔡太师忒胡行,莫不是大金家侵界境?

【幺】莫不是护俺那宋官家去李师师家游幸,莫不是护俺那宋官家上元驿里私行,莫不是护俺

宋官家黑楼子上听弹筝,莫不是护俺宋官家赵玄奴家开小说、杨太尉家按新声?

这李逵猜测的种种任务,应当都是当时流传的关于宋江三十六人传说中的故事。这里提到梁山的三个对头,第一是方腊,第二是蔡太师,第三是大金家。《宣和遗事》记有“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⑥,也记有“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⑦。至于“大金家”,《宣和遗事》无载,但若按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一再提及太行山来推测,南宋以来传说宋江一伙的故事中应当有抗金的内容,朱有燉曲词中证实了梁山好汉曾经与金人作战,而决非后来《水浒传》写的与辽人作战。请注意,这里李逵想到要对付的仇人是蔡太师,而不是高俅。《宣和遗事》写了高俅,但他不过是奉承宋徽宗(宋官家)私离宫禁游乐的佞臣,与宋江三十六人没有一点过节。值得玩味的是,明初传说中的宋江等人还曾做过护卫宋徽宗游幸的保镖,像《自还俗》中李逵提及的去李师师家幽会,上元驿里私行,到黑楼子听弹筝,到赵玄奴家开小说、杨太尉家按新声,这些故事曾在戏曲说唱何种作品中演述过,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故事不是朱有燉向壁虚构,它们在当时应当广为流传,为人熟知,所以朱有燉才会这样在唱词中不经意地写了出来。

综上所述,朱有燉编写二种“偷儿传奇”,所依据的资料只是《宣和遗事》、元杂剧和元末明初的宋江一伙传说,其人物故事比《水浒传》要原始粗糙得多。朱有燉没有见到过百卷本小说《水浒传》。这一点,我以为是无可争议的。

朱有燉不知道《水浒传》,是不是等于说《水浒传》在明初就不存在呢?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地划等号。这需要具体分析:以朱有燉的身份,以朱有燉的交游,假设当时有《水浒传》抄本存在,他不知道的可能性有多大?

朱有燉生于洪武十二年(1379),卒于正统四年(1439)。他去世那一年,明朝立国已超过七十年。朱有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的长子,朱是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兄弟。洪熙元年(1425)朱去世,朱有燉袭封,谥号周宪王,故后世称朱有燉为周宪王。朱有燉出生在凤阳,三岁时随父由凤阳至河南开封就藩,十八岁时曾率河南都司精锐巡逻北平关隘,二十岁时为父顶罪,被发往云南。四年后,朱棣“靖难”成功即帝位,朱有燉方回到南京,次年返回开封。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迁都北京,朱有燉一生中多次往返南京、北京,而主要生活在藩府所在地河南开封。

明初政治斗争十分激烈,“靖难”前后,皇位争夺之残酷血腥,令人触目惊心。朱有燉深知政治的可怕,于是把自己的身心都倾注在文化上。他好文辞,擅书画,尤谙音律,其杂剧享有盛誉。又孜孜于古书图籍的访求,是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周府藏书始于朱,建有东书堂藏书楼,至朱六世孙朱睦(1517-1586),藏书已富甲天下。清阮葵生《茶余客话》称“明代藏书,周晋二府”,周府即指朱一系,晋府是朱元璋第三子朱枫之太原晋王府。朱有燉一生密切关注散存于四方民间图籍,像《水浒传》这样精采的百卷大书,无论是稿本还是钞本,假若存在的话,很难不被他发现。况且朱有燉又是一位喜欢宋江故事的戏曲家,他所创作的杂剧,不只是在内府演出,也传至民间,钱谦益说他“制《诚斋乐府传奇》若干种,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东京梦华之感,可胜道哉!”⑧朱有燉一生创作杂剧三十一种,这些杂剧流传至今,除周王府自刻本外,还有嘉靖年间《杂剧十段锦》收有八种,万历年间《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收有二十种,等等,多种版本,各版本曲词文字并不完全相同,反映了朱有燉杂剧在明代长期演出中的变异。这说明朱有燉杂剧并不是封闭在内府,它们在民间多有演出。《自还俗》和《仗义疏财》搬演宋江三十六人的戏传至四方,假若有百卷本《水浒传》存在,其信息也当有所反馈,朱有燉岂能懵然不知?

朱有燉贵为藩王,又热衷于诗文书画戏曲,接触的士人不少,其中值得一说的有两位小说家:瞿佑和李昌祺。

《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1347-1433),钱塘人。生在元末,元亡时(1368)二十二岁,此后在明朝生活了六十多年,卒于宣德八年(1433)。瞿佑早年生活在钱塘(今属杭州)一带,与杭州、苏州地区的许多文士过往甚密,这方面的情况都记录在他的《归田诗话》中。他的小说《剪灯新话》成书在洪武十一年(1378)。《百川书志》著录《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同时,同乡人写作的这部《水浒传》假若在元末明初存在的话,并非孤陋寡闻的小说家瞿佑不知道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以为这种可能性极小。瞿佑于永乐元年(1403)擢周藩王府右长史,任职六年之久,瞿佑擅长书画,周藩王府世子朱有燉的书画造诣,与瞿佑师教有关,二人的关系甚为密切。倘若瞿佑知道《水浒传》,朱有燉不可能不知。

《剪灯余话》的作者李昌祺(1376-1452),江西庐陵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从洪熙元年(1425)到正统四年(1439)任河南布政使达十五年之久。藩国在河南辖区的朱有燉与李昌祺交往甚多。正统四年朱有燉去世后,李昌祺追怀亡友的《题牡丹图》诗云:“平生同有爱花心,每到开时辄共吟。垂老凄凉空见画,人间何处觅知音?”《牡丹图》是朱有燉画作,诗中透露,每到牡丹盛开时,就有李昌祺与朱有燉共赏牡丹之会。朱有燉不但爱花,而且工于画花,李昌祺还曾为他画的牡丹图、芍药图题诗,如《题宪王所作并头牡丹图》、《题一杆三萼芍药画诗》等等,这些作品均见于李昌祺《运甓漫稿》。朱有燉作二种“偷儿传奇”在宣德八年(1433),李昌祺正在河南布政使任上,看来朱有燉没有从李昌祺那里获知有关《水浒传》的信息。

李昌祺虽不像瞿佑那样是钱塘人,但他有一段经历却是瞿佑所没有的。他永乐二年(1404)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旋即参与纂修《永乐大典》的工作。钱习礼《河南布政使李公墓碑铭》记曰:“会修《永乐大典》,礼部奉诏选中外文学士以备纂修,公在选中,例凡经传子史,下及稗官小说,悉在收录,与同事者僻书疑事有所未通,质之于公,多以实归,推其该博,精力倍人。辰入酉出,编摩不少懈。退复以其余力发为诗文,应人之求者,皆典瞻非苟作,隐然声闻馆阁。”⑨《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永乐元年(1403),永乐皇帝朱棣明确指示,要将天下现存之书,不要较其价值,一概囊括。“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事,编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再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⑩他召礼部尚书郑赐,令他择派懂书之人四出购求遗书,“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11)。这与清乾隆皇帝下旨编纂《四库全书》,对所有书籍作出价值评判并别有毁书、删书之考量完全不同。《永乐大典》于永乐五年(1407)竣工,全书22211卷,总字数超过3.7亿。今存于全世界各公私图书馆的残本仅800卷,占原书总量的百分之三强。该书是无书不收,卷五千二百四十四就收有白话小说《薛仁贵征辽事略》,可证永乐皇帝的“书籍不可较价值”的指示是落到实处的,荒诞不经的小说,也都保持原貌,照单全收。当时《水浒传》若存在,决不可能漏网。《永乐大典》虽然绝大部分散佚了,但可以肯定,其中没有辑录《水浒传》。因为参与编纂工作、而且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李昌祺不知道《水浒传》。李昌祺如果知道《水浒传》,岂有不知会既有藏书之好、又自创杂剧的好友朱有燉,让朱有燉写出如此稚拙的李逵和鲁智深的故事?

《水浒传》不是那种冷僻生涩、一般人不感兴趣的书,也不是淫秽污烂、难以示人和令人不齿的书,它是一部雅俗共赏、可读性非常强的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本来就是民间流传经久不衰的话题,具有鲜明的大众性。若元末明初真的已然存在,不大可能藏在私人书箧一百五十年不为人知。《百川书志》著录它“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就是说,《水浒传》并非藏在私室、仅作者一人所知,当时流传的本子也不只一种,所以才称罗贯中据以修订的这个本子,是“施耐庵的本”。《水浒传》既已被他人所知,就不可能长期保密。历史上《金瓶梅》、《红楼梦》都有短时的抄本流传阶段,即使在抄本流传阶段,圈子中的文人也是津津乐道的,总有文字记载了它们存在的痕迹。主张“元末明初成书说”的学者,却举不出一条元末明初人记录《水浒传》其书的材料,甚至举不出嘉靖以前的任何记载文字。应当说,朱有燉是明初最有条件得知《水浒传》的人物之一,但他却毫无所知。

我以为明初已有《水浒传》的说法,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臆说。

如上所论,朱有燉的二种“偷儿传奇”利用的是《宣和遗事》、元杂剧和民间传说所提供的资料,朱有燉绝对没有看见过《水浒传》。换一个位置思考,《水浒传》的作者也是在前人所提供的资料基础上进行创作的,那么他见到过朱有燉的“偷儿传奇”吗?如果《水浒传》吸纳了朱有燉“偷儿传奇”的东西,那就证明《水浒传》成书肯定在朱有燉创作二种“偷儿传奇”的宣德八年(1433)之后,“元末明初成书说”也就完全不能成立了。

《水浒传》采纳前人成果是富于创造性的,不是抄袭和照搬,也不是各种材料的拼合百衲,而是在一个总体艺术构思下加以吸纳,将旧有的材料和元素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体。它对前人成果的采纳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是把已有故事梗概拿来敷演、扩充和细化,如《宣和遗事》所记杨志卖刀、晁盖等人劫取蔡京生辰担、宋江杀阎婆惜、征方腊等等,都只有几句话,甚至一句话,犹如一个标题、一个提纲,但《水浒传》拿过来,铺陈开去,演绎成一回或数回有声有色的情节,人物和故事框架没变,但腐朽已化为神奇;二是接受原有故事的模式,人物姓氏被改易了,但情节模式继承了下来。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同乐院燕青博鱼》、《大妇小妻还牢末》、《争报恩三虎下山》都是演述一位妻子与管家、衙内、司吏有私情,奸夫淫妇合谋陷害其丈夫,致使丈夫关进大牢,最后都是梁山好汉救出丈夫,惩办了奸夫淫妇。这种情节模式被《水浒传》采用来描述卢俊义的家庭悲剧,卢俊义的妻子与管家私通,宋江正是利用这一矛盾将卢俊义“逼”上梁山。这卢俊义上梁山,又加入了元杂剧《梁山五虎大劫牢》韩伯龙的情节模式。

那么,《水浒传》有没有采纳朱有燉杂剧的东西呢?有的。朱有燉的《仗义疏财》的情节模式即被《水浒传》采纳了。

《仗义疏财》演述贪官赵都巡要霸占民女为妻,宋江派李逵下山营救,李逵却以一种极富喜剧性的方式完成了使命。这位力大无穷的粗黑汉子偏要假扮成娇小的新娘,在温馨的洞房里大展拳脚,将志得意满的新郎打成一摊烂泥。李逵顶着鲜红的新娘盖头,下轿来,进洞房,打新郎,那一段唱,令人忍俊不禁:

【正宫端正好】搽画得我颊腮红,收束得我腰身细,学婆娘苫眼铺眉。下轿来一跳有十石力,忍不住英豪气。

【滚绣毽】扮做个妇女每,跟定个豹子媒,那里取画堂春一团娇媚。我从来不惯吃裙带上衣食,你看我撇道儿勾一尺,爪老儿墨定黑,把盖头遮了我一扑丛髭,那里取倾城色玉骨冰肌。恰便似三门前娶得金刚女,本是个梁山寨生成的豹子妻,知他是甚娘乔为。

【倘秀才】拜堂时险忘了婆娘的礼体,合卺处改不了村沙样势。他将个笑脸儿迎我怒面皮,不曾见这色情紧。泼东西,是甚道理。

【滚绣毬】不付能入绣帏,他又早脱了衣。听不得他滥淫声痛怜轻惜,便守亲呵,也要个撒帐官媒。你道是就这里,要见喜,你来你来,我和你房门外调一回把戏,忍的我浑身上热汗淋漓。[媒揭盖头了]你见了黑爹爹忙提秋水刀三尺。休想是娇姐姐细看春风玉一围,你后悔应迟。

【叨叨令】则我这做娘子的脱下了罗衣袂,做媒人的丢调了油髻,将那伙守亲来的唬的他呆痴着立。则你这做新郎的显不得帽儿光光地,俺向前去打这厮也么哥,打这厮也么哥,打这厮害穷民倚仗看官威势。

【伴读书】你你你到这里休回避,我我我不按住心头气。打的他肉绽皮开无丝力,打的他慌忙哀告伏在田地,打的他口声声叫道知情罪。他他他可扑的跪在阶畿。

【笑和尚】打的他软兀刺难挣起,打的他俏没促无支对,打的他手脚弯跧如昏睡。俺俺俺打的他歪了嘴,俺俺俺打的他绽了皮。来来来绑缚了与他那滥令史做一个傍州例。

李逵是元代杂剧舞台上十分活跃的角色,朱有燉袭用了过往舞台上的李逵形貌性格,自出机杼,编创了这样一个喜剧故事。他在《仗义疏财》的《引》中说,他编这出“偷儿传奇”,“使伶人搬演歌唱,观其轻健骁捷之势,以取欢笑,虽为佐樽而设,然亦习使人知彼下愚无赖之徒,尚能知仁义忠顺之一端,世之君子,忍能违一毫于仁义忠顺耶”。

《仗义疏财》情节有几个重要元素,一是恶人强娶民女,二是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是粗黑好汉扮做娇小新娘,四是帽儿光光、衣衫窄窄的娇客新郎在洞房里吃了一顿毒打。请看《水浒传》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桃花山头领小霸王周通欲强娶桃花村刘太公之女,路过此村的鲁智深闻之拔刀相助,他且不上山去教训周通,却扮做新娘在洞房里坐等上门的新郎,在洞房里把兴致冲冲的周通着实痛打了一顿。这回情节,主角是鲁智深,不再是李逵,强人是周通,不再是赵都巡,但情节模式、四个元素和喜剧风格则与《仗义疏财》完全相同,它从朱有燉杂剧蜕变而来的痕迹分明可辨。

《水浒传》的作者之所以用鲁智深置换李逵,是出于对《水浒传》人物性格设计的通盘考虑。《水浒传》中两个莽汉鲁智深和李逵,虽都属于憨直、刚烈一类,但李逵鲁莽有余,而鲁智深却粗中有细,其精神境界之高,更非李逵这类稚拙莽汉所能企及。鲁智深可以独立执行艰难使命,李逵却只能在他人领导下行事,若单独行事,往往会弄得局面难以收拾。《水浒传》的作者让鲁智深而不是李逵扮新娘惩罚强娶民女的山大王,是人物性格整体设计所决定的。

朱有燉将扮新娘的角色派给李逵,依据的是元杂剧中李逵的一贯性格。元杂剧中的李逵,淳朴、刚直、疾恶如仇,形体黧黑强壮,但粗中有细,颇有机智、风雅的一面。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第二折李逵见二月春光明媚,兴致勃勃地赏玩一番,其脉望馆钞校本之李逵唱词曰:“柳絮飞花,乱红飘叶,纷纷谢。莺燕调舌。此景堪游冶。”(12)其风雅不让文人墨客。元杂剧中的李逵是一位独行侠,凭他的机智和勇武,扶危济困、锄奸除霸,实现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抱负。《黑旋风双献功》他扮成呆后生进监牢送饭,又扮成祗候人送酒白衙内,《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他扮成货郎去救李幼奴。朱有燉之构思李逵扮成新娘,完全符合元杂剧李逵的行为惯性,李逵痛打赵都巡之后,将赵家金银搜出并不掠走,而是封存以待官府查处,这些举动也完全符合元杂剧李逵的一贯作风,却显然不能加在《水浒传》的李逵身上。

《水浒传》的李逵则不同于元杂剧的李逵,他行事鲁莽,毫无机心,不可能独自设计去扮成新娘,耐心地在销金帐里坐等强人的到来。若还是让李逵去做,恐怕他必定是提了两把板斧一路砍上山去,痛快地解决问题。这种粗中有细的活儿,由《水浒传》的鲁智深去担当却非常合适。《水浒传》的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明知其已死,却大声嚷嚷说他诈死,以赢得从容撤出现场的时间,而在教训镇关西之前他先安排卖唱的金老儿父女离开是非之地,也是思虑得极为周全稳妥的。他大闹野猪林,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林冲,那也是细心侦察和谋划的结果。他见有官人寻押送公人到酒店密谈,就怀疑高俅要在押送途中害死林冲,于是一路尾随,并料定他们要在那荒野的林子里下手,便事先埋伏下来。显然《水浒传》作者笔下的鲁智深已全然不是元杂剧和明初朱有燉杂剧中的鲁智深,他是作者精心塑造的最具菩萨心肠的脸黑心细的英雄好汉。《水浒传》把朱有燉杂剧中李逵的义举移植在鲁智深身上,与全书所写鲁智深性格是完全统一的。

朱有燉的《仗义疏财》和《水浒传》的“花和尚大闹桃花村”,情节模式相同,就是抛开“朱有燉没有见过《水浒传》”这个前提,单就文论文,《仗义疏财》在前,《水浒传》在后,其前后演化痕迹也是分明可见的。由此而可以断言:《水浒传》作者读过朱有燉的二种“偷儿传奇”。20世纪30年代,胡适从嘉靖年间编刊的《杂剧十段锦》中读到朱有燉的二种“偷儿传奇”,尽管这个版本文字已与周王府自刻本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胡适还是从文学的意境和技术角度断定,“从文学进化的观点看起来,这部《水浒传》,这个施耐庵,应该产生在周宪王(朱有燉)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间”(13)。胡适的《水浒传考证》有一个明显的失误,那就是假设明初有一个百回本,明中叶有一个改本为七十回,后来又有人用七十回本来删改百回本的原本,遂成一种新百回本。胡适在当时做研究的时候,还见不到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各种繁本简本,作出误判可以理解,但正如马幼垣所说,“预设观念式的版本研究是相当危险的”(14),胡适没有任何根据,却大胆假设明初有一个原始的、与今不同的百回本,这就把他的《水浒传》产生在朱有燉杂剧之后的观点给模糊和淹没了,同时也妨碍了他循着这个观点深入研究下去。这一点回顾起来是很令人惋惜的。

注释:

①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后收入辜美高、黄霖主编《明代小说面面观》(明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②③二种杂剧引文,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宣德间周王府自刻本,下不再注。

④《黑旋风仗义疏财》之《引》。

⑤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⑥⑦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集》,第306页;第303页。

⑧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⑨《明名臣琬琰录》卷二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二一一传记类”,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53册,第265页。

⑩《明太宗实录》卷二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六册,第393页。

(1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

(12)转引自傅惜华等编《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3)胡适《水浒传考证》,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47页。

(14)马幼垣《〈宣和遗事〉中水浒故事考释》,见《水浒二论》,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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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有两种偷盗儿童的传说和“水浒传”_水浒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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