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心的北移与南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中心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近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晚清到20年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京，但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却一会儿在北京，一会儿在上海，发生过几次大的移动。具体地说就是在晚清先从北京移到上海，“五四”文学革命时又从上海移到北京，二三十年代再从北京移到上海。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就发生如此频繁的文化中心转移，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们到底是怎样移动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几次移动？这便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
中国古代由于是大一统的专制社会，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基本上是重合的。例如唐代的政治中心在长安，文化中心也在长安。北宋的政治中心在汴梁，文化中心也在汴梁。元代的政治中心在大都，文化中心也在大都。他们的首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不存在二者的分离。
然而在晚清时期，中国却发生了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现象。由于华洋合居的租界在上海的出现，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条件，近代报刊业、出版业在上海有了较大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北京。上海的文化事业，也就迅猛地发展起来。于是，北京当时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则可以算是文化中心，因为它领导了当时中国的文化建设。当时全国近代文学期刊和以文学为主的期刊共有90种，其中上海出版的有75种，占总数的83.3%。《马关条约》之前全国文学期刊只有5种，全部都在上海出版，上海占全国总数的100%。《马关条件》签订后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全国文学期刊共有26种，其中第二年移到上海出版的《新小说》不算，上海出版的有15种，至少占总数的57.7%，民初出版的文学期刊有59种，其中上海出版的有55种，占全国总数的93.2%。晚清出版的创作小说加上翻译小说共计约1207种，其中上海出版的总数为884种，至少占全国总数的73.2%。 民初小说由于缺乏详备的总目录，统计只能暂付阙如，但可以估计上海所占的比重与晚清相比相差不会太多（注：参阅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近代报纸开辟文艺副刊，也是在上海首创的。到近代后期，《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时报》副刊《余兴》、还有《民权报》副刊，都是当时著名的大报文艺副刊，颇有社会影响。无论就订户还是办报质量而论，上海报纸的文艺副刊都在全国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晚清还有一支小报队伍，它们基本上是文学性的，阿英的《晚清小报录》历数27种，全部出版在上海。外地也有文学性报纸如汉口的《扬子江小说日报》等，但是上海占了全国文学性报刊的很大比重，是可以肯定的。
数量统计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质量上的统计。中国近代质量较高、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绝大部分都出版于上海。晚清的《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碎琴楼》，民初的《广陵潮》、《断鸿零雁记》、《玉梨魂》、《孽冤镜》、《雪鸿泪史》、《补过》等小说，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其他一些社会影响较大，质量也较高的小说，也都发表于上海。它们更能显示近代上海文学在全国近代文学中的地位。
事实上，上海近代文学领导了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报章体”文章改变了传统古文的形态，它是在上海首先兴旺起来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传教士的文章。梁启超最早提出变革小说的思想，是发表在上海的《时务报》上，他后来在境外提出“小说界革命”，创办《新小说》。《新小说》的发行一直在上海，第二年编辑部也转到上海。上海小说界热烈响应“小说界革命”，成为这场小说运动的主力。近代的文学“商品化”最初也是在上海盛行，由上海推向全国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作者、读者、文本、语言、文学体裁的形态（注：参阅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正因为上海当时还领导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所以它是当时中国的文学中心。
然而，在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文学中心之后，上海的弱点也充分暴露了。上海与北京相比，北京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都城，集中了大批当时的士大夫精英，是传统文化的中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教育也比较重视。上海则是传统文化比较薄弱的地方，在开埠以前，它在文化上既不如松江，也不如嘉定，更无法与人文荟萃的苏州、常熟相比。正由于传统文化薄弱，上海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时阻力较小，而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帮助壮大了上海的文化实力（注：参阅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上海文化底子薄的状况仍然影响到上海以后的文化发展，其中最重要的薄弱环节，便是对教育不够重视。
其实，上海的近代新式教育起步并不晚，在近代中国还常常处于领先的地位。上海的广方言馆早在1863年就已经创办，只比京师同文馆晚了一年。1850年，英国传教士就在上海创办了英华书院，美国传教士则创办了清心书院、天主教创办了徐汇公学（圣芳济书院）。1874年，由无锡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发起，禀淮南北洋大臣，邀集中西绅商捐资在上海创设格致书院，除延聘西士教习化学、矿学并按期延请中西名人学士讲演格致学理外，还设博物院、藏书楼供学生实习和阅览。1878年，上海张焕纶创办正蒙书院（后改名梅溪学校），分设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歌诗等科。1879年，美国传教士创办了圣约翰书院，按照原先的设想，它是应作为大学建立起来的。1882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又创办了中西书院。就当时的中国近代教育情况看，上海无疑是处在领先地位的，这些学校要比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早好多年。
然而，这些学校也有它的弱点：首先是实用性强，偏重于理工科，而往往忽视了人文学科，即使是文科课程也偏重于文学或法政；其次是招的学生人数很少，教育水平低。一直到1894年，圣约翰书院的注册人数只有6人，到1900年也只有23人。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圣约翰书院只有中等学校的水平（注：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页。）。其他各所学校也大抵如此，招生人数往往最多数十人，实际教育水平只有中等学校的水平。而且教会也带着实用的眼光看待教会学校，着眼点在于培养牧师等传教人士，学校课程有很强的教会色彩。正如卢茨所发现的：教会大学“除中文外，只有数学和宗教开有各种高级课程”，而且“并不重视社会科学”，“一般很少开设选修课和高级课程”（注：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2页。）。尽管在晚清和民初又增加了不少这样的大学，但是总的说来，一直到20年代初，上海依然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一所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大学。
在近代体制下，大学与报刊出版是文化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它与俄罗斯、日本等东方国家一样，新文化的社会基础是以新型学生为主体而不是像英、法那样以市民为主体，大学所起的作用便尤为重要（注：参阅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与新闻出版业相比，大学受到的市场束缚较小，可以比较深入地探索新文化。因此大学往往成为新文化的支撑和堡垒，帮助新文化运动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一所杰出的大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高质量的人才，形成精英文化的市场，带动整个的社会前进；而且大学教师的科研探索也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科学水平，而它在文化上的探索，则往往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精英文化的发展趋向和发展深度。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上海在近代成为文化中心之后，反倒有一种难以为继的感觉。上海的文化发展是市场型的，上海本来就是一个近代商业都市，近代化的报刊出版业促使它在文化上出现空前的繁荣，然而繁荣并不等于深刻。在上海近代的文化发展中，市民的需要日益起着决定性作用，发展到民国初年，大部分报刊和出版物都已经市民化了，肤浅媚俗成为这一阶段文学的主要趋向。不仅是梁启超之类的精英对它不满意（注：参阅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一号。），就连写小说的作家们也对商业化的媚俗倾向不满。王钝根抨击当时的言情小说：“呜呼！其真能言情邪？试一究其内容，则一痴男一怨女外无他人也；一花园一香闺外无他处也；一年届破瓜，一芳龄二八外无他时代也；一携手花前，一并肩月下外无他节候也。如是者一部不已，必且二部，二部不已，必且三部四部五部以至数十部。作者沾沾自喜，读者津津有味。胥不知小说为何物”（注：王钝根：《小说丛刊》序，《小说丛刊》1914年江南印刷厂版。）。张恨水当时也在报刊上批判“新闻小说”：“说也奇怪，不管什么报，却都有新闻的小说，那上头什么夫妻吵嘴呀，家庭析疑呀，都把它编做小说来登，无论如何，那题目却编得奇奇怪怪，格外注入的眼帘，实在呢，哪有这多巧新闻，无非是投稿家笔尖万能罢了。”对这种哗众取宠、猎奇斗怪的新闻小说，张恨水也发现“商品化”负有重要的责任。他认为：只因这几年来，一班忤奴，被小说商弄坏了，若要再不整顿，龙蛇混杂，却扫了我小说界的名誉。早年圣叹想子弟做得好文字，所以把史记左传西厢水浒批给他们读，不料现在人，他倒不理会这些，却去吾爱吾爱，黑幕黑幕，弄出一些不堪入目的小说来。张恨水提出当前小说界头一项使命就是：“和似是而非的小说商宣战。”（注：张恨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连载于1919年的《民国日报》。）但是，用什么东西来反对这些小说呢？他提出的样板是《花月痕》，他对“韦痴珠之傲骨
嶒，韩荷生之潇洒出尘”极为倾倒，要把他们“做读书人的模范去，也还雅俗共赏”。这些小说家感受到小说的堕落，却又无力回天，不知道改变小说面貌的出路在哪里。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嬗变的关键时期，大学作为文化堡垒理应在上海发挥重要作用。可是，民初上海的大学却未曾起到这样的指导作用。这就使得繁荣的上海文学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在市场中随波逐流。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却是孤军奋战。
蔡元培在1916年回到上海时，北京由于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而北洋军阀的政治控制大大缓和。蔡元培被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多数人认为北大腐败，劝他不要去就职，孙中山则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应当让蔡元培去主持教育（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以往学界往往认为蔡元培是接受孙中山的意见北上就职，其实未必。按照蔡元培的思想，教育是应当超出于党派立场超出于政治之上的，他最终选择了到北京大学出任校长，并立志改造这所大学，是因为他看到了大学的作用，而像北京这样具有相当规模、固定经费、师资学生都不错的大学，又是上海所没有的。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校长，又极力劝说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把《新青年》放到北京去办。蔡元培如何劝说陈独秀，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但就北京大学的条件，把它改造成新文化运动堡垒的前景无疑是打动陈独秀的重要原因。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曾经写文章感慨：“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是算盘声、铜钱臭”（注：陈独秀：《三论上海社会》，载《新青年》8卷3号。），从他的这一感慨中，或许可以窥见他当初选择去北大的初衷。上海缺乏像样的大学使得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难于在此实现他们的抱负，于是，文化中心不得不从上海转移。
此时的北京与袁世凯统治时期已经大不相同。袁氏统治时期密探充斥，动辄以言论获罪的情形已经改变。民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的教育次长范源廉此时出任了教育总长，他与蔡元培关系极好，可以放手让蔡元培实现他的改革。事实上，民国建立以后，各省新式教育急剧发展，上海已不占多少优势，到“五四”前夕， 上海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有2万人，北京则有2.5 万人（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6页。）。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 又恢复了它成为文化中心的地位，领导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
然而，北京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又往往与上海有关，他们中有的最初就是由上海培养出来的。蔡元培晚清时就在上海办教育，办报刊。陈独秀晚清时就在上海办过《国民日日报》。胡适是在上海读的中学，并且在中国公学主编过《竞业旬报》。周作人最早的译作与创作《孤儿记》都是在上海出版的。鲁迅在近代与上海的关系较少，他在民初创作的小说《怀旧》是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不过刘半农却是上海培养出来的作家，他早期的文学活动是在上海进行的，大量作品都发表于上海。因此在《新青年》最初的同人中，与上海有关的占了大部分。他们在上海无法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在北大却形成了。他们改革北大，培养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一大批新一代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虽然由北京发起，但上海一直是支持北京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城市。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报纸，当北京新旧思潮激烈交锋、林纾等人站出来攻击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时，上海的报纸声援了北京大学，《民国日报》抨击北京“政府之人物，无一非专制头脑”。《时事新报》鼓励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凡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来日方长，挫折正未有艾。寄语以革新事业为己任者，勿以区区之恫吓而遂气沮也”。《神州日报》则要求广大读者认清形势，这“是新旧思潮的开始决斗。以后彼此决斗的事，尚多着呢”。“我希望我全国青年的脑筋，不要被那般旧派的人迷惑住”。这些有力的支持帮助了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
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上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都是支持的。《新青年》虽然编辑部在北京，但是出版发行却由上海的群益书社负责，陈独秀把北京大学文科的出版物交给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亚东图书馆后来还出版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孟和文存》、《吴虞文录》等新文学家的文集。后来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俞平伯的《冬夜》、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等新文学作品，也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上海的泰东图书局在1919年成立编辑部之后，就改出新文学书刊，它成为创造社的基地，同时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等杂志，还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星空》等以及他的译作《浮士德》、《茵梦湖》；另外还出版了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等。创造社作家的许多作品，都是由泰东图书局出版的。
相比而言，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文学作品，要比上述的出版机构稍晚一些。但由于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和雄厚实力，它一旦支持新文学，其力量远非其他出版社可比。1920年商务印书馆开始革新《小说月报》，用1／3篇幅提倡新文学。1920年11月，张元济与高梦旦到北京，与郑振铎达成协议，《小说月报》改组为新文学刊物，由沈雁冰主编。这份当时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的革新，大大壮大了新文学的声势。
事实上，翻检新文学早期出版物不难发现，上海出版的要占到一半以上，即使是1924年在北京创办的以出版新文学书刊为主的北新书局，1925年也只好迁至上海。其实，当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这两个当时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其出版物都集中到上海时，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恢复了其文学中心的地位。到了北京的作家们无法承受北洋军阀的政治迫害，纷纷南迁之时，上海作为全国文学中心的地位，便愈显突出了。
按照一般的规律，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往往也是其文化中心。在20年代的中国，虽然由于新北大的崛起，文化中心由上海移向北京，与政治中心重合；但由于政治中心的北京是由作为守旧势力的代表北洋军阀来统治，而文化中心则是由反传统的新文化来领导，新旧势力之间必然产生严重冲突，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是对立的，政治势力也就必然要迫害新文化运动，用各种方式来压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官方对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压力一直存在，“五四”之前，陈独秀已经被迫离开了文科学长的位置。林纾抨击新文学时，也呼吁官方给予新文学家以更大的压力。新文学家们已经感到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难于承受，甚至连周作人主张文艺独立的《自己的园地》也遭当局禁绝。不仅是陈独秀在被捕释放后毅然南下上海，将《新青年》又带回上海来办；就连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也曾在“五四”之前提出“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注：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到了1926年，奉系军阀进京后，这种政治迫害又进一步发展为屠杀。他们以“赤化通敌”的罪名先后捕杀了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并且逮捕了《世界日报》的老板成舍我。激进的新文学家纷纷南下，文学中心又回到上海，造成了30年代上海的极度繁荣。但是，即使是在30年代，上海的教育薄弱的状况依然存在。上海的大学始终无法与北京相比，在30年代也始终有北京的“京派”在文化上与上海抗衡。
其实，上海在当时也不是新闻和出版完全自由的地方，“五四”时期，上海的报刊鼓吹宣传“抵制日货”，“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上海的租界当局借口“有害治安”取缔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学联日报》，以莫须有的罪名封禁了《救亡日报》（注：转引自杨瑾争《“五四”时期帝国主义摧残上海进步舆论的史料片断》。）。因此，上海租界当局坚持其反革命立场，但是相对于中国其它城市，它仍是最讲“新闻出版自由”的地方。这一特殊条件加上上海拥有固定闲暇的市民形成的文化市场，决定了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新闻出版基地，促进了上海现代文学的繁荣。
因此，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心在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移动，实际上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在解体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封建专制中心的北京压抑了新文化的发展，新文化的发展不得不依托具有治外法权，清政府管不到的上海租界。上海作为一个与中国传统城市不同的近代型都市，也为新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机制与市场，从而在上海形成了新文化的发展中心，领导了全国的文化变革。但是，作为城市的自身发展，上海自己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不重视大学教育，没有办好一流大学的弱点，也影响到上海作为文化中心的持续发展。这些教训，即使是在今天，也还值得我们牢牢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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